我家很穷，父亲去世时，我母亲才25岁，撇下三个；子，大的7岁，老二5岁，最小的3岁，还有老祖父，全家5口人，只有4分宅地。母亲很坚强，就是几天不吃饭，也不叫声苦。东邻西舍看到我家老少三代无法生活下去，就劝我母亲赶快找个人家，领孩子们改嫁吧。母亲说：“我这一大家子人，嫁给谁也是困难。我逃荒要饭也要把孩子们拉吧大，使他们长大成人。”后来共产来了，领导穷人闹革命，我母亲积极参加，她以要饭为掩护，帮助地下党送信、送文件、送书报，成为地下交通员。她领着孩子跟着干，我祖父到天黑看不到孩子回来，就问大元二元哪？母亲就告诉老人家，你放心吧！你的孩子不会干坏事的。我母亲没有名字，开始大家叫她“大元的娘”，后来都叫她“王大娘”。1942年初，敌人大扫荡，沛滕边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陶力民、刘德功写信叫我母亲装成要饭的，到湖西找上级党的组织，报告沛滕边县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况，要求快派人来。湖西地委派张庆林来任县委书记，当时全县一无所有，张书记先到我家，我家穷，无处安身，我母亲夜间就把张庆林书记送到邻居史传业家的草屋里睡觉。我母亲告诉张书记：“你不用担心，先好好休息一夜，等明天史传业起来，看到家里有个生人，他一定会来找我，我就告诉他你是湖西来的穷人，出来想混口饭吃，工钱了了，能糊口就行。叫这个人先给你家干活，合适就多于些日子，不行咱叫他走。”张书记在史传业家真像穷人出来扛大活的，吃饭时一次拿两张煎饼并卷在一起，卷点咸菜，大口大口地吃，他能吃又能干，不怕脏不怕累，什么农活都会。全村人都认为张书记真是外地人出来卖苦力的，没有一个人怀疑他。
张庆林书记隐蔽在史传业家，上级党和下级组织来人，都化装成各种人物，来南门外夏庄王大娘家找新来的书记，都是王大娘负责接头，有文件、书信王大良收下，有消息王大娘传送，陶力民、张新华、刘德功晚上来王大娘家和张书记碰头研究工作，张书记晚上也和他们一块出去工作，天不明就得回来。张书记白天出去活动时，都以史传业家佣工身份，给主人出去卖粮，卖豆饼，卖布等。他看穷人买的多是豆饼、高粮，买的数量又少，为了了解买方的家庭情况，张书记有意给他缺斤短两，买方看出给的东西少，气得和张书记吵架，甚至把秤杆折断了。张书记就陪礼道歉，再多给一些，问清买方的姓名地址，抽空找上门了解他家中的情况，和他交上朋友后，再对他进行教育。
史传业家是个富裕中农，农闲时，用不起长工，当时地下工作也逐步活动开了，到南门外来住的人和要做的事也多了，王大娘一个人也忙不过来，张书记也不能在史传业家干了，就以作小商贩为掩护开展工作。张书记把妻子刘允菊大婶和孩子接来，住在掩家，没有房子，就把我母亲住的屋和锅屋中间放烧柴的胡同搭起来，外边和上边仍放烧柴，里边铺上湖草，来回从窗户上走，张书记和刘大婶、孩子三口人住在里边，从外边看还是个柴草垛。张书记在我母亲屋里办公，母亲和大婶领着建平负责站岗放哨，接待来往联系的人。张书记出去工作，都以穷苦人的身份，化装成卖鱼的、卖藕的、卖粮的、卖布的，到各区去检查工作。为了活动方便，张书记和史传业认了干亲，史传业只有一个女儿，叫张书记于爹，叫刘大婶干娘。刘大婶以给史传业家做针线为掩护，搞些活动，分散王大娘的目标。
我们村南岗子有个洞，里边是用石头砌的古墓，面积很大，能在里边睡觉开会。张庆林书记和陶力民、张新华、刘德功等经常在里边开会搞活动，我母亲和姐组王凤兰负责送饭送水，在周围割草干农活，站岗放哨，观察日本鬼子和汉奸队的动静，有情况时通知他们，叫他们带着农具分散出去在地里干活，以免敌人怀疑。有一次，张书记正在我母亲屋里和他们一起研究工作，我母亲在外边站岗，看到一小队日本鬼子打着太阳旗走过来了，回来叫他们快搬小桌子和板凳，围坐起来装着打纸牌，张书记说：“在屋里打牌也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咱们就在外边树底下公开打牌，证明我们心里没鬼不怕人，万一发生情况也好应付。”他们几个围着桌子打纸牌，老年人在后边看牌，妇女老婆在旁边做针线活，小孩子在地上玩耍。敌人来到跟前时，看到生活的都很平静，就走开了。我母亲和刘允菊大婶，有任务就带着建平，挎一个篮子或扛一布袋东西，说说笑笑去夏镇街上赶集，或到水火庙逛庙会，在集上经常和日本鬼子，汉奸队碰来碰去，有时看到自己人，也装着不认识，各走各的路，完成任务，卖完东西后回家。我们南门外几个村庄的老百姓，绝大多数人拥护共产党，支持抗日，青年男女在张书记的培养教育下，多数参加军队和其他革命工作，有的户出来两三个，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是军工属。张书记经常派我母亲到其他区去找部队和县区领导人，给他们送信和文件书报。他到下边检查工作时，也叫我母亲陪他一块去，以便作掩护。张书记和我母亲保持经常的联系。送来的文件和信件由母亲转送；有人来找，她告诉可能在那一带活动，有什么消息，由她去报告。
我母亲不仅自己积极为革命工作，她还把三个已拉吧大的孩子都送到革命阵营工作，人了党，为革命事业作贡献。我哥哥王大元，1940年16岁时，送到八路军黄河支队警卫营，1946年在安微省泗洲和国民党的七十四师作战中牺牲。我姐姐王凤兰，是张书记一手培养出来的妇女干部，先在本县做妇女工作，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时北撤，回来后，在滕县任妇联主任。全国解放后到新疆哈蜜市四区任区委书记。我（王风山）1940年13岁时，就到湖西八路军教导四旅当号兵。1944年，张庆林书记的通讯员朱敦士调到临城县九区任区中队长，把我调去给张庆林书记当通讯员，他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关心、照顾，对我的思想、工作、学习和生活都管得无微不至。有一次我俩走在路上，张书记问我：“二元，你认为搞革命苦不苦？”我说：“还是在家好，有母亲照顾，生活随便。”张书记就对我进行阶级教育说：“你家为什么这样穷，地主为什么那么富？主要是因为地主吸劳动人民的血，把劳动人民辛勤劳动一年的劳动果实大部份归他所有，还想各种办法抢占劳动人民的土地，社会财富都变成少数地主所有，所以他们是剥削阶级。地主的孩子吃的好，穿的好，还能上学，他们有权有势，就来欺压劳动人民，使穷苦百姓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一切受剥削阶级的摆布。穷苦人家的孩子，没吃少穿。无钱上学，还得挨打受气。你母亲王大娘过的穷日子，把你们姊妹三人抚养成人容易吗，你还愿意过那种日子吗？要想当家作主人，我们必须推翻压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必须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闹革命才能实现。”张书记联系自己说：“我家比较富裕，上学时受到革命教育，参加了共产党，决心和穷苦人一块闹革命，砸烂f日世界，创立新世界。亲戚朋友都说我自找苦吃，我就是要自找苦吃，我要和穷苦的老少爷们一起闹翻身，使劳苦大众当家作主人，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为了这个目标，我在上海码头工委任书记时，和工人一起扛200多斤重的大包，在农村我和穷苦人一起给地主当长工，打短工，团结群众和地主资产阶级作斗争。抗日战争暴发后，我和人民群众一起打鬼子，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为了打倒日本鬼子，我和乡亲们一起，什么活都干，什么苦都能吃，你也都看到了，我是为的啥？是为了革命，为了实现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的共产主义社会。王大娘为什么要拼死拼活地干，也是为了这个目标。二元，你要好好向你母亲学习。”张书记的这番话，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下定决心，要为推翻三座大山贡献自己的一切。
张庆林书记平易近人，是个没有架子的领导人，他要求下边干的事，他都先带头干。他只要有一点空，就和穷兄弟爷们一块劳动一块谈心，了解下边的情况，有人向他反映问题，或个人有什么困难，他都千方百计想法给以答复，帮助解决。他关心同志胜过关心自己。我是他的通讯员，为了保护他，在这一点上经常和他争吵。有一次，天下大雪，他看到杨万森同志还未穿上棉衣，就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给杨万林同志穿上，他还怕棉袄下边向上透气，又找个带子叫杨万森同志扎上，他个人只穿一条棉裤，上身只有一个单褂子。我气得批评他，你冻病了我们怎么办？他笑笑说：我们两人都能暖和点。后来我母亲给他找个破棉袄穿上。有的同志从山里根据地开会回来，给他捎点栗子，他都拿出来分给同志们吃。他碰到什么事都好管一管。有的老百姓打架，他也要了解情况进行劝说，找人帮助他们解决。我在张书记身边当通讯员，我照顾他没有他管我的多，我发挥不了通讯员的作用，我跟他干了8个月就要求下连队，他不叫我走。我把个人在张书记身边工作的情况告诉母亲，她说：“我本想叫你跟张书记，能比别人更好地照顾他，我也就放心了。没想到是我送给他一个大孩子，叫张书记给我看管着，增加了他的负担。这可不行，明天我去找张书记，叫他赶快换个人。
我母亲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在抗战结束时，我们村被评为抗日模范村，我母亲被评为抗日模范王大娘，受到政府的奖励。解放后，开始组织互助组，她们互助组由3个人发展到几十人，她任组长，从初级合作社发展到高级社，她都带头干，被区、县、省评为劳动模范，受到从中央到地方的奖励。她年老了也不原离开农村，一个人在家过日子，叫子女供养，她从来不向国家伸手要一分钱。子女都去接她和子孙一块过日子，享受天伦之乐，她不肯出来，并说：“我在农村还能有点作用。”她病危时，告诉子女说：“县火葬场已建立很久了，没有人愿意去火葬，我要第一个爬烟筒。”我母亲后来起个名子叫张新怀，大家还是习惯地叫她王大娘，她和张庆林书记一样，是个真正的人民的老黄牛。
1986年1月16日（王凤山：济宁市离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