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21日，日伪军3000余人对微山岛进行合围“扫荡”，我驻岛武装铁道游击大队、微湖大队、运河支队等部与敌激战后，被迫分散突围转移，沛滕边县的抗战形势再度恶化，县委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被迫分散转入隐蔽斗争。5月，县委书记王洪垒在寨子村开会时被叛徒王二狗带领的伪军包围，在突围中不幸牺牲。日伪军到处抓人，党员干部都隐藏起来，各级党组织陷入瘫痪状态，血雨腥风笼罩着沛滕边县。在此险恶危急的情况下，中共湖西地委派张庆林同志来沛滕边县接任县委书记，恢复重建党的工作。张庆林书记有从事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为迅速恢复全县党的工作，他指导党员干部化装各种各样的人去开展工作。那时，张书记常到我家，他比我们夫妇年长十来岁，我们就叫他张大哥，他叫我二妹子，我们是兄妹相称，亲如一家。
张大哥派我丈夫王吉德到八区任区委书记，在沙沟火车站一带搞恢复工作。 占德以卷烟卖烟为职业掩护，到各村了解情况，开展工作。沙沟火车站是津浦铁路上日本鬼子的重要据点，也是咱们八路军从山东到延安的地下交通线的重要关口。这里通不过去，整个交通线就会中断。张大哥特别重视这里的工作。他经常叫我陪他到沙沟去检查工作。我们化装成兄妹，一同走亲戚。我抱着女儿骑着毛驴，张大哥背个包袱，牵着毛驴，向沙沟镇去。一路上通过敌人不少岗哨，都顺利地蒙混过去。到沙沟后，张大哥叫铁道游击队的政委杜季伟派人把我和孩子送到王吉德那里去，张大哥和杜季伟商议研究工作。
第二次去沙沟我们是步行去的。张大哥背着孩子在前面走，我挎着个包袱跟在后边。由于路上不断碰到日本鬼子和汉奸，我们有时停下给敌人让路。有时避开敌人转走叉路，所以当天没能到沙沟。晚上，只好在一个村子找地方住下。我抱着孩子依着墙坐在羊屋草窝里，张大哥到另一个草屋里休息。张大哥出去搞些地瓜，我们煮着吃充饥。怕火光暴露目标，就用席帽子和其他东西遮掩着火。
为了把临城、沙沟一带党的组织整顿好，把两面政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把据点的伪军争取过来为我们办事，张大哥经常亲自去沙沟和王吉德研究工作，我每次都陪张大哥去，曾连续跑了六趟。张大哥领导铁道游击队和八区区委，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沙沟一带党组织全都恢复了，为我所用的两面政权建立起来，并与铁路沿线据点的伪军建立了联系，各村的情报站网也都恢复建立起来，重新打通地下交通线。使敌占区成为我隐蔽的抗日根据地。这年夏天，刘少奇和其他领导同志在我沛滕边党政武装和铁道游击队掩护下，顺利通过津浦线，渡过微山湖。张大哥他们胜利完成了护送任务，因此受到党中央和山东分局的表扬。从此，微山湖地区地下交通线一直保持安全畅通，护送上千名过往的干部，从未出过任何差错。这与张大哥精明领导周密组织是分不开的。
我的家在微湖东岸的新河村，当时沛滕边县委机关就设在我家，张大哥以我家为落脚点，经常到我家来。他住在东屋里，我给他站岗放哨，替他传递书信、文件和报纸。他还把县委的重要文件和书藉交我保存。我把文件放在坛子里，用棉花盖好，上面用个瓦盆扣上，再用油布包上防潮，埋藏在地下。王大娘经常和张大哥一起来我家，取出文件和书信向外送。那时生活困难，有时吃不上饭。张大哥的衣服脏了，我帮他洗。他生活俭朴，衣着破旧，从不讲究吃穿。有时为了化装，我还得帮他四处借衣服。我也常以卖线卖布为掩护，到外村去送文件、书报。有一次碰到日本鬼子和汉奸，敌人用刀在我脖子上比划着，盘问有没有八路，我说不知道。敌人没办法，只好放了我。
有一天，张大哥说：“二妹子，我想叫你到徐州跑一趟，搞联系工作。他叫我挤出一些奶水给他，他用竹棒拈着奶水在一张白纸上写封信交给我，我卷好扎在头发把子里。他还告诉我一些联络暗号，叫陶力民背着孩子，我们一块到徐州，我装成讨饭的，到各家各户去要饭，寻找姓陈的地点。后来我看到一个棚子，很像是指定的地点，当时我想起张大哥告诉我，找到后要在旁边领孩子玩，把地下的土堆成小山，上边插个高梁叶子。我按这个办法做了，没多长时间，就有一个人过来问我，你孩子手里玩的烟盒子，是多少钱一盒的？我答是一角钱一盒。他把我领到屋里，我问他，大兄弟，你姓什么，哪里人，过去干什么？他告诉我是殷庄人，姓殷，过去打短工。我知道是答对了，又问他是谁叫你来的？他说，是姓陈的老板叫我来的。一切都说对了，我才把信交给他。他给我写个收条，我放在夹子窝里，就领着孩子回来了。见到张大哥后，我把条子交给他，他表扬我说：二妹子真了不起，能到徐州胜利完成任务。
张大哥在空闲时经常对我进行抗日救国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教育。表扬我胆大、机智、勇敢，能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他要求我今后要好好学习文化，还送给我一支钢笔和本子，教我认字，告诉我团结起来力量大，叫我先把婶子和几个妯娌们团结好，互相配合，使全家人都能积极支持抗日，共同掩护革命同志。他要求我和左邻右舍搞好关系，带动全村妇女支持抗日。我按张大哥的要求积极去干。如顽军进攻南庄，烧房子和麦草垛，使全村变成一片火海、，我给杨指导员带路一起向前冲。殷庄打仗时，我挎着粪箕子，里边放一把镰刀，装着下坡割草，草下边藏着枪。我领着游击队去打敌人的汽车，打死三个鬼子，其他都逃跑了，那辆破汽车在骆房村放了好几天。我和王大娘的女儿王风兰两人一起到各村工作，还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
张庆林大哥和王吉德在斗争年月建立起来的感情很深厚。吉德在济宁地委任书记时，1973年病得很重，地方医院诊断不清病因，张庆林大哥在北京，找中国科学院医学院士，专门给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看病的医生张孝骞给王吉德会诊。1975年初，王吉德去北京开会，病重住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医院检查的情况，张庆林大哥都请张孝骞大夫看。解放军总医院离西四张大哥的家很远，他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还经常步行几十里路，到医院去看望吉德。吉德病故后，张大哥还去八宝山仪宾馆送行。他对待干部，不管在什么环境下，都是始终关心爱护，对家属和孩子是那样热情帮助，他给每个孩子一支钢笔，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继承父志。办完丧事后，我领着孩子到张庆林大哥家去看望时，使我很惊讶，真没想到，他进北京这么多年，睡的还是一个单人硬板床，上边铺一个很薄又旧的褥子，盖一床旧被子，床头上放一个他经常出去拿着的小破提包。穿着一身1日衣裳。我说他，老庆林大哥，你还是保留战争年代艰苦朴素的本色。当年你到我的穷家时，我用微山湖草给你铺的床，也比你现在的床软和舒服多啦。张庆林大哥一身正气，清正廉洁，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1986年11月21日
本文系种秀铃口述，张建华记录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