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鲁南地区环境恶化，为了保存力量，区党委集合50多名干部，由萧团长带领，到敌占区沛滕边县分散隐蔽，铁道游击队队长刘金山护送我们过了津浦铁路，我和政委杜季伟接上头，在临城火车站附近住下。沛滕边县委书记张庆林同志派他的通讯员朱敦士牵个小黑驴到马步庄来接我。他说：“是张政委叫我来接你。”杜委伟说：“朱敦土同志很可靠。”我化好装和老朱一起走了一天，到了微山湖里。晚上我们坐船到夏镇三孔桥张天刍家x张庆林同志穿着破旧棉袄，头戴旧毡帽，吸着烟，他不坐板凳、椅子，蹲在那里等我。朱敦士同志对我说：“这是张政委。”张庆林同志对我说：“你现在不能见于化琪。”当时我想，我俩结婚后到现在一直没能再见第二次面，他为什么不来看我。张庆林同志给我五元钱，我不要，他说：“这是组织上给你的，今后吃住由组织来安排，你把钱收下吧。”张庆林同志向我介绍张天刍家的情况，三孔桥夏镇街和湖边的情况。告诉我这个地区在全国战略上的重要性，是华中、山东和延安保持联系的主要通道，是个老虎口，敌人不会轻易放过，我们更不能放弃，是敌、伪、顽和我们四方面争夺的战略要地。他和我谈话时，张天刍夫妻都在场。张庆林同志说：“你在这里主要是隐蔽保存力量，要和三哥三嫂（张天刍夫妻）配合好。如来敌人，一般查问就说是走亲戚，如万一有叛徒供出来，只能说是家属，其他任何事情死活也不能说。”他交代我的任务是了解敌情和民情，掩护好自己。叫我有什么事情和陶立民同志联系。我把介绍信交给张庆林同志，他把信插在棉袄里。他起身要走时，我问他：“庆林同志，你到哪里去？”他说：“这是党的规定，不能告诉你。”说完以后他就走了。我当时的心情，就像离开母亲的党员，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一天都未能平静下来。
过了半个月，张庆林同志来看我，我告诉他，现在我已开始习惯了，张老大爷住在北屋，三哥三嫂住在西屋，我和四嫂娘儿三个住在东屋，南屋是夜里来往的同志们在里面吃住，天明他们就走了，一切都是三哥三嫂照顾他们，可吃苦了。我请张庆林同志转告于化琪，我在这里一切都很好，不要挂念我。
五月底快收麦时，张庆林同志又来对我说：“你不能在这里住得太久了，我给你再换个地方，到夏镇北陶阳寺村一家，也是很进步的人家，全家人都很好，那里群众工作基础也好，你去了能活动活动做些工作。咱们化装后动身，我背个马搭子，里面放几块土布，你拿着尺子，剪刀和马扎子，咱装成哥妹两人去赶集卖布，我在前边走，你在后面跟着，不要说话，如碰到敌人和 ：时，你不要东张西望，要大胆低头走你的。如问我们话时，由我来应付。”
我们离开张天刍家，没敢直接去陶阳寺，转一个弯先到夏镇南门外王大娘家，刚坐下不久，来三四个伪军，王大娘怕出事，马上出去在院子里抓一只鸡给伪军。当时张庆林同志告诉我，你不要惊慌，有王大娘去应付。王大娘打发走伪军，回来开玩笑说：“我一只鸡，救你们两个人的命。”张庆林同志说：“大娘，你把鸡给伪军吃，太可惜啦，还不如给我们两人吃哩。”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又过了一个小时，我们就向陶阳寺村去了，走到半路上，张庆林同志看到离我们半里多路，有十多个日本鬼子，打着日本旗向前走，他叫我趴下向前爬，别爬得太快，免得麦棵晃动容易被人发现。我们在麦棵里趴一会后，张庆林同志拔掉几棵麦子，编成帽子戴在头上，伸头探望，没见太阳旗，站起来向四面八方看都没有，知道敌人已经走远了。我们又过10分钟，看没有什么动静，就继续向前走，到了陶阳寺，看到村前小河里，有一个小船停在那里，我们上船，见到特支书记孙宜仁同志，他满脸大黑胡子，很像个老渔翁。张庆林大哥向他介绍说：“这是陈勇同志，中共党员。”我问庆林大哥：“怎么不把我的介绍信给他？”庆林大哥说：“在敌区我们有规定，不要给信。”我们在船上住了一宿，第二天，张庆林大哥和孙宜仁把我送到张正治家，他家住在村头上。孙宜仁把张正治和二嫂叫来，共同研究怎样掩护我。二嫂说：“张正治的四妹妹前年病故，今年妹夫又续娶一个，还未到我们家来续亲，对外就说陈勇同志是新续的四妹妹来认亲，在娘家住些日子。对家中人就说是铁道游击队的家属，到咱家来隐蔽的，咱们都要好好掩护她，咱们都叫她四姑娘。”张庆林大哥和张正治都说这个办法很好。张庆林大哥给二嫂一部分钱，作为我在他家的生活费。他们不要，庆林大哥说：“你们不要，叫我贪污，我可不干。这是公家规定的，快收下吧，别叫我为难啦。“安顿好了以后，我问庆林大哥：“叫我干什么？”他说：“撒一个种子，也是很大的功劳。”我明白在敌占区发展一个党员，星火也可以燎原。庆林大哥临走时告诉我说：“有事多和孙宜仁联系，老孙是个忠厚老实人，这里基本群众多，条件好，你可在这里多住一些日子。我派刘德功同志经常来看你，我就不多来了。”大哥走后，我老想哭，没想到这个过去不认识的大哥，在敌战区这种恶劣的环境下，不顾个人安危，这么细心地关心帮助我，他比亲人还亲。
张正治同志经常在外边工作，二嫂很聪明能干，她经常叫一些青年妇女和小姑娘来找我玩，我开始用纸给她们剪花，帮她们绣花，对她们讲今后男女平等，讲抗战道理，也进行一些阶级教育，教她们唱歌，组织她们学文化。对二嫂，除进行抗战和阶级教育外，我还对她讲些党的基本知识，后来她人了党，成为基层妇女干部。
二嫂对我掩护得很好，她经常坐在大门口做针线，给我站岗放哨。她忙时就叫儿子张博林在门口玩，有动静就用暗号告诉家中，以便隐蔽起来。张博林有个堂叔，是个青年学生，经常来向我问这问那，二嫂叫我不要和他多说话。孙宜仁同志经常找我，我们一起商量工作。我们一起整理了一个死心塌地为敌人干事的伪保长的材料，报县委批准后，刘德功和范友功把他枪毙了。
八月份，张庆林大哥派朱敦士同志到陶阳寺来接我，朱敦士说：“张庆林书记叫你到湖里去。”我说：“在这里已三个月了，各方面工作都很好，不要再换地方了。”朱敦士说：“到湖里有任务。”晚上七、八点钟，我们到张天刍家吃完晚饭，朱敦士说：“咱们快走，船上有人等着我们。”老朱拉着我在黑夜走得很快，到三孔桥看到小船上有个人，戴个破席帽子，手拿撑船的篙子在船头上等我们。上船后，他撑着船向湖里去。一路上我们三个人谁也没有说话，只听到行船声。到南庄时，他说：“咱们休息一下吧o”他把破席帽子拿下来，我一看是庆林大哥，很惊讶地说：“大哥，原来是你撑的船。”大哥说：“在那里咱们不敢说话，现在我们可以喘口气了。”大哥把带的东西给我吃，换朱敦士撑船。我想向张庆林同志汇报工作，他说：“你不用讲了，孙宜仁同志都已对我讲过了。”庆林大哥对我说：“再过一个小时，有一个你最熟悉的人要见你。”我们上了大船，于化琪出来了，庆林大哥说：“妹妹，你看他是谁？你们谈吧，我要走了。”临走时，庆林大哥又说：“你来湖里一定要学会吃饭、睡觉和撑船。这里的东西很好，就是没有盐，做出菜来不好吃。鱼、虾和野鸭子肉虽好，没有盐味，吃长了就吃不下去了。现在盐都叫敌人封锁了，老百姓都吃不上盐，你学着吃吧。”说完他就走了。
第二天，张庆林大哥叫朱敦士同志做几个菜送来，我和于化琪、庆林大哥3个人一起吃一饨团圆饭。这是我和于化琪结婚后第二次见面，这是我来微山湖4个多月，第一次见到于化琪。我叫他们给我介绍敌情，张庆林大哥把望远镜给我说：“你看岛上那个碉堡，就是敌人的司令部。”我在望远镜里一看说：“怎么离我们这样近呀？”庆林大哥说：“别看这么近，请他们来他们也不敢来。”我说：“敌人不是整天想消灭我们吗？”他说：“我们有许多有利条件：一是有渔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二是有革命的两面政权，表面上是伪政权，实际上和我们一条心，敌人有什么行动，他们知道后马上通知我们；三是有铁道游击队和湖上大队，他们百战百胜；四是有广阔的微山湖回旋。有了这些，敌人怎么能消灭我们！”
张庆林大哥还告诉我说：“过几天要来个大人物，请你做饭给他吃，千万要保密，不要向外说。”我说：“我那能把饭菜做好。”我看看老于，他笑笑没说话01943年9月，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调回中央，经过津浦铁路，来到微山湖里，住了三四天，朱瑞同志和于化琪，张庆林，张鸿仪都住在大船上。朱瑞同志住在上层，有个门可以关上。我做了糖醋鲤鱼、羊肉汤和八宝粥，张庆林大哥做了鲫鱼汤和小米稀饭。朱敦士负责撑船出去买菜。吃饭时，庆林大哥说：“渔民整天吃无盐的鱼窝窝头，喝无盐的鱼汤，没有粮食和油盐。”还说：“渔民吃整个鱼时，可从嘴这边吃进鱼，从嘴那边出鱼刺。”他当时表演给我们看，朱瑞同志看到后说：“庆林同志你真正群众化了，连吃鱼的本事都学了，真变成老渔翁了。”他们4人在船上开会，朱敦士和我几个人在下边保卫，游击队员在大船周围的小船上和鸭子墩上做保卫工作。后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时，滨海地区、鲁南地区和湖西地区搞一条运盐的交通线，把日照县的盐一站一站转送到湖西，打破了敌人的封锁，使群众吃上了盐。
我到微山湖里后，张庆林大哥把我分配到湖上区，区委书记黄克俭，区长殷子恒。张庆林书记向他们介绍说：“这是陈勇同志，到你们这里来工作，她从山里来，已在岸上工作一段时间，今后和你们在一块工作，都要互相照顾。”他又对我说：“湖里是我们的根据地，二地委的领导同志都在湖里和周围岸上活动。”
1943年冬，开统战会议，向统战人物讲国际国内形势。我也跟着去了，晚上6点钟上船，9点以前赶到三孔桥张天刍家，一进门，庆林大哥说：“三嫂，你看谁来啦。”三嫂一看就说：“二妹妹你来了，快到屋里坐下吧。”于化琪化名周延浩，他身穿线春灰色袍子，头载黑色礼帽，还戴着金丝眼镜，由张洪义陪同、朱敦士保卫到了张天刍家，张庆林同志向张天刍作了介绍，会议请的四、五位统战人物到齐后进行开会，张天刍向他们介绍于化琪时说：“这是南京来的周先生。”会上于化琪和张庆林讲了国际国内形势，讲苏联帮助中国抗战和迎接大反攻等等。张天刍讲了为争取抗战胜利，应该做那些事等。开完会后，从前门把客人送走。当时怕统战人物翻脸，于化琪、张鸿仪和朱敦士3个人都带着枪，张庆林大哥没带枪。张天刍叫他们快从后门走，在朱敦士同志的掩护下上船到湖里去。临走时，庆林大哥说：“三哥你怎么办？”张天刍说：“我好办，谁来我都得应付，你们快走吧。”
1944年1月，张庆林书记把区长殷子恒和我叫去，他说：“快到春节了，咱们得帮助那些对抗战有功劳的贫苦渔民过好春节。每户给5元钱，2斤猪肉，5斤面粉。一定要在春节前送到各家各户。你们要化装一下，对岛上和岛附近的户，也要把东西送到他们家中，使他们也能过好春节。”张书记走后，我和殷子恒区长共同研究，把经常给我们送信送情报的人，掩护过我们的人，积极支持抗战的人，表现好的穷苦人的名单都开列出来，殷子恒打扮成商人，身穿新大褂，头戴礼帽，还戴个墨色眼镜。我化妆成大姑娘，穿一身花衣服。还找个家住微岛附近的小张，他对这些户大部分都认识，叫他带路。我们把猪肉和面粉放在船舱底下，把鱼放在上面，装作商人围岛转，想多收一些鱼运到岸上卖出去。我们夜间三点钟出发，临走前，张书记来给我们说：“我们是救济穷苦渔民过节的，不要因为我们做这件事给渔民增加麻烦。如遇到敌人发生危险时，千万要把名单处理掉，谁也不能说是救济渔民的。我们天未明就把岛周围的户发完了，岛上的户由小张浮水过去，把各户叫到岸边，把东西领走。我们胜利完成了任务，回来后，受到了张书记的表扬。
1944年4月，于化琪到山东分局高级党校去学习，我跟着到滨海区山东分局平民医院生孩子，从此和张庆林大哥分别。
担任沛滕边县委书记的张庆林同志，没有一点领导架子，他经常打扮成普通老百姓，有时装个小商小贩，卖布、卖鱼和卖藕，有时当佣工，到各村去打短工。他走到哪里碰到农活就干，和群众打成一片，说说笑笑啦家常，在交谈中了解情况，晚上找党员干部汇报研究工作。他胆子很大，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独来独往，碰到情况时他都能应付过去。他待人像亲兄弟姐妹一样，在他身边就有安全感。他非常关心我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我把张庆林同志当成老大哥，我很怀念他。
1988年11月（陈勇：原江苏省苏州市委党校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