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鸡独立
一九三五年一月，我在川北王坪四方面军总医院养伤时，听说部队要转移，心里急得火烧火燎的。我偷偷掀开纱布，两条小腿肿得瓦罐粗，大小水泡一个挨一个，烂得成了马蜂窝。这是从鄂豫皖根据地往川陕根据地转移时，翻越巴山留下的伤，当时我只穿着单衣，山上风大雪紧，手、脚、耳朵、小腿……全冻伤了，住了四个多月的院，还是没有痊愈。为了能按时随部队出发，我决定采取“快速疗法”：趁没人时，我把水泡一个一个地掐破，放出里边的脓血；我又用稻草做了个小“枕头”，休息时把它夹在大腿和小腿之间，不让小腿向后弯。
过了几天，我的腿不那么疼了，就去找医院的领导，要求出院。院领导看了看我，不放心地说：“小鬼，你这种精神是好的，可你的伤好了吗?”“好了，好了!首长不相信，请看!”说着，我把早已准备好的动作，演习了一遍，原地跳了跳，又用一条腿换着站立。“噢，还能‘金鸡’独立啊!”在场的领导全被逗乐了。领导同意我出了院。
出院后，组织上派我到妇宣队当队长。时间不长，由于“快速疗法”起了“拔苗助长”的作用，我的小腿又溃烂化脓，水泡连成片，因而住进了工农兵医院。说是住院，实际上和在连队没多大区别，每天照样行军，天上有飞机跟，后边有敌兵追，每天百十里行军不算，有时还得打仗。
我个子生得瘦小，脚又小，别人大步走，我就得一路小跑，脚上很快又打起了新的血泡，大泡套小泡，泡连着泡，一着地像踩上针尖似的，再加上腿上的疾患，每迈出一步，我都要忍受巨大的痛苦。在那种情况下，光靠药物的作用减少疼痛，是不现实的，因为红军的物质条件差，药品更是缺乏，一般伤员用盐水擦擦伤口，就算是最好的消毒法了，为此，我更多地依靠“精神疗法”：一边走，一边和同志们说说笑笑，唱唱歌，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一到宿营地，帮着医护人员照顾重伤员，有几个同志伤口化脓生蛆，我就用手一个一个地给他们挑蛆，用破布蘸盐水给他们洗伤口。这一忙，我就不觉得疼了，干完活，往地上一躺，很快就能进入梦乡。同志们见我挺勤快，就把我留在了工农兵医院。
医院里的工作人员，除院长赵开国过去当过医生外，其他人大都是半路出家，临时从各单位抽来的，不用说没给人治过病，有的自己有病穷得连药也没吃过。幸亏医院的设备简单，只不过有几把剪刀和镊子，四五个药包，至于药品只有“红降丹”、“白降丹”、“膏药”等三四种，其他药全靠自己采，自己熬。不过这样，倒是好学，时间不长，就能应付下来。
为了更好地掌握医疗本领，我们一边行军，一边学习，前边的人背块小黑板，写着“盐水”、“红降丹”、“消毒”等常用词，后边的人边走边看。这方法虽然简单，可对我这个扁担躺下都不认得是个“一”字的文盲，却很起作用。我就靠这种方法学文化、学技术，当时，我找了本中药书，边走边背，不懂就问，走到陕北时，已全背下来了。
小脚上山
一晃在路上走了一年多。一九三六年舂，上级派我去“中央政府”女子警卫连当指导员(所谓中央政府，实际上是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产物，时间不长就垮了)。不久，我们来到党岭山下。上级要求我们准备烧酒、辣椒，作为爬雪山时御寒的物品。可当地老百姓很穷，根本找不到这些东西，群众见我们穿的都是单衣，就苦苦相劝说，党岭山的冰雪都顶着天了，你们穿得这么单薄，上去非冻死不可。我们回答说我们红军能克服困难。第二天，鸡还没叫头遍，我们就开始上山了。
这山路成“之”字形，开始觉得没事，一边上，还一边说笑。太阳爬过了山头，我们还未到半山腰，衣服全被汗水湿透了。越往上，由于空气稀薄，越觉得心慌气短，头痛恶心，好像天也转，地也转。
这时，部队安静下来了，为了节省体力，大家尽量不说话。不久邵式平同志过来了，他经常到警卫连来，我们和他挺随便。他见我累得满头汗水，笑呵呵地说：“小鬼，累吧?来拉马尾巴吧?”要是拉马尾巴上山，那可真享福了，比骑马还舒服呢。
我故意把嘴一撅，嗔怪地说：“首长，你门缝里瞧人，为啥偏让我拉马尾巴呢?”“哈哈，你是小脚，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小脚?!你能上去，我也能上去!”说完，我把头一扬，故意不理他，大步向前走着。他把马甩了一鞭，大声说：“同志们，加油啊，可不能落在她的后边呀!”逗得大伙哈哈笑起来，前进的步子加快了。
太阳刚偏西，我们接近了顶峰。这里山风刮得人站不稳，到处是没膝深的积雪，雪下边是一二尺厚的冰层，稍不小心，就会坐滑梯，滑进深不见底的山涧。人们根本站不起来，只能手脚着地向上爬，这样倒有好处，即减少了风的阻力，又防止了在冰雪上滑动。实在爬不动了，就前边拉，后边推。这里的气候一天三变，正当我们累得气喘吁吁的时候，突然西北方出现一股粗大昏暗的烟柱，直冲云霄，旋转着向我们扑过来。
不一会儿，黑云压顶，大雨倾盆，暴雨过后，核桃大的冰雹，又劈头盖脸地砸来。顷刻间，被汗水湿透的衣服变成了冰甲，手、脸、耳朵……冻得麻木了。在这种情况下，是绝对不能停下来歇的，因为一坐下就起不来，会活活冻死在山顶上的。我连一个女战士冻得脸色铁青，牙咬得“格格”响，往石头上靠了靠就不能动了。我走过去拉她，她摇摇头说：“指导员，别……别费劲了。”说着，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用颤抖的手，解下干粮袋，要我拿走。
我含着热泪急忙制止说：“不行!你赶紧吃几口，肚里有饭，身子就发暖，我们好一块儿翻过雪山!”“指导员，我……我不行了，留……留给同志们……吃吧!”说完就闭上了眼睛。我们告别了战友的遗体，勒紧腰带，咬紧牙关向上爬着，黄昏前，终于爬到了山顶。大家脚不停步，立即向山下走去，天黑后，我们在半山腰上扫扫雪，就地宿营了。
翻过雪山后，我就开始发高烧。腿、脚烂得血肉模糊，但还是勉强跟着走。一天，邵式平同志找到我说：“小周，病好点了吗?我想和你谈个事。现在，部队天天行军打仗，你病成这样子，我看不如找个可靠的群众家先住下，等形势好了，我们再来接你!”我一听，立刻急得大哭起来说：“我不!我不!就是死也要和红军死在一块!不能走，就是爬，也要跟着部队!”不等他开口，我又连珠炮似的说，‘‘入党时，我已宣了誓，誓死不脱离革命，誓死不离开红军，难道这话就不算数了吗?”“可眼下你病成这样子，尤其是你的脚……”
一提到脚，我哭得更伤心了，不等他说完，我就急着说：“首长，要不是这双脚，我还不参加革命呢。”这双脚的悲惨遭遇，又呈现在我的眼前，我沉痛地哭诉着：我的家在安徽省金寨县小河村，虽不算富裕，可家里有田，粮食够吃，为什么参军呢?还得从这双脚说起。
我六岁时，婆家送来了只有三寸长的鞋样，要我照样子裹脚，说如果穿不进这双鞋，就不能做他家的媳妇。那时我不懂事，可家里着急呀，于是开始给我裹脚。起初慢慢缠，当我七岁时就缠得狠了。妈妈把我的脚趾一点一点地捏，捏一下，用裹脚布缠一下，然后用针线把布缝起来，就这样，一寸半宽、五尺长的裹脚布一直缠到头。
到了八九岁，缠得更狠了，还要外加“鸡肠带”，一边缠，一边喷烧酒，我疼得直哭。一双脚，整天折磨得火烧火燎的。白天，我偷偷放在凉水里泡，晚上，不敢放进被窝里，而是蹬着墙，凉快点，好减少点痛苦。
有几次，我偷偷拆开裹脚布，妈妈发现了，总是说，女孩家蒲扇脚，妨人败家没人要，数骂一通后，缠得更狠。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生活中的不平，家里对我和弟兄们大不一样：我整天被圈在家里，烧火、做饭、练针线，连娶媳妇的花轿从门前过，也不让我看热闹，说我属虎的命硬，怕冲了人家喜气。而兄弟们是那样随便，串亲访友，上集赶庙，美事都是他们的。女孩好美，可家里从不让我打扮，连穿的衣服，也是拣哥哥们的破烂，而兄弟们逢年过节都换新衣。
我闹虫子时，肚子疼得满地滚，家里只用烧糊的锅巴、黄连根给我治病，而兄弟们有病，就去找医生……
没参加革命前，我弄不明白，只是恨父母偏心。参加革命后，我懂得了道理，才知道是封建礼教害了我，也害了我父母。
一九三一年八月，我满十六岁时，家里准备让我出嫁。我一听，急得大哭起来，因为我见过那个男的，是个傻子，他爸是放债的，拖着长辫子到处要账，乡亲们恨他，都叫他“狗尾巴”，我怎能嫁给这样的人家呢?我哭着说：“妈，这是往火坑里推我，就是死，我也不去!”
那一夜，我再三地劝说妈妈，妈妈还是不依，非让我出嫁不可。劝说无望，气得我一夜没合眼，我想了许多，想到自己十几年的痛苦；想到我所认识的一些姐妹们的悲惨遭遇；想到红军来后的可喜变化……最后认准了一个理：只有红军，才能帮妇女获得新生，跟着红军走，才是我唯一的生路。
第二天，我偷偷跑了七十多里路，到麻埠镇参加了红军。我抹了把泪对邵式平同志说：“首长，让我离开部队，不是再把我推回火坑去吗?”邵式平同志也受感动了，同意让我继续留在部队。他走后，我心里像揣着个小兔子，怕被部队留下，一夜也没敢睡。
第二天，邵式平同志派来副担架，要人抬着我行军。坐在担架上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同志们都很累，肚子又填不饱，我怎忍心增加别人的负担昵?只坐了一天，我就说什么也不上担架了，还是跟着部队走。
改名
部队走过炉霍时，康克清同志对我说：“小周，准备调你去总部卫生所，有意见吗?”“没有!”“可不能当官啦，是当卫生员呀!”“行!只要是干革命，做什么都一样!”
当时的谈话，就这么简单。因为我们已经养成了习惯，从不计较职务的高低，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安排。莫说指导员，就是师长、团长，也可能一下当战士。就这样，我来到了总部卫生所。卫生所刚成立，我去时只有傅医生一个人，他过去曾是外国一个教会医院的院长，因为向往革命，带了些贵重的医疗器械和药品，投奔了红军，他曾救过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和红军指战员的命。后来，又来了林英芹、陈金人、李克芬、张天南、王玉春等八个姐妹，卫生所也就热闹起来了。
这年七月，我们开始做进人草地的准备，大家忙着筹措粮食、绳子和竹竿。我还做了点额外准备，因为这一带以畜牧为主，到处有牲畜脱落的散毛，我拣了些牛毛、羊毛、骆驼毛，捻成线，做了双五颜六色的毛线鞋。一天，傅医生带我去给任弼时的爱人陈琮英同志接生，在一间四面透风的土屋里，一个红军后代降生了。
傅医生严肃地叮嘱说：“小周，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啦!这是长征路上诞生的革命后代，你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要保证她们的安全!”后来，又派来汪荣华同志，我们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接受了这项任务。由于生活条件太差，陈琮英同志身体很虚弱，整天躺在担架上。我们忙着洗洗涮涮、送汤喂饭、端屎端尿，照料她生活。
不久，我们来到毛儿盖，从那往北走四十里，就进入了草地。在草地宿营时，找不到巴掌大的一块干地方，几个人靠在一起，把年龄小身体弱的同志放在当中，互相挤着取暖，冷得受不了，就站起来搓搓手，跺跺脚。坐一阵后，地下水渗上来，还得挪窝。不仅这些，连大小便都不方便，人们不敢远离部队，只好三个人拉着床单围起来，其他同志轮换着在里边排便。
草地里虽然到处是水、草，但是大多数不能喝、不能吃，因为有毒，吃下去肚胀、腹泻，很容易中毒死亡。
我们进草地时，每人只带了三四斤炒大豆、青稞和炒面，就是按粒数着吃，也维持不到走出草地。要是在别处，能出去买，或靠战利品补给，这里到哪儿去弄呢?唯一的出路，就是找没有毒的野菜度日，一路上，见到能吃的就拔，什么野韭菜、苦苦菜、灰灰菜、野蒜……都往兜里装。到了宿营地，在黑水里洗一洗，就吃。有时煮一锅野菜没有油、盐，放上一把炒面，就是全所最丰盛的“美餐”了。卫生所常走在部队后边，能吃的东西被前边指战员拔光了，所以挖点野菜也很不容易。
一次，我们捡了个烂牛头皮，在火上一烧，就连毛带血地割着吃，一边吃，还一边高兴地说：“会餐啦，过年啦!”陕来吃红烧牛肉呀!”
虽然环境十分艰苦，但我们还是很乐观。一路上，宣传队的快板声，同志们的歌声，拉拉队的欢呼声，此伏彼起。宿营时，同志们好像忘了一天的疲劳，说笑话、讲故事、唱歌，可热闹了。傅医生年岁大，懂的知识也多，我们老爱缠着他讲故事。一
天晚上，他刚讲了个开头，突然停住了。我们催他快讲，他故意咂咂舌头，摇摇头说：“我就是个万宝囊，也让你们倒尽了，哪有那么多故事?今天换个样。”他沉思了一会儿，胸有成竹地说，“我给你们改改名字吧?”在我们眼里，傅医生既是威望很高的领导，又是学识渊博的大学者，要是他给改名字，保准没错。
我们异口同声地说：“好，好!”“傅医生，先给我改!先给我改!”“好，咱们一个一个地来，就说陈金人吧，这名字太俗，想发财，抱个金娃娃。我看不如改成‘陈真仁’，愿你成为真正的仁人志士!”“周其玉，不如叫‘周起义’，既红火，又好听!”“林英芹，叫起来咬口，不如改成‘林月琴’，顺嘴好听!”从此，我们三个有了新名字，一直沿用到现在。进入草地十几天时，粮食已经很少了，有些同志吃野菜中毒、浮肿，再加上每天遭受雨、雪、冰雹的侵袭，身体已经很虚弱了，走着走着，身子一栽，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一天，给陈琮英抬担架的一个同志晕倒了。我看着他苍白的脸，铁青的嘴唇，知道是饿晕了，我赶紧摸了摸自己的干粮袋，干瘪瘪的，我把它翻过来，真是喜出望外，袋角里还残存着一小把青稞面，要知道，就是这么一点点，说不定就能救活战友的生命啊!我把炒面用水泡软，捏成个小条条，塞到那个同志嘴里，不一会儿，他醒过来了，看到嘴里的面条条，急忙拿出来说：“小周，你，你……你也是几天没吃粮食了。”
他把面条条推给我，我又递给他，一直推让了三四个来回。最后，我假装生气地说：“你这样子，怎么能抬担架?担架没人抬，红军的后代还要不要!”他被逼得没办法，只好接受了面条条，含着泪花吃下去。
就这样，我们用了整二十天时间，走出了草地。过了草地，进入一个村子，我们在那儿休息。我望着泡肿的双脚，情不自禁地说：“这一会儿，你也该解放了。”可是怎么也脱不下鞋来，只得找三四个人硬拽，我的毛线鞋到此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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