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兵对一个部队乃至国家来说是耻辱的，因为违背了士兵的指责和准则，所以必然都要接受处罚。但对待逃兵的方法都不一样。
信息引用：
美国逃兵肆虐巴黎
1944年6月6日，以美军为主的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一些美军士兵却利用登上欧洲大陆的机会集体当逃兵。巴黎解放后，逃兵们还组织起犯罪团伙，同巴黎黑社会相互勾结，把一个前所未有的犯罪浪潮带到了巴黎。当时出现了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局面 ：盟军在欧洲同希特勒的军队作战，另一方面执法人员在打击威胁欧战胜利的逃兵团伙。
流窜巴黎的这些美军逃兵高度组织化，武装到牙齿，他们利用自己的美军军装为掩护偷运武器，伪造通行证和劫持车辆，然后在黑市上出售。此外，他们还是巴黎妓院的常客。在这些美军逃兵的践踏下，巴黎的暴力犯罪激增，他们犯下的罪行包括强奸、谋杀、殴打、抢劫、侵入民宅和暴乱。据说，巴黎几乎每家咖啡馆都遭到他们的洗劫。1944 年秋季美军攻入比利时后，逃兵团伙也随之进入，他们经常不加区别地攻击民用和军事目标。
仅有一名逃兵被枪毙
报告显示，从1944年6月到1945年4月，美国陆军刑事调查处总计查办了7912起案件，其中40%涉及挪用美军物资。更令人吃惊的是，二战中总共有5万美军士兵当了逃兵，但只有49人被判死刑，真正被执行死刑的才1人而已。
这个倒霉鬼名叫埃迪·斯洛维克，他是美军第28步兵师的一名列兵，1944年10月9日，他从一线步兵部队开小差逃跑，稍后被宪兵逮捕。比起很多犯下强奸和谋杀暴行的逃兵，斯洛维克除了当逃兵外并没有其他罪行。但当时擅离职守在驻法国美军中已成为日益严重的问题，不久后德军又在阿登地区发起反击，为稳定军心，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决定杀一儆百。在艾森豪威尔的批示下，斯洛维克于1945年1月31日被行刑队枪决。
战后，5万逃兵的历史被美国军方抹去。在军方不愿深究的背景下，很多美军逃兵隐姓埋名留在欧洲，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令艾森豪威尔尴尬的是，太平洋战场上几乎没有任何美军士兵当逃兵。不过也有历史学家认为，太平洋战场的美军士兵并不比欧洲战场的那些士兵更勇敢，他们只是缺乏当逃兵的条件而已 ：除了日军控制的岛屿，他们无处可逃。
革命低潮时，中共有灵活政策应对。“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著名的天心圩讲演：“参加革命，完全自愿，愿留者留，不愿留者，发给路费，离队——当然，枪支不能带走”。
但在革命高潮时期，坚决防范逃兵成了决不能容忍和杜绝掉以轻心的措施。因为高潮时期的逃兵会打击部队士气，甚至导致溃散的恶果。
中共军队历来有坚韧不拔传统，最艰苦卓绝的长征表现得最为显著。
张学良对红军走完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震惊不已：
“红军可谓疲劳之师，走了两万五千里还能击败东北军，我们都是带兵的，谁能把军队带成这个样子，我带不了，早就没了！”
刘邓二野大军进军西南公开后，杨勇的五兵团被命令前往苦寒地贵州，消息传开：
（信州党史办）刚刚安心于赣东北老区工作的南下干部们再次思想动荡。在旧中国，提到贵州就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多数干部对西进贵州抱着服从调动思想，但情绪不高，极少数人则怕贵州的瘴气、山多雨多路远难行。
8月下旬，五兵团政治部宣布原赣东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政治部文艺工作团”。当晚，有的就悄悄脱下军装离开了军营，在稍后的几天里，有的外出不归，有的半夜潜走，队伍再集合时明显少了一块。
文中提到“南下干部们再次思想动荡”，是指南下支队初到江南时发生过逃兵现象。
（信州党史办）浮梁地委组织部在6月给赣东北区党委的一份工作报告中写到：干部南下时情绪高涨，行军中虽人均背有20斤重的行李、给养，日行70里依然一路高歌。进浮梁地区后见到山脉起伏田地少，工作艰苦难忍，便怨天尤人失去信心，部分干、杂人员抛掉党籍逃亡了。
由于逃兵现象会打击部队士气，中共在1949年中原逐鹿各个战场，对逃兵的防范下足功夫：
林彪将军四野入关，部队担心东北籍士兵逃离，夙夜不解看守东北籍士兵。行军让关内战士时刻不离左右，即使野地解手也紧紧伴随，夜宿让东北士兵睡最里面，关内士兵悉数睡在靠近门口处。
1949年2月，冀鲁豫发生大规模逃兵现象，先后有进两千名离队士兵，后经追讨劝说，约有1600名离队战士归了队。归队战士及部分新参军的战士，编为后来的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七军补训师（冀鲁豫边区革命史 山东大学出版社）
十八、十九兵团由华北划归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开往陕西路途上，也对不愿离开山西籍士兵做足了逃离防范措施。
另一种防范措施，部队开发去向暂时高度保密。
王震359旅扩军。1944年11月，359旅由王震南下两湖，远征粤北，拟开辟新根据地。不料抗战胜利，1946年6月，风云突变，国民党军队腾出手来围攻王震359旅，妄图将其一举全歼。幸得王震率中原军区右路纵队突围，一路血战，总算回师延安。这被誉为“第二次长征”的“南下北返”，部队伤亡损失惨重，由延安出发时5000多人减员至归来仅1800余人。
1946年8月，由王震同志建议，经中央军委批准，359旅抽调各级干部300余人，前往人口稠密的华东渤海解放区扩军。1947年2月，干部大队在山东的阳信县举行了建军典礼。这支部队此时已经发展到了8000多人，被命名为渤海军区教导旅。全旅下辖三个步兵团和一个直属队。旋即需要把部队带回西北，但担心会引起战士们的思想不安，故而一直没有透漏这个消息。最后，决定以野外大练兵的名义，率领全旅不断向西运动。先是到了山东西北的庆云县，接着，这个旅来到了河北的武安县。最后以部队番号更改名义，将华东野战军的渤海军区教导旅移交给西北野战军。
此处另有意外例案，王震并不认为渤海入伍士兵会逃跑，严厉批评下属“乱弹琴”，低估了士兵阶级本质，问题出在事前没有对士兵交代清楚。
纯情革命者王震自然有其坚定的信仰与立场，但各地部队频发的士兵逃亡，说明绝对按照王震将军阶级本质来制定对策。
历史上著名的十八军进藏，行前发生过大规模逃兵事件（作者：尹家民）：
去西藏的消息传开，刚从战场转入和平的十八军像开了锅，逃兵数量猛增。严重的一个班只剩下班长、副班长，急得连长指导员夜里不敢睡，轮流把门。营团领导天天晚上追问当天逃兵数。对于拍着胸膛无条件接下任务的高级将领来说，更是有苦难言：这支打日本、打老蒋的光荣部队，即使在挺进大别山那样艰苦、那样残酷的环境中也没有发生过逃兵现象。似乎是一夜之间，这支队伍变了！
最急的当然是军长张国华了。
他本来就年轻气盛，打起仗来连后退都是少的，如今看见有人开溜，气得虎眼圆睁，嘟起薄薄的嘴唇，双手打着膝盖骨，恨得直跺脚：“这些兵为什么要这样坏？去，把他们都给我抓回来！”
下面的干部就等军长这句话。所以命令一出，“抓兵队”四面出击，一会儿就绑回来一串逃兵。憋了一肚子气的连干部有的就抽下了皮带，先是噼里叭啦敲桌子，没有效果就去逃兵背后、屁股上找突破点……
最使张国华痛心的是干部队伍里也出现了“逃兵”。本来他最欣赏的原十八军炮兵营政委、后提升为52师一五四团副政委的刘结挺（即“文革”中在全国都留有恶名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妇），第一个向他和谭政委提出身体不好，不愿进藏。张国华拿信的手都抖起来了。眼睛闪闪地像烧着了什么东西，都不知道该用什么办法去解恨了。说实在的，本来他很喜欢刘结挺那副文静的样子，又有知识，聪明能干。他已经准备要提升他当政委了，并已兼任了宜宾县委代书记。张国华气得话说得不知是问还是答：“这刘结挺太坏了，想不到他这样坏！他为什么会这样坏？我这一辈子不想再见到他！”
“不！”谭冠三也气得七窍生烟，接过话头，“他不去就这么便宜他？给我把他捆来！不去？我把他捆到西藏！我到哪儿，就叫马把他拖到哪儿！”老将发火了。说他老，其实他也不过四十过二，也是正当气盛。
刘结挺是给捆回来了。可张国华思考再三，觉得进藏是件光荣的事，不能让这些人败坏十八军的名声，规定凡是逃兵一律不准去藏，就地转退地方。新生的共和国和军队的历史，把“荣誉”两个字浇铸得十分鲜亮，大多数人还是把荣誉看得比生命重要。另外地方也特别看重历史，“思想有问题的人”是不受欢迎的，今后翻身都难。于是开过小差的人们急了，生怕被裁减，给自己或后代留下抹不掉的污点。所以表决心、写血书的人纷至沓来，干部们又转过来做安心留在地方的工作……逃兵还是一个不要。
毕竟以事业为重的人多。像参谋长李觉就是在得知部队要进藏后主动放弃大城市生活，向老首长刘邓提出归队的。
现在很少见如何处理逃亡干部、士兵的个案。
网络上出现处理逃亡士兵处理的表格，说明当时士兵逃亡的数量不小，为较少麻烦，提高工作效率，部队制定成表格，一旦发现士兵逃亡，只需填写逃亡士兵主要信息，如籍贯、姓名、部队单位，逃亡时间，甚至在表格中列出逃亡者在部队表现。即使如此，信息量非常不足。
1949年3月，华北局发出了《华北局关于逃跑干部处理的指示》，明确规定在集中南下或南下途中擅自脱离队伍者，视为“逃兵和开小差分子”，除非有特殊理由，否则坚决开除党籍，“ 取消革命职员成分”，并送政府法办。同时规定，对于私自返乡的干部，“未经上级党委同意，一律不得留用”。
逃亡干部士兵，经劝说不返回者，处罚非常严厉。最关键是对归队后干部士兵的处理这类信息极为稀有罕见。
最典型的是高级干部冯雪峰离队（比逃亡稍轻）。
1937年冯雪峰在南京与博古大吵后，负气出走，竟然不请假回老家义乌写小说。这里需多写几笔冯雪峰写长征小说轶事：冯雪峰回到义乌几年，埋头写自己亲历的长征背景长篇小说，取名《卢代之死》。以冯雪峰著名作家地位撰写纪实文学，毋庸置疑，其意义与价值非常重大。小说基本完成后不料遗失，冯雪峰非常懊悔。骆宾基1941年在香港曾经对萧红谈到他三年前前往冯雪峰写作《卢代之死》的浙江义乌南乡神坛村的经历和感受，夸张地形容冯雪峰居住的乡间带阁楼的农舍，“是金碧辉煌的皇宫，光辉灿烂的智慧世界的天堂”。骆宾基以其崇敬的口吻告诉萧红：冯雪峰尚未创作完的《卢代之死》是一部以红军长征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秋石）
解放后冯雪峰再重写《卢代之死》，历经二十多年终于完成三十多万字的稿件，却因上层领导不准他创作红军长征题材小说，他盛怒之下一把火烧掉延续了二十多年心血珍贵作品。
事后潘汉年批评道：他是共产党员，怎么能说跑就跑掉呢？组织纪律呢？他说再也不干了，他不干什么，不干共产党吗？国难当头，大敌当前，肩负重大使命，未经批准就私自跑回家乡。一个入党十年老党员，一个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老战士，这么做法，实在难以使人理解。
冯雪峰一意孤行酿成终生大错。
1945年在重庆见到阔别毛泽东，问今后自己干什么？刚刚还在溢美语言褒扬他的毛泽东，以不咸不淡口吻回答：“你还是做你的本行吧”！言外之意，冯已经不再是当年在江西毛与之“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谈恶霸地主，不谈别的，只谈鲁迅”的人了。
建国后，冯雪峰这样的长征干部兼著名作家，毛泽东的曾经密友，因私自负气出走被降级使用。
有些只言片语记录虽短，却非常可读：
父亲说当时战士开小差的很多，其中甚至还有连级别的干部。根据这个问题部队开展了整风运动，让大家畅所欲言，谈谈心。父亲是个直爽的人，一惯就是想到哪说到哪，实话实说，他在会上就直言道：“战士们谁也不愿意离开家乡，这里现状如此艰苦，如果硬留他们，他们也不会安心的，在哪不是干革命”。没想到这句实话后来被人写进了档案，结论是“有逃跑情绪”。刘邓部队12万人挺进大别山，一年后出来时军队只剩下一半，部队减员非常厉害，战士开小差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
解放后，父亲在家中接待了不少当年在大别山返回家乡的人，给他们证明他们曾经是中原野战军的战士，有些人还参加了著名的大战役。
一个逃跑干部的结局，在后面章节娓娓道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