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南下工作队从冀南到津市
一九四八年我强大人民解放军以势如破竹之势,连续取得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反动政权危如累卵,即将彻底垮台之际;党中央根据战争发展形势,决定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南下工作队,接管新解放区,建立地方政权。一九四八年冬,中共冀南区党委根据中央和华东局指示,组建一个区党委,六个地委、三十个县的架子,抽调干部三千名;由王任重、乔晓光、郭森、韩宁夫等同志负责带队。各县随即开会,传达精神,广大干部情绪十分高涨,大多数党员干部都自动报了名,也有少数党员干部舍不得离家远行,不服组织调动,被开除党籍,受到淘汰,报名后上级规定县的区委书记、区长以及区委会的组委、宣委相区的民政、公安、武装、粮食、妇女助理一律只去正职、副职留下补充正职坚持在地方工作。报名批准后,区委编为支队、地委为中队、区为班。有条不紊的到一个地区接收一个地区,到一个县接收一个县和区。
一九四九年春节前,所有报名南下的干部放假七天回家准备。当时,我们使用的钞票都是冀南银行发行的纸币,而新解放区还通用银元,于是每人斢做换光洋放在身上,多的有四、五十元,少的也有一、二十元。这次南下事先是保密的,所以回到家中都不敢对父母说实话。因为路途远,且新解放区情况复杂,可能发生一些意外事故,父母不放心让子女远行。临走时,只暗示这次分别了,由于工作需要,可能一年半载不能回家,父母妻子也不介意,只是千叮万嘱,有空要捎信回来。那晓得这次一别竟要离乡别井数千里、一去着干年后才能回来哩?
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到二十八日,南下干部从各地集中到河北威县万家营农村。三月六日召开南下人员动员大会,冀南行署主任王任重讲话,他开头便很风趣地说:“同志们,我们要出嫁了,但这次嫁出去没有好的陪嫁妆。一句话,要艰苦奋斗.”接着他讲了目前形势和任务,宣布这次要过黄河,跨长江,到江南接管旧政权,建立并巩固新政权。会上还强调了高度集中,统一领导,统一指挥,为适应军事行动,一律采用军事建制。参加商下的干部利用这段时间学习了毛主席、《目前形势和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关于时局的声明》,提高了思想认识,增强了南下工作的信心。四月三日,南下人员离开威县向开封行军。为了轻装上道,每人只带了必要的衣物打成一个小背包,另外加上一个能装五斤米的米袋,以免途中一时供应不了粮食,好解燃眉之急。出发那天清晨四点便起了床,五点开餐,队伍象一条长龙,浩浩荡荡,迈开大步往前走,十分威武雄壮。四月十日在东明县清庄渡口过黄河。这里河宽不过五十米,但水流湍急,为了保证安全,驻渡口解放军设计了一种长方形、船浅底宽的渡船,一则载人多,二则平稳不易翻。我们每船坐二十人,两支船对开,经过三个钟头才渡完。俗话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们过了黄河,南下信念更坚定了。从威县到开封,沿途县、镇对过境南下干部事先作好布置,我们一路上、妇女团、儿童团还有老人,送茶送水,放鞭炮,扭秧歌欢迎。见到这个场面,心中都很激动,队伍中喊出口号我们是人民子弟兵”,“坚决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国”,欢呼声此起彼伏,震动着原野和山谷。
四月十丘日到达开封。开封正是麦收季节,住在郊区的干部挤出时间帮助农民抢收麦子,老百姓想起以前国民党军队下乡不是抢粮,便是抓丁,而今看到我们热情帮他们收割,又丝毫不打扰百姓,两相对比,格外亲近我们,关系十分融洽。
在开封休息时,南京已于四月二十一日解放。中南局首长邓子恢召集我们开会,作了两次报告。他说解放大军向南推进,节节胜利,进展迅速,出人烹料。京、沪、杭、芜解放后由华东局派干部去了。上级决定区党委架子撤销,由王任重、韩宁夫、,苏刚带领五大队一部分干部到湖北外,另由乔晓光、郭森、孙卓夫、栗汇川带四、六大队到湖南去。听到这消息后感到很突然,先前在威县出发时讲的是下江南,大家虽没有去过,也听人讲“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江南是个好地方,繁华热闹,而今要去湖南,说不定以后还会上贵州云南。有的人开始闹情绪了。但中南局作出]决定,又不敢不服从。个别同忘在从开封上火车去徐州时,竟趁人不防跳火车开了小差。
开封气候很热,离开翼南时,带的单衣少没法洗换,衣穿久,又湿又汗,汁臭难嗅,经过同有关部门提出请求,每人发了一件灰巴粗布铜扣单衣,考虑到湖南多雨,湖区蚊子多,又给每人发一个小蚊帐和涂上桐油的雨布,虽然这几件衣物很粗糙,但也算是“雪里送炭”,无不感谢中南局对大家的关心和爱护。
在开封住了五十八天,安排去常德专区的干部分两路进行,一路由王含复、栗汇川带队往西走随十三兵团往郑州、新野,襄樊沙市去常德。一路由乔晓光、孙云英带队走东线,乘火车去徐州。那时没有客车行驶,临时坐的几列平板车,这种车皮四周没档板,上面没顶盖,不仅日晒雨露而且危险性大,稍不慎便有从车上滑到轨道压死的危险,所以大家放下背包,挤在一块坐下,虫咬也不敢动一下。特别是车上没饭吃、没水喝,没有厕所大小便,简直度日如年。到徐州后换乘的“闷罐车”,这种车虽然上面四周有铁板,但是里面黑压压的,又遇上大热天,闷得透不过气来,真是活受罪。到蚌埠换了车,却是敞篷车,当然这要比平板车和闷罐车好一点,但满头满身盖满乌黑煤烟灰,互相对看,都象化了妆的“黑张飞”,使你啼笑皆非。经过一天才到达南京对岸浦口,从开封到南京历时三天两晚。
六月十八日,我们坐轮船过江,排成三路纵队进入南京市区,南下干部队伍穿着不象解放军整齐,也不是人人扛着枪,高的高、矮的矮,男的男、女的女,十分引入注目。南方气候很热,加之已三天三夜没洗换衣,身上难免要散发出汗臭,路旁有些衣着华丽的妇女见了捂着鼻子走开了。看至这情景,虽然心头有火,但还得克制下来。在南京,我们住在交运部。南京是我们行军的第二站,全体休息一个星期,有组织的参观了中山陵和明孝陵。在北方农村长大,多数没见过世面,一到南京,看见处处是高楼大厦,处处是电灯电话,还有大洋船,一切都感到那么新鲜有趣。六月二十七日,离开南京去芜湛,有的是乘火车到芜湖换船去武汉,有的是坐轮船,直接去武汉,我们是坐的一艘五层高的“顺江轮”。一个小小铁床,安排五个人,有的躺着,有的坐着,有的站着,天又很热,关在小房间里,莫讲不能动弹,连透气也困难。天黑时到达了芜湖。芜湖是我国有名的四大米市场,在这停下休息了七天。天天吃大米,这时一些北方来的很少吃大米的人开始有兴趣,但吃了两天又感到不习惯了,还觉待在家里啃粗粮、窝窝头有味。离开芜湖去武汉有的同志已改坐木船,有的仍坐轮船。在长江上航行,时刻有敌机飞来袭击,干脆晚上开船,白天将船隐蔽在江畔树林边。船过九江距武汉不远地方,轮船被炸了一个洞,左右摇摆,终于翻了。到达行军第三站武汉后,我们住在金大楼旅社,后来由于敌机骚扰一部分同志转到汉阳龟园寺附近住下来。汉口是五月十六日解放的,解放才一月之久,市面秩序刚恢复,但仍然暗藏着没逃掉的敌特务和散兵,为了防止意外牺牲,外出三人一组,互相照顾。在武汉时,中南局书记王首道,副书记高文华,秘书长刘型等来到武汉,王首道书记向我们介绍了湖南情况,讲了湖南三湘四水,山清水秀,鱼米之乡,物产富饶,大家听了十分高兴,更加乐意到湖南工作。这时,常德地下党和专员陈采夫派的“民促会”会员张诚赶到武汉汇报了常德地区情况,他说常德市五十万人口,津市也是个大城市。于是,领导根据情况,特别加强了常德市和津市两市的领导班子力量,确定由地委组织部长柴保中兼常德市委书记,地委委员赵墨轩兼常德市市长,地委委员栗汇川兼津市市委书记和市长。
在武汉时,正好“七、一”党的生日,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已发表,大队及时组织学习,极大鼓舞了我们去新解放区工作的信心。从武汉到沙市,很多同志是坐的木船,一支装几十人。船开到距沙市不远的长湖,突然前面有枪声,后来才知道是土匪,很快被沙市开来的解放军打跑了。从南京带出的每人每天十二两饼干,因日子久了都发了霉,讨又讨不到,同志们整整一天没吃饭。由于南北方气候有差异,生活习惯也不同,不少同志因水土不服,染上了虐疾和其他疾病。到达沙市后,将病号留下来,设立一个临时留守处安置这些同志的住宿和医疗,其余同志在沙市休息一天后便渡长江南行。沿途解放军步兵炮兵络绎不绝,我们并肩而行一路上热闹非凡,南方多河汉沟港,不少是独木桥,北方人不会游泳,有的不慎跌到水里淹死了。在公安还第一次发现用粗谷壳包着的圆东西,原来是皮蛋,:在北方没见过,这些都引起极大兴趣。
到达湖南后,各大队按在开封时分配的工作地点开始接管工作。二大队一中队(清河县组成)去澧县,二中队(武城县组成)和三中队(故城县组成)去安乡,四中队(恩县组成)去南县,五中队(高唐、夏津两县组成)去桃源,四大队一中队(隆尧、柏乡、宁南县组成)和五中队(新河县加南宫县一个区、隆尧县一个区组成)去常德县、二中队(巨鹿、南和县组成)去沅江,三中队(南宫县组成)去华容,四中队(广宗、平乡县组成)充实到地方机关,六大队二中队(大名、广平、鸡泽三县组成)去石门,三中队(任县、冀县组成).加平乡县干部去临澧。在武汉得知汉寿已划入益阳,便将四中队改去津市。我们南下工作队从河北威县集中出发,途经五个省,行程四千多里,历尽艰辛,终于胜利到达湖南常德地区目的地。
(根据聂铁岑、张立来、徐玉昌、楚坤秋等离休干部口述,由乐山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