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南下工作队从冀南到津市
一九四八年我强大人民解放军以势如破竹之势，连续取得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反动政权危如累卵，即将彻底垮台之际；党中央根据战争发展形势，决定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南下工作队，接管新解放区，建立地方政权。一九四八年冬，中共冀南区党委根据中央和华东局指示，组建一个区党委，六个地委、三十个县的架子，抽调干部三千名；由王任重、乔晓光、郭森、韩宁夫等同志负责带队。各县随即开会，传达精神，广大干部情绪十分高涨，大多数党员干部都自动报了名，也有少数党员干部舍不得离家远行，不服组织调动，被开除党籍，受到淘汰，报名后上级规定县的区委书记、区长以及区委会的组委、宣委相区的民政、公安、武装、粮食、妇女助理一律只去正职、副职留下补充正职坚持在地方工作。报名批准后，区委编为支队、地委为中队、区为班。有条不紊的到一个地区接收一个地区，到一个县接收一个县和区。
一九四九年春节前，所有报名南下的干部放假七天回家准备。当时，我们使用的钞票都是冀南银行发行的纸币，而新解放区还通用银元，于是每人斢做换光洋放在身上，多的有四、五十元，少的也有一、二十元。这次南下事先是保密的，所以回到家中都不敢对父母说实话。因为路途远，且新解放区情况复杂，可能发生一些意外事故，父母不放心让子女远行。临走时，只暗示这次分别了，由于工作需要，可能一年半载不能回家，父母妻子也不介意，只是千叮万嘱，有空要捎信回来。那晓得这次一别竟要离乡别井数千里、一去着干年后才能回来哩?
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到二十八日，南下干部从各地集中到河北威县万家营农村。三月六日召开南下人员动员大会，冀南行署主任王任重讲话，他开头便很风趣地说：“同志们，我们要出嫁了，但这次嫁出去没有好的陪嫁妆。一句话，要艰苦奋斗.”接着他讲了目前形势和任务，宣布这次要过黄河，跨长江，到江南接管旧政权，建立并巩固新政权。会上还强调了高度集中，统一领导，统一指挥，为适应军事行动，一律采用军事建制。参加商下的干部利用这段时间学习了毛主席、《目前形势和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关于时局的声明》，提高了思想认识，增强了南下工作的信心。四月三日，南下人员离开威县向开封行军。为了轻装上道，每人只带了必要的衣物打成一个小背包，另外加上一个能装五斤米的米袋，以免途中一时供应不了粮食，好解燃眉之急。出发那天清晨四点便起了床，五点开餐，队伍象一条长龙，浩浩荡荡，迈开大步往前走，十分威武雄壮。四月十日在东明县清庄渡口过黄河。这里河宽不过五十米，但水流湍急，为了保证安全，驻渡口解放军设计了一种长方形、船浅底宽的渡船，一则载人多，二则平稳不易翻。我们每船坐二十人，两支船对开，经过三个钟头才渡完。俗话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们过了黄河，南下信念更坚定了。从威县到开封，沿途县、镇对过境南下干部事先作好布置，我们一路上、妇女团、儿童团还有老人，送茶送水，放鞭炮，扭秧歌欢迎。见到这个场面，心中都很激动，队伍中喊出口号我们是人民子弟兵”，“坚决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国”，欢呼声此起彼伏，震动着原野和山谷。
四月十丘日到达开封。开封正是麦收季节，住在郊区的干部挤出时间帮助农民抢收麦子，老百姓想起以前国民党军队下乡不是抢粮，便是抓丁，而今看到我们热情帮他们收割，又丝毫不打扰百姓，两相对比，格外亲近我们，关系十分融洽。
在开封休息时，南京已于四月二十一日解放。中南局首长邓子恢召集我们开会，作了两次报告。他说解放大军向南推进，节节胜利，进展迅速，出人烹料。京、沪、杭、芜解放后由华东局派干部去了。上级决定区党委架子撤销，由王任重、韩宁夫、，苏刚带领五大队一部分干部到湖北外，另由乔晓光、郭森、孙卓夫、栗汇川带四、六大队到湖南去。听到这消息后感到很突然，先前在威县出发时讲的是下江南，大家虽没有去过，也听人讲“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江南是个好地方，繁华热闹，而今要去湖南，说不定以后还会上贵州云南。有的人开始闹情绪了。但中南局作出]决定，又不敢不服从。个别同忘在从开封上火车去徐州时，竟趁人不防跳火车开了小差。
开封气候很热，离开翼南时，带的单衣少没法洗换，衣穿久，又湿又汗，汁臭难嗅，经过同有关部门提出请求，每人发了一件灰巴粗布铜扣单衣，考虑到湖南多雨，湖区蚊子多，又给每人发一个小蚊帐和涂上桐油的雨布，虽然这几件衣物很粗糙，但也算是“雪里送炭”，无不感谢中南局对大家的关心和爱护。
在开封住了五十八天，安排去常德专区的干部分两路进行，一路由王含复、栗汇川带队往西走随十三兵团往郑州、新野，襄樊沙市去常德。一路由乔晓光、孙云英带队走东线，乘火车去徐州。那时没有客车行驶，临时坐的几列平板车，这种车皮四周没档板，上面没顶盖，不仅日晒雨露而且危险性大，稍不慎便有从车上滑到轨道压死的危险，所以大家放下背包，挤在一块坐下，虫咬也不敢动一下。特别是车上没饭吃、没水喝，没有厕所大小便，简直度日如年。到徐州后换乘的“闷罐车”，这种车虽然上面四周有铁板，但是里面黑压压的，又遇上大热天，闷得透不过气来，真是活受罪。到蚌埠换了车，却是敞篷车，当然这要比平板车和闷罐车好一点，但满头满身盖满乌黑煤烟灰，互相对看，都象化了妆的“黑张飞”，使你啼笑皆非。经过一天才到达南京对岸浦口，从开封到南京历时三天两晚。
六月十八日，我们坐轮船过江，排成三路纵队进入南京市区，南下干部队伍穿着不象解放军整齐，也不是人人扛着枪，高的高、矮的矮，男的男、女的女，十分引入注目。南方气候很热，加之已三天三夜没洗换衣，身上难免要散发出汗臭，路旁有些衣着华丽的妇女见了捂着鼻子走开了。看至这情景，虽然心头有火，但还得克制下来。在南京，我们住在交运部。南京是我们行军的第二站，全体休息一个星期，有组织的参观了中山陵和明孝陵。在北方农村长大，多数没见过世面，一到南京，看见处处是高楼大厦，处处是电灯电话，还有大洋船，一切都感到那么新鲜有趣。六月二十七日，离开南京去芜湛，有的是乘火车到芜湖换船去武汉，有的是坐轮船，直接去武汉，我们是坐的一艘五层高的“顺江轮”。一个小小铁床，安排五个人，有的躺着，有的坐着，有的站着，天又很热，关在小房间里，莫讲不能动弹，连透气也困难。天黑时到达了芜湖。芜湖是我国有名的四大米市场，在这停下休息了七天。天天吃大米，这时一些北方来的很少吃大米的人开始有兴趣，但吃了两天又感到不习惯了，还觉待在家里啃粗粮、窝窝头有味。离开芜湖去武汉有的同志已改坐木船，有的仍坐轮船。在长江上航行，时刻有敌机飞来袭击，干脆晚上开船，白天将船隐蔽在江畔树林边。船过九江距武汉不远地方，轮船被炸了一个洞，左右摇摆，终于翻了。到达行军第三站武汉后，我们住在金大楼旅社，后来由于敌机骚扰一部分同志转到汉阳龟园寺附近住下来。汉口是五月十六日解放的，解放才一月之久，市面秩序刚恢复，但仍然暗藏着没逃掉的敌特务和散兵，为了防止意外牺牲，外出三人一组，互相照顾。在武汉时，中南局书记王首道，副书记高文华，秘书长刘型等来到武汉，王首道书记向我们介绍了湖南情况，讲了湖南三湘四水，山清水秀，鱼米之乡，物产富饶，大家听了十分高兴，更加乐意到湖南工作。这时，常德地下党和专员陈采夫派的“民促会”会员张诚赶到武汉汇报了常德地区情况，他说常德市五十万人口，津市也是个大城市。于是，领导根据情况，特别加强了常德市和津市两市的领导班子力量，确定由地委组织部长柴保中兼常德市委书记，地委委员赵墨轩兼常德市市长，地委委员栗汇川兼津市市委书记和市长。
在武汉时，正好“七、一”党的生日，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已发表，大队及时组织学习，极大鼓舞了我们去新解放区工作的信心。从武汉到沙市，很多同志是坐的木船，一支装几十人。船开到距沙市不远的长湖，突然前面有枪声，后来才知道是土匪，很快被沙市开来的解放军打跑了。从南京带出的每人每天十二两饼干，因日子久了都发了霉，讨又讨不到，同志们整整一天没吃饭。由于南北方气候有差异，生活习惯也不同，不少同志因水土不服，染上了虐疾和其他疾病。到达沙市后，将病号留下来，设立一个临时留守处安置这些同志的住宿和医疗，其余同志在沙市休息一天后便渡长江南行。沿途解放军步兵炮兵络绎不绝，我们并肩而行一路上热闹非凡，南方多河汉沟港，不少是独木桥，北方人不会游泳，有的不慎跌到水里淹死了。在公安还第一次发现用粗谷壳包着的圆东西，原来是皮蛋，：在北方没见过，这些都引起极大兴趣。
到达湖南后，各大队按在开封时分配的工作地点开始接管工作。二大队一中队（清河县组成）去澧县，二中队（武城县组成）和三中队（故城县组成）去安乡，四中队（恩县组成）去南县，五中队（高唐、夏津两县组成）去桃源，四大队一中队（隆尧、柏乡、宁南县组成）和五中队（新河县加南宫县一个区、隆尧县一个区组成）去常德县、二中队（巨鹿、南和县组成）去沅江，三中队（南宫县组成）去华容，四中队（广宗、平乡县组成）充实到地方机关，六大队二中队（大名、广平、鸡泽三县组成）去石门，三中队（任县、冀县组成）.加平乡县干部去临澧。在武汉得知汉寿已划入益阳，便将四中队改去津市。我们南下工作队从河北威县集中出发，途经五个省，行程四千多里，历尽艰辛，终于胜利到达湖南常德地区目的地。
（根据聂铁岑、张立来、徐玉昌、楚坤秋等离休干部口述，由乐山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