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头誓师
1946年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公开撕毁了东北停战协定（1946年1月10日关于停止军事冲突的协定）和政协决议（1946年1月13日在重庆召开的政协会议决定）。继在东北攻占我四平、长春之后，又对我晋冀鲁豫解放区之豫东、豫北等地区连续大举进攻，侵占了我解放区大片土地；山西的国民党军向我太岳、太行解放区进攻已达上百次。6月15日，国民党更嚣张地要我解放军退出陇海路南一切解放区；胶东全线；承德和承德以南一切地区，冀东沿海地区；东北大部分地区以及山东、山西我军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一切地区。6月下旬，蒋介石派出40万大军围攻我中原解放区。所有国民党军向我解放区的进攻和无理要求，实际上是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宣言，说明他全面内战的部署已经完成。为此，我晋冀鲁豫中央局、晋冀鲁豫军区于1946年6月23日，发出关于内战时期工作的指示，要求各部队于10以内，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工作。
1946年6月28日，我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六纵队，在邯郸以南30里的马头车站，召开誓师大会。这天清晨，当东方的太阳刚出地平线时，平汉线马头车站集合了几万名人民子弟兵。上午9时，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在纵队领导的陪同下，登上用小火车皮搭成的讲台。三纵队陈锡联司令员宣布大会开始，刘伯承司令员作简短讲话后，邓小平政委即作打好自卫反击战的动员报告。他以大量的事实分析了当前形势，他说：“蒋介石不遵守政治协商会议和停战协定，现在他已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全面进攻了。今年上半年，国民党军队相继对我中原解放区、东北解放区、苏北解放区、晋冀鲁豫解放区、晋察冀解放区、晋绥解放区等许多地方，发动多次进攻，同时美帝国主义用大的力量帮助蒋介石运输军队，并以美式武器装备国民党军队，蒋介石认为他们的准备已经很充分，可以在3个月至6个月全面消灭人民解放军。蒋介石6月26日命令蒋军几十万部队大举‘围剿’中原军区所在地宣化店，说明全面内战已经开始了。……”他号召全体指战员“要迅速作好一切准备，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他最后强调指出“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他发动反人民的内战，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他经济困难，军队士气不振，这是他无法克服的致命弱点；我们虽无外援，但是人心所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保障，因此，我们一定能够打败蒋介石。我们要有足够的信心打好自卫反击战。”
誓师大会后，刘、邓大军启程南下。指战员在行军途中边走边讨论，经过讨论，广大指战员都清楚地认识到我军必胜，蒋军必败的道理，使全军指战员进一步鼓舞了斗志，同时展开了紧张的备战练兵工作。
8月10日夜，晋冀鲁野战军开始向陇海路反攻，我军指战员士气高昂，英勇作战。到12月25日的四个半月，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五战五捷，毙伤俘虏蒋军官兵11万，缴获了大批美制武器。战斗虽说艰苦，但我军官兵的战斗情绪一直是高涨的。
二、严整军纪
1947年6月3日，中央军委命令晋冀鲁豫野战军，积极准备，于6月底突破敌人黄河防线，挺进中原。8月27日，刘、邓大军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区以后，遇到了许多不便：北方骡马不吃稻草，给饲养、使用和部队行动都带来困难；夜间行军，走的是稻田小路，人马辎重经常落水，有的战士发怨言说“江山如此多娇，无数英雄光摔跤”；因和当地群众语言不通，在地主、土顽、特务的反动宣传影响下，部队所到之处，不少群众躲入了深山。在这种情况下，部队违反群众纪律的事件日渐增多。事情总是这样：部队纪律越不好，群众就越不敢接近部队。
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张际春副政委、李达参谋长深感问题的严重，于1947年9月2日在经扶县（今新县）小姜湾村前草坪上，召开了整顿纪律的干部大会。在开会时，只要有从这里经过的部队干部，都被叫来听首长讲话。
刘伯承司令员说：“部队纪律这样坏，如不迅速纠正，我们肯定站不住脚。”
邓小平政委严肃地指出：“部队纪律这样坏，这是我军政治危机的开始。”
张际春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随即宣布：“当前我们的中心工作是使我军明确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的思想，全体指战员都要学会克服困难，要严格群众纪律。以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
会后，机关干部立即下部队，传达刘、邓、张首长指示，开始整顿军纪，很快扭转了部队违法乱纪的歪风，使群众顾虑有所缓解。但是，部队新到一处，群众离家上山的现象依然存在，部队违反纪律的现象仍实有发生。11月11日，晋冀鲁豫野战军总直属队路过黄岗县总路嘴镇时，店铺的商贩又都走光了，邓政委在该镇的街中间行走时，发现一个军人刺刀上挂着一捆花布和一捆粉条，当即命令我们“查清这是什么人”。当他知道是警卫团四连副连长时，立即与刘、张、李首长商定，为严格纪律，必须严惩这位抢掠群众东西的副连长。消息传出后，有人认为这位副连长立过战功，是不是可以不杀。邓政委听到反映后，权衡利弊，最后还是决定要杀。当天下午就在总路嘴镇樊家榨，由李达参谋长召集总直属队军人大会，并请总路嘴镇的一些小商贩参加，宣判这位副连长死刑，立即执行。
邓政委的果断决定，不胫而走，很快传遍大别山全区。群众纷纷议论说“这是共产党领导的真正的红军回来了”，解除了对刘、邓大军的顾虑，恢复了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
1986年在我重访该镇时，谈起此事，当地一些群众还在悔恨当时不该上山，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说：“如果大家都在家，也不会造成这一悲剧。”
三、警钟长鸣
邓小平政委经常号召刘、邓大军全体指战员，要丝毫不打折扣地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关键时刻更应如此。他经常提醒各级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渡江作战胜利后，更是不断提到这个问题。
1949年8月17日，在第二野战军向西南进军的前夕，邓政委在南京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讲到对京、沪、杭战役取得胜利的看法时，针对部队中某些高级干部滋生的居功骄傲、目无法纪的严重情况，作了极为深刻的批评。他说：“京、沪主要是上海，接收的顺利，首先是由于执行了中央的政策，毛主席制定的完整的政策，是京、沪、杭胜利的首要原因；其次是大家的努力，共产党员及广大群众所以努力，也是因为政策的正确，使成功获得了保障。……因此，我们各部门估计自己的工作成绩时，首先要看到这一点。幼稚的党员往往过高的估计自己。如果没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那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们应虚心，好好学习党的路线，政策，学习毛泽东思想。”又说：“我们确实了不起，对敌人来说是这样，但必须认识这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相反，如果自以为是，不去学习，将来工作不但得不到成绩，工作中必然还要犯错误。”他的讲话，对于少数领导干部在胜利面前滋长的骄横、堕落、享乐、腐化思想，对于在接收城市工作中强占胜利果实的本位主义，对于破坏行车规定的军阀主义，对于那些把本单位或个人利益同公家整体利益对立起来的无政府无纪律行为，是一次严厉的批判。这次讲话，对纠正我军某些不正之风，对教育广大干部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对于胜利完成进军大西南的光荣任务，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49年9月5日，为彻底肃清干部中存在的享乐思想，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共二野前委又给各部队发出了警告电报，指出：“我们二野过去的风气确实是艰苦朴素的，……但是自进军中原及大别山以后，我们的干部其中包括个别高级负责干部，不但不是把这种表扬（中央的表扬）看作是对我们的教育，要求我们更加虚心和谨慎，更加注意保持艰苦朴素的良好的作风，不是把我们的战斗胜利和工作成绩看作是我们执行中央军委正确指示的结果，看作是我们执行中央军委指示应有的责任和努力，看作是各兄弟部队及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共同配合的结果……不是把长期艰苦岁月里的艰苦奋斗，看作是我们党和毛主席、朱总司令建立和一直亲身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切部队所共同拥有的优良传统，而是把它看成是我们二野部队专有的品质。由于我们的干部特别是某些高级干部存有这一种极端错误的思想，于是背上了大别山的包袱，豫、鄂的包袱，刘、邓大军、淮海战役、渡江诸胜利的包袱，于是骄傲起来，从而大大损害了我们的工作。”电报特别强调指出：“渡江前后，特别在渡江以后，二野从总体来说，不健康思想萌芽滋长着……部队中的享乐思想正在发展，违犯政策，破坏纪律，不遵守制度等等无政府无纪律状况并未肃清……”接着指出：“前委警告各级党委和各级负责同志，现在是放下包袱的时候了。现在是我们二野干部（不是战士和下级干部，他们始终是艰苦朴素的，而是上级和高级干部）向四野、三野学习艰苦朴素，遵守政策，模范纪律，顾全大局和友爱团结的时候了，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能克服上述不良倾向……”。
部队迅速传达学习了这个电文，许多领导干部作了比较深刻的检讨、反省，认识到背着包袱进军西南，将会招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从而提高了觉悟，振作了精神。
西南解放后，部队进重庆一个多月后，享乐思想又有发展。1950年1月12日，刘、邓首长又及时发出认真检查与纠正享乐思想的通知，指出：西南作战虽已基本结束，可是我们的任务并没有结束，起义部队数目庞大尚待改造，清匪反霸还未开始，广大的基本群众尚待发动，残破的城乡生产尚待恢复，这些光荣而艰巨的工作，部队应负起主要的责任。同时指出部队现在发展了享乐腐化的思想，应由领导同志以身作则：不设私人公馆，房子挤着住，集体办伙食，严防铺张浪费。特别要关心下级干部战士在制度规定范围内的福利。通知特别强调指出，在重庆街上发现一个因病掉队的战士无人照管，日夜在街头呻吟，有同志把他送到市军管会，而军管会处理这个事情的同志，并未送他到就近的部队去，而是又将他推出去，使他匍匐着找到二野司令部。就上述这些现象看来，我们部队中有些人以为胜利了，该享福了，腐化起来，什么艰巨的建设任务并未想到，广大的基本群众与下级干部战士的生活并未见到。这是何等危险而最可怕的现象！……望各级政治部……认真检查各自发生的类似恶劣现象，并提出具体的纠正办法……，同时建立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使其实现其职务。”
通知发出后，邓小平政委亲自参加处理过个别高级领导干部喜新厌旧闹离婚，乱搞男女关系，强占小车大房，无限制的讲究生活待遇等等违法乱纪影响极坏的案件，为西南地区党、政、军各部门严整思想作风树立了榜样。这也为以后艰巨的剿匪反霸，发动群众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排除了障碍。
四、加强公安
1950年春，蒋介石的大量武装部队虽被消灭，但反革命的社会基础尚未摧毁，西南地区敌人的应变组织尚待清理，武装匪特的破坏还未遭到我严重打击，成股的武装土匪，抢劫我征集的公粮，杀害干部，破坏交通设施，破坏城乡社会秩序，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情况仍严重存在，隐藏在起义部队中的特务分子，尚未得到消除和改造，潜伏特务的电台有的仍与台湾蒋帮保持联系。针对这些情况，1950年2月16日，在邓小平政委主持下，西南局发出了“迅速建立各级公安机关”的指示。在指明当前斗争任务仍很繁重的同时，着重指出：“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专门的公安部门工作与群众的组织和一般的改造工作，给予思想上组织上有力的斗争……敌人是不会自行放下武器和自动消灭的。”
指示发出后，各大中城市除继续加强军事管制中的公安工作外，人民解放军又抽调了大批骨干（一般每个县配置5至10人，并带一个排或一个连的武装），组建了县级公安机关，迅速展开了以配合剿匪，恢复城乡交通秩序为中心的地方治安工作，为继续剿灭残余匪特，布下了天罗地网。
1950年6月3日，邓小平政委为《西南公安通讯》题词时，又一再强调要大力加强隐蔽斗争。题词是：“加强隐蔽斗争，肃清匪特，是今后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这不但需要我们公安工作同志的机智和有办法，更重要的还在于依告群众和掌握政策。”
1952年春，西南地区清匪反霸取得决定性胜利，但盘踞在西南江河码头的封建把头，仍妄图东山再起，费尽心机从经济上、政治上进行破坏，号称百万人口的重庆市，曾一度没柴、没煤、没煤、没有蔬菜上市。追其原因，主要是水上的封建把头，控制了大量船民，威胁他们，不准运粮运菜运燃料进市。在这种情况下，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同志指示西南局总工会主席蔡树藩同志，立即召开会上工作会议，全面布置反把头斗争。西南地区水上公安局和水上工会的代表，齐集重庆后，邓小平同志曾用了半天时间，把到会代表叫到他的办公室，亲自听取了情况汇报。给到会同志就有关的政策问题作了详尽的指示，会后，西南地区江河码头迅速掀起了大张旗鼓反封建把头斗争，充分发动船民群众，严厉打击了血债累累的恶霸把头，组织了水上工会组织，建立新的户口管理制度。建立健全了船民基层政权组织。
邓小平同志日理万机，但深入基层亲自抓具体工作的情况却是常见不鲜的。诸如1946年8、9月间，自卫反击战大踏步后退的紧张时刻，晋冀鲁豫野战军政治部工作组每次从部队返回，邓政委都要抽空到野政去听汇报，对部队士气、指挥员思想情况，以及发生的重大问题，不仅是听而且常常是究根问底，及时处理。1947年1月16日，邓小平政委亲率第一、第六纵队到陇海路南豫东作战，出发时张际春副政委指定我和朱汉雄，刘昆如，窦桂林等同志押解被俘的国民党纵队司令张岚峰随部队南下。从出发到柘城，邓政委曾几次叮咛说：“可不能让他跑掉，跑掉了就没戏唱了。”张岚峰是蒋介石国防部第三纵队司令，他在鲁西南被俘获时，他的主力部队仍在豫东，这次押解张岚峰随军南下，任务不轻。当听到邓政委的指示后，更百倍地加重了大家的责任感。1951年冬，西南镇反进入全面清理积案阶段，积押了大批犯人。邓小平政委亲自召集西南军政委员工业部、农工部、民政部、交通部、公安部的主要负责人开会，专门研究了组织劳改问题，在四川首先开辟的雷马坪劳改基地，就是这次会议确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