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家庭和童年
我于1925年12月25日出生在山东省莒南县文疃镇王家炕村一个农民家庭。那里地处半山区丘陵地带，主产红薯、花生、小米、高梁、糁子。当地群众的主食是用穆子和红薯做成很薄的煎饼，过年才能吃上饺子和馒头。
父亲魏延贵，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他勤劳节俭，每天干活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回家，他把日常开支外的钱，存放在一个能进不能出的密封土罐里，辛劳了一生，买了12亩旱地、l头牛。母亲张氏，家庭富裕，看到父亲能勤俭持家，不嫌弃就嫁给了父亲，操持家务，养育了我们兄弟5人。
父亲为人正直忠厚，和村民邻里融洽相处，他赶集听书回来，将听到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受到大家的欢迎。他教育我们做人要忠诚老实，不能贪小便宜，要靠自己的劳动获得。可惜他没有文化，只叫我干活，不让我上学。长大后，我知道“两眼黑”（没有文化）以后不能做事，没有钱买笔和纸，就用木炭和树枝在地上学写字。9岁时背着父母偷偷地去离我家1里多路的潘店小学堂（新学）免费读书，吃住在亲戚家。两年后（1937年）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学校被迫停课，回村后我又读了1年半的私塾，一共才读过两年半的书。参加革命后，由于工作的需要，我更加努力地学习文化知识和政治理论，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都有很大提高，后来我可以写工作总结，开会作报告也是我自己亲自动手写稿，还多次给报刊投稿，曾经被《云南日报》登载。
我有4个弟弟，父亲最喜欢我，他常常带我去村里的汤锅摊上喝1碗只有几片肉的汤，自己却舍不得吃。父亲由于积劳成疾，41岁就丢下我们离开了人世。从此家庭就陷入困境，那时我才11岁。在父亲的熏陶下，我自幼就爱劳动，作为长子应该为家庭分忧。幼年时就拾柴草，8岁放牛，12岁学干农活推独轮车，一次抬木头伤了腰，至今留下了后遗症。劳动成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习惯和乐趣。即使在我担任县、地、省领导以后，仍保持热爱劳动和群众在一起的作风。
二、接受革命思想教育，走上革命道路
自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大半个中国沦陷，百姓遭殃。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全国数千万同胞被杀害，中华大地一片凄凉，在我幼年的心灵上留下了痛苦的阴影，并种下了仇恨帝国主义的种子。
在潘店小学堂上学时，有位老师是地下党员，叫刘树华（新中国成立后任云南玉溪专署副专员），他不仅教我们读书识字，还经常讲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我同胞，强占我国土的罪行。当时我真想抓几个日本鬼子，咬他们几口以解心中之恨。从那时起，我开始受到革命思想的教育。
1939年八路军工作队到我村，宣传抗日，教唱抗日歌曲。工作队宣传共产党是为穷人办事的，要实行减租减息、土地改革，让人民吃好住好，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坐上汽车。现在大家要团结起来，打倒日本鬼子，实行人民当家作主。
我积极响应他们的号召，带领大家唱《解放区的天》《跟着共产党走》《大刀进行曲》等革命歌曲，当上了儿童团长，1942年当民兵、青救会长，站岗放哨，送鸡毛信，用毛驴护送八路军伤员，捉拿汉奸，为民除害。
邻县日照石沟岩镇大恶霸、大汉奸朱信斋是地主武装伪军团长，投靠日本人，将八路军一一五师某团的董政委衣服脱光，捆在树上，让狼狗撕吃肉体，被活活咬死。朱信斋还杀害了100多名革命干部。他欺压群众，收租派款，整死无辜百姓，人们四处唱着“朱信斋，狗娘养，粮山口里做皇上，压迫四十八个庄，收租派款，丧天良，老百姓受苦又遭殃”的歌谣来控诉他的罪行。
1944年1月，在滨海地区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已改为滨海军区六团），决心为民除害。我县薛庆区基干民兵大队50多人，积极配合攻打朱信斋，我任班长，带领一个班坚守阵地以防敌人突围，并管押战俘。经过4天5夜的激烈战斗，全歼汉奸武装，活捉了朱信斋、伪区长等人。
在庆祝胜利的同时，为进一步控诉朱信斋的种种罪行，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莒南县民主政府在文疃大河边搭台召开3万多人参加的公审大会，处决朱信斋、伪区长等汉奸，活祭烈士，群心振奋，大快人心。一老汉的两个儿子被朱信斋残害致死，老汉将被处决后的朱信斋的心挖出，割下头示众。广大人民群众受到深刻的教育，进一步认识到只有拿起枪杆子才能打倒日本鬼子，铲除汉奸，过上好日子，从而掀起了父送子、妻送夫的参军热潮。
1944年7月，党组织根据我参加对敌斗争以来的表现，吸收我为中共党员，介绍人是村党支部书记张继升、区委书记翟佃满。
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动员参军，群众往往有顾虑，担心参军后没几天就可能成为烈士。在“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八路军，八路军处处为人民”的感召下，1945年2月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带头报名参加了八路军，还带动了村里20多人人伍。当了八路军后，我们参加过很多次战斗，我们一起走出来的那些人，有10多人在后来的战斗中先后光荣牺牲。
1945年8月，中国人民胜利了，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希望从此能够过上没有战争、没有血腥、没有残酷的平安日子。谁知，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又发动了内战，战火再次烧起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奋起反抗。
三、投身解放战争（1945年2月-1950年3月）
我于1945年2月参军后不久，组织上又把我调到莒南县薛庆区任宣传干事、宣传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渴望和平，反对独裁，反对内战。蒋介石却违背民意，撕毁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妄图消灭共产党，继续统治中国。毛泽东主席针锋相对，于1945年8月先后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等重要文章，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口号，从政治上揭露他们的阴谋，在军事上指挥我人民解放军，给予坚决反击，部署消灭他们的战略战术，制定具体的作战方针，指挥我军奋勇作战，开展了伟大的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解放战争。蒋介石集中优势兵力，重点进攻山东，1946年蒋军就占领了山东郯城、峄县、枣庄等地。我华东野战军在陈毅司令员、粟裕副司令员的指挥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反蒋战役。
1947年1月，我任莒南县支前民工担架营教导员，带领300多人的担架队支援前线，为便于指挥担架营在战斗中及时抢救运送伤员，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四师民运科任命我为政工股长，有时部队还发给我服装、蚊帐、香烟等。我们参加了莱芜、孟良崮、莱阳等战役，在这些战役战斗中，我们都是不分昼夜，不怕艰难险阻，忍着饥饿和口渴，进行长途跋涉，为了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常常是穿着草鞋跑步前进急行军，为了避开敌机轰炸，有时只能在夜间行军，实在困了，为防止跌倒，就由两个人架着替换着走，不辞千辛万苦，终于完成了任务。1．莱芜战役（1947年2月20-23日）
1947年2月，蒋介石得知我军主力在山东临沂（解放区首府），调集国民党军队31万余人由南北两线进攻我山东解放区。南线国民党军队以8个整编师北犯临沂；北线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3个军南逼莱芜、新泰策应，南北对进，企图夹击我军主力。我华东野战军以2个纵队阻击南线之敌，以主力7个纵队迅速北上莱芜，全歼北线敌七十三军、四十六军，活捉李仙洲，歼敌6万多人，收复13座城镇。这是解放战争在运动战中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一次重要战役。
2．孟良崮战役（1947年5月13-16日）
1947年4月，蒋介石对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国民党军队3个兵团、24个整编师60个旅共45万人，由临沂、泰安一线分3路北犯。我华东野战军主力在新泰、蒙阴集中5个纵队16个师，采取中央突破法，于5月13日，将全副美械装备的国民党精锐部队整编第七十四师包围于蒙阴东南的孟良崮地区。蒋介石令七十四师坚守待援以吸引我军主力，同时调10个整编师前来增援，企图解孟良崮之围，均遭我军顽强阻击。至16日，蒋介石嫡系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王牌军整编第七十四师三个旅和整编八十三师一个团被全歼，号称“常胜将军”的师长张灵甫被击毙。此役共歼敌3.3万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取得辉煌战果，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是解放战争中华东战区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战。战后，蒋军第一兵团司令汤恩伯被撤职，二十五师师长黄百韬、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露被处分。蒋介石无奈地说：“孟良崮战役的失败，是我剿匪以来最痛心、最惋惜的事。”电影《红日》描述了这一战役。
1947年夏，为消灭国民党军第十一师，我二纵四师又向南麻、临朐进攻。时值雨季，阴雨连绵，道路泥泞，途中要涉水通过一条一公里多宽的大河，水深浪急，炮车无法过河，重机枪、战马和炮被河水冲走，有的同志在过河时不幸溺水牺牲了，好在我会游泳，顺利地过了河。那时吃不上饭，就吃老南瓜充饥，天空飞机轰炸，与敌激战了3天2夜后，遵照毛泽东主席“不打无把握之仗”的指示，我军随即转移到胶东。
3．莱西战役（1947年12月4日打响）
1947年9月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10月又为我军总部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即《双十宣言》，精辟地分析了当时战争形势，我军已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进攻阶段，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口号，宣布我党我军的八项基本政策，后延伸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共同签发。从而加快了解放山东的步伐，部署了莱阳等若干战役。
莱阳地处胶东地区中心，是胶东半岛交通枢纽和国军胶东内地补给站。为解放山东，华野东线兵团在许世友司令员和谭震林政委的指挥下，于1947年10月初向胶东地区之敌发起进攻，12月4日开展了莱阳、莱西战役，山东动员了10万余民工支援，歼灭了敌整编五十四师、整编六十四师共1.7万余人，蒋介石从潍坊派来增援被包围的六十四师一个旅，也被我军消灭。解放了除青岛、烟台、福山、蓬莱、龙口之外的广大胶东地区，为收复山东省打下了基础，改变了山东战局，是胶东保卫战又一战绩。
在近一年解放战争的战斗中，我和担架营的全体同志在前线抢救、运送伤员，火线抢救伤员13名，因指挥灵活，担架营队员无一伤亡。我们经历了斗争的考验，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有一次，我在执行战斗任务时，被敌军重炮炸伤左眼，因表现良好，荣立三等功，莒南县支前指挥部颁发了荣誉奖章一枚。
1948年我奉山东军区之命，冒着敌军的枪林弹雨，护送80名军人去吉林省四平街休养，军人无一人损伤，我荣获解放东北纪念章。
莱阳、莱西战役后，我于1948年4月回莒南坪上任区委组织委员，1949年3月调新海连特区任民主区委组织委员、前云区区委副书记。
无论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还是由蒋介石发动的内战，都是反人民的非正义的战争，他们代表的是反动阶级的利益，战争的性质注定了他们的必然失败。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广大人民的利益，其领导的抗日和反蒋斗争，完全合乎人民的正义要求。从而形成了一场伟大的人民战争，使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陷人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难逃覆灭的命运。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英勇顽强的浴血奋斗，终于推翻了蒋家王朝，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土地上，我党推翻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终于扬眉吐气当家作主了。从此，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对世界上其他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反抗压迫、争取独立自由的解放运动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具有深远的国际意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们一切工作的方针，在战争中闪烁着异彩夺目的光辉，在《毛泽东选集》四卷中有着充分的论述。毛泽东主席对抗战胜利后国际国内形势的精辟分析，对解放战争作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及在政治上瓦解敌人、军事上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军事原则，是战胜敌人的重要法宝。使我进一步认识了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