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进军西南，扎根云南
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辽沈、淮海、平津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胜利结束。1949年2月8日，毛泽东主席及时地以电报形式写了《把军队变为工作队》，指出：“人民解放军不但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必须是一个工作队，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主要担负工作队的任务。”在1949年3月5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又英明地预见到：“现在准备随军南下的53000多名干部，对于不久将要被我们占领的极其广大的新解放区来说，是很不够用的，我们必须准备把210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向全军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3日解放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22年的南京，宣告了蒋介石政权的覆灭。全国形势迅速发展，新解放区面临着接管国民党政权等繁重任务，需要大批能胜任工作的干部。
1949年4月，党中央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从各老解放区抽调53000多名干部南下，开辟新区工作。山东分局抽调了300多名干部到云南，我是其中之一。7月，我和其他同志调济南学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等文件，准备南下。频繁的战争年代虽然过去了，但南下到云南新区接管旧政权，建立新政府，也是一场严峻的挑战。当时有人对云南存在很多误解，认为云南是古代野蛮充军之地，瘴气大，少数民族多，有的地方还用汉人的胡子头祭祖等等。山东、云南相距数千里，壮士一去何时返？有的人临阵退缩了。
在徐州整训学习时，滇桂黔边纵队司令员庄田以及参加中华全国首次青代会返滇的云南地下党代表张平，向大家介绍云南的情况，解除了一些误解。我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服从了组织的分配，离开了养育我的故土山东，毅然南下，时年24岁。
1949年10月1日传来新中国成立的喜讯，支援云南的300多名干部通过学习，肩负着解放大西南的重任，从徐州乘火车由陇海线经郑州转京汉线到长沙，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五个大队3800多人会师，老干部编为六大队，我被编入六大队二中队三班，班长是马殿贵。入冬后从湖南韶山开始步行3000多里，经湘西山区海拔3000多米高的雪峰山，当天行军百里，在云雾中行走，很多人滑倒又爬起来。有次遇到蒋匪残兵，打死我战士，抢走武器和军装。
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行军，我们横跨鲁、苏、皖、豫、鄂、湘、黔、滇8省，行程8000里，完成了被誉为的“小长征”、进军云南的任务。
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于1949年12月9日宣布起义，促使我们加紧奔赴接管云南的行程。
1950年元旦，部队到贵阳市。2月9日到达云南省沾益县。13日上午，与云南地下党、“边纵”六支队、四野三四O团、二野四兵团共7000余人举行庆祝西南解放部队会师联欢。17日欢度春节，原滇桂黔边区党委副书记郑伯克、昆明市委书记陈盛年、“边纵”副司令员朱家璧以及昆明市各界代表前来慰问。在会师期间，宋任穷传达了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对云南工作的重要指示，强调云南和平解放和少数民族较多的特点，指出一定要坚持“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方针。20晚由沾益乘火车，次日晨8时抵昆明东郊小石坝。住杨公桥兵营，驻扎1 l天，整编、学习云南省关于征粮工作的指示，分配会后，接管昆明、玉溪、曲靖、武定专区。由云南省委分配到玉溪专区的西南服务团战友为368人，我也被分配到聂耳的故乡——玉溪专区。由省委书记宋任穷指名从北京调来的岳肖峡同志任玉溪地委书记，和大家见面，他强调要和地下党的同志搞好团结。原滇中地委书记温宗姜同志前来迎接并介绍了玉溪专区的情况，滇中独立团团长董治安会见一大队全体同志。地委书记岳肖峡同志特别强调会师只准会好，不准会坏，搞不好团结，由外来干部负责，要热情地向地下党同志学习。
1950年3月中旬，我云南支队分配到玉溪专区的近300名干部（有少数老区干部，大部分是在南京参军的大、中学生）从昆明经呈贡县、晋宁县、昆阳县步行两天到达玉溪，沿途群众载歌载舞热烈欢迎。到玉溪（专署所在地）后，我们住在财神庙（新中国成立后为县文化馆），睡地铺，在那里我们和滇中地下党及玉溪护乡团、民工团、艺工团地方干部会师，一起学习农村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征粮的具体细则，后分赴12个县，开辟新区，建立人民政权。
3月中旬，在县委书记刘世杰、县长张印堂的带领下，我们53名南下干部和地方干部共60多人同乘一辆敞篷大卡车前往澄江，奔向新的工作岗位，大家满怀激情，高唱革命歌曲。在县城分工后，立即奔赴工作岗位。
从此我扎根云南，在这里我与爱妻金一杭组织了家庭，和我的儿女子孙们在红土高原战斗生活了52年。
五、在抚仙湖畔开辟新战区
（1950年3月-1955年5月）
澄江县在昆明市东南部，有澄江、阳宗两个坝子，县城距省会昆明50余公里，这里山清水秀，是一个富饶美丽的地方。澄江坝子南端有我国第二深淡水湖泊——抚仙湖，水最深155米，平均87米，湖面212平方公里。湖内盛产美味抗浪鱼，蓄水189.3亿立方米，占云南省湖泊总蓄水量的65.7%。还有东、西两个龙潭，流淌着清凉甘甜的泉水。坝区有4万多亩农田，土地肥沃，水源丰富，是滇中有名的“鱼米之乡”。
澄江是个小县，全县只有5万多人口，设4个行政区。抗日时期广东中山大学曾迁移来此办学。云南是和平起义的，虽然澄江当地的多数乡绅和百姓拥护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有利于新生的人民政权开展工作。但是，国民党统治了多年，群众民不聊生，当时坝区还种植着大烟。澄江的封建势力和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反动派残留分子还在暗中与人民为敌，他们千方百计想着破坏人民政权。
1950年3月，我在澄江担任点抚区（后改为双树区）区委书记兼区长。我们带领南下干部6人、地方干部10人（多数是刚从学校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分成龙街、左所、广龙（包括化乐即外五保）3个工作组，到15个乡、100多个村子宣传形势和党的政策，发动群众，利用保甲长，开展征粮工作。我在左所乡搞点示范。1．征粮、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
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在澄江展开，征粮、剿匪、镇反、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等用武力和强制手段才能完成的任务，严峻地摆在干部与当地民兵、积极分子、革命群众面前。
澄江县1950年2月8日成立军管会，3月12日建立中共澄江县委，6月16日成立澄江县人民政府。我军接管后的主要任务是建立革命秩序，恢复发展生产。因为1949年公粮尚未征收，云南省委把征粮作为全省的中心任务，实行合理负担的征收政策，“田多者多征，无田者不征，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合理负担”。当时尚未建立乡政权，就利用旧保甲长催粮，1949年度共征得公粮340多公斤，保证了军需民食的供应。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为保证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必须大张旗鼓地镇压和肃清一切反革命活动。
共产党的到来，人民政府的成立，意味着长期统治中国农村的地主阶级被打倒，剥削阶级被消灭的日子来到了。加上征粮，地主的田地多，要负担的粮食也多，大大触动了地主阶级的切身利益。出于阶级本能，他们和国民党残余势力、土匪、恶霸、反动会道门勾结在一起，组织反革命武装，举行暴乱，杀害我干部，抗拒征粮，企图推翻新生的人民政权。当年4月，全省多处地方都发生反革命暴乱，反革命分子纷纷打出“云南人民抗共救国军”“人民自卫军”等旗号，抢走公粮，杀害干部。玉溪专区就牺牲了800多名干部和民兵。澄江县阳宗区草甸乡、新街乡先后发生土匪暴乱，有10多名干部和民兵被杀害。
国民党残余势力、土匪、恶霸极端仇恨共产党。有的同志不幸被他们抓去，被挖眼、挖心，挖出的心还被土匪炒来下酒吃；有的被割耳鼻、剥皮，女同志被割乳房，但他们个个都表现英勇顽强。有的同志牺牲前高呼：“共产党万岁！”“为人民而死是光荣的！”有的怒斥匪帮，匪徒则用糠堵住嘴，将烈士的遗体丢在千人洞里，无法寻找。他们都是20多岁风华正茂的热血儿女。“当时，我们大家十分愤怒，纷纷表示，一定要牢记这一笔笔血债，加紧征粮剿匪，巩固人民政权，为烈士报仇。澄江县的封建势力和反动势力相互勾结，妄想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当时县里有暂编十三军起义部队一个营，随时有叛变的可能。县政府仅掌握着30多人的公安队，战斗力不强。县委书记刘世杰、县长张印堂也分别带领干部、民兵日夜在县城城墙上站岗巡夜、放哨，以防敌人来范，时刻警惕敌人的捣乱。当时在中关一带常有土匪流窜，地委书记岳肖峡同志来检查工作，车上都架着机枪，形势十分严峻。他在我区检查工作时，夜间我为他站岗。
当时我们面临着征粮、剿匪反霸两大任务。要征粮，必须先剿匪。根据中央的“军事进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结合方针的精神，县、区、乡成立了剿匪委员会，充分发动群众，组织民兵，摸清敌情，采取对策。为制止暴乱，县委认真执行了“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并采取了两项措施：
第一，先发制人：通过摸底、调查、排队，将蠢蠢欲动准备制造暴乱的危险分子带镣关押，使其梦想破灭。
第二，唱空城计：大造革命舆论，夸张我军力量。县政府通知各乡送粮草，准备迎接解放军大部队的到来，制造迎军气氛，震慑了敌人。
此外，县委还正确执行了“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对提供匪情的开明人士李毓新给予表扬，并吸收他到县协商委员会工作。由于采取了上述有力措施，澄江坝区制止了可能发生的反革命暴乱。
在镇反运动中，为彻底消灭反革命势力，给贫下中农撑腰，狠狠打击反革命气焰，大长人民群众志气，大灭反革命威风，对反动恶霸土匪实行大逮捕、大镇压。各工作组深入发动群众，逐村逐人进行调查、核实，由工作组将需抓捕的人员名单上报县委批准后，全县在同一天由工作组和民兵配合，实行大逮捕，造成革命声势。逮捕后公安局整理材料，按照党的政策，提出杀、关、管的意见，填表盖章，报县委批准执行。
县政府在东大河河埂和县运动场，几次召开全县公审大会，扩大声势，镇压邪气，教育群众。县长张印堂讲话，揭露敌人的破坏活动，宣传我党政策，为人民群众撑腰。当时还未成立法院，以临时人民法庭出面，进行宣判，被宣判者，成串带入会场。有一次在凤山公园后山就镇压了53人，大涨了革命志气。被镇压的是作恶多端、长期欺压群众、有血债的恶霸、土匪、反动会道门的头子等。这些人的伏法，为建立革命秩序创造了条件，贫下中农拍手称快，敢于起来当家作主，为减租退押、土地改革打下了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
在县委的领导下，由于正确执行了中央的政策，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经过8个多月的斗争，基本肃清了在澄江境内活动的8股土匪和反革命组织，捕获匪徒260人，登记悔过自新的1200余人，取得了剿匪斗争的胜利。
我们双树区组织了下左所乡以赵继光（后任澄江县长）为首的民兵队伍，并联合附近乡村的民兵组成人民自卫武装，为制造革命声势对外称“抚仙大队”，实际只有100多人、10多支枪及部分大刀、标枪。区干部也只有大小枪10多支，没有其他武装。开始我们白天黑夜都深入到村、户宣传征粮。土匪暴乱后，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我们采取白天征粮，晚上全体干部集中力量坚守区政府，轮流站岗放哨，严密观察敌情，有时背着背包和电话机，悄悄地把队伍拉出去，流动到各村打游击，让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活动规律。
阳宗区有一个土匪头子拥有5挺机枪和100多人，常在澄江、宜良一带骚扰破坏。有一天，民兵报告，他在龙街一楼上吸大烟，民兵前往将其抓获。我在完成双树区征粮剿匪等任务后，1951年6月调任县委委员、县公安局长，协助县委搞好全县的镇反运动。
本来云南省第一批土改运动未安排澄江县，但因澄江县各项工作已提前完成，省委遂批准澄江作为全省第一批土改县。
土地改革运动是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解放农村生产力，推翻统治压迫农民的剥削阶级——地主、恶霸的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也是一次深刻的社会革命。有人认为，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农民被奴役，是命中注定，是天经地义的，农民种地主的田地，是地主养活农民……不破除这种“宿命论”的1日思想、旧意识，农民便不敢起来当家作主，不敢分田。我们通过揭发地主放高利贷，大斗进小斗出，剥夺农民的劳动果实，农民终年辛勤劳动却挨冻受饿的诉苦教育，用事实和算剥削账说明“谁养活谁？”以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使他们敢于起来夺取胜利果实，当家作主。农民的觉悟提高了，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积极性也高涨了，他们大胆积极地参加土地改革。在党中央土地改革“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打击和消灭地主阶级”的方针指引下，澄江县从1951年9月开始土改，1952年2月土改复查结束，全县土地改革运动胜利完成。
土改工作结束后，农村工作转入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生产压倒一切。省委号召干部要深入下去，学习领导生产的本领。我积极响应这一号召，并写了一篇《蹲下来，钻进去》在农村蹲点的体会文章，发表在《云南日报》上。领到稿费后，请大家美餐了一顿。那时过着供给制的生活，不发工资，每人每月仅发给1元8角的津贴，买牙膏、肥皂等，此外发给服装、鞋帽、蚊帐、棉被等，供给大灶伙食，过集体生活，所以美餐是难得的机会。
2．发动群众建政
解放初期，农民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人民政府，地主、反革命却大肆造谣、散布“变天”思想。那时我们穿着军装，扛着大枪，加之语言不通，基本群众不敢接近我们，地主狗腿子却花言巧语来打听消息，阶级阵线不明。我们从访贫问苦、个别串联人手，启发贫下中农的阶级觉悟，宣传党的政策，选举农民代表，组织民兵，实行“枪换肩”，通过一系列运动的锻炼，组织成立农会，在土改的基础上废除旧的保甲长制度，建立人民基层乡政权。
3．建立农村党组织
为了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走“组织起来”的道路，必须有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带头人靠农村党组织去团结、吸引、凝聚。中共云南省委于1952年6月发出在农村建立党组织的指示，澄江县被列为全省农村第一批建党县，省委开办了组织员训练班，澄江县派了8人参加学习。在组织员训练班上，省委副书记于一川同志通过省广播电台亲自讲《共产党员的八项标准》，并组织学习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和建党的具体步骤。
训练班结束后，澄江县于7月开始建党。县委在吉花乡下左所搞建党试点，我时任县委组织部长，在下左所领导建党，按省委要求，我们组织党员对象，认真学习共产党员八条标准，用八条对照自己，找出差距，提出今后努力的方向。
建党是在群众中公开进行的，申请入党者要在小组会、中会、大会上向群众谈自己学习心得体会，并听取我的人生道路群众的意见，当时称烤“小火”“中火”“大火”，再严格履行入党手续。由于认真贯彻了建党方针，发展的新党员质量较高，能起到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到1953年2月，全县完成建党工作，共发展党员474人。
4．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3年秋，省委决定在全省第一批结束土改工作的宜良、晋宁、澄江等6个县中，选择9个基础好的互助组，试办9个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集体生产的优越性示范吸引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澄江县选择已建立党支部的吉花乡作为生产合作社试点，由1952年3月组织的高品互助组和李树仙互助组，合并为农业生产合作社。
试点工作由县委直接领导，由我分管（我时任县委第二书记兼组织部长）。我带领工作组吃住在鲁溪营村，开展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作。当时，还有江川县的一些同志前来参与，一起工作，摸索试点经验。
建立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要把土改分给农民的土地私有制，转变为集体所有制，改变几千年来土地私有制的思想观念，让农民自觉地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互助合作的集体化道路。这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需要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
刚分到土地的农民圆了土地世纪梦，正想自己大干一番，听说要办农业社，土地要人股，按四六分成，四成按劳动工分参加分红，六成按土地分红，有的人一时想不通，不愿人社。子女同意了，父母又不愿了；男的要人，女的又不肯。特别是有好田和耕牛、大农具的中农怕人社吃亏，思想斗争非常激烈，有的今天要人社，明天又要退社。经过培训的建社工作组成员，除了开会宣传农业社的优越性外，还特别讲明个体小农经济不能抗拒自然灾害和疾病，年老体弱缺乏劳动力的农户无法发展生产，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来战胜等。宣传坚持人社自愿、退社自由和等价互利的政策。具体讲清土地人股是按土地的好坏、远近、水利条件等合理评产入股，小农具私有，大农具折价人社，使用时合理计分。干部分工到户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同时依靠党、团员和积极分子配合工作组，利用召开小会、家庭会、个别串联谈心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如中农高赵的妈就是经反复算账对比，想通了才人社的。
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劳力集中，能根据劳动力的强弱合理分工，并开办了蚕豆加工粉丝的粉房，豆渣喂猪，既有猪肉吃，又有农家肥。由于肥料充足，稻谷长势良好，和个体户形成鲜明对比，附近的农民都来参观。秋后分红收入也比个体户多，特别是缺乏劳力和大农具的贫农解除了后顾之忧，显示了共同富裕、走集体化道路的优越性。农民们高兴地说：“共产党分给我们田，还领导我们走上了致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