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说法，西进贵州途中部队死人不过二十人，但在后来的“剿匪”部队死伤人两千,21个县城失控。官方出文中透露出“意外”口吻。
关于1950年2月开始的贵州匪乱蜂起，官方的媒体历来讳莫如深，寥寥数笔带过。只是从中共“正面宣传”部队牺牲、殉职、捐躯故事报道中，知道“剿匪”的残酷。近年逐渐开始有内幕公布，但仅限于学术性质讨论。
中共中央党校王海光洋洋洒洒两万五千字论文披露贵州1950年春天那场“剿匪”来龙去脉，本书一字不落转载。
民变与“匪乱”：以中共接管贵州暨西南时的征粮为例
1950年初，中共新占领地区的许多农村和偏远地区，普遍发生了规模不等的武装暴动和反抗新政权的情况。当时舆论统称之为“匪乱”，而将新政权的军事打击行动称为“剿匪”。在“匪乱”严重的地区，叛乱者抢粮暴动，攻打基层政府，杀害政府工作人员和征粮队员，对新政权威胁极大。西南地区因其地理的和历史的原因，曾经是全国“匪乱”最为严重的地区，而贵州省又是西南“匪乱”最为严重的省份。
在大陆有关中共新接管地区剿匪的研究著述中，分析1950年新区农村“匪乱”突发的原因，多归因于国民党政权潜伏力量和地主封建势力反对共产革命的阶级对抗，却多少忽略了共产党接收新占领区之初，因为缺乏民众基础，各种新政策一时难以取得民众支持，以及政策推行过程中过急过激所带来的抵触和反抗等复杂情况，因而有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倾向。
需要注意的是，各地匪乱普遍发生的时间，是在1950年初。这时，国民党的正规军团在大陆范围内，除沿海岛屿和极少数偏远地区外，都已被消灭殆尽。各地政权易手过程一般都比较平稳，新政权的各项工作正在逐步展开；国际上，中苏两国刚刚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美国对华政策尚在摇摆之中，刚逃到台湾岛上去的国民党政权还惊魂未定，朝鲜战争也还未爆发。尤其是，考虑到自己在新占领区的民众基础严重不足，中共这时明确反对马上在新区进行土地改革斗争。特别是像西南农村这样民情复杂的地区，中共西南局为防止“可能促成封建势力很快地团结起来，与我公开为敌”，连宣传动员农民群众的“反霸”口号
也主张暂时不提。[1]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笼统地用国民党潜伏势力的破坏活动和地主封建势力的阶级反抗来解释当时各地“匪乱”发生的原因，显然有些简单化了。要了解当时各地新区“匪乱”，特别是西南地区“匪乱”何以会一哄而起，必须要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具体考察当时究竟有哪些情况刺激了这一现象的发生。本文拟以贵州及西南几省“匪乱”发生的背景及其解决的情况略做分析说明。
一、贵州的接管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中共立即将筹谋已久的攻占西南的计划付诸实施。11月1日，解放军开始西南战役，首先直插贵州，横断国民党守军西南防线。国民党贵州守军斗志全无。第二野战军先头部队在贵州中共地下党的配合下，势如破竹，只进行了一些小规模战斗，仅14天就占领了贵州省会贵阳市。国民党贵州军政机构和军队退缩到黔西南一带，陷入“战无力、逃无地”的境地。
11月21日，刘伯承、邓小平向西南地区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四项忠告”[2]，号召他们接受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停止抵抗和破坏，投向光明，听候改编，保护公共财产；并宣布了既往不咎、立功受奖的政策，从而进一步消除了西南地区，也包括贵州国民党军政人员对中共的疑惧。中共西南局这时关于在贵州新区工作策略的指示，要求全部接收国民党军政人员和职工，一个也不遣散，从省、地区到县的各级政府，都要为非共产党人士保留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职位，[3]也大大地减少了新政权接收贵州的种种阻力。
12月7日、10日，早已与解放军暗通款曲的国民党第八十九军新任军长张涛、国民党第十九兵团副司令王伯勋、第四十九军军长王景渊、黔西北绥靖司令刘鹤鸣、黔西南绥靖司令谭本良等一批驻黔西南的国民党将领，先后率部通电起义，黔西南地区和平转入解放军之手。一批国民党的专员、县长等旧政权头面人物主动向新政权投诚。虽有少数顽固分子企图拉上地方保安武装准备打游击，但眼看大势已去，也先后都放弃了抵抗的打算。如国民党瓮安县县长，在解放军到达前，曾拖着全县地方武装躲到乡下准备打游击。当得知云南国民党省主席卢汉率部全体倒戈投共的消息后，彻底失望，立刻派人与新政权联系投降事宜。[4]许多边远县份纷纷来省城联系，要求新政权派员去接管。国民党基层政权的旧官吏们多半是把中共新政权当作一个过去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客籍政权来看待，许多人加入“解放委员会”，转而帮助解放军办粮办差了。
中共贵州省委是以二野五兵团领导机关组建起来的，随着军事的胜利，开始从城市到农村全面接管贵州。贵州省人民政府于12月26日宣告成立。由于中共在贵州的地下党组织力量薄弱，受命接管贵州的干部也只有7000多人[5]，因此，接管工作刚一提上日程，干部不敷分配的情况就突显出来了。参加接管省会贵阳市的干部，仅11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军队干部，随军南下的地方干部只有七八人。[6]分配到地区和县的接管干部就更少了。一个县的接管干部，连同刚参加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少则十多人，多则亦不过五十多人。[7]县委下派干部，只能派到区一级。在一时顾及不上的偏远地区和广大农村，则委用原旧政权人物和乡保甲长临时组成解放委员会、治安支前委员会等组织，暂时维持地方秩序。
在贵州省的接管步骤上，划分为三类地区，即全面接管地区、相机接管地区、暂不接管地区。全面接管地区，主要是贵阳、遵义、安顺及其周边地区，以及川黔、湘黔公路沿线周围的县份。对交通不便的边远县份和偏僻山区，暂不接管，责令当地旧政权人物临时维持。其他为相机接管地区。中共贵州省委决定首批接管的县是56个。但在解放军声威震慑下，包括那些暂不接管的偏远县份，也相继主动归降了新政权。1949年12月底，贵州全省79个县（市）全部宣告易帜，其中16个县是和平易帜的。[8]据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苏振华在1950年2月6日的接管工作报告中称：各地先后向新政权投诚起义的，有47名县长，5万名地方保安武装。[9]
中共接管贵州的工作步骤，先集中力量于城市，再向农村逐步铺开，进展相当顺利。在接收过程中，采取了首先各按系统接收，暂时维持现状（政权与武装的接管除外），然后逐步改造的稳重方针；对旧人员采取“包下来”、“团结改造”、“量才录用”的作法，从而缩短了新旧政权交替时的政治“真空”过程，“避免了破坏和紊乱，保证了接管的比较完整和顺利”。据当时统计，贵州省、专、县、区四级旧政府人员共8237人，留下来接受中共接管的有5520人，占原有人数67%.逃散的人员只有33%.[10]
贵州的接管，是西南接管的一个缩影。整个西南战役，前后不过57天就基本结束了，各地的政权接管工作也非常顺利。此可见证于1950年1月18日刘伯承、邓小平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报告明确讲：“凡大军通过之地区，大多数旧人员及保安武装都与我们接头，维持治安，筹办粮草和自动组织解放委员会等维持会性质的机构，临时维持秩序听候接收。一般的对后方补给尚较稳定，未遭受较大的危害”[11].在解放者眼里，西南民众已然承认了新政权的合法地位。可以看出，外来的解放者与当地各界人士在初期的合作是良好的。
但是，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西南“匪乱”却在1950年2月中旬以后大面积地爆发起来。大批已经归顺新政权的地方政治精英又起而反对新政权，一些已经倒戈投诚的国民党部队又复叛为匪，表现也转为顽强。这里究竟有什么问题呢？
二、粮食问题
1950年初，中共新政权的财政形势十分严峻。由于军政开支浩大，入不敷出，货币发行过猛，财政赤字严重，引起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投机资本猖獗，各大城市的粮食供应十分紧张，这势必加剧对农村粮食的需求与征发。[12]因为当时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征收的公粮（农业税），中央政府要在各大城市彻底打击投机资本，稳定物价，统一全国财经，抑制通货膨胀，必须要有足够的粮食储备。但是，老区农村粮食征收任务已经过重，华北老区因灾情缺粮；一些沿江沿海地区又受灾减产，粮食调运不出来。由于粮食求过于供，中央政府需要的粮食缺口很大。1950年1月4日到9日，上海粮价上涨了23%，存粮只有8000万～9000万斤。1月下旬又比月初上涨80%.[13]中央政府因此估计春节前后更会有一次大的涨价风。为打击投机资本、抑制涨价危机和应付粮荒，中财委下令紧急从各地调粮济沪。中央负责财经工作的陈云此时压力极大，曾发下狠话：“谁阻止粮食外运，就砍谁的头”[14].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不得不把目光放在了刚刚占领的产粮较多的四川等省区上。西南战事硝烟未散，中财委就已要求西南紧急调运4亿斤粮食支援上海。[15]
准备进军西南时，邓小平就已经提出了粮食问题的重要性。1949年9月20日，邓小平对去接管西南的干部讲话说：“我们去西南，头一个遇到的困难是部队的供应问题，是吃饭问题。”邓小平当时对困难的估计是：接收工厂职工，等于20万部队开支；接收20万旧政府人员，等于60万部队开支；再加上国民党40万军队。“因此，除我们部队及工作同志之供应外，还要养活一百二十万人口”。[16]邓小平这里所说的，是指接收下来国民党在西南的摊子，相当于供养120万军队（供养1个旧政府人员等于供养3个军队人员）。但是，实际情况还是大大超过了邓小平预先的估计。在西南战役大体结束时，1950年1月29日，邓小平在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讲话中说明了刚接收下来的摊子之庞大：起义、投诚和俘虏的国民党军队有90万人。另外还有国民党政府公务人员和其他教职员40万人，国营企业员工10万人，这都是按政策必须“包下来”的。再加上解放军70万，至少有210万人需要供养。[17]这比邓小平原来的估算数，多出了将近一倍。
中共此时已取得全国政权，不能再采取遣散起义投诚和俘虏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旧办法了。中共西南局据此制定了“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集中整理，认真改造，分别对象，逐步处理，使之各得其所，不使散之四方，且不为蒋匪利用，扰乱社会”[18]的政策。邓小平说：“实行这个政策好处很多，但是国家和人民的负担现在确实很重。我们正征收公粮，而且征收的数目很大，农民阶级仍然是主要的负担者。就是这样大的公粮数目还不能养活二百一十万人，还有相当大的赤字”，“这件事情确实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包袱”。[19]
但是，西南各省区所接收的前政权库存粮食却微乎其微。当时，贵州全省共接收国民党政府仓库粮食2.243亿斤。贵阳市人口20多万，接管时，仓库仅存混合粮50万斤，只够3天需用。四川全境内接收国民党政府田粮机构和部队缴获的粮食，仅有3.5亿斤，尚不足四川半个月的消费。云南接管时，1949年的公粮还未完全征收，昆明仓库里的存粮还不够昆明市1个月的消费。[20]
鉴于粮食问题事关重大，中央及西南所需甚急，刻不容缓，邓小平督令各地党委及各所属部队，在结束军事行动后，立即迅速抽调人员下乡，“首先求得拿到粮食”。[21]邓小平亲自兼任西南财经委员会主任，担纲主持西南财政和粮食征收。各地新政权一成立，都是急如星火地部署人马到农村征收公粮。由此可知，能否拿到粮食就是此时中共西南新政权能否立足的关键所在了。
三、征粮任务
1949年，因战争等因素影响，西南各省区的农业收成均不如过去年份。四川号称是盛产粮食的“天府之国”，1949年全省多数农产品的产量均低于民国时期最高年份的水平。其中粮食总产量仅为最高年份的83.1%.主要农作物的平均亩产量，水稻为360斤，小麦为132斤。全省人均占有粮食521.6斤。在1949年全省农民生产的1494.5万吨粮食中，除去交地租、上田粮税和留种后，农民的口粮仅有500多万吨混合粮，平均每人200斤。[22]另有研究者的估计更少于上述数量，认为四川1949年度的粮食平均亩产量仅为211斤。[23]贵州田少山多，粮食生产水平甚低，属于缺粮省份。1949年贵州的粮食平均亩产只有217斤[24].加之1949年大量耕田转种了更有利可图的鸦片，粮田数量锐减，全省粮食总产量比过去又有降低。贵州农民生活困苦更甚于西南其他省份，许多地方的一般农户连米都吃不上。
对于西南各省产粮的多少以及民间实际贮存粮食的情况，中共西南局开始也是心中无数的，征收公粮的政策和办法一时难以确定。在开始征粮时，各地一般都是根据国民党政府的征粮册籍下达的征粮任务，征粮办法是征借结合。
1949年11月，中央政府依据国民党政府原税收额估算，西南的粮食税为20亿斤，连同其他各项税收合计折粮为32亿斤。[25]故中央最初核定的西南1949年的公粮数量为20亿斤。邓小平则考虑到中央的需求和西南地区自身的需要，明确表示可以征收到40亿斤。
邓小平在1950年1月2日复电中央报告中说：“1949年川、黔两省收成尚好，贵州有少数县份已经开始征粮，缴得又快又好”。“中财委要我们送四亿斤粮食去上海，这是完全应该的，照西南的粮食状况也是可能的”。他所担心的问题只是征粮干部少，“主观能力太弱”，但表示“我们当克服困难，完成此项任务”。[26]
邓小平虽然意识到西南接收的摊子很大，但大到什么程度尚不很清楚，所以对形势的估计比较乐观。到1950年2月，邓小平已全然了解财政形势的严峻性了。
1950年2月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报告说：“公粮数目在南京时预计吃饭人数一百五十万，每人以三千斤计，除税收以外，故决定屯三十亿斤。入川后吃饭人数增至二百万，每人需四千斤，故增至五十亿斤”。他承认这个征粮“数目极大”，但认为：“只要依靠群众，利用旧保甲人员及旧粮食机构（有的乡长也可以用），同时只要负担面放大一些，合理一些，是可能完成的”。[27]
西南不仅征粮负担是相当重的，而且征粮方法也问题多多。首先是许多地区1949年国民党已经征过粮，重复征收对农户的生活势将造成极大威胁。其次是征粮的季节已过，许多农户即使有存粮也已经卖了，现在又需再去买粮交公粮，贱卖贵买，农户更难承担。再次是西南各地征粮当时一般都是沿用国民党政府的“赋元”办法[28]，虽简单易行，但田主交公粮，佃户不交，纳粮的负担面过小，征粮的70%左右的负担都落在了地主身上。而征粮工作对地主的真实困难又不予考虑和照顾，自然更易造成过分挤压地主的局面。
1950年1月中旬，中共西南各省区相继颁布了《1949年度公粮征收暂行办法》。《办法》规定，1949年农业负担改征公粮，以户为单位，一次缴足，严禁乡镇保甲擅自附加或摊派，在田粮制度未彻底整理前，实行田多多出，田少少出，大户加征。[29]中共贵州省政府于1950年1月10日正式向各地县下达了征收任务，要求完全控制和交通便利的地区必须在春节前完成，其他地区在3月底前完成。[30]在缺乏民众基础的新区，这个征粮任务的难度很大。
中共新政权刚建立，就立刻开征比过去旧政权时期沉重得多的赋税，对此，新区大多数民众是缺乏思想准备的。在他们的心目中，“解放”意味着更自由的生存环境。可以想象，这么大的征粮数目一下子压下去，不仅地主要叫喊交纳不起，一般农户也是叫苦不迭的。
贵州省修文县是国民党政府没有来得及征收1949年田赋的县份，应该较易完成公粮任务。中共修文县委于1950年1月17日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想要说服与会的农民、工人等基本群众支持新政府的工作。但是，代表们却几乎异口同声地要求：“征粮任务重，群众负担不起，请求省政府减轻”[31].
修文县代表的意见，反映了西南农民相当普遍的愿望。在四川、云南各地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代表们也都有同样的呼声。包括一些征粮干部，对完成征粮任务也信心不足，因此只是一味地硬着头皮强行征收，普遍出现了强迫命令和扣人打人的逼粮现象。一些地方的征粮工作队更是不管贫富，见粮就抬。在一些干部中流传说，“要讲政策就完不成任务，要完成任务就不能讲政策”。结果有的征粮工作队恫吓威逼乡保长，限期几天完成征粮数。有的征粮工作队干脆撇开乡保长，自己去蛮干。有的为完成任务，不择手段，随便扣押，捆绑吊打，游行罚跪，甚至有逼死人命的，有迫使农民卖子纳粮的。据当时的报告称：这时较为普遍的是“为完成任务，不择手段，不经政府，随便扣押殴打，有的用轮流斗争不让睡觉，不准吃饭，游街罚跪，剃眉毛，顶尿盆等蛮不讲理的办法，甚至有个别逼死人的……”[32]
过重的公粮负担和征粮干部的强横作风，很快破坏了当地民众对新政权最初的良好印象。农村中各种不满和对抗情绪迅速蔓延开来，一些已经归顺新政权的当地政治人物复又萌生叛意，许多地方发生了群众集体请愿和武装抗粮、抗税的暴动事件。尽管新政权竭尽全力地组织人员征粮，但实际征到手的粮食距预期数目还相差甚远。到2月中旬，完成任务最好的地区也只收到40%左右。[33]
1950年2月13日，中央西南局已经注意到各地征粮中的上述问题，发出了《关于征粮工作的指示》。说明：“这次征粮因为情况不熟，时间紧迫，未曾发动群众，主观力量又弱，求其非常合理是不可能的。但必须注意掌握两条原则。即：（一）负担面力求扩大到70～80%.（二）地主负担不超过40～50%，富农不超过25～35%，佃富农不超过20%，中农不超过百分之10～15%，贫农不超过5%.《指示》强调指出：”凡是不符合这两条的必须按照各地不同条件作适当的但是坚决的调整，切不可一错再错，硬着头皮干下去。这样不但会失去同情，脱离群众，给敌人以可乘之机，而且也无法完成征粮任务。“《指示》还提出，对地主的负担也要入情入理，要修正国民党征粮的赋元办法。认为该方法虽然简单，但”负担面极窄，且极不合理，一般佃富农及佃中农都没有负担，应予调整。将地主及有地的贫、中农的过重部分，分派到佃富农佃中农，乃至佃贫农身上。“[34]
既要完成向中央承诺的任务，又要保证西南的财政正常运转，邓小平不遗余力地在党内外做解释说服工作。2月27日，邓小平在中共西南局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讲话，一面坦率地承认征粮过重“是事实”，一面解释为什么要征这么多粮。强调说不征这样多不行，会天下大乱。只要征得起粮食就有办法，“我们可以赢得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布置恢复国民经济的事情”。[35]
对党内同志的不同意见，邓小平可就没有这么客气了。他在中共西南局征粮剿匪会议上严厉批驳“合理负担”的观点，对川南军政领导人指名道姓地批评说：“征粮任务没有完成，你李大章、彭涛、杜义德、郭影秋要负责，再完不成任务，我要给你们算账，算历史账，新账老账一起算，算总账！”他还说：“什么是政策？当务之急是把粮食拿到手，完成征粮任务就是政策。站不住脚跟，还有什么其他政策可讲！”[36]
3月6日，邓小平在中共川东区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再次申明：对西南来讲，征收82亿斤大米的任务（农村收40亿斤米，城市收25亿斤米，盐税和其他税17亿斤米）一定要完成，并强调说：“对上级交给的任务，只有考虑如何完成，决不容许思想动摇或者要求减轻。”[37]
根据西南局的指示精神和相关政策要求，各省区相继召开会议，对各地的征粮工作重新进行了部署。
平常年景贵州全省产粮只有40多亿斤。在1950年全省财政收入中公粮占53%，4.35亿斤米；税收占24%，2亿斤米。这只能养10万人到15万人。但当时贵州吃财政饭的有20多万人，其中仅需要“养起来”的国民党军人和公教人员就有11万多。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工业交通，也需要支出浩大的经费，仅贵州几条主要公路的桥梁修复，就需要人民币200亿元（旧币，相当于后来的200万元）[38].而据贵州省政府当时的不完全统计，全省各地接收的物资，其中能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仓库物质，约值人民币300余亿元（旧币），折米480余万斤。[39]在1950年初贵州省政府的财政收支概算中，收入指标为6.5亿多斤米，支出8.2亿多斤米，赤字有1.7亿多斤米的差额。[40]
1950年2月27日到3月4日，贵州省召开首届财政工作会议。会议认为：贵州全省的公粮负担是4.35亿斤，一般占收获量的15.2%，加上柴草折米为16.2%，加上黑地更少。按人口1100万计算，平均每人43斤。[41]按一般收获量算，这比四川轻，较中原18%的负担要轻。即使有些畸轻畸重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只能在完成任务中酌量解决，力争合理。会议要求干部掌握的征粮方针是：粮户的负担量不超过收获量的50%，负担面要达到70-80%.并鼓励干部要坚定完成征粮任务的信心，不能听信盲目喊重的声音。可以通过“挤黑地”等方式，在地主富农那里获取更多的粮食。[42]
1950年3月20日，中共西南财政委员会正式颁布了完成1949年公粮任务的决定。全区1949年度的公粮任务总数为40.56亿斤。分配给各省区数目为：四川30余亿斤（包括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和重庆市），云南6亿斤、贵州4.35亿斤。此外，各省区还可征收不超过正税15%的地方公粮。[43]
在1950年2月春节前的一两个月间，尽管征粮政策问题不少，但各地局势还比较平静，老百姓手中尚有存粮，故各地也还能征到一些粮食。但在春节的用粮高峰过后，农民存粮无多，局势迅速发生动荡。各地匪乱蜂起，征粮工作顿时陷入僵局。
四、“三股水一起流”
1950年春节过后，整个西南区开始陆续出现大规模武装反抗和叛乱的情况，这是绝大部分中共干部始料未及的。如贵州匪乱爆发后，中共贵州省委曾批评一些干部政治麻木，说：做了四个月的工作，暴动起来自己还茫然无所知。昨天认为是“朋友”，今天却成为拿枪杀我们的敌人。[44]实际上省委当时又何尝有先见之明。在1950年8月召开的中共贵州省第一届党代会上，省委也检讨说：在接管初期对贵州封建敌人估计不足，对形势盲目乐观，思想麻痹失去警惕，组织力量缺乏重点，军事斗争开始时分散，致三、四月份匪特到处暴动。党内思想一度混乱，自己处于被动。[45]
尽管中共西南军政领导人一致认为这次“匪乱”，“是蒋匪预先有计划、有组织布置的，以土匪游击战争为形式的反革命阴谋”。[46]但他们也不能不委婉地承认，政府的民生政策也确有失当之处。这主要是指新政权此时不仅大力开展征粮工作，而且同时宣布禁银和禁毒，对当地社会生活产生了猛烈的冲击，因而社会震动过大过猛。当时，征粮、禁银、禁毒三管齐下，人们称为“三股水一起流”。这是造成“匪乱”一哄而起的重要背景。
关于征粮对匪乱的影响，邓小平在1950年2月18日给刘少奇和中央的报告中即有所说明。报告说：当前西南各地武装叛乱者“主要是抗缴公粮，提出‘饿死不如战死’的口号”，“提出‘专打北方人（或外乡人）不打本地人’，‘打穿军衣戴帽花的，不打穿便衣和不戴帽花（指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的’。他们的行动着重于破坏工厂，抢劫公粮公盐，并提出‘开仓济贫’的口号。这些口号，也确动员了部分贫民参加”。“各地土匪起来之快，因由于国民党在西南作了较其他各地更为周密的部署，同时亦由于我们征粮的直接影响。过去国民党在四川的最高征粮数为一千二百万担，我们这次征收数为两千万担（三十亿斤）。”[47]
邓小平毫不掩饰征粮的困难：中共在西南的征粮不仅要比国民党重得多，还限定要一两次缴纳完毕，且征收季节已过，征收方法又不合理。“在我们工作毫无基础，群众尚未组织与发动的条件下当然是不易行通的”。但邓小平坚持认为，“公粮必须完成，否则要产生严重的财政混乱”。[48]
杰瑞米。布朗（Jeremy Brown）在对贵州1950-1951年历史的研究中，利用朝鲜战争时期美军对志愿军战俘的审讯材料，也提供了此时贵州民众不堪重税的一些例证。有一位来自贵州思南县的志愿军战俘孙修和（音译）说：共产党的征粮量是国民党征粮量的5倍。他家的两英亩小块土地也被征粮两次。共产党政权的征粮是以田地面积为基础，并不考虑土地质量或者家庭依附性人口数量，这使得许多家庭落入穷困。在整个思南县，1950年只有最富有的家庭才能吃得起大米。他的家人一天只吃两顿，每顿饭60%是马铃薯，30%是玉米，10%是“草、叶、根等”。在更穷的家庭中，饮食构成的70%是马铃薯，30%是各种野菜。他是因为生活无着才当兵的。来自贵州省兴义县的战俘李华国（音译），是一直在家务农的普通农民。1950年1月，他由于对新政权重税政策的不满，转而参加了一支反共游击队。四川籍的战俘唐汉林（音译）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文盲。他说，在1949年末他的村子中许多穷人都认可新的政府。但之后不久的重税、禁止鸦片贸易、将货币从银元换成了人民币，使得当地人产生了不同的想法。在整个西南，这些问题加上解放军收缴私人枪械的措施，引发了当地人的反抗。在1950年3月，他们组建了一支60人的组织，从当地镇民那里搜集了枪支并围攻了当地的解放军。[49]他们在特殊境遇下说的这些情况，在个体叙述上或有差错，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人们普遍对生活丧失了信心。
禁止银元流通，也是1950年1月开始的。1月22日，西南财政委员会公布《西南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禁止金银和外币进入流通领域。过去华北、华东地区的禁银，是采取一面禁银，一面低价兑收的办法。此时，因为人民币在全国已经全面占领市场，只有西南一地还在使用银元，故中共西南当局为防止银元兑换增大人民币的发行量，在西南区对银元不再实行低价兑换，而是采取了硬性冻结方针。即：在市场上金银货币“严格禁止流通买卖”，也不准携带，只允许个人保存。但是由于人们担心人民币也会很快贬值，各地金融投机活动有增无减。在黑市上，银元与人民币的比价翻倍攀升。以贵州为例，在禁用银元后，贵阳市金银价格猛烈上涨。1950年3月25日的黄金价格比1月份上涨一倍，银元上涨50%.[50]新政权一面在社会上大力开展“用币拒银”的宣传活动，一面使用行政手段严厉打击金融黑市投机。仅1950年上半年，西南区就收缴黄金121.9595万两，白银567.693万两，银元567.693万两，银元131.99万元，美金100万元。[51]然而，用单纯的行政手段控制金融，无疑是要冒着民怨沸腾的政治风险的。邓小平在1950年7月3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一次会议的发言中，就曾谈到了当时人们不无强烈的抵触情绪。他说：“我们禁用银元时，许多人大喊大叫，‘你们把银元禁了，大家就活不成，就会造反，这就是造成土匪的原因’。说造成土匪的原因有二：一是征公粮，二是禁用银元”。[52]
由于注意到民间的抵触情绪过于激烈，中共西南局也曾考虑过在征粮和禁银中协调一下，即允许用银元黄金抵交公粮，并发了通令。但政府规定的金银抵交公粮的价格很低。1银元折合15斤米，最高不超过30斤。黄金每两折米不得超过1200斤。[53]这实际上还是要强逼金银退出市场，让位给人民币。由于比价严重不合理，农民还是愿意缴纳实物。到1950年7月，
西南区只折收了60万银元，贵州竟只收了3块银元。[54]
贵州从2月12日开始禁银，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当天颁布了《西南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14日，军管会再明令禁止金银计价、行使流通和变相买卖。21日，贵阳市政府召开拒用银元动员大会。25日、27日和3月6日，贵阳市公安局连续三次搜捕银元贩子243人，搜缴银元3849枚。[55]其他各地也随之积极行动起来。甚至有的地方没有任何准备工作，也盲目跟进，实行禁银。但是，贵州民众使用银元的历史很长，少数民族历来有用银的传统，要在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就把银元驱逐出市场，各方面的准备都是不足的。且不说民众的用币习惯和心理能否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调适过来，也不说刚刚建立的国营商业是否有相应的物资准备，就是人民币的货币发行手段也是跟不上的。1950年4月1日，中共贵州省委关于剿匪及目前工作的指示中，曾举例说：“惠水（县）的经济工作队毫无工作准备，也机械的在惠水实行禁银，甚至有个别干部在农村赶场，也没收白银，又无人民币（兑换），引起群众很大反感。”[56]可以想象，群众的这种反感程度，无异是一种近乎遭到抢劫的感觉。
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是中共在接管政权后立即付诸实施的另一项重要社会政策，在其他地区为大部分民众所拥护，但在西南地区却遭到了许多烟民，特别是依赖种烟为生的大批农民的反对。特别在贵州，禁毒成为发生广泛反抗的又一个重要的诱因。
近代以来，西南是中国种植和吸食鸦片最多的烟毒泛滥地区，而西南又以贵州为烟毒最盛的省份。由于鸦片便于携带，吸食者众多，社会上是把鸦片当作金银货币一样的硬通货使用，种植鸦片比种植其他农作物有更丰厚的利润。据称，1949年贵州鸦片种植面积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一半。[57]1950年西南全区新收鸦片可达5000万两。其中，贵州的存量3000余万两，云南1000余万两，其他各区合计1000余万两。[58]
1950年1月30日，贵州省政府颁布禁绝鸦片的通告，宣布：绝对禁止贩卖和种植鸦片，违者依法严惩；已经种植的烟苗，要赶快自动铲除，改种冬季其他谷物。并号召全省民众，立即动员起来，掀起一个禁烟的大运动。[59]实际上，所谓“自动拔除”烟苗，实则是干部强迫群众拔除。对于那些把全部土地用于种植鸦片，满心希望能够赚上一笔的农户来说，这无异于一场灭顶之灾。而新政府方面并没有，实则也拿不出来任何补偿。结果，无论是大量靠种烟生存的农民，还是数量广大的离开烟枪就活不下去的烟民，都难以接受。
西南诸省区，贵州鸦片存量最大。按1950年初的市价，每两鸦片折合米56斤，贵州收存的3000余万两鸦片，可折粮16.8亿斤米。[60]新政权禁烟禁毒，使这些过去能与金银等值的财富，转瞬之间全部泡汤。这对于那些因拥有大量烟土而称富的人们，自然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其中一些包揽烟土生意的地方豪强人物，转而成为聚众反抗政府的匪首。
贵州的禁烟禁毒还有一个复杂因素是处理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是种植鸦片最多的地方。贵州的少数民族占全省人口的34%[61]，国民党前政权时期，就曾为政府禁烟发生过多次民变，使当时的政府非常头疼。中共在初进贵州时，非常重视与当地各少数民族处理好关系，政策相当慎重，并携带大量食盐等物品以笼络他们，因而受到少数民族的欢迎。但在禁烟禁毒问题上，新政权比前政权更坚决，力度更大，这不能不使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总之，从中共贵州新政权的方面讲，在立足未稳之际，就同时推出这些触动当地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政策，实有力所不逮之处，也背离了他们在入黔时提出的“团结多数，打击少数，不可树敌过多，防止过左”[62]的策略初衷。西南地区，尤其是贵州地区，与烟毒有着直接利益联系的社会各色人等甚多，他们分不清楚国共两党有何区别，眼里只有大烟土。由此引发的反抗，显然是新政权始料不及的。
五、匪患与“匪乱”
西南匪患由来已久，贵州历来是西南匪患猖獗的地区。1950年初新区各地匪乱大起，也以贵州最为严重。这种情况的形成，与贵州省的地理、历史和人文社会环境有关。
贵州因地理关系一向较为封闭，山多林密，坡陡沟深，长期保存着传统社会形态特征，又是少数民族众多的民族杂居之地，民间秘密会社根基深厚，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向来是自成系统的化外之地。一些穷乡僻壤，匪风很盛。农民持锄为农，荷枪为匪，农忙为农，农闲为匪。他们有自己的“自然领袖”，并不把政府放在眼里。这种被称为“匪窝子”的地方，西南各地都有不少，而又以贵州为多。由于匪患猖獗，民间枪械很多。实际上，包括一些地方保安性质的游杂武装，也是亦兵亦匪的队伍。
民国以来，贵州长期由土著军阀统治，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很难进入。直至抗战前夕，国民党中央政府才对贵州实施直接统治。鉴于贵州特殊复杂的地理民情，地方治理不易。国民党中央政府于1948年对贵州省实行“黔人治黔”的政策，由贵籍人士出任贵州各级官吏。直到1949年，国民党中央政府对贵州的直接统治力仍是比较有限的。[63]
历史上，贵州曾多次爆发反对中央政府的民变。即使是在国民党中央系统治的抗战时期，贵州各地武装反抗政府的民变事件也不时发生，前后持续六年之久，直接参加暴动的各族民众多达数万，先后攻克县城九座。影响最大的是1942年冬爆发的“黔东事变”。反叛者号召“抗粮、抗兵、抗税、护烟”，“推翻国民政府”。参加武装暴动的有数万人，席卷黔东24县，全歼两个保安大队，杀死县镇政府官吏。黔东一带国民党基层政权大半被摧毁。政府抚剿并举，直到1943年7月事变才告平息。[64]
新旧政权交替之际，贵州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不逞之徒和散兵惯匪。他们趁火打劫，杀人越货。但这些土匪俱是只问钱财，不问政治，对国民党政府的官吏也照样劫杀。如国民党独山专区末任专员车祖瑜被杀案即是一例。车祖瑜是一个坚决反共的政客，曾于1949年11月下令将北平来独山的学生58人以“共匪嫌疑”罪名在火车站集体枪杀。[65]解放军进军独山时，车祖瑜携家眷及部属数十人逃往平塘、通州一带，准备打游击。当他们行至克独一地时，新民乡乡长杨开学觊觎他们的钱财和枪械，勾结惯匪杨仁术等人，设计将车祖瑜等五十余人杀害，将钱财物品洗劫一空。[66]
中共在贵州建立新政权之初，就非常注意清理匪患。其办法是凡进据之区，马上收缴民枪，改编旧政权的乡保武装，组织地方自卫队，以结束旧政权的统治和无政府状态。由于接管初期贵州局势相对平稳，新政权最初的中心任务是筹粮和改造国民党旧部队。[67]，此时各地虽有少数散匪，扰乱社会，袭掠财物，但对新政权还构不成威胁。1950年1月中旬全省征粮工作开展之后，开始出现较大股的土匪，但多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故许多干部对剿灭当地的土匪抱有轻视态度，认为国民党几百万正规军都被消灭了，剩下的这点“毛毛匪”算不了什么。[68]
从邓小平1950年1月8日的指示中，也可以看出最初西南的匪患问题不甚严重。邓小平在给川南党委的这一指示中不无乐观地认为“目前地方土匪不多，秩序还好，这正是我党政策的成功。”但时隔10天，邓小平在1月18日给中央军委报告中，却已经提到西南“各地土匪、特务开始抬头和滋长，危害地方治安”。又一个星期后，邓小平在中共西南局第一次会议上的说法就全变了，指出“农村土匪、特务活动正在普遍发展”。到了2月18日，邓小平给刘少奇的报告中，更是明确地讲：当前西南“到处土匪蜂起”。[69]短短40天的时间里，西南土匪从“不多”，到“开始抬头”，到“普遍发展”，再到“到处土匪蜂起”，可见匪乱蔓延的速度多么惊人。
1950年2月下旬春节过后，贵州即爆发了大规模的“匪乱”。[70]各地先有小规模的暴动，逐渐形成大面积叛乱，由小股散匪集中为成百上千的大股反叛武装，由啸聚山林进而公开到乡场附近、公路两侧活动，由抢掠钱粮进而公开打出反对新政权和解放军的旗号。到1950年3月底，叛乱已经蔓延到全省范围。4月中旬，叛乱达到高潮，全省匪焰大炽。已经被解放军收编的国民党倒戈投诚部队中约15个团成建制地叛变，地方保安团队和各地乡保武装也大都加入到了叛变者的行列。这些前政权军队和地方保安武装复叛为匪，使匪乱武装的战力大为增强。他们不仅攻打地方政府，还发展到运用“麻雀战”、围点打援等战术，伏击解放军主力部队的班、排单位。仅二三月间，主力部队就损失约4个连的兵力。[71]叛军部队甚至还企图对解放军团、营单位实施包围歼灭。
这些反叛武装，纷纷自立名号，占据一方。最严重时，全省较大的反叛武装有460余股，约有十二三万人，拥有机枪千挺。其他小股散匪和卷入反叛队伍的民众更是不计其数。叛乱者们以“保粮、保命、保枪、护烟”为号召，阻断道路交通，拦截过往车辆，劫财物，抢粮食，四处攻打区乡政府，围攻县城，袭击解放军小股部队，劫杀下乡征粮工作队，残害政府工作人员。仅三四月间，中共军政人员牺牲即达2000多人。公粮损失巨大。全省79座县城，被土匪反叛武装占领了31个。中共控制下的48个县，大多数也只是占据了县城和少数乡镇，政令不能出城。解放军只能在沿湘黔、川黔、滇黔、黔桂四条公路干线上，守护一些重要目标，确保交通运输线。[72]不但整个农村顿形混乱，连省会贵阳市也受到土匪武装的严重威胁，不得不在通往贵阳市内的主要街口修筑堡垒，加以防御。[73]
贵州匪乱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本已臣服于新政权的大批土著政治势力和旧时代地方政治精英，又转而走上了反抗新政权的道路。贵州地方势力的顽强，与贵州特殊的乡土环境及其生活习俗有密切关系。因其封闭的地理和文化环境，在贵州的地方政治精英和一般民众中间，“家”和“族”的传统观念要比国家和党派观念强烈得多。因为中共占领贵州之初，策略谨慎，政策宽大，地方政治势力基本上不曾受到伤害，因而对新政权亦表现臣服。大部分旧政府各级军政人员、基层区乡政权和地方保安武装，先后都归顺了新政权。在解放军驻黔部队紧急驰援云南时，贵州全境只有一个师的留守兵力，他们也没有乘机叛乱。但在新政权激烈地推行“征粮、禁银、禁烟”的政策之后，他们的态度就很快发生逆转，从怨天尤人，指鸡骂狗，直至武装反叛。足见这一时期发生的“匪”乱，国民党人的唆使和党派政治的冲突并不是造成其反叛的关键，地方势力结伙而起试图保“家”护产才是主因。
关于这一点，从贵州反叛武装的口号和组织情况也可以看出。贵州各地反叛武装提出的口号大体一致，如“饿死不如战死”、“开仓济贫”、“保枪保命”、“打倒解放军，三年不纳粮”、“保粮、保命、保枪、护烟”、“反征粮”、“反禁烟”、“反禁用银元”、反对政府收枪、反对山东人（外省人）等等，矛头都是指向新政权的激进政策，并无更高远的政治目标。在组织上，他们虽都以“反共自救”为标榜，但各股俱是各自独霸一方，旗号各异，山头林立，除了虚张声势外，全无统一的背景和委任；他们彼此之间也是尔虞我诈，相互倾轧，为争夺势力范围冲突不断。这也表明了这场叛乱的地域性政治特征。
当然，从新政权的角度看问题，无论这一波武装叛乱中农民群众卷入的程度如何，组织策划和参与叛乱的核心人物和骨干分子，绝大多数是国民党时代基层政权的政治精英、传统社会的自然领袖和地方豪强势力。如国民党军队的旧军官、政府的旧官吏、国民党地方党团骨干、“国大代表”、秘密会社的袍哥大爷、少数民族头领、保甲长、地主、恶霸、惯匪、兵痞等等。他们原本就是旧时代贵州地方政治的基本面。时任贵州省政府主席的杨勇在西南军政委员会上就明确指出：贵州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乡保长、保安团队和乡保武装”参加了暴乱。[74]铲除这些旧时代政治人物及其代表的社会势力，本来就是共产革命“消灭封建势力”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在剿匪军事行动中，对这些组织叛乱的骨干分子和中队长以上头目一般都是严惩不贷。
六、剿匪与抚民
195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指出：这些地区的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仍“十分猖獗”，同时也承认“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亦给反革命分子以造谣和鼓动群众的机会”。《指示》向各地党委提出了剿抚并用的平乱要求：一方面，“对于一切手持武器，聚众暴动，向我公共机关和干部进攻，抢劫仓库物资之匪众，必须给以坚决的镇压和剿灭，不得稍有犹豫”；另一方面，“在我们工作有缺点的地方，必须迅速认真纠正缺点，以便安定民心，孤立反革命分子”。[75]
随着剿匪行动的开展，中共中央逐渐对各地抢粮暴动的原因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即：很多情况是自己干部执行政策不当而激起的。4月27日，中央公安部发出对各地发生抢粮暴动事件处理的指示。指示说：近月来“由于少数干部思想麻痹，产生某些违犯政策的恶劣作风。加以某些地区灾情严重，则被逼死人，使得敌人钻了空子。各地都有发生煽动抢粮暴动事件，使我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因此，指示更加强调了平叛必先“抚民”的要求，指出：根据各地经验，首先必须堵塞漏洞，事先防止问题的发生，即应深入教育各级干部，特别是中下级干部。只有把主观上的漏洞堵塞，方能巩固阵地和敌人斗争。一旦问题发生，必须详细分析事件性质，如系反革命暴动捣乱，对策动分子予以镇压，但严禁乱打、乱杀的偏向，对胁从的群众不得无故伤害。[76]
西南叛乱量大面宽，参加叛乱者成分复杂，卷入的民众甚多，民、匪的界线非常模糊，剿匪行动与对付战场的敌人大不相同，要求政策性很强。为此，中共西南局明确提出了实行“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结合、“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剿匪方针。要求在各军区、军分区至地、县、区、乡、保均应成立剿匪委员会，在党委一元化的领导下，把军事剿匪和群众工作结合起来，建立新政权的群众基础。同时并重申了“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批评了在一些地区“由于领导上过分宽容而自行乱杀的现象”，强调在剿匪中“不可不杀更不可多杀”。[77]
要达成剿匪目的，分化敌对势力，特别是把不满的民众争取过来，就必须要纠正此前的各种错误做法。故从中央到地方，在部署剿匪工作的同时，均对前期政策执行的失误进行了必要的检讨和修正。如3月23日，西南财委即就西南禁烟问题向中财委请示说：西南收存的烟土量极大，采取严禁政策，因我工作未深入，使我脱离了群众，甚至引起了暴动。鉴于这种情况，西南当局决定改变策略，要求中央批准在西南地区暂不禁种，目前只着重于宣传禁烟，查禁烟土买卖，同时不收烟捐，照收公粮，在经济上加以限制，争取到冬天逐步做到禁种（少数民族地区待定）。中财委很快批准了西南局的意见。[78]据此，中共贵州省委发布了相应的指示，明确提出：“强迫铲除烟苗则是根本错误的，尤其目前收烟时期已届，如再强调铲除烟苗会引起广大群众反对我们。目前不提铲除烟苗，而着重于禁运，求得在征粮完成之后大力宣传禁烟。”[79]
同样，对禁银的作法，中共西南局也进行了修正，即在继续禁止买卖的基础上，规定在政府掌握的经济活动中，予人民币的使用以优惠政策；允许用人民币抵缴公粮，并予以九八折的优待。[80]贵州方面亦针对当地情况，发布指示：除了在贵阳、安顺、遵义已经禁用的地方外，其他地区暂不禁止。在不禁止白银的地方绝不允许没收群众白银。积极发行人民币与食盐下乡。[81]
对于征粮政策，中共西南局也在方式方法上有了些许改进和调整。主要有：一是扩大征收面。通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等方式，加强社会动员的力度。二是增加缴纳方式，提高金银抵缴公粮的比例，原来规定可以桐油、棉花、五倍子、盐、糖等实物折收的种类也有所增加。从4月份起，为照顾某些地区纳粮户的困难，黄金每两折粮的比例，由最高不能超过1200斤，提高到1500～1700斤，银元一元折粮15～20斤。在公粮完成70%以后，各省区可折收杂粮、土产、药品、手工艺品等等。[82]
但仅仅在这样的层面上进行政策的改进和调整，还不足以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七、征粮的僵局
4月份以后，西南各地的征粮已难以进行，仅4月一个月里，西南因“匪乱”损失公粮即达一亿余斤。[83]其中，贵州的情况更为严重。如镇远专区12个县，在3～4月间，就有10个县的仓库被抢劫。[84]再加上时值春荒，川北、川东等地因上年歉收、兵灾等原因，春荒非常严重。有几个县已经发生颇多聚众集体吃大户的抢餐、抢粮事件。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向农民要粮，势必使“匪患反形增加”[85].
一方面农民手中无粮，一方面西南局坚持必须完成征粮任务，这就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加大了对地主的惩罚和挤榨。据邓小平5月11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公粮负担百分之六七十落在地主头上”[86].这比他2月18日给刘少奇的报告中所说的40～50%的说法高出了许多。实际上，地主的负担往往更重。如四川简阳县的征粮，地主负担有超过90～200%者[87].据中共云南省委说：“在征粮中若干地主负担确有过重的现象，如有超过其农业总收入的100%者，甚或有超过150%者，甚至有超过400%者”。[88]不少地主因无力负担，告借无门。各地都有因纳粮不起而自杀者。[89]
不仅如此，因为尚未土改，地亩和土地租赁情况都不很清楚，地主的标准其实也混乱不堪。再加上兵荒马乱之际，许多田主都收不上来租子。所以，新政权在征粮中实现“力求合理”的办法是扩大粮税的负担面。粮户不仅有田主，还有大批转租土地的“二地主”，包括经营土地的佃富农和佃中农。所以，加重地主负担的涉及范围是很大的，甚至中农和贫农的利益都一同受到影响。如川南区反映：“在征粮中，由于成分不纯，不少地方伤害了中贫农的利益，把农民的余粮收集起来，为地主交粮。”[90]而多数地方，征粮干部迫于时间紧、任务重，不熟悉当地情况，又不懂地方语言，无法与农民沟通，为完成任务只是采用激烈手段强制征粮，乱扣乱押，打人骂人，绑人吊人，滥施惩罚。据川西区反映，有几个县扣人很多，数十人到百余人不等，成都亦扣十余人。区党委不得不约束下面干部，要求他们“先理后兵”，在把道理讲清楚的基础上再惩罚个别顽固分子。[91]云南的逼粮情况也十分严重。5月8日，中共云南省委给各地的指示中说：“目前发现各地的强迫命令主义相当严重，而普遍为完成征粮任务而采取不择手段的办法，如不经政府随便扣人，甚至有吊打人，更严重的是将不缴粮的中农、地主一律扣起来，轮流斗争不让睡觉，不准送饭吃，游街罚跪”[92].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地方的地主举家逃亡。纵使对于那些没有逃跑的地主，也往往挤不出粮食来。如四川广汉县扣起20多户大地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