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飞逝,眨眼间大哥宗树琴已去世7年了。他12岁参加八路军,在烽火硝烟中度过了青少年时代；34岁转业,坚守革命军人本色、献身激情燃烧岁月；他自幼多病、经历坎坷崎岖,却以沂蒙山人的执着和顽强、坦荡和忠诚,书写着自己平凡而传奇的人生……
抗战少年出沂蒙
我大哥宗树琴属虎,1926年出生于山东沂水县峙山庄。我家祖上曾经富裕过,但后来家道中落。1936年,大家庭分家,我家只分了6亩地。当时全家9口人,后来又陆续出生4人,生活异常艰难。直到1947年土地改革时,我家划为贫农成分后才过上好日子。
大哥从小在姥姥家生活,7岁跟随姨母刘浩(原名刘瑞徵,开国中将张仁初的夫人)读书。刘浩高中肄业后在瑞麟小学当教员,校长邵德孚是中共地下党员,刘浩受到他重点培养。1933年7月,邵德孚遭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刘浩转移到青岛教书前,烧掉了中共地下党的秘密材料,后来邵老说刘浩立了大功。
“七七事变”后青岛沦陷,刘浩来我家暂住。她不时与埠前庄的刘立瑾、刘立萍等人秘密集会,我母亲刘立德负责望风。1938年春,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第六大队在沂水县成立,邵德孚任党代表,刘浩决定去参军。我大哥宗树琴缠着要跟姨母走,自幼丧母的我大伯父之子宗树杰、宗树英也想同行。当年5月,三兄弟在刘浩带领下,由我父亲宗润岩送到六大队驻地袁家城子参了军。宗树琴、宗树杰、宗树英时年分别为12岁、15岁、14岁,刘浩22岁；同期入伍该部的还有刘立瑾、刘立萍、邵英等进步女青年(见《沂水县志》524页)；当年8月,六大队扩编为二支队。
刘浩入伍后,被任命为宣传干事；宗树琴在宣传队当队员,随部队喊口号、贴标语、演活报剧,宣传抗日救国。大哥长得很瘦小,曾在著名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中扮演女主角香姐。当他用稚嫩的童音唱道:“高粱叶子青又青,‘9·18’来了日本兵”时,台下群众不断高呼口号:“打倒日本鬼子!”“还我东北,还我河山!”演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938年11月,宗树琴先后任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书记郭洪涛勤务员、八路军山东指挥部宣传干事,驻地都在沂水县王庄。日军时常出来扫荡,部队经常转移居无定所。1939年冬天,宗树琴身上长满了疥疮,三天三夜高烧不退。当时部队缺医少药,就通知家人接他回家治疗。父亲用独轮车把他推回家中。他服了乡医刘慕韩两剂中药后退了烧,连服几十剂药后病愈。但由于身体虚弱,不久他又得了伤寒,吃了一百多剂中药才治愈归队。
宗树琴在家治病期间,正好遇上日本鬼子扫荡。我父亲是村自卫团团长,带领着全村人和我几个哥姐上了峙山。树琴哥因为缠绵病榻无法随行,母亲留下来照顾他。全村人都上山了,整个山村空荡荡的,只有母亲和他躲在地窖里。不久,鬼子进村的狂叫声和皮靴声清晰可闻,母亲抑制住咚咚心跳,抚摸着大哥的头说:“孩子,不要怕,有娘和你作伴呢。”
过了许久,鬼子的声音消失了。忽然,听到脚步杂沓,父亲和乡亲们涌进院来——原来鬼子已经走远了。这时,大哥突然抱住母亲大哭起来:“娘啊,您是世界上最好的娘!”母亲给他擦着眼泪说:“傻孩子,哭什么,亏你还是个八路军呢!”
1941年秋天,宗树琴被部队保送到山东公学读书。同时在“山公”就读的还有宗树铮、宗树义、宗树杰、宗树智、宗树梅等哥姐。山东公学是一所抗大式学校,没有固定校址,青纱帐和树林里到处都是课堂。鬼子扫荡时,他们就在附近的老百姓家隐蔽。我父亲为此挖了一个极隐蔽的土窖。树琴哥连续两年带回来的一位老师、一个同学就藏在里面。1942年,那位老师得了重病。我父母为他寻医熬药,又多住了一个多月才病愈归校。
1943年的一天,宗树琴和他的一个同学认为进村的鬼子走远了,就钻出来透气散步。在村北小河边与吉子山的一群乡亲被鬼子包围了,差点被当成小八路抓走。多亏一位姓潘的乡亲挺身而出,说他俩是我家正在上学的亲兄弟。这时,我父亲闻讯跑来。潘姓乡亲大声对鬼子翻译说:“你看,他们的爹来了!”我父亲心领神会,立刻加以证实,才使他们脱险。
1944年秋天,宗树琴在山东公学毕业,被分配到鲁中军区后勤部警通连当文化教员。1945年3月,他所在部队被日军包围。宗树琴和战友们与日军激战了一天,打退了鬼子十几次进攻。看着一个个日军抛尸阵前,宗树琴的精神异常亢奋。由于部队熟悉地形,入夜向敌人发动佯攻后转移。在急行军中,大哥不慎掉入一个深坑,右手小拇指被摔折致残。
坐着渔船闯关东
抗战胜利后,东北成为国共两党必争之地。中央军委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迅速调动精兵强将抢占东北。
1945年11月初,宗树琴所在的鲁中军区三师奉命出发。宗树琴以为只是执行短期任务,就与1944年参加八路军、在宣传队当队员的二妹宗树民见了一面,送给她一点钱,让她买个笔记本学写字,说他很快就回来。想不到兄妹一别,竟然20多年后才见面。
当时,宗树琴随部队秘密行动,到了龙口后,首长才宣布乘渔船开赴东北。渔船在渤海的惊涛骇浪中颠簸行驶,使树琴哥和战友们呕吐不止。两天一夜后,部队在辽东半岛登陆,接着向沈阳一线开进。宗树琴负责先头部队的粮食征集、辎重运输工作。1946年2月,他因表现积极,经战友赵耀中、封维民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接近沈阳时,部队才得知沈阳已被国民党军占领。宗树琴就随辽东军区4纵队进入本溪,参加了本溪保卫战。本溪保卫战战斗异常惨烈——我军3纵队、4纵队等守城部队众志成城,打退了国民党6个师兵力发动的三次进攻,但终因兵力不足,于5月3日撤离本溪。该战役历时33天,牵制国民党两个军兵力于南满地区,迫使敌军在本溪、四平两个战场作战,减弱了对四平的进攻力量,从战略上看虽败犹荣。战后中央军委来电予以肯定。
我军撤离本溪后,宗树琴随3纵队由南满北上,参加了第二次四平保卫战。四平是军事要地,国共两党都志在必得。1946年4月初开始的四平保卫战,由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直接指挥。国民党军集中10个师的兵力向四平发动猛烈进攻,受到我守城部队顽强抵抗,杀伤敌军1万多人。我军损失也很大,辎重、弹药严重缺乏。宗树琴时任辽东军区后勤部军务秘书,担负征集粮食和运送给养、弹药辎重等艰巨任务。当时东北混乱、匪患猖獗,宗树琴率队征粮时曾遭遇土匪袭击,差点被子弹击中。好在他率领的一排人都是山东子弟兵,把几十个土匪打得狼狈逃窜。前线战斗越来越激烈,弹药严重缺乏,宗树琴骑着马昼夜催促。5月18日,我军被迫撤出四平,国民党军占领了四平。
四平失守对部队的情绪影响极大。著名军旅作家张正隆在《决战东北·雪白血红》一书中有如下描述:“四平失守,在共产党队伍中引起的震动是空前的,巨大的。在这种震动中,相当一部分人动摇了,逃跑了,有的甚至叛变了。留下来的都是金子,他们使这支队伍更精粹,更锋锐了。共产党黑土地的天下,就是这些人金子般的脊梁撑起来的。”
四平失守后,辽东军区后勤部奉命撤到通化。这时后勤机关只剩下20多人,警通连只剩下一个排,大多数是战前招募的当地新兵,人员非常复杂,看到四平战役失败就总想溜掉,没办法只有看住他们。到了东风后稍作休整,宗树琴所在的后勤部就急速向磐石方向进发。行军时,收容了一所刚从日本人手里接管的后方医院,医护人员大多数是日本人,同时,其他后勤部门也加入进来,使这支部队达到2000多人。为了尽快赶到通化,宗树琴和战友们备尝艰辛:一边督促部队快速前进,一边时刻防备发生哗变,经过几天急行军终于到达了桦甸。
为了尽快赶到通化,后勤部决定从红石砬子方向穿越长白山——队伍浩浩荡荡进入了茫茫林海。5月的长白山白天蚊虫肆虐、晚上寒气逼人,加之野兽出没,虎啸熊吼,令人惊心骇目。部队人员的情绪低落,一部分日本医护人员时常寻衅闹事,警通连的一排人也不断无事生非。为了防止野兽侵害和聚众哗变,晚上露营时,宗树琴和战友们架起机枪,整夜荷枪实弹巡逻。经过艰难行军,这支混编部队终于抵达抚松境内。这时,宗树琴却因被蚊虫叮咬中毒住院治疗,后勤部也住上了一座二层小楼。1946年10月,辽东军区司、政、后机关接到命令撤到临江。
1946年12月,国民党调集重兵向临江进攻,我军发起了四保临江战役。辽东军区后勤部从通化运到临江的军需物资,全由宗树琴签字放行。运送物资的火车是刚从日伪政权手中接收过来的,途中山高路险行驶很慢,还时常在隧洞里躲避敌机轰炸。有时,刚进隧洞,前面的铁轨就被炸毁了,宗树琴就和战友们协助专业军人抢修。一次,当一列火车行驶到二道江时,突然遭到敌机轰炸,一位战友当场中弹牺牲。火车无法行驶,宗树琴就把烈士遗体掩埋进丛林,组织人员用汽车把物资运往了临江。
运送物资途经朝鲜中江镇,这里由一位苏军中校带队驻守,来回需持特别通行证。宗树琴很快与中校交了朋友,不需验证立马放行。前线战事紧张,每天催促物资的电话铃声响个不停,电话机音量很低,宗树琴每次都是喊叫着打电话,有时把喉咙都喊哑了。前方每打一次胜仗,他和战友们就欢呼雀跃。后来在汉口召开的第四野战军总结大会上,野战军首长对四保临江战役的后勤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四保临江战役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宗树琴心里却沉甸甸的——他的入党介绍人封维民与一些战友在这里牺牲了。60多年后,宗树琴重返临江,瞻仰了重新整修的四保临江纪念馆,在工作人员帮助下,他在烈士墓园只找到了封维民烈士的墓碑。抚摸着这位对他关怀备至的老大哥的墓碑,他老泪纵横。当夜,宗树琴辗转难眠,写出了《悼战友》七绝诗一首:“三江两地雾茫茫,天公与我共悲伤。烈士英名垂千古,悼念战友泪万行。”
1947年3月下旬,宗树琴乘汽车到了通化,在这里结识了青年女军人静萍,以后两人聚少离多,4年后才在沈阳结婚。静萍原名王宝珍,中共党员,1931年生于通化,1945年11月入伍,先后任文化教员、宣传干事等职。1954年,她转业后曾在吉林省林业厅工作,2011年去世前为敦化林业局副处级离休干部。
1947年5月至1948年初,辽东军区所属3纵队、4纵队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夏季、秋季、冬季三次攻势作战,宗树琴随部队转战梅河口、辽阳、鞍山、营口等地。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宗树琴任3纵队后勤部军务参谋,参加了1948年9月发起的辽沈战役。随着部队逐渐壮大,后勤工作更加紧张,宗树琴在参加辽西会战、围歼国民党军第9兵团时,亲眼目睹了该兵团中将司令官廖耀湘被俘的场面。
南下路上
1948年秋,我军发起平津战役,宗树琴随后勤部队从右翼山海关处入关。他跟随部长和政治部主任坐吉普车从阜新赴秦皇岛,到总部后勤部接受解放天津部队的补给供应任务。之后驻守开滦煤矿,北平解放后奉命进驻北平。野司首长命令营以上军官放假7天休整,后勤部首长还在一家大饭店请他们吃饭,晚上又在北平剧院观看了“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主演的京剧。
这段时间是宗树琴有生以来最开心的日子,几年来戎马倥偬,总算能松口气了。1949年3月,东北人民解放军改称第四野战军,4月,宗树琴随13兵团向江南进军,部队沿平汉路两侧从丰台、保定往河南境内进发。
一天,部队正列队整整齐齐前进,突然被一个辎重团的马车把队形冲乱了,还差点压着人。宗树琴时任四野三分部队列参谋,对军容军纪抓得很严,见此情景立即冲向前去,抓住前边的马挥拳打去。辎重团团长与宗树琴很熟悉,跑过来指责他不该打马。宗树琴回敬他说:“你再不管好你的部队,我不但打马,还揍你!”团长非常生气,找到树琴哥的领导告状,结果不了了之。
部队在许昌作短暂停留后直达湖北襄樊休整。后勤部在这里成立了一个由300多十几岁学生组成的政宣队,宗树琴被任命为队长兼党支部书记。为确保这些孩子战时不出问题,并能学到知识,宗树琴煞费心思,制定了一整套学习和训练制度。经过一年的战地实践,小队员们都迅速成长起来。1949年,政训队在湖南常德毕业,宗树琴调任四野后勤司令部战勤科参谋。
这时,四野后勤部住在汉口的江汉大楼。1949年10月,后勤部准备做南下工作总结。上级对这个总结要求很严,文字部分由宗树琴和陈信负责,两人几易其稿,终于圆满完成了任务(该总结现存于中国军事博物馆)。总结会议期间,四野后勤部第二部长李聚奎(开国上将)陪同林彪参加了总结大会。1950年初,宗树琴跟随李聚奎到广州、湛江、徐闻等地检查海南岛战役前的军需物资筹备工作。5月初,海南岛战役结束后,他又随李聚奎来到海口市,在琼崖纵队司令员冯白驹陪同下视察了该部。之后宗树琴又回到汉口四野司令部,5个月后朝鲜战争爆发。
艰巨的任务
1950年抗美援朝时,李聚奎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领导建成援朝物资钢铁运输线。宗树琴任后勤司令部秘书科科长兼档案科科长,负责援朝物资管理工作。1952年夏天五次战役前,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炮兵司令员陈锡联、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工程兵司令员陈世榘,还有周玉成、张立三等六位将军一行,由沈阳出发到达东北军区司令部驻地——丹东。后勤司令部派宗树琴带领一班战士随行保护首长。两辆装满给养的大卡车、13辆吉普车组成的车队,由丹东跨过鸭绿江,到朝鲜志愿军总部面见彭德怀。这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美军战机时常轰炸我军援朝物资供应线。他们白天躲进丛林中,晚上不开车灯在崎岖的山路上缓慢行驶,时常有翻车的危险,但将军们却谈笑自若。第二夜,走到一个岔路口时,敌机投下一颗照明弹,我军一个榴弹炮团正迎面过来,刘亚楼笑着对陈锡联说:“老陈,你的大炮挡住了我们的路,这回该你发挥作用了!”陈锡联也笑着回答:“我能指挥他们的团长,可管不了这些大炮啊!”
这支车队历尽艰险,两天两夜后,抵达了志愿军总部,见到了彭老总。当夜首长们住在总部山洞里,宗树琴和他的一班人被安排到5里外的临时招待所——一个紧靠山根的地窨子里。
第二天上午,宗树琴接到电话,让他到志愿军总部去送材料。通往总部的路是一条蜿蜒的山沟,他沿着山根下的小路向前跑。刚跑出没多远,一架美军飞机轰隆隆飞来,发现他后,一阵扫射。宗树琴迅速趴到路边一块大石头后面,子弹打得山石火花飞溅。敌机飞走后,他爬起来猛跑,可没跑出半里路,敌机又飞了回来。他环顾左右,周围平坦的山地上无处藏身,情急之中,他突然看见前面有一个齐腰深的弹坑,就飞身而入蹲在里面,敌机扫射一阵后飞走了。宗树琴才抖落身上的尘土,一口气跑到志愿军总部。进洞后,只见彭德怀总司令和邓华副司令员正在研究工作,就把文件交给了彭总,然后返回了住地。
激情燃烧的岁月
1953年抗美援朝结束后,宗树琴在东北军区(后称沈阳军区)后勤司令部任队列科科长,主要负责后勤司令部贯彻三大条例(内务条例、队列条例、纪律条例),学习苏军搞正规化建设。
1954年,宗树琴参加了中国、苏联、朝鲜三国军队后勤军事指挥机关联合演习和沙盘作业。演习在牡丹江至绥芬河一线的广大地区展开,三国军队互相配合,演习异常激烈。
1956年,宗树琴又参加了辽东半岛军事指挥机关防登陆演习和沙盘作业。其任务是防止敌人从大东港一线海域登陆,整个演习在庄河至东港一线进行。他时任组织计划科科长,具体负责战争的人力、物力组织计划和动员工作。
1955年,宗树琴被授予大尉军衔。1960年,他晋升为少校后结束了22年的军旅生涯,转业到长春,担任吉林省工农干部学校副校长。
1962年,该校由于生源不足撤销。省委组织部安排宗树琴到省机关任职,但他坚决要求到基层工作。当年11月,他毅然来到成立不久的国家大型森工企业——吉林省敦化林业局当副局长,分管营林工作。当时正是我国三年困难时期,新兴的森工企业百废待兴,工作和生活条件相当艰苦。宗树琴的妻子静萍,当时在吉林省林业厅工作。宗树琴就一个人住办公室,在局职工食堂就餐。然而他创业的激情却油然而生,草草安顿好后就开始下林场调研。这期间,他刻苦钻研林业管理业务,掌握了许多林业知识,在营林工作中发挥了指导作用。
一年后,宗树琴开始分管林产工业,这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工作。他刻苦阅读有关理论书籍,虚心向专家请教,在很短时间内,对林产工业有了全面系统的了解,逐渐成为了合格的管理者。敦化纤维板厂是全国林业系统大型厂家之一,最初由波兰专家设计并安装调试,六十年代初波兰专家撤走后,留下了一堆设备和谁也看不懂的图纸。面对这种局面,宗树琴大胆提出自己动手,重新上马。他紧紧依靠工程技术人员,经过几年不懈努力,终于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试产成功。按原设计要求,年产纤维板1.5万平方米,经过几次技术改造,达到年产2.2万平方米。
1964年5月,我去看望树琴哥,在敦化住了十几天。他时年38岁,黑发浓密、英气勃勃。他向我畅谈着创业规划,对企业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因为工作繁忙,时常要在他的办公室兼宿舍里开会,他就安排我住集体宿舍,与几个才分配来的东北林学院毕业生住在一起。闲谈中,大家对大哥的人品和能力非常佩服。宗树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结交了一批知识分子朋友,工作上依靠他们,生活上关心他们,使他主管的工作取得了骄人的业绩。
多年的军旅生涯形成了他敢想敢干、勇为人先的作风,为了争取中密度纤维板厂的建设项目,他多次上省赴京,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利用动力厂的余热发电、折椅厂的建立上,他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魂归沂蒙
我生得晚,与树琴哥见面很少。印象深刻的见面有4次:第一次是1953年秋天。那年春天,我与五弟宗树磊随父母到焦作看望大姐宗树坤。她1944年参加八路军,当时与丈夫杨廷坤在河南军区干部疗养院任职。期间大哥利用到河南出差之机,特意带着大嫂静萍来看望父母,不巧父亲回家乡秋收去了。第二次,是1964年,前文已述。第三次是1985年母亲在家乡去世时。在那个炎热的夏季,我与大哥宗树琴、大姐宗树坤、二姐宗树民、二哥宗树春、三哥宗树政、五弟宗树磊等人团聚半月之久,共同缅怀父母亲(父亲于1966年去世)含辛茹苦的一生:11个孩子两个夭亡,存活的9个也大多体弱多病,其中我与大哥、二姐可谓起死回生,奇迹都是父母亲创造的。于是大哥从他回家治病谈起,讲述了他的传奇人生。出于新闻记者的敏感,我详细地记录下来,大哥第一次向家人透露要叶落归根、埋骨桑梓的想法。
第四次是2012年冬天。我专程赴敦化看望和采访树琴哥。自从1985年故乡一别,弹指间已经27年了,他已成为耄耋老翁,我也年过花甲,乍见面恍如梦寐。本该彻夜长谈,无奈此时他的双耳已经失聪,与他交谈和采访全靠一个小黑板:我在上面写上谈话要点或采访提纲,由他回忆叙述。他记忆力尚好,但说话很慢,与第一次采访时判若两人。然而经过一个多月采访,仍然增加了不少内容。之前大嫂又寄来了1998年某报社记者撰写的他的三个整版通讯,大哥的事迹至此已经很翔实了。我此行还有一个重要收获——在敦化林业局老干部处领导支持下,我查阅了大哥的档案,收获颇丰。大嫂去世后,大哥非常孤独,加之行动困难,常感来日无多。我临行时,他坚持蹒跚着送我到门外告别。
宗树琴离休前任敦化林业局顾问,离休后享受厅级干部待遇。他少年从戎,经历诸多战役战斗,荣获解放海南岛纪念章、抗美援朝纪念章、三级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还有多枚解放东北战役纪念章。
2013年5月,宗树琴在吉林省敦化市逝世,享年87岁。遵照他“生前尽忠,死后尽孝”的愿望,他和大嫂的骨灰被安葬在沂蒙山环抱的宗氏祖林,与父母亲比邻而居,相伴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