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原名叫庄龙田，字町震，号东园。在战争年代曾改用庄町震、庄雨村两个名字。
在党熏陶下的少年时代
我的胞兄庄龙甲，是中共山东早期党员，是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邓恩明同志的亲密战友。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在济南、潍县传播马列主义，播种革命火种，开辟我党工作，是中共潍县组织创始人。党的很多会议和活动在我家进行，我的少年时代就在党的熏陶下成长。
在我家生活困难的情况下，凡是党组织成员或其他党的活动分子到我家开会，我们都千方百计让同志们吃上饭。当时党组织既无活动经费更无生活费，而且又多数是穷人出身，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开展革命工作。我们家虽然也困难，但我们可以东取西借，我与父亲到自己家种的西瓜地里摘上西瓜，到集上卖了换粮食。
我是家中最小的一个。每逢党组织的同志们到我家开会，就主动地到胡同口大槐树下为党组织站岗放哨，如时间长，我母亲或姐姐就轮流替换我。有关送信、送情报、送文件或张贴标语、散发革命传单等任务都离不开我，因为我人小目标小。党组织还常表扬我，说我完成任务好，能随机应变。我送信的地方很多，道路也很熟，还记起来的有南屯、茂子庄、二十里堡、东西曹庄，毓华学校、文华、文美等中学，收信的同志我也能记起很多。
潍县第一支农民赤卫队，我认识很多人。我记得要求赤卫队长王兆恭带我去打土豪、打恶霸地主。他说我太小，命令我只能帮他们看押抓来的恶霸地主和看护赤卫队的伤病员。我记得一个叫秦立成的赤卫队员得了痢疾，这种病时冷时热，我与母亲看护了一个多月，发高烧时他叫我把他的匣枪藏好。一直到潍县解放，我任坊子公安分局局长时，发现坊子公安中队指导员就是秦立成，彼此都很激动，他说我母亲比他亲娘还亲。
我在庄家村读小学时，老师叫庄禄海，他是庄家村支部书记，他了解我不到学校就是为党于事去了，所以他常单独给辅导。他还从进步同学中个别发展了一批少先队员，我和庄道修是其中之一。当时的地下少先队的队歌我还记忆犹新。歌词大意是“走向前去啊！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用我们的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勇敢向前迈开脚步，要高举起少年旗帜，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1989年我对北京“中古友谊”等小学的少先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时，曾以老队员的身份唱过这首队歌，少先队员们给我系上红领巾，并录了音像。
1927年“4.12”蒋介石叛变革命，公开打倒共产党，打倒改组派。所谓“改组派”是指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左派，他们所执行的是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路线。在蒋汪合流共同反共中，全国范围内到处捕杀共产党人。我们党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革命处于低潮。1928年山东党组织屡遭破坏，10月10日庄龙甲被捕，10月12日牺牲在敌人铡刀下。县委成员牟洪礼秘密到庄家村地下党员庄鹤云家中写了一首藏头诗，转告庄龙甲牺牲在南流，诗的原文：“老子英雄儿好汉，庄稼不收年年盼。死而复生精神在，在与不在何必言。南北东西人知晓，流芳千古英名传”。当时我不知道，只发现父母暗自悲伤流泪，后来听到本村庄延祯说，他在南流赶集时，发现国民党军队抢了群众一口铡刀，把庄龙甲的头铡下来。也有人说庄龙甲的头挂在潍县城门上数日。我父亲庄鹏云和庄峰云大叔，要求庄延祯带他们去南流亲自看看埋在什么地方。看过之后证明庄延祯的说法属实，当时的环境是不可能把尸体运回家。
当时，我祖父庄宗海，正在黄菜楼村教学，听到这一悲痛的消息，当即中风不语。我记得在一个大雪天送回家后，我祖父紧紧抓住我的手而去世。母亲刘爱英不断的哭泣，父亲庄鹏云在这种双重打击悲痛欲绝情况下，口吐鲜血混身紫斑的病倒，请了名西医张学洪也摇头表示不能治了，不久相继去世。后来庄龙甲的儿子济南夭折，嫂子改嫁，姐姐出嫁。家中只剩下我与母亲相依为命。为偿还债务，忍痛把祖坟地典卖了十元钱。
1929年初，新的县委建立后的负责人马宣元和刘兆荣同志秘密到我家表示慰问，并送给一块银元。他们看到我家穷困潦倒的样子，也流了眼泪。最后与我母亲商量，决定把我送到英美烟草公司，以当小工为掩护开展工人运动工作，并接受庄峰云领导。第二天庄峰云送来了个小铜牌，说带这个小铜牌就可以到公司上夜班（秋冬两季的季节工），每夜干十个小时的活，可以挣到九分钱。我上班后分配在大库房和潮房两个车间当扫地工，活虽不太累，但冷热不好受。在库房穿棉衣也冻的要命。在潮房，只穿小裤头也热的喘不过气来，特别是水蒸气大，看不清东西。
开展工运工作的任务，是针对该公司的情况确定的。一是反对“搜身制”。工人下班不准扎腰带，不准系纽扣，手提裤子，在外国人和警察的监视下由专人搜身。我们布置的斗争方法，一般是搜身后，工人们在门外集合用石块等打击外国人和警察，秩序大乱后，全体工人就一轰而散。二是反对“打骂虐待工人”。这种情况多是因为工人不懂外国话而惨遭毒打，庄峰云虽是小把头，但不懂外语也吃不开，他买了一本英汉读本，但识字不多只好与我共同学英语，怎么学也是一知半解，常常回答错了，最后采取喊口号或传暗号的方法，如外国人进车间，就大喊注意外国人来啦。三是要求提高工资。采用消极怠工，使机器不能正常运转，完不成生产任务的办法，要求提高工资。最后我们这些当童工的少年由每夜九分钱，提高到壹角钱。
1931年春天的一个晚，匕，地下党员田化宽同志秘密带一位叫刘良才的同志到我家。田化宽说，刘同志是新来的潍县中心县委书记，特意来看望我母亲，并给了两块钱。又与我母亲商量，要求我陪刘良才同志到坊子一带找几个朋友。我母亲同意后，我们俩入都化装为木匠，我对坊子一带的道路较熟悉，既能当响导， 刘良才同志。后来他带我去广饶县刘家集他的家乡一：40结识了他的侄子刘岱东。岱东是刘子久儿子，在渤海j， 工作时，他在组织部，我在城工部。。
抗日烽火中的战斗
1937年“七七茸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英美烟草公司停产，我失业。中国共产党号召全民抗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大家公开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当亡国奴”等口号，还唱出了救亡歌曲。听之，令人声泪俱下。我同大家一起直接参加了破坏铁路、公路等阻止敌人进攻的破袭活动。
1938年初，日本侵占了潍县，全县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我的几个同学如庄其友、庄祜修、庄宝之等先后参加了八路军游击队。我也要求参加，但领导上不同意，并再三做我思想工作，其理由是因为我的革命家庭已家破人亡，只有和母亲相依为命，绝不能再伤害我母亲的心了。我明白党的用心良苦，我又找到庄鹤云，他也用这个理由做我的思想工作，他还指出现在部队不缺人，而是缺枪，大家都从这个方面想办法。我就从认识的几个在地主富农家当长工的雇工中打听到，当时的保长庄毓贵家有枪，把情况报到部队后真的起到了枪，还是“汉阳造”步枪。
日本侵占潍县后，到处烧杀奸淫虏掠，强抓壮丁修公路，把备村的大树全部砍光用来修铁路。我也被抓去修铁路，我与几个在英美烟草公司的工友因消极怠工，被日军放出狼狗咬我们，并用步枪筒子捅我们的肋骨。我们恨之入骨想报仇，铁路修完不久，我们几个疾恶如仇的工友商量在铁路上做文章。在我们的工友中，有的曾在铁路上干过，想出了办法就是用活扳子或是管钳子，把铁路夹板的螺母拧掉，火车就能脱轨翻倒，有的说如能在弯道或坡道就更好。我们约定在吴家王尔庄集合，到马少野村弯道动手，工具是南屯村和二十里堡村的工友带来，我与一个工友站岗放哨，另外几个工友动手，实际上没费几分钟，就拧掉四块夹板。结果第二天早上，火车就翻啦，我心里很痛快，后来坊子一带又翻过几次火车。
1939年春，日本宪兵队十余个便衣特务，突然搜查我和庄鹤云家。在我家他们发现室内挂的宝剑，追逼我是游击队，我母亲下了跪。在庄鹤云家翻了个底朝天，又要放火烧房子。据庄宗淮大爷说，多亏通过日本翻译打发几十块银元，才算了事，从而庄鹤云家秘密搬到城里东马道居住。
认识到在家并不安全，后悔没有到部队去，我与庄鹤云、庄龙乾商量去部队的办法。庄鹤云认识吕寿山这个幸存的地下党员，吕寿山同情我们的处境，他又设法找到潍南党组织的成员牟汉华，约定到乐道院北门外虞河边吕寿山以职业掩护的药房集合。约深夜十二点左右，牟汉华到药房接见了我们，他开门见山的说：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现在你先说说你的志愿。我也痛快的说：原来我们要求参加八路军，但组织上没有批准，现在我想先到抗大学习本领，好为革命多做贡献。牟汉华同志高兴地赞同我们的志愿，并说：我也要到西海地委开会，就顺道带段路程。就在此时，牟汉华同志批准我们改名字的问题，庄龙乾字升明，就改用庄升明；庄龙田字町震，就改用庄町震。庄鹤云也在场，他送给我与庄升明每人一支钢笔、一元钱。就这样在1940年2月经党组织批准，我和庄升明一起爬山涉水四百余里，来到胶东“抗大”学习。
“抗大”的全称叫抗日军政大学，学校在延安，备大战略区设有分校，胶东是第四分校。“抗大”实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校风，采用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教育原则。以启发式、研究式、实践式等教学方法。这些教育方针、原则和方法，是党和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的教育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抗大”创建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抗大”担负起了为民族解放战争造就大批干部的光荣使命”。
我们“抗大”四分校的学员，与胶东军区正规部队的全部装备是一样的。所学的军事课与实践演习相结合。在反扫荡中击退了日军三次总冲锋，配合胶东军区我主力部队到莱阳消灭了赵保原、蔡晋康顽伪司令万余人的有生力量。我与庄升明在“抗大”是品学兼优的积极分子，1940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们每月七分钱的津贴，自己缝补军衣，自己打草鞋。1941年2月“抗大”毕业后，到西海地委等候分配工作。庄升明留在西海地委工作队，我回潍县开辟新区工作。回到潍北西利渔村，见到了县委书记邢明、副书记牟汉华。我要求到部队上前线，但邢明笑着对我说：“仗够你打的，现在派你在潍北五区区委当武委会主任（后来的武装部），开展地方武装斗争。”邢明、牟汉华都在我家开过会，一直叫我小庄。
当时，从全国的斗争形势来说是最艰苦的年代。因为日军采取了五次强化治安运动，进行分割、封锁、蚕食、铁壁合围、拉网扫荡等，潍北形势更艰苦。潍县县委在领导抗日的实践中，深切感到只有建立民主政权，才能领导各界人民群众持久抗战。1941年9月，潍北五区区委首先在西利渔村建立潍县第五区抗日民主政府（区公所），区长是李绍先，副区区是陈建新。这是潍县第一个区级人民政权，有力地推动了抗日工作，为县级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42年5月，日本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五一”拉网式大扫荡。在反扫荡中，我们除发动群众“空舍清野”外，对党政机关进行疏散隐蔽，部队采取化整为零穿插到敌占区进行战斗。我与区中队队长钟德胜、公安局特务队长王立平穿插到潍南省庄一带，与潍南陈世山取上联系，力图打掉各村的日本爪牙一一汉奸特务。反扫荡结束后，我回到潍北五区，副区长陈建新调走，党委决定我兼任副区长。
1942年10月，我在西利渔村整顿民兵时，突然发现一架日本飞机降落在村北海滩上。我带领民兵对飞机开枪，一个驾驶员跳出飞机，在追逐中驾驶员用手中的扳子打响了一发机关炮弹把自己的手炸伤。把他抓住后，发现是个十几岁的小日本，我们不懂日语，不知来历。我只好派民兵骑马去寿光县找独立团报告。独立团派一个骑兵排带走小日本，叫我们设法迅速把飞机拖到央子以西的弥河边，独立团派修械所的同志迅速把飞机上的两门机关炮拆下来，能用的东西也拆光，只剩了一个铁架子。第二天一早就有日本四架飞机低空飞行侦察，发现铁架子后，约有百名日伪军，强迫央子、固堤场群众用骡马把铁架运走。敌人为什么重视小日本呢，原来他是日本天皇的贵族，其父在青岛当混成旅团长。
1942年5月，潍北五区区政府的干部和区中队，从前方撤到后方西利渔村进行休整。突然接到情报，说敌人到瓦城、东利渔村进行扫荡。我们首先组织行政干部迅速沿交通壕往丰台、固堤场转移，我带区中队和民兵在后面掩护，突然发现一个日本骑兵追我们，我认为这是难得好机会，等骑兵靠近，我一枪击中小肚子，骑兵从马上摔下来，大洋马也跑了，我抢过敌人的大盖步枪，带区中队转移了。
1943年9月，寿潍县行政委员会在报庄村成立，任命石磊为主任，我为秘书。1944年1月，在蔡家央子村成立寿潍县人民政府，任命石磊为县长，我任秘书，并兼任民政司法教育等工作。
1944年5月，清东专署决定把寿潍县政府与昌邑县政府合并为昌潍县政府，县长何风池兼独立营长，县委书记于一民兼独立营政委，副县长石磊，我任秘书。有一次，清东专署的陈梅川专员和昌潍县政府机关，随同独立营驻防在潍河边的一个村子里，不料柳疃据点的敌人夜间包围、拂晓进攻的手段，企图歼灭我们。在突围中，专员陈梅川和警卫员小李都受重伤，独立营为掩护机关干部突围，与敌人拼了刺刀，机关干部也不示弱，也用自己带的武器参加了战斗。有的也用刺刀刺死了敌人，缴获了敌人的武器，这给战士们鼓舞了斗志，不仅胜利突围而转入反攻，乘胜拔掉了柳疃据点。战斗结束后，由民兵护送担架队把伤员转移到寿光县，独立营与县政府转移到瓦城。交通营的武器装备和战斗力都很强，两个营的军事干部坐下来研究分析了敌情，一致认为敌人失败丢失了据点，很可能进行报复，所以必须做好战斗准备。在瓦城的土城墙上构筑好工事，土城墙的外围早已构筑好的交通壕密如蛛网，敌人重武器和汽车不能靠近。第二天早上接到情报，潍县和昌邑县城的敌人出动，中午就听到炮声。约五、六百日伪军已到达龙池、白培，距瓦城十余里。部队和地方干部，加上瓦城的民兵，都紧急集合作好了战斗准备。敌人三次冲锋都被击退了，下午三点多敌人用各种炮轰击我们，因我们已挖好了掩体，炮击也起不了大作用，有同志说敌人的炮弹有毒瓦斯，部队首长命令戴口罩或用毛巾堵住口鼻。正好天降暴雨，瓦城周围已一片汪洋，毒瓦斯也不起作用了，一直到晚上听不到敌人动静。派出侦察兵侦察，证实敌人已撤退，部队决定转移。各单位经过检查，除少数同志鼻子中毒外，其它无一伤亡。由熟悉地形的当地群众引导下走出了大水，顺海边急行军百余里顺利到达寿光县的牛头镇。人称“小莫斯科”的群众热情地送来了慰劳品，我与石磊、何风池闲聊时，感慨地说这次战斗本来是敌强我弱，但毫无伤亡的取得了胜利，正如孙子兵法上所说，在天时、地利、人和中，我们占了优势。
1944年冬，我奉命调往中共渤海区党委城工部工作。这个部的任务是开展北京、天津、济南三大城市的地下工作，据我个人分析，如果条件成熟，也可能我被派到大城市作地下工作，因此我被批准改用现在的名字叫庄雨村。我的职务是机要秘书和联络干事，掌握的是三大城市地下关系的绝密材料，联络从三大城市进出的地下关系。在渤海区党委，我遇到了几个熟人，第一个熟人是渤海区党委的秘书长马千里，是由刘良才同志介绍在他家认识的，刘良才说他在博兴领导过农民暴动。第二个是城工部长苏杰的爱人叫闫君，她是潍县城南关人，我是在潍县县立中学认识的，她从县中又到济南蚕桑学校求学。我的目的是通过他们物色一些派到天津、北京和济南工作的对象。后来马千里同志把给他当勤务员的李志介绍给我，李志原来是我在毓华学校的进步同学，他是临淄人在天津有亲属关系，从而经领导批准把他培养发展入党后派遣他到天津东亚毛纺厂搞工运工作，他的工作很有成绩。解放后，他被安排在全国总工会当保卫科长，他到公安部汇报工作时碰到我，阔别十余年，彼此很激动。
在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的城市工作
1945年8月日军投降，抗日战争结束。
1946年5月，渤海区党委城工部决定我到寿光县委组建城工部，开展潍城和济南的城市工作。经县委研究我任县委城工部长，在业务上接受渤海三地委城工部部长何风池、副部长陈凤九同志的领导。县委整党运动结束后，分派我负责寿光九、十两区的土改复查工作，纠正羊角沟在土改中把大批鱼虾和虾酱以及企业中的财产被分了的问题。在领导土改复查中，我仍念念不忘我的业务，在羊角沟我培养发展了丁明远同志入党，名义上给我当通讯员，实际上是等待时机派他到济南做地下工作；在侯镇我培养发展了国光同志入党，留在城工部当干事，又培养一个积极分子叫车文成，与丁明远同志一块打入济南市工作。丁明远后来曾任济南市委组织部长。
1946年冬土改复查结束后，集中精力开展潍城的地下工作。为了靠近潍城开展工作，首先组织一支二十余人的精干武工队，由王伦岗、张启兴任正副队长，我兼任政委，采用昼伏夜出、靠近潍城周围打入拉出的办法，与庄道修等骨干积极分子取得联系，先后发展了八名骨干分子，并从各阶层人物中发展了十余特情关系，专门负责调查驻潍城国民党部队的军事布防及变动的情报。为了便于联络，把城工部的干事铁坚安排在牟家温庄以开药店为职业掩护的秘密联络点；在泊子村，以郑祥五为主建立了一个轮昌烟社为半公开的职业联络点。出入潍城的联络员有高宝善、王佃堂等人。
此时的国民党嫡系部队第八军已从青岛抢占潍城，敌情复杂而紧张，为了得到敌人军事布防的敌军暗号、地堡位置等情报的准确性，我都亲自反复核对，并绘制了一份草图，报送渤海三地委城工部。对潍城外围的飞机场及寒亭、昌乐等敌人的活动等情况也进行了侦察。
1947年夏，寿光县的侯镇一带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为了掩护寿光九、十两区群众的转移，我带武工队配合区中队护送群众到弥河以北的安全地带。
1948年春，渤海三地委城工部通知我到索镇开会，我带王伦岗和王伦安一块去的。会上，何风池同志传达了国内形势报告，懂得了刘邓大军进驻大别山牵制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和延安的重大战略意义。之后又听取了我的汇报，地委从其他方面得到的情报与我掌握的情报进行了核对，认为我掌握的情报比较全面准确，对我绘制的军事布防图又进行了补充和说明，绘制成了一份正式的敌人军事布防图。但会议尚未开完，就接到了华东局的急电，命令我迅速赶到潍北牟家温庄，渤海三地委城工部发给我们的新式抢支弹药也没有来得及带，就匆匆日夜兼程的到达潍北牟家温庄，已是4月1日。曾山、梁国斌、李又村三人接见了我，交谈之后，知道我是潍县人。叫我跟李又村同志一块活动，具体情况由李又村同志与我单独交谈，他看了我绘制的敌人军事布防图和说明，认为很重要，值得参考。
战火中进城。我们到达城北时潍县战役已经开始，正在肃清外围据点。4月23日，李又村同志通知我解放西城的战斗开始，第一梯队已投入战斗。我们随第二梯队到北宫以北的战壕内等候命令，我与王伦岗、王伦安三人正在看到爆破与炮轰协同攻城的巨大威力感到高兴时，不料敌人的一架飞机扔下了一颗炸弹，爆炸起来的土把我埋住了，王伦岗与王伦安二人用力扒土把我拖出来，幸未受伤。此时第二梯队也投入纵深战斗，李又村同志说等西城战斗结束再进城，并说进城后在老县衙门大门前集合。我们是从西城的东北角炸开的大豁口进城的，发现荷花湾一带的民房仍在燃烧，救火的战士们说，敌人用消防车喷汽油，企图用火阻止我们前进。我们顺大街南去，敌人的尸体满街都是。走到陈家大院想进去休息一会，捡到两盒美国牛肉罐头还没来得及吃，敌人的一架夜航机在附近扔下了一颗炸弹，周围的玻璃窗被震碎了，我们立即回到了集合点。我对李又村同志说，据我掌握的情报从我们所在地往南百米左右，路东法院内有一个大防空洞，是敌人后勤部门，如敌人飞机多，我们可以到防空洞，估计吃穿用的美国物资也不少，另外也可以考察一下我掌握的情报是否正确。黄赤波同志也凑到跟前笑着说：对，我们去看看。结果，证实我说的情况属实，李又村对我说这位黄大人很快就是你的领导：公安局长（李又村同志在淮海战役后，是徐州市的第一任公安局长）。4月26日，我军向东城发起进攻，居高临下，势如破竹，敌人伤亡惨重，已成翁中之鳖。
4月27日，潍县战役胜利结束。初步统计，死伤俘蒋军约五万人，其中毙少将保安公司令张天佐，俘国民党整编九十六军中将军长兼四十五师师长陈金诚，缴获各种大炮七十余门，轻重机枪493挺，各种步枪六千余支。
4月28日，我到潍坊特别市公安局黄赤波、凌云正副局长办公室报到，分配到吕剑光侦察科长部下当侦察组长。为便于工作，我首先把我掌握的各种工作关系进行清理，对那些起过作用而又愿意继续工作的关系利用起来，把工作任务转移到继续侦察潜伏下来的敌人方面，并调查反动党团特的罪行。为了开展侦察工作，经吕剑光同志批准，曾利用恒茂油房和群众货栈作过特情联络点。
1948年9月，调我到潍坊特别市坊子市区公安分局任副局长，高松溪局长调走后，我为代理局长。
1949年6月潍坊特别市改称潍坊市。7月，昌潍公安处建立，我被调到该处任办公室副主任。
1949年冬，我被调往山东省公安厅，公安厅在组建山东海防公安局时，我任海防公安局办公室主任。海防公安局驻青岛，局长胡维鲁、副局长郑畅。山东海防公安局的战线很长，从连云港至黄河入海口几千公里的战线上，建立了三十六个边防检查站。
1950年5月1日，我奉命调中央华东局机关保卫处。为了加强华东局的保卫工作，机保处的分工，一是秘书科，我任机要秘书，与处长秦诚一块办公，设十余部保密电话，日夜值班；二是保卫科，负责华东局直属部门的保卫工作；三是警卫科，下设一个警卫大队，除了在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所住的历志社花园和谭震林（包括华东局机要处）所住的三井花园，各设两个警卫排之外，其余警卫人员是负责党中央主要领导干部到华东局工作或疗养参观等警卫工作，另外也负责指导华东所属五省一市的警卫工作。
1953年，大区撤销之前，我被调到华东公安部文保处任科长，见到华东公安部部长梁国斌，他还认识我，潍县战役时，他接见过我。
1954年，党中央决定撤销全国行政大区，建立直属中央的上海市公安局，把我留在上海市公安局社会部工作。1955年中央公安部又决定调我到中央公安部，在公安部六局任科长。负责文化系统的专案和保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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