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春节刚过，我即去了掖县，继续干云峰山去年冬天没有完的活。哪知胶东的天气比济南冷得多，春节下的雪还未化完，我只好待在招待所里等天转暖。
闲来无事，去县博物馆看资料、看展览。“潘云广篆刻展”引起了我的兴趣，一连看了3天。
潘的印是图画式的，“山”啊、“水”啊很写实，不懂印的人很容易看明白，我对印的兴趣便从这里开始萌发了。云峰山调查工作结束之后，我便从掖县工艺美术厂捎来一批滑石下角料，打算找机会动动刀。
因为一年里大部分时间出差在外，学刻印的念头一放多少年也没能成真，但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件事。
1989年夏，我与蚊子结了仇，左腿让它们狠狠地咬了一大口，感染得厉害，不得不做了两次小手术。腿瘸不能下楼，一天到晚待在家里，书看累了，便想起来刻印。
翻一翻书架上的明清流派印谱，想一想潘云广的“日月山水”，明白了：刻印很简单，无非是笔画和结构，没有多少了不起的道道。一动手，先摹别人的，后又自己瞎想，一口气刻了七、八十方。整齐地摆在书桌上，早晚看一看，得意洋洋。
从1983年开始，省书协与省石刻馆围绕着山东古代石刻资源联合搞了一系列学术活动——“云峰刻石调查与研究”、“汉碑调查与研究”、“北朝佛教刻经调查与研究”、“秦刻石调查与研究”、“墓志调查与研究”，都是当时设计好的课题，计划两年完成一项。省书协的邹振亚老师是全国著名的篆刻家，与我们的馆长王思礼先生是亲戚，两人有共同的事业追求，所以课题开展得非常顺利。至1992年，前4课题已经做完，出版了一系列学术成果，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后来因为两位先生的退休，最后一课题无奈“流产”。
这一天，邹老师来到王馆长家，我听说后，忙拿着自己的“印谱”来到二楼，向邹老师请教。邹老师看得耐心又仔细，每一方都审视半天。我站在他旁边，很自信，满以为会有“刻得不错”4个字的评价，没想到邹老师说：“这路子不能走，回去摹刻汉印。”
我自以为了不起，没能听进邹老师的话，回去一如故我，又刻了不少。
1992年暑假，西南师范大学徐无闻教授携夫人及研究生来山东考察，省书协接待了他们。参观了石刻馆，晚上在历山剧院宴会厅设宴为之接风。蒋维崧、王思礼、邹振亚出面主陪，韩庆生、于建波副陪，我年轻，负责倒水跑堂。
席间谈的内容很多，历史、艺术、文献、故事，先哲名贤、“小偷小摸”……还谈到了篆刻。邹老师说：“我们的小赖也喜欢篆刻，徐老您给带一带。”王馆长干脆鼓动说：“拜徐老为师吧！”“敬酒、敬酒！”王馆长高兴的不得了。
我没有思想准备，不知如何是好。
“徐老不喝酒，敬茶为证。”邹老师说。
在诸位老师的鼓动下，我拜在徐门下成为入室弟子。徐老师很高兴，当场就给我布置了作业：“摹刻汉印1000方。摹刻不完，对印没有发言权。”我鞠躬接受，暗自欣喜。
蒋先生带头鼓掌，表示祝贺，全场气氛热烈。这时我才意识到，邹老师原先的教导是正确的，悔不该没听他的话。
回到家，把原来已刻的石头全部磨光，按照老师的布置重新开始。
几年过去了，我摹刻了一批汉印，同时也把心炼得寂静若水——刻刀在石面上运行，好像独自一人在深山里自由自在地散步。没有天空，没有大地，没有声音，没有意识。空空的，寂寂的，包括你自己，什么都不存在，有人从背后举刀杀你，你也全然不知。整个人已化为乌有，心脏也不跳动。这就是刻印。
刀已不在手上，而在你的意识里。你想走到哪里，它就能到哪里，想让它出现什么效果，就能出现什么效果。不用设计，不用安排，更不用来回修整、敲敲打打。撂下刀，印谱一打，就是你心中的感觉——厚重、峻拔、奇绝、灵动。这就是得心应手、水到渠成。
省歌舞剧院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吹笙多年，其中一首曲子练了整整两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就是吹不出想要的那个“味”，心里着急。一天早晨，有意无意间突然找到了感觉，正是他所期望的无以言表的效果，“味儿”就在其中。他吹的这首曲子，在全国民族乐器大赛中获得了二等奖，让他着实高兴了一大阵子，因为二等奖只有两个。
朋友吹笙的感觉，与我刻印的感觉异曲同工。没有量，就不可能有质，百炼刚才能化为绕指柔，达不到遍数，“味”是出不来的。这不是理论阐释能够解决的问题，邹、徐二师让我摹刻汉印1000方，道理就在于斯。
很惭愧，甚至懊恼，我脑子长毛，动了邪念，奢望发财，上了“猫理论”的当。把手伤了，伤得再也无法动刀，1000方汉印的作业没能做完，二位恩师对我的批语，我永志不忘：
“对印，没有发言权”。
本文转自《山东省文化旅游联谊》公众号，赖非先生《考古拾趣》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