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署特务间谍网站
1941年，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深感兵源窘迫，被拖入持久战的危险日益迫近，逐强调要使中国事变尽快获得解决，必须于本年内在歼灭共军有生力量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日本侵华部队华北方面军遵其主子的旨意，狂叫“要彻底肃正华北治安，依靠武力讨伐不能取得成效”，“必须统一发挥多元的综合措施”。他们所说的“多元综合措施”，重点是加强特务间谍活动。正如日军特务机关提出的“要进一步加紧对共产党的研究，掌握其实质，就必须加强谍报工作”。早在1939年12月，日本侵华部队华北方面军就曾指令其特务机关要向共产党组织内部打入谍报人员，潜伏在共产党心脏之中，以掌握其实质。为此，日本特务机关多次指示其爪牙，要求他们“查清作为共产党抗战力量核心的党、政、军、民组织及其组织基础的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的中心内容”，把八路军前方总部、一二九师部和各领导机关，作为重点破坏的目标。
因此，在加紧对八路军总部驻地扫荡的同时，日军华北各部队在组织上设立了专事情报工作的特工参谋：在各大据点设立了“招募”特务间谍的机构，物色训练特工人员。日特机关还创办了《剿共指南》刊物，对活动在第一线的特务、间谍、汉奸、宪兵以及“国策公司”的特工人员，进行所谓思想、破坏行动的具体指导。
日特机关在我八路军总部驻地桐峪、武军寺、麻田一带设置了许多特务组织。在桐峪的特务组织有日伪合流的“区分部”、“村分部”、“联合一分站”；在武军寺的特务组织有“村分部”；在麻田的特务组织有“村分部”、“维持会”，在麻田附近的羊道垴大山上有专门为敌机指示目标的坐探。此外，在我八路军总部驻地附近还有日伪在昔阳县搞的“捧捧队”，及创造蚕食根据地经验的日特头子清水利专门部署的坐探。在辽县的千亩川还有敌人的联络总站及其下属的黄漳二分站，设在我一二九师师部驻地的三分站。
二、收买奸细造谣滋事
日特非常注意在我抗日组织内部物色人员。在辽县抗日县政府内和辽县第三区区公所内就收买了6人充当内奸，这些人多数都担任了日特的情报交通站站长。他们平时为日本特务机关搜集情报，在大扫荡时则为敌军带路，挖掘我军在坚壁清野中埋藏起来的文件和物资。1941年敌军扫荡时，在武军寺潜伏的特务带领敌人袭击了民兵指挥部；在隘峪口潜伏的汉奸带领敌人偷袭了我八路军野战医院的伤病人员隐蔽点。1942年我军反扫荡时，在麻田潜伏的特务带领敌军偷袭我民兵指挥部，由于我们识破了敌人的伪装，指挥部及早转移，才免于罹难。
这些敌特分子经常造谣惑众，离间军民关系。如麻田地区，在“桑条无叶土生烟”的干旱情况下，汉奸特务针对彭德怀副总司令提出的“修水车，修坝堵水，抗旱救灾”的口号，胡说什么“修水车没用，天不下雨是彭德怀压住龙脉了。”煽动群众求神祈雨，同八路军的抗旱措施相对抗。当我军在反扫荡中进行战略转移时，他们又造谣“八路军穿的黄布衣衫，吃的合理负担，敌人来了躲进后山，敌人跑了出来宣传”，蓄意破坏我军声誉，挑拨军民关系；当日军大肆推行“三光（杀光、烧光、抢光）政策”时，他们又叫嚣“八路军没日本厉害，靠日本可避免烧杀”，煽动群众暗中投敌搞地下维持会。他们还寻找机会，千方百计地盗窃我党我军的机密文件。1942年大扫荡时，敌人拿着我党政军领导人的照片搜山寻人，这些照片都是被潜伏特务平时偷去的。在查获桐峪特务报送日特的12份材料中，就有总部、一二九师师部及特务团的机构、代号、首长姓名及主要特征、武器配备、活动规律等等；还有黄崖洞、梁沟等5处兵工厂与修械所的情况，《共产党人》、《党的生活》以及电话本、电报密码等机密文件。敌人盗窃机密的手法多种多样，有暗杀我机要通讯员抢去的，有趁人不备顺手牵羊偷去的，有利用女色勾引我方人员弄去的。这些特务还偷枪、投毒、为敌机指示目标，给我军反“反扫荡”增添了不少困难。
三、军民携手大力除奸
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前方总部、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对敌特的破坏活动非常重视，多次指示要求党、政、军、民大力协助，严惩汉奸特务。
1941年1月，《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了《论公安工作》的社论，论述建立和加强公安工作的意义。
3月，一二九师下达了《肃清根据地敌人便衣武装别动队及特务机关的指示》；4月25日，又发表《起来肃清汉奸》的社论，列举了特务汉奸的活动特点，分析了特务活动猖獗的原因，要求各级公安保卫部门做好除奸治安工作。
8月20日，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发出《关于加强除奸工作领导的指示》，决定县委成立保卫委员会。有关除奸反特的重大问题，由保委决定，并指出配备除奸保卫干部一定要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保证质量。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公安局召开“温村会议”（会议地址在涉县温村），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锄奸部部长杨奇清到会讲话，决定建立除奸委员会。
八路军总部领导同志对除间反特工作非常重视，彭德怀副总司令员对驻地所在的辽县第三区公安特派员李子英不止一次地指示：“要提高警惕。总部就会召引特务，我走到那里，特务就会跟到那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不仅口头上讲，而且还亲自编写了《锄奸工作手册》，发到连队和地方区乡政府公安员，这对加强边区锄奸保卫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遵照总部首长和边区政府的指示，密切配合辽县公安局及三、四区公安员，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大力开展了反特务汉奸的斗争，在总部驻地的各村普遍建立了锄奸小组，在区特派员领导下进行工作，对民兵加强锄奸教育，注意警戒，盘查行人。村村都设立由民兵队长或指导员兼任的公安员，通过他们对广大群众进行反奸教育，提高群众的警惕性，严密防范工作，对可疑人员和可疑情况及时报告并认真追查。这些基层锄奸保卫工作人员在打击汉奸保卫总部驻地安全上起了很大作用，也为开展锄奸保卫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
1941年冬，皇家庄群众积极分子，17岁的小姑娘刘淑珍，在敌人扫荡中被俘，但她在敌人的捆绑毒打下，仍然注意观察敌情。当她发现邻村汉奸魏玉山认贼作父给敌人带路，向敌人介绍情况时，非常气愤，在她逃出魔掌后立即向区特派员报告了这一情况。辽县三区一群众被日军俘去后，在敌人军营内，发现我辽县抗日县政府的科长雷子平，马家坪地主赵泽安在日军部队中参加敌人的会议。当时他想，我军的备战情况、空舍清野埋藏的物资，这两个坏蛋都知道，感到问题严重，当晚趁敌不备逃了出来，连夜向区特派员作了汇报。在日军大扫荡时，一个汉奸带着一伙号称八路军的人，向设在深山的麻田民兵指挥部方向走去，正好碰上我积极分子李兴旺在泉池打水，敌人问他说“山上有没有咱的部队？”兴旺看到这伙人领口上都露出漂白布衬衫，心想这不是我们的人，便不慌不忙地说：“有，三八五旅（我太行山主力部队）老二团就在这大山垴！”敌人一听山上有八路军主力，便仓惶撤走。
在侦察破案中，区村公安员起了重要作用。例如辽县三区特派员李子英，同我们合作得非常好，当他从群众积极分子那里知道地主赵泽安到敌人那里开会时，便跟踪调查，不仅查清了赵泽安是辽县特务机关千亩川办事处的主任，桐峪特务机关的头子，而且还查清了潜居在我野战政治部驻地桐滩镇的特务组织，以及榆社、和顺、辽县三个县的特务组织情况。麻田的特务分子刘三珠暗地组织维持会一案，也是在区、村公安员密切配合下侦破的。自1942年以来，刘三珠陆续网罗特务、土匪、流氓、恶棍数人组织地下维持会，曾密谋毒害我军领导人彭德怀同志，他还经常向驻武安县的敌人递送情报。1942年5月在扫荡时，敌人逼近麻田，群众都上了山，就是刘三珠一伙原地不动。在民兵队长李米焕再三督促下，才勉强出村，当他们看到日军搜山时，便原形毕露，指使爪牙吴黑旦替敌人带路。破案后，还在他的同伙阎祥荣家搜出许多毒药。据供，都是在刘三珠的唆使下，准备伺机投毒、暗害群众用的。
1941年八路军前方总部驻在南会村，野战政治部驻在桐滩镇。一天傍晚，两名通讯员由南会村到桐滩镇去送信，途经下武村北小桥时（党校驻地）突然遭到枪击，通讯员翻身下马，看到距小桥不远的河沟里，有两个黑影在蠕动。区特派员李子英得悉这一情况后，即同我们一道破案。经分析，当时除部队、民兵有枪外，群众是没有枪的，再说在同一地点连遭两次枪击，看来犯罪分子就在附近，很可能是隐蔽在民兵中或从民兵手里借枪干的。于是，命民兵紧急集合，恰巧少了两个人，而且是带枪外出的。到了午夜，这两个人回到家中立即被抓获。经询问，两人吱吱唔唔，不作正面回答。经验枪，发现枪筒里有刚打过的痕迹。两人逐供出偷袭通讯员的经过，并供认是受日伪组织桐滩分部指使干的，目的是窃取我军机密文件。
1942年4月，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和一二九师联合发出《反蚕食斗争指示》，决定组织武工队，发动群众打击奸细，设置情报传递组织，同敌人作长期斗争。同年6月27日，晋冀鲁豫边区公安总局给各县公安局发出《关于肃清根据地的维持会以及必须重视社会调查与侦察工作的指示》，严肃指出敌人扫荡时利用其隐蔽在根据地的特务汉奸，实行里应外合，配合其军事行动的危害性。
1943年3月，边区政府公安总局发出《如何通过群众运动开展锄奸工作的指示》，指出敌特针对减租减息运动，搞什么“十大兄弟团”、“反不公道团”、“姐妹团”等灰色团体，拉拢群众，想尽办法掌握（减租减息）评议会，并以其经济优势，收买区村干部，利用宗族矛盾，变阶级斗争为宗族斗争来破坏减租减息。
1943年旱情严重，疫病流行，不少村干部和群众都病倒了，桐峪镇“大众医院”医生王琪主动提出要为总部直属单位驻地桐滩镇、三里庄、上武村、下武村、隘峪口等村的武装干部打针治病。在当时缺医少药的困难情况下，许多干部、群众接受了王医生的“义诊”。但是，经王琪打针治病的人，不但没治好病，而且打针的胳膊肿得像碗口那么粗，抬不起来，引起了群众的怀疑。经过调查，最后查清王是一名以行医为掩护的老牌特务。这一时期还查获一个在麻田南面羊道垴大山上以和尚面目为掩护的特务王金坊。王隐姓埋名，长期住在大庙内，每当敌人扫荡时，他便利用高山顶，给敌机指示八路军转移方向。这一案破获后，刘伯承司令员曾说：怪不得每次敌人扫荡，他们的飞机总在这座大山上转来转去。
经过连续不断地侦察破案，镇压了首恶，宽大处理了罪行较轻、坦白较好的人，教育了一批胁从分子坦白自新，争取了一批地痞流氓改恶从善。八路军前方总部机关驻地的治安情况大为好转，打黑枪的事不见了，造谣闹事的现象减少了，盗窃机密文件，勾引、瓦解我军战士的事再没发生。这一切，充分显示了军民携手锄奸，认真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威力。
四、军地组建公安机构
八路军前方总部和一二九师进驻太行山区以后，即不断加强军队保卫组织，并积极展开抗日根据地地方公安保卫工作建设。在抗战期间直到解放战争胜利，这个地区在公安保卫战线上的斗争，一直是极其尖锐复杂的，军队锄奸工作上和地方公安工作，一直是密切配合、协调一致的，工作中有如下特点：
（一） 军队保卫部门抽调大批骨干到地方组建公安机构
1941年边区政府成立了晋冀鲁豫边区公安总局，一二九师保卫部便派一科科长徐启文担任总局副局长，主持筹建工作。同时，冀南军区保卫部部长刘明辉兼任冀南行署公安总局长，亲自抓地方公安的筹建工作。1943年一二九师保卫部派科长宋烈担任太岳区公安局长。冀鲁豫公安总局副局长万晓塘也是部队派去的。军队保卫部门派出一批老同志到地方公安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就从组织上保证了相互关系的密切和工作上的协调一致。
（二）军队保卫部门为地方公安机关培训了大批干部
八路军前方总部政治部锄奸部，派刘秉琳在太南组织政治训练队，开办了几期保卫训练班。从这里毕业的学员，大部分充实到地方公安机关。1938年到1940年，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保卫部，在襄垣、武乡、辽县等地举办了四期训练班，有计划地输送了一批保卫干部到银行、兵工厂和地方公安机关工作，充实了地方公安工作。
（三）军队和地方的锄奸保卫工作共同研究同步进行
如1942年，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召开全军保卫工作会议，到会的除军队保卫工作领导人外，负责地方公安工作的领导人叶松（太行区）、阎定础（太岳区）、赵宏博（冀南区）、万晓塘（冀鲁豫区）等都到了会。1942年由八路军总部政治部锄奸部杨奇清部长主持召开的一二九师锄奸保卫工作会议，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各区的军队保卫部长、地方公安局长都到了会。会后，一二九师保卫部根据领导指示，草拟了军队保卫部门与地方公安机关协同配合向敌占区开展情报工作的指示，这个文件是以太行区党委文件下发的。1942年5月反“扫荡”以后，军队保卫部门抽调了一批干部，深入到铁路沿线、敌人据点、敌占城镇，开展敌占区“点线”工作，也是同地方公安机关配合进行的。
（四）在北方局领导下党政军全民携手抓保卫工作
有关动员广大群众及在锄奸保卫工作上需要携手、配合行动的重大部署，都在北方局直接领导下，由党、政、军机关联合发文，或经《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社论的形式指导全区统一行动。
（五）军地密切配合保卫首脑机关和首长安全
八路军总部驻左权县武军寺、桐峪一带时，直属机关保卫部门与该县三、四区公安特派员共同进行对驻地民兵、公安员的组织训练和锄奸教育等工作，对秘密的锄奸小组经常共同进行敌情和工作方式方法教育。这些区村基层组织，对总部驻地安全和侦察破案，发挥了很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