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后，我新四军根据党中央“独立自主，坚持抗战”的指示。在苏北敌后建立了大片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了巩固发展根据地在积极上粉碎敌人对广大人民的掠夺和封锁，创建抗日金融体系，发行抗日货币，一九四一年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同志和政委刘少奇同志指示朱毅、李人俊同志负责筹建银行印钞厂，由于当时战争环境十分险恶，江淮印钞厂自一九四一念筹建后，经过无数次的辗转搬迁，从陆上到海上，又从海上到陆上的几经反复，终于在一九四二念七月才得于苏北北阜宁县的羊寨村“洪庙”正式开工生产。
我是一九四二年八月从新四军政治部调到江淮印钞厂任稽核股副股长的，至今已有四十多年了。然而，印钞厂紧张、艰苦的战斗生活，印钞厂工人为革命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确实使人难以忘怀，每当我想起江淮印钞厂这段戎马倥偬的岁月，深为自己曾是国家货币印制者而感到心潮澎湃，不能自己，也激起我对当年浴血奋战在印钞战线上老同志的无线思念和崇敬，并唤起我对献身于印钞事业上烈士们的无线哀思…．。
为了继承发扬印钞工人光荣传统，在四化建设中进一步加以发扬光大，为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特将我在江淮印钞厂工作时的几个难以忘怀的片段加以回忆，用来思念老战友们，激励新一代。
一、烧伤以后……
我刚到江准印钞厂后不久，工厂的机器设各、厂房、生活设施十分简陋，原材料更是紧张，生产工序也是由于材料缺乏而多次更改，比如：烘版加热先是用煤油做材料、煤油紧缺，又改用五十度烧酒做材料，以后又自己提炼酒精．由于自烧酒供应不足，耗费大又改用木炭和煤炭作燃料等等．虽然解决了燃料问题，但工人们常因擦版子双手烫起泡，在那种战争年代特定的环境中，我们印钞工人想的做的都是为了支援战争，而从不考虑个人的得失。记得一九四二年十月中旬的一天，我因病休息，厂里因买不到煤油，改用烧酒提炼洒精，我见提炼酒精的地方无人看管，就主动去照看，厂长李人俊同志问我：“你有病怎么不好好休息我说：“没关系．”他又问：“炼得怎么样”，我说：“不知道”这时，我抽出一根正在着火的木柴看看怎么样，只听到离我一二米运的一桶酒精着火爆炸了，我正蹲在酒精桶跟前，只见正着火的酒精劈头改脸地向我袭来，顿时我全身都在着火，遍地也成了火海我迅速离开火源，副厂长廉党支部书记胡金魁同志听到爆炸声，赶到现场我在跳“火人舞”（这是事后有同志和我开玩笑的）就把自己的大衣脱下，将我身体一裹这才把我身上的火扑灭，厂长李人俊同志头上烧起一个核桃大的泡，总务科长郝天明同志的棉衣背上也烧了一个鸭蛋大的窟窿，大火扑灭了，我的双手双脚和脸都被烧糊了，手脚肿得像镘头，脸肿得像气球，几天不能进食，不能动弹，衣服一个多月脱不下来，浓血、黄水流进脖领和袖口都结成一块块硬壳，腥臭难闻，木板床上的臭虫搔挠更为难忍，在那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我的伤势可谓很严重了，厂领导十分重视和关心我，派了一位老乡照顾我，二位医务人员轮流负责替我换药，’t更使我感动的是，在我烧伤后的第三天，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同志带着国际友人（奥地利籍的）罗生特大夫来厂里看我，陈毅同志见我被烧成这个样子，关切地问罗生特大夫：“怎么样？有生命危险吗？”罗生特大夫说：“不太要紧。”陈毅同志又仔细地询问了我的伤势和生活情况后，罗生特、胡金魁同志要好好的照顾我，临走时，还安慰我要安心养伤，并给我二十四元钱，让我补养身体，最后陈毅同志还说：“过几天再来看你……”（后来还是来过）我一个普通印钞工人烧伤后，陈毅同志身负要职却那样平易近人，来看望我，使我多么激动！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愈加激起我对陈毅同志的无限怀念，然而，我烧伤后厂领导和同志们又何尝不是那样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使我生活在集体中深感“大家庭”的温暖，一个多月后，我的伤势稍有好转，我就主动要求工作管理库房收发。我的手不能拿东西，我的脚也不能行走，我坐在床上搞收发，请人做了几张卡片，放在桌子上，谁领东西签完字经我核对才能走，晚-只需要一位同志来帮助我整理登账就行了，就这样我克服了伤痛，坚持工作，终于使我的伤势逐渐好转了。
二、疏散转移
我的伤刚有好转，就遇到日寇的大举“扫荡”，为了应付这紧急情况，我们立即投入紧张的疏散转移工作，一天下午约三点钟，印钞总厂接到命令，立即停产召开转移疏散的动员大会，胡金魁同志来到印刷厂。该厂是刚合并过来的，作动员并宣布：人员疏散机器隐藏，有家归家，有亲可投亲，每人按供给制标准岁给两个月的补贴费，实在无处投宿的同志扮成农民，由组织负责分散到农村各人把自己去处地址留给组织上以便今后联系，各项准备工作必须在当晚十二点钟之前结束，开完后，胡金魁同志把俞国兴、陈浩和我找去谈话，把工厂转移疏散工作交给了我三人，当时，我想拿俞国兴同志年龄大，左臂残废，又加身体不好，我的伤势有好转，恐怕担子重，完不成任务，在胡金魁同志的启发教育下，我们三个人接受了任务，谈话结束后，我们三人分头分工进行工作，俞国兴同志负责职工疏散动员，我和陈浩负责机器设备、材料隐藏工作，陈浩同志骑车又把各乡乡长请来，分配各乡的工作，由于找乡长耽误了很多时间，故所以到晚上十二点，我们工作只处理了一小半，好在俞国兴在十二点前结束了人员疏散工作后，又来协助我们将机器材料隐藏等工作，天亮我们启程去总厂“洪庙”到了“洪庙”李人俊厂长带着警卫员正等待我们，见了我们便说：“这里还有事情需要你们处理，抓紧时间必须在今天中午十二点前处理完毕，不然会有危险……，接着，李人俊厂长就将一部分档案、印章及票版等交给我们要我们身带走并告诫，人在货在，绝不落入敌人手里，即使临死前也要把东西破坏掉，不然，死了也要开除党籍……他又给了两封信，一封信给我们在沿途与当地政府联系的介绍信；”另一封是去古黄河口交给三师军工部部长‘！孙象寒同志，李人俊同志把各项事情交代完后就带着警卫人员去追赶中局去了，我们遵照命令，准时完成任务，取道向黄海转移。
转移后的环境更为恶劣，生活更为艰苦，我们雇一辆独轮车随带重要物资和行李来到硕集子找船去埠东县的东坎镇，这时听有人在打听去洪庙的路，通过相互对话，才知他们是从苏中押送物资来的找印钞厂交货，我们告诉他们工厂转移，人员疏散了，我们三人是负责处理转移工作的，物资可交给我们，我们开收条。（负责押送的是朱振平同志，现是云南省日杂公司副经理，经过交涉，办完了手续，我们将自己的行李和重要物资搬上船驶往东坎镇，押送物资的同志徒步回苏中，到了东坎镇，我们找到区政府，区长看了李人俊厂的信后问，你们有多少物资，我们说：“有五、六吨需要三、四辆独轮车，区长听完便把派车的任务交给了东坎镇的南乡，离开区政府我们来到南乡公所，这乡长是旧下行权下担任多年多长的油滑小官僚善于应付公差，我们刚找到他，他便满口答应，谁知这家伙光说不做，幸好，其乡丁中有个进步青年告诉我们，要我们催得紧，不然这家伙三、五天也不会搞车给你们走的，我们一面催促乡长，一面派陈浩同志去各家动员车子，一直到下午才动员了六、七辆独车，亦只能装运几百公斤物资，在乡长刁难不办的情况下，我们将计就计，就用这六辆独轮车分几次把船上物资全部运到乡长家里，要乡长清点数字，开具收条，并吓唬他说：我们把这些物资交给你保管，如有丝毫遗失，你要负全部责任……。”乡长还想要赖说：“我不会写字”。我们就把南乡村小学校长请去，叫校长替他代笔写收条，我们通过各种办法，最后不得不使乡长屈服了，他连夜组织民夫集中车辆，自己带着妻儿叔侄站岗，做饭给民工吃，腾出房子让民工住。天刚亮，民夫、车辆都已到齐，我们装完物资后给了乡长一些伙食作为“辛苦钱”并表示谢意，事实教育了乡长，他感慨内疚的说：“我在旧政府当了多年乡长，不要想付线给你，他们不向你敲竹杆就算不错了，现在我了解共产党了，你们真使我口服心服了”。告别了乡长我们三十辆满载印钞物资的独轮车在民工的努力下顺利地到达黄海古黄河口的大于尖街，找到了三师军工部孙象寒部长，将我们工作作了汇报，并将李人俊同志写给他的信交给他，孙部高兴地连声说：“你们胜利完成上级交给你们的任务，你们辛苦了”。并吩咐我们连人带物资上了他们军工部的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