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印钞厂开工以后，生产上遇到的困难是很多的。可贵的是同志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千方百计，想尽各种办法去克服困难。譬如说烘版加热，开始时他们用酒精作燃料，但在战争年代，特别是在偏僻的阜宁地区酒精十分紧缺。于是大家改用六十度的烧酒，进而又设法从烧酒中提炼酒精。
那天丁上淮因病在宿舍内休息。这位老红军出身的干部是位闲不住的人物，他是1942年8月由新四军政治部调到江淮印钞厂来担任稽核股副股长的。提炼酒精是他亲自想出来的主意，他非这方面的专家，只是为了克服困难，凭着一股钻研的热情，请教了一些懂行的同志就开始用简陋的设备，土法上马试炼。这天，尽管他身体有病，正在发烧，头昏脑胀，浑身无力，但还是主动到提炼的场所去照看。李人俊厂长见了他，伸手在他额上按了一下，说：“你身上还有热度，还是回宿舍休息去吧！”丁上淮摇摇头，说：“没关系，我放心不下。”李人俊又问：“炼得怎么样了？”丁上淮说：“现在还难说。”
李人俊又嘱他要注意身体，别累坏了。
厂长走后，丁上淮又聚精会神密切注视着提炼过程。他蹲在几只酒精桶跟前，随手抽出一根正在炉内燃烧的木柴，想看看提炼情况，没料到离他二米远的一桶酒精突然起火，只听得“轰”的一声，犹如炸弹爆炸，顿时着火的酒精，四处飞溅，周围成了一片火海。丁上淮全身是火，他迅速跳出火源，撕掉了身上的衣服，但无法扑灭火势。
闻到爆炸声的厂领导和一些职工纷纷赶来。厂长李人俊第一个投入了救火行动，老红军出身的总务科长郝天明也不落人后，他们用水浇，用身上的衣服扑打；副厂长胡金魁把身上的大衣脱下，往满身是火的丁上淮身上一裹，这才把火扑灭。
这场大火把酒精提炼的场所烧得精光，还差点要了丁上淮的命。他的脸和双手双脚都烧糊了，脸肿得象气球，手脚上的皮肉都烧焦了。烧剩下的衣角破片，同血肉粘连在一起，撕不去拉不下，他只能整天躺在板床上，不能进食，不能动弹。浓血和黄水不断流进脖领和袖口，日子一久，就结成一块块硬壳。这时，离部队医院远，缺医少药，只得靠厂里的几个卫生员换换药。厂部还请了当地的一位老乡照顾他的生活。
这次事故传到了军部，陈毅军长十分重视，在大火后的第三天，陈军长就带了一位在军部医院工作的奥地利籍的国际友人罗生特大夫来看望。他看到丁上淮如此严重的伤势，关切地轻声问罗生特大夫：“怎么样，有生命危险吗？”
罗生特大夫检查了一遍伤势肯定地说：“不太要紧，会好起来的。”
陈军长详细询问了伴同而来的副厂长胡金魁：怎样起火的，以及怎样安排照顾伤员的生活和治疗的。临走时，他掏出身边的二十元江淮币说：“别着急，安心养伤，这二十元钱给你买点营养品补补身体。过几天，我有空再来看你！”
二十元，不是一笔小数目。当时，一个人一天的伙食是两斤半粗粮（还包括柴、米、油、盐在内）折合抗币不过两角左右，每人一个月津贴费不过五角。但是，可贵的不在钱的数目多少，而是作为全军的首长，竞在如此繁重的军务之际，对一位普通的印钞干部的伤病，如此细心关怀，使印钞厂的全体职工受到了极大鼓舞。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大大发挥，凹印生产很快从每班二百张，提高到五、六百张以上。
丁上淮更是激动万分。伤后一个多月，他的伤势略有好转，他就积极要求工作。厂领导要他不必着急，等痊愈再工作不迟。可执着的丁上淮实在闲不住，虽然他的手已不能拿东西，脚也不能走路，他要求做材料收发工作。他请人做了几张卡片，放在桌子上，谁领东西，就请他们在卡上签个字，他负责核对一下，到晚上再请一位同志帮他整理记在帐上。
之后，这种轻伤不下火线、重病不离战场的精神，在印钞厂生根开花，不断发扬光大。
洪庙的开工生产，持续了不到半年，相对稳定的局面，即被日本鬼子的“扫荡”打乱了。
1942年10、11月间，日寇曾集中大量兵力对我淮北根据地大举扫荡。面对强兵压境的形势，我四师师长彭雪枫和邓子恢政委采取了灵活的游击战术，即把主力突到外线，迂回到敌人侧后，避免与敌硬拚？，待敌人疲惫不堪后，再集中兵力，找其弱点，歼其一路，夺取反扫荡的胜利。
在我新四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面前，敌人的“扫荡”不得不以失败告终。但他们就此并不甘心，1942年底，敌人又从河南开封调来了三十五师团，加上原先在淮北“扫荡”的敌伪军12000余人，配备了飞机、坦克，向淮海、盐阜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扫荡”。其来势之凶猛，不亚于淮北的大“扫荡”。1943年1月初，南京的敌伪电台，就不断广播日本东京报纸的社论，疯狂叫嚷“扫荡长江下游中匪军之必要”，要予新四军“以毁灭性之打击”，公然声称“长江下游富于食盐棉花粮食等战争物资，实不容渝、共盘据其间。如让其坐大，将为皇军百年大计之祸患”等等。
当时日寇草拟了周密的进攻计划。他们决心以三个师团的强大兵团，对我新四军军部进行大包围，敌人曾判断：我新四军军部及国民党韩德勤的鲁苏战区副总部和江苏省府，均集结于旧黄河与射阳河的中间地带，常在东至海滨，西至运河、高邮湖地带流转。为此，他们决定北面出动十七师团，从淮阴、涟水进攻，南面出动十五师团、三十五师团以及独立十二旅团，由兴化、盐城北攻，形成包围圈，妄图一举歼灭我新四军于黄海之滨。自从1943年2月开始，在上有飞机侦察轰炸，下有坦克开路的情况下，敌人象蝗虫一样向我根据地扑来。一时间，乌云滚滚，恶风阵阵，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我新四军军部面对敌人毒辣的计划，断然决定华中局和军部直属机关突围转移至苏皖边界的盱眙县黄花塘，这地区鬼子一时难以到达，且靠近淮南的二师和淮北的四师，容易对付复杂情况。对某些后方机关，为了保存实力，免遭牺牲，不得不决定疏散撤离。
李人俊、胡金魁接到军部的指示后，立即决定停产。当天下午三时许，召开了全厂紧急动员大会。胡金魁副厂长在会上向大家报告了敌人的动向和严重局势，接着宣布三条应急措施：一、立即停产，并把所有机器物资选择稳妥地点埋伏隐藏；二、所有人员进行疏散，家在就近的可回家，有亲的可投亲，并按供给制的标准，每人发给两个月的生活津贴费；三、无处投亲的，一律由组织上安排，根据各人的情况，有的可化装成农民，在民间打埋伏，有的可参加当地政权工作，有的可去部队直接参加反扫荡战斗，剩下的同志组织起来，集体行动，打游击。
一时间，会场上笼罩着一片紧张不安的气氛。多么融洽的集体生活，眼看就要被拆散了。对工厂的留恋，对朝夕相处的同志友谊，使大家不愿分离，但是大兵压境，军令如山，为了革命，他们不得不分道扬镖，作暂时的（也许是永久的）分别。有的女同志嘤嘤地哭泣起来了。
胡金魁感觉到气氛太压抑，便提高嗓门，以乐观的声调说：“同志们，不要用悲观消极的观点来看待这次疏散，应该认识到这是反“扫荡”的一个部署。可以预言：不消几个月，我们一定会重新相聚在一起，重新让印钞机转动起来。所以凡是疏散的同志，一定要把去处的地址留下来，到时候我们一定会通知你们重新集中，当然，新的厂址，不一定还在这所洪庙内。”
至此，会场上才开始出现轻松宽舒的气氛。最后，胡金魁要求各项准备工作必须在夜晚12点钟以前做好，三天内，全部完成疏散工作。
会后，胡金魁把老红军出身的监印科长俞国兴，以及丁上淮和青年干部陈浩等人找到一起。具体安排工作。决定由俞国兴负责人员的疏散、安排；丁上淮和陈浩负责机器、物资的隐藏、埋伏。
随后，即各自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