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极其艰难困苦的岁月里，我担任项英同志的警卫员，一直在他身边工作，3年中，他风餐露宿，昼伏夜行，在不停地同国民党的残酷“清剿”斗争中，象“野人”般生活，度过常人难以想象的困苦，历经过数不尽的艰险。我跟随他3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一瞬间，但有些往事却使我终生难于忘怀。
（一）
项英同志爱学习，爱思考问题，爱写些东西。尤其是在三年游击战争那么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坚持做到，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我们跟随项英、陈毅到达油山后，学习材料少得可怜，只能看看从苏区带来的几张《红色中华报》、一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一本《共产国际纲领》。这点书报，他和陈毅两人不知翻看了多少遍，那几张《红色中华报》被翻破了，还舍不得丢掉。记得有一天下雨，柴被淋湿了，没法煮饭，我和炊事员就把它拿来引火。项英知道了，就对我们说：“在这山上什么都没有看的，这点书报就是很宝贵的精神食粮呀！那两本书以后你们可要好好的保管了，可不要随便丢掉啊！”后来，我们对那两本书也就当宝贝一样的保管了。看到书翻烂了，我们就把它设法补好、裱好。在这期间里，有时能得到一张、半张包东西来的国民党旧报纸，也是如获至宝。就在这些旧报纸中也确实能看到些有趣的“消息”。记得1935年秋我们在北山活动时，项英同志捡到一片报纸，那是事务长外出买东西包回来的国民党的旧报纸。他看着看着，便大笑着叫我们去看，他说：“你们来看，我真的长着三头六臀呐！”我们走拢一看，那破旧的报纸上登着一条“消息”：“匪首”项英在江西××山上被抓获，现已关押在监狱里……。我们看了，对国民党的造谣感到十分气愤。项英却大笑不止，还摸摸脑袋，幽默地说：“莫非山上这个项英是假的”。
1935年冬发生了北山事件（即由于叛徒的出卖，领导机关遭到袭击，项英、陈毅等机智脱险）。我们转移到油山地区后，项英、陈毅就利用这一地区群众基础好的条件，交待去赶圩的群众，设法找些纸包着购买的东西回来，哪怕是很旧的报纸也好。还利用地下党员、小学教员到附近县邮局去订报纸送来给项英、陈毅看。这样消息就不再那么闭塞了。从1936年春、夏起，还通过做“兵运”工作的陈海（后叛变）从广州、香港搞来一些书刊。如《西游记》、《唐诗三百首》和不成套的《红楼梦》、《水浒》等书籍；同时也搞到少量的理论书籍和刊物、杂志等。这些书刊、杂志成了游击战争中的宝贵精神食粮。项英、陈毅不仅看了又看，还教我们看，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读了一些书。
中央分局从中央苏区突围到赣粤边后，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党中央的正式指示、文件和真实消息都无法得到。主要领导项英、陈毅同志独挡一面地掌握斗争方向，如何才能实施正确领导，指挥部队呢?好在他们有丰富的经验，并从实际出发不断总结经验，以指导复杂的斗争；他们从国民党的报刊里寻找线索，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国民党的报刊上登载的消息虽然很不真实，但确能起到一点参考作用。如：1936年春，有一天国民党的报纸上透露出瑞金县附近山上有游击队活动，于是项英与陈毅同志商量好后，就派黄明镜（杨尚奎的警卫员，瑞金县人）去联系。因国民党控制太严没有联系上。
国内每次发生较大的事件，项英、陈毅都能在国民党的报纸上找到一些线索，以作出相应的对策。如：1935年11月的华北事变发生后，项、陈就提出了“抗日救华北”、“实行全国联合一致抗日”等口号，并写了将游击队改为赣粤边抗日义勇军的布告，油印了传单在群众中进行抗日宣传。1936年6月两广事变发生后，项英写了《为两广事变告群众书》，提出了“反对军阀混战，实行抗日战争，变军阀混战为抗日的革命战争”等口号。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项、陈立即召开了干部会议，讨论分析西安事变的背景和发展趋势。在这次会上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是：“蒋介石是杀还是放”的问题，所有到会的人除项英外，都说是会“杀”，“该杀！”绝不会“放”。只有项英一个人说：“还是有‘放’的可能”，有人说除非是叫你项英处理才有可能放，别人处理就不会有可能。项英说：“要叫我处理，我就放，因为是为整个国家民族有利的问题……”。听了项英的意见，会后有的人甚至发牢骚似的说：“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论调”。但不久蒋介石真的放了，有意见的同志才佩服，说：“还是项英的水平高，看得准。”项英还写了《关于西安事变》的文章，阐明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及其意义。1937年7月中旬，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项英就写了《卢沟桥事变与抗日斗争高潮》的文章，指出卢沟桥事变的实质，号召广大民众联合抗战，反对和平妥协，为保卫祖国而奋斗。接着，又写了《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的文章，指出中国革命已经发展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阶段。我们知道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大概是在7月10日后一份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的。我记得标题好象是用的“日军炮轰宛平城”几个字的。但项英、陈毅两人看到后就说：“我们要准备下山了！准备到大城市去了！”接着两人就聚精会神地研究起来。过了几天他们就写出了号召……。他们俩人每逢看到了较重要的消息都要仔细地进行分析研究，作出自己的决策。
项英、陈毅还写了不少的内部教材：在政治教材中，写了《红色指挥员必读》、《群众工作必读》、《反对十大坏现象》等等；在军事教材中，还写了《步哨守则》、《战士必读》等等；在出现了叛徒、变节分子的时候，他们就写了《反叛徒斗争讨论大纲》；他们还编写了文化、识字课本。
他写的教材有个特点，就是同一个内容的教材都有深、有浅。有的适合干部和文化较高的同志阅读，有的适合战士和文化较低的同志阅读。还有个特点是：他每写好一份教材的初稿都要叫与教材相应的同志先看，并讲解给他们听，如果他们听不懂，就再作修改，直到听得懂，才定稿印发给游击队学习。他们写的文化识字课本也是很有趣的。从“人、男人、女人、穷人、富人、阶级、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开始，一直写到“什么叫革命，为什么要革命，革谁的命……”等等。
项英对我们这些警卫员的学习是很关心的，也抓得很紧。我们中有个别不识字、不会写字的，他就手把手地教。他经常给我们布置学习任务，有时还抽查和考试我们的学习情况。
（二）
项英同志性情温和，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但有时少言寡语，很不表露自己的忧患。当遇到烦恼事的时候，也总是自己一人到僻静的地方静静地坐上一会就冷静下来了，从不发脾气，他与陈毅同志的感情是很深厚的，特别是在分开行动或遇到有事无处找人商量的时候更为突出。从1936年他俩人就分开行动，项英负责以油山为中心的信（丰）、（南）康、赣（县）地区的领导工作；陈毅负责以北山为中心的（南）雄、（大）庾地区的领导工作。时间稍一隔久不见面时，就常听到项英同志的念叨：“大老刘（陈毅同志的代号）现在不知怎样了，又好久没有见面，心里真想得慌呢！”实际上他们不见面的时间并不是很久，有时最多也不会超过3个月，但他们之间总是相互惦念着。我还记得1937年初项英接到陈毅从北山写来的一封信，知道了陈毅工作很忙，也很想念他。于是就决定到北山走一趟，并
建议陈毅同志召集一个干部会谈谈工作，交流交流情况，顺便看看陈毅同志。3月下旬由交通站的同志带路，一行4人就到北山去了。到了北山刚同陈毅见了面，就传来了国民党进山的消息。当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打听才知道，是国民党驻南雄里东的部队里有3个人（一个班长两个士兵）带了l挺轻机枪、1支步枪、一些子弹，准备偷偷地卖给游击队，国民党军队发现丢枪后，即派部队到处查找，因此引起了一场我们和国民党互找机枪的闹剧。于是原先定的干部会就转移到梅山地区去开了。接着，就发生了梅山事件。在梅山事件中，两人分别还不到12小时，双方脱险后一见面就象阔别多年的亲兄弟一样亲热，互相拥抱了起来。领导同志的这些生死情谊，给我们警卫员印象很深，也使我们受到一次既深刻又生动的教育。项英同志对我们这些警卫员、侦察员和一般的勤杂人中也是兄弟、叔侄般的相待，从不摆酋长架子。就拿他对自己身边的警卫员来说吧，曾忠山、张春富是红军主力长征开始前就跟随他的。张春富在突围中牺牲了，此后就是曾忠山和我两人跟随他。一直到1937年9月项英同志离开赣粤边去延安时，我才离开他。在那样艰苦的战争年代的游击环境中，两个警卫员共同照顾一位首长，两年半不换一个人是不大容易的，当然还要靠警卫中本身相互间的感情融洽，相互关照、帮助、配合，相互谅解，才能做到不闹别扭。我和曾忠山正是做到了这几点，才和睦共事了那么长的时间，完成了党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但是，仅此单方面的努力是不行的，还要有首长对警卫员的宽宏大量，不计较小事，平等待人，关心、教育和帮助下级等条件，我们才能做到和睦共事，完成任务。这一点，项英同志是做得比较好的。着先是他能了解我们，信任我们，大胆的使用我们，再就是能体贴、关心我们，教育、帮助我们，在艰难的游击战争时期，他与我们真正做到了同甘苦共患难，同吃同住同床睡，虽是上下级，但思想感情非常融洽、亲切。
那时，我们经常缺粮，吃不饱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总是想方设法弄点“副食品”给项英同志吃。如石鸡（石蛙、田鸡）以及好吃一点的野菜、野果等。但弄来了，他总是不肯一个人吃。不仅如此，他还常常是饭没有吃饱就不吃了，有意留给我们多吃一些。他还说：“我少吃一点没关系，你们不吃饱不行，因为你们经常要走路、爬山”。记得在梅岭事件时，我们l天1夜没有吃东西了，天亮时到了一个茅山竹山窝里休息。这时我们聚集在一块的7个人除曾忠山之外，个个都是又困又饿，曾忠山是因为被打散后向老百姓买到一斤米煮来吃了一餐，还剩余几两米。我们住下后就安排轮流值班、放哨。项英、陈毅同志都争着值班放哨。我们不让他们参加，可他们坚持要值班，无奈，只好安排他们值头一班，其余的入睡觉。每个轮到值班的人就从曾中山剩余的那点米中抓一把，放在一个茶缸里煮点稀饭吃。由于谁都怕后面值班的同志吃不着，都不愿意多煮一点米，最后7个人都轮了一遍，仅有的几两米还剩一些，又用它煮了．茶缸稀饭，可谁也不肯吃。最后只得到水沟边采了一点野菜放进去和着煮，煮熟后，大家一起用树枝当筷子，你一口我一口地才把这缸稀饭吃完。
由于国民党对我们的严密封锁（包括食品、布匹、药品、书报等的封锁），我们衣服紧缺，冬天只穿着仅有的两件单衣和一件夹衣过冬。这样，项英、曾忠山和我3人只好轮换着洗衣服。棉衣、棉裤就根本不敢想了。盖的是一人一条夹被。夏天还勉强可以。冬天，我们只好3个人挤在一起，把被子横着重叠起来盖。直到1936年才通过做“兵运”工作的人弄到两条丝棉被，项英和陈毅每人使用一条。那年冬天我们警卫员不肯与他们挤在一起睡了，生怕他们睡不好。但他们不愿意，非要我们同他一起睡，井说：“挤在一起更暖和”。后来，我们只好同他们挤在一起睡了。
项英同志有着吃苦耐劳精神，从不愿意拖累大家。生病也总是忍着，不表露出来，几次拉肚子都是我们发现的。叫他吃药，但他总是不肯吃，说是留着急用。因当时药品紧缺，所谓的药也只有几盒“万金油”，几瓶“剂众水”和几包“八卦丹”。拉肚子也就吃“剂众水”。
项英同志是在城市里长大的，不会走山路、夜路、泥泞的路。因此每当行军时，我和曾忠山总是一前一后跟着他，看到打滑要跌跤时我们就赶紧扶住他，当遇到敌情时，我们就挽着他走，或是背着他走。他有脚气病，还很严重，不能泡洗生水，因此遇到有水的地方，我们就背着他过水。起初他不让我们背，硬是要自己过水，过了几次，脚气病更加严重了。无奈他只好让我们背着他过水了。但他总是歉意的说：“你们背着那么多东西，走路就很辛苦了，还要背我，真感谢你们”。
（三）
项英同志在领导和指挥赣粤边的游击斗争中，结合当时的实际，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一次又一次“清剿”，始终立于不败之地。1937年春节期间，项英同志与信康赣县委机关的同志在上乐村附近山中活动。这里群众有一个习惯，就是元宵节前不做买卖，也不出门做工。因此，这段时间不容易买到东西，消息也不灵通。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军第46师在保安团的配合下，强迫群众，从信丰、南康、大庾三面向我信康赣游击区的连花窝、山焦坑、李家山、邓坑等地进行大规模搜山烧山，企图采用突然袭击来搞掉我们，国民党军的行动计划虽然十分诡秘，但交通站很快搞到了敌人的计划。项英决定采用“有把握就打，无把握就走”的原则，同敌人周旋。同时，针对敌人集中力量进坑抄山，山外特别是平原地区空虚的情况，风趣地对我们说：“好啊，敌人进山，我们出山，同他们换个防好了。”并周密布置了反抄山措施。在敌人进山搜山的同时，游击队转到山外去袭击敌人的后方，发动与组织群众中的秘密游击小组在外边骚扰敌人，机关人员也分散到山外去择地隐蔽。农历正月十二三，项英同志由信庾赣县委书记刘符节同志陪同，带领警卫班长胡大炳、警卫员曾忠山和我一行5人，到大康县新城平原、章水两岸的一个名叫鹅湾里的村子里。村子隔河对岸就是大庾县有名的大集镇一一新城。新城周围都是开阔地，素有山区平原之称。这里是国民党驻有重兵的地方，也是国民党的区公署所在地。我们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住了三天三夜。第一天，我们在天黑以后进村，来到一个老表家里。在此之前，刘符节同志曾派人向这个老表交待了要保守秘密，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可是，我们刚刚住下来，就有人来看望我们。紧跟着，来看我们的人越来越多，向我们问寒问暖，问这问那；有的人送红薯干、有的送花生、黄元米果，来的人都象亲人一样关心我们。有的说：“反动派说你们在深山密林住久了，骨瘦如柴，满身长满了毛，象野人一样。现在看到你们，我们放心了。反动派是会造谣。”群众对我们的热情和关心，使我们感到温暖和鼓舞，但是我们几个警卫人员看到人这么多，又七嘴八舌，觉得这样很危险，就悄悄向项英同志建议让刘符节同志带我们转移到别处去。刘符节同志也有同感，但他同房东商量时，房东说：“不要紧，你们放心，这里没有坏人。”项英同志也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转移不妥。于是我们只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住下来了。
当天晚上平安无事的过去了。第二天上午10点钟左右，听到村南狗叫的厉害。不一会儿，有个老表跑来说，南面村口有几个白狗子来了。我们听了不觉紧张起来，因为我们的力量实在太薄弱，5个人带的都是手枪，离敌人据点又近。项英同志却很镇静，他要我去找房东。房东听了一点也不慌，沉着地对我们说：“不要怕，白狗子来了不要紧，有地方躲藏。”边说边叫我们跟他上楼去。到了楼上，只见他走到角落里揭开一块楼板。用手指了指说：“你们先到下边躲一躲，我到外面去看看就来。”我们往下一看，下面黑乎乎的，一股霉气冲鼻而来：我们不觉犹豫起来，下去还是不下去呢？下去了，如果有坏人告密，我们就象笼子里的鸡一样，要想同敌人拚，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呀！但看看眼前的房东，一副沉着、诚恳的眼神，我们的疑虑消除了，按照他的意图沿着楼梯走了下去，房东随即把楼板盖上，并在上面堆上了东西。我们用手摸了摸周围才知道是一道很窄的隔墙，是房东准备防匪藏东西用的。5个人站在里面要想转个身都很困难，霉气熏得人直恶心。大约过了二三十分钟，房东回来了。他把上面堆的东西搬开，揭开楼板，叫我们上去，对我们说：“刚才是几个白狗子路过这里，抢了几只鸡就走了，没事。”这次惊吓虽然过去了，但是我们觉得这样很危险。因而又向项英同志建议立即转移到别的地方去。项英同志与刘符节同志商量，刘符节说离这里北面四五里路有个名叫周屋的村子，有我们的地下党员，先去联系一下，要他们帮助找个隐蔽的地方。说后，刘符节同志就化装成农民出去了。晚饭后，他回来告诉项英同志：联系好了，周屋有个开明绅士，以往帮助过我们，我找到他，说明了来意，起初他有些害怕，说他这里离国民党军驻地太近，太危险，劝我们到别的村子去住。我对他说：正是因为这里离他们近，才不至于注意，所以我们才考虑到你这里来住。后来他答应了，约我们当晚就去。项英同志听了刘符节同志的汇报，同意了。这天深夜，我们向房东道谢后，悄悄离开这个村子，来到村外的约定地点，同周屋来的一个地下党员接上了头。在地下党员的带领下，转弯抹角走了好久，来到了一个绅士家里。绅士把我们安置在他家的过道间的楼上住，这间楼上堆放着很多甘蔗渣。我们把一个角的甘蔗渣扒平一些，就在上面睡。楼的下面是过路间，白天过往的人很多，门口是个晒场，当时刚过春节，正是农民一年忙到头，唯一休息的时间。很多人在晒场上晒太阳，有的在缝补衣服，有的在拉家常，有的则说笑、打闹。而我们5个人在楼上除了能坐能躺之外，连话也不敢说，嗽也不敢咳，大小便也无处解。偏偏项英同志这几天拉肚子，怎么办呢？我们急中生智，把屋面上的瓦轻轻取下一片给他接大便，我们几个人小便也憋的难受，到中午绅士来送饭时，我们要绅士提了一只尿桶到楼上来，谁知他不注意，竟提了只有漏的尿桶，拉的小便漏在楼板上，又透过楼板漏了下去，滴在一个过路人的头上，这人大叫起来：“上面什么人屙尿，漏到我头上来了！”这时，幸好绅士在隔壁房里休息，他听了回答：“噢！不是人屙尿，是前几天房子漏雨，我提了只尿桶接漏，忘了把尿桶提下来”。那人说：“不是水，是尿，有尿臊气哩！”绅士连忙说：“当时桶里是还有些尿没有倒掉就提出去了。我现在就去把尿桶提下来。”我们听了下面的对话，真是又惊又好笑。后来绅士上楼来把有漏的尿桶换了，这场虚惊才算过去了。
我们住在这个绅士家里是很安全的，吃的也不错，他叫家里人做饭时，不说我们是什么人，只说是本地某某财主的少爷邀了几个人躲在楼上打麻将，不让人知道，所以家里的人把饭菜做好后，就用篮子装好盖上，由绅士亲自送给我们。送饭时，他先看看附近有没有人，看了没有人就把饭菜提到楼下，咳嗽两声，我们就到楼口把饭菜接上来。送茶水也是先打招呼，我们将事先准备好安有勾子的绳子放下去，他来到跟前把茶壶一拴，就吊上来了。我们在这个绅士的谨慎而又热情的照顾下度过了两天两夜，没有出门一步，但是项英同志依然在指挥战斗。他布置刘符节同志出去联系与指挥当地的地下党员，组织群众中的游击小组到河对岸砍断敌人的电线、散传单、贴标语，还把标语贴到新城区公署门口。第3天，我们得到消息，进山的敌人已撤回据点。我们从容地离开周屋回到了游击区。
为什么敌人这次封山搜山这样快就结束了呢？原来是因为敌人部署这次搜山的期限是5天，但因搜山是强迫群众走在前面，国民党部队走在后面，群众不甘愿拖延了两天的时间。国民党的部队进到山里没有发现什么，群众又埋怨“新年乱走不吉利”，吵着要回去。加上传说山外出现了游击队，因而进山的第3天就撤兵回营了。
回忆起项英同志在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的件件往事，就好象他还生活在我们中间，我真想再为他洗洗衣服，再为他煮一缸野菜稀饭，让他美美地饱餐一顿，再陪他回到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我们出生人死战斗、生活过的地方去看看……。但是这一切愿望都是不可能实现了，只有珍贵的记忆伴随我这年迈体衰的老年人，给我以生活的力量。
来源《纪念项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