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一杆红旗在山上——忆陈毅同志在红色赣粤边坚持游击战争(文/丁上淮)

淡然 发表于2020-09-20 12:04:48

    碧波荡漾的滇池畔,松柏苍翠的青山下,凌霜傲雪的红梅,又在灿烂的阳光下开放了。看着一朵朵报春的红梅,我又想起了四十多年前,跟随陈毅同志在红色赣粤边坚持革命游击战争的艰苦岁月,怀念起陈毅同志写作光辉诗篇《梅岭三章》前前后后的浴血奋战的斗争生活……

    一九三四年十月,江西中央苏区的主力红军出发长征。项英、陈毅等同志被留下来负责领导中央分局、赣南省委、省军区的直属机关和部队以及红军第二十四师,坚持南方的革命斗争。这时,蒋介石一面指挥他的主力追堵红军主力,一面又集中一大批反革命力量来对付我们留在中央根据地的革命力量。原中央苏区的斗争形势更加紧张起来。我们在种种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斗争了几个月之后,于一九三五年二月间实行了突围。

    我们在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和少共赣南省委书记陈丕显等同志率领下,从原中央根据地的会昌、于都县的仁风山区突围,经过三天三夜不停的冲击,走路四、五百里,打仗无数次,一千余人的队伍,最后只剩下二、三百人,才到达了赣粤边的油山,与赣粤边军分区司令员兼赣南特委书记李乐天和特委副书记杨尚奎等同志会合。在这以前,项英、陈毅同志等化装从仁风山区出发,由地下交通站护送,穿过白区的重重封锁,已来到了油山。我们在长满苍松翠竹的崎岖山路上,见到了项英、陈毅等同志。一见面,陈毅同志就哈哈大笑,豪迈地说:

    “国民党还认为我们在仁风山区哩!嘿,我们却到了油山了!”

    这时,由于项英同志原来的一个警卫员张春富同志在突围途中牺牲了,我就被调给项英同志当警卫员(当时称特务员),因项英同志和陈毅同志在一起行动,我也就经常同陈毅同志在一起了。当老警卫员曾忠山带我去见项英和陈毅同志时,我感到很拘束。项英、陈毅同志叫我坐下,间我多大了,家里有些什么人,什么时候和怎样参军的等等。我一一作了回答后,陈毅同志又问我:“叫你当警卫员,有什么意见吗?”我说;“没有。’他又说:“现在离开了中央根据地到新的游击区来了,要准备过长期的艰苦生活,你知道吗?”我说:“知道。”他接着说:“当警卫员就要准备吃更大的苦啊……”陈毅同志同我谈话的时问不长,但我感到他十分和蔼可亲,平易近人。

    油山会师后,召开了干部会议,讨论了行动方针。陈毅同志作了报告。他说;“主力红军退出中央根据地后,整个革命形势走向低潮。……现在中国革命虽然暂时遭受挫折,但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要对新的形势有足够的认识,采取新的斗争方式,发展游击战争,积蓄和保存力量。我们要插一杆红旗在山顶上,寻找适当时机,给敌人以打击,粉碎敌人的‘清剿’,壮大自己,扩大武装,扩大根据地。”

    昕了陈毅同志的报告,大家都受到鼓舞,充满了坚持斗争、坚持到胜利的信心。这次会议,确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高潮”的方针,又做出了相应的决议,调整了部署,把部队分散到油山、北山、“三南”(定南、龙南、全南)地区开展游击斗争。

    由于部队在油山会师,引起了附近敌人的注意,一时使得油山地区上空乌云密布,形势极为恶劣。部队分散到各游击区后,赣粤边游击司令部、赣南特委首脑机关便带一个警卫班、一个侦察班等,也向赣粤边的北山地区转移。

    陈毅同志在一九三四年八月,兴国县的老营盘战斗中,大腿坐骨负了伤。他因伤势很重,还不能走动,而未参加长征。他的伤虽然经过“后方医院”的治疗,但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很差,战斗频繁,伤势还不时发作。但他都不让同志们知道,以坚强的毅力,忍住疼痛,坚持行军。转移中,经过莲山。半夜里,我们来到了赣粤交界处——大梅关。大梅关地势极为险要。据说自从唐时宰相张九龄在梅山劈开巉岩,设立关卡以来,就成了赣粤交通孔道,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在关上驻扎了一个连。我们到了大梅关北沿,往下一看,两壁就象刀切斧劈似的,笔陡笔陡。左边无路,右边虽有一条小路,但又直通敌营,当然不能走。我们只好静悄悄地逼近关隘,依着靠近隘口的一个建筑物往下降。但因坎高,身体较弱的同志往下跳就比较困难。陈毅同志这时挺身而出,他一脚踩着石壁,一脚踏着建筑物的墙壁,抓着同志们的手,一个一个地往下放,我就是这样被陈毅同志亲手拉着下了陡壁的。走上大路后,我们向左走了百十步,过了关隘,就向右岔上了仙人岭。上山的时候,山上杂木丛生、荆藤密布、怪石林立,实在难以攀登。特别是东西背得多的同志,就更加困难。但陈毅同志却处处关心照顾这些同志,随时提醒我们说:“这里藤藤多,不好走,那边好走点”“这块石头不稳,要小心,不要踩滑了。”“这里是个高坎子,你把手伸上来,我拉你一把”等等,就这样,他一路招呼着同志们,使同行的人无一掉队,顺利地通过了艰险的大梅关。在当时,我们许多同志都不知道陈毅同志刚负过伤,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后来,我们知道了这个情况,都十分感动,也特别难过.

    当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爬上了仙人岭的顶峰时,眼界豁然开朗:北面江西方向的大庾、青龙、黄龙的万盏灯火,与天上的繁星交相辉映,分外耀眼;南面广东方向也传来了阵阵鸡鸣、犬吠。天快亮了,再继续前进就有被敌人发现的危险。于是,我们就躺下休息。一夜的急行军,大家都感到困倦了。我们就头朝广东、脚向江西,在敌人的头顶上呼呼地陲了起来。睡醒后,陈毅同志很有风趣地说:“我们真了不起呀,一身压着两个省呢!”他这么一说,大伙都乐的直笑,好象一夜爬山越岭的疲劳全部消失了。后来,陈毅同志又多次越过大梅关,他曾写诗道;

敌垒穿空雁阵开,连天衰草月迟来。攀藤附葛君须记,万载梅关著劫灰。

    偷渡大梅关之后,我们来到了北山的棚洞。在这儿,我们碰到了王赤同志率领的一小支游击队。刚准备休息做饭,突然村外枪声大作。原来是王赤游击队的司务长头天出去买菜时,被敌探跟踪、发现,引来了敌人。枪一打响,敌人离我们已经很近了。幸好这时项英、陈毅等领导同志已经冲出去了。由于他们穿着大衣,敌人知道他们是大干部,便用密集火力向他们射击。但首长们很快就转到了一个土岗后面,脱离了危险。于是,敌人就把火力转而射击张德胜(陈毅同志的警卫员)、曾忠山和我几个警卫员。我们边抵抗边转移,但张德胜同志不幸中弹,右腿被打断,倒在水田里牺牲了。那时,敌人离我们只有四五十米远,敌人的子弹在我身边乱飞,我的帽子和衣服被打穿了三个洞。我悲痛地接过了张德胜同志的枪,等我赶上陈毅同志,向他报告“张德胜同志已经牺牲了”时,陈毅同志开始还不相信。我拿出张德胜同志留下的驳壳枪并讲了他牺牲的经过,陈毅同志用微微颤抖的手接过了那枝二十响,眼里含着泪水,半晌才说出一句话:“这是个好同志,一定要反动派偿还这笔血债!”不久,敌人撤走后,我们返回到张德胜同志牺牲的地方,陈毅同志和我们一起亲手掩埋了烈士的遗体……

    当时,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很大。我们整个赣粤边地区,包括以油山为中心的信(丰)、(南)康、赣(县)地区和以北山、梅山为中心的(南)雄、(大)庾地区以及“三南”地区的红色游击队,只有五、六百人,最多的时候,也只有千把人,并且武器弹药极为缺乏。但是,敌人方面,光是国民党正规军经常都有四、五万人,有时还达到六、七万人,此外还有庞大的反革命地方武装,如“保安”团、靖卫团、铲共团、还乡团等乱七八糟的东西。把这两股敌人加在一起,我们一个人就要对付一百个以上的敌人。而且敌人的武器弹药又是充足的。在这样的形势下坚持游击战争,是十分艰难困苦的。但陈毅同志非常镇静,非常乐观,常常谈笑风生。他经常讲故事,有时也讲笑话,以此来增强大家胜利的信心,稳定大家的情绪。有的同志因环境恶劣,生活艰苦,情绪不高时,陈毅同志就讲毛主席开辟井冈山根据地时艰苦奋斗的故事。他说:初到井冈山时,红米都吃不上,吃南瓜当饭,夜无被盖,以稻草作被。盖稻草还有个好方法,即把稻草弄乱弄软后撒在地上,人钻进去睡,这样才暖和。这样,换岗时可要小心,搞得不好就踩到别人身上去了,有时踩得人家嗷嗷叫。他还说:当时因敌人封锁,战士们的衣服总是补了又补,有时连打补钉的布都无法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曾将自己穿的长衫的下半截剪下来给战士们补衣服。有的战士身上生了虱子,觉得害羞,当时朱总司令知道了,却说:好嘛!这是“革命虫”呀!你要是个少爷公子,你就不会来参加革命,那你也就不会生虱子了!这样一说,大家也就乐呵起来了。有时,陈毅同志讲些见闻、奇观等,使我们增长了不少知识。总之,跟着陈毅同志这样的领导同志在一起,不管在任何环境下,精神都很饱满,情绪都很高昂的。

    特委的同志都很注意学习,但那时书很少,只有从原中央根据地带出来的一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本《列宁主义问题)》和几张《红色中华报》。这点书报,特委的几个领导同志看了又看,翻了又翻。特别是陈毅同志,不知把它们翻了多少遍。把报纸、书面翻烂了,总还是背着它。陈毅同志看到报纸上的重要消息,就要同我们谈谈形势,并经常要我们注意多学些东西。陈毅同志的学习精神对我们是很有影响的。那时我虽识字不多,但一有空也捧着书看,一边看,一边认.陈毅同志还经常主动帮助我,教我识字。我还记得,陈毅同志曾编写过《战士读本》。内容大意是:什么叫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谁革命,革谁的命和革命的优良传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他把书写好后,就交给我们看,征求我们的意见。我看到这些标题就觉得很新鲜,虽然参加了革命,“革命”这个词也经常讲,但是对这些基本的道理却说不清楚,这也引起了我们学习的兴趣。陈毅同志要我们反复看,并要我们讲给他听,如果说不清楚,他就再修改读本,直到我们能说清楚了,他才印发到各游击队去。

    一九三六年,更为复杂艰苦的斗争来临了,赣粤边游击区处在黎明前的最黑暗的时刻中。那时,正如陈毅同志在一九四二年三月八日写给罗生特同志的信中所述的,“是我在革命斗争中所经历的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整年整月的时间,我和我的同伴都没有房子住,在野外露宿。大风大雨大雪的日子,我们都在森林和石洞里度过。风餐露宿,昼伏夜行,是我们生活的常规。敌人采取搜山、烧山、移民、封坑、包围、‘兜剿’等等手段,进行最残酷的‘围剿’。”这期间,发生了一件极为惊险、严重的梅岭事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时,我们正住在离大庾城约十五公里的梅岭的一个一山沟里。一天下午,交通站送来了陈海转交的一封信。

    陈海转来的这封信,是原湘赣省委的一个姓张(化名)的负责人,用中央在瑞金时规定的暗号写来接头的。在这之前,我们曾叫陈海去找过这个姓张的,但未找到。现在怎么他冒出来并通过陈海转来这封信进行接头呢?对此,我们虽有些怀疑,但考虑到“中央派了人来,,怕错过机会。那时,我们是多么需要得到中央的指示啊l所以,陈毅同志决定亲自到大庾城走一趟,去会见那个姓张的负责人。陈毅同志找来了区委书记黄占龙同志,第二天黎明前,他们两人便一同出发,下山去了。

    陈毅同志和黄占龙下山后,穿过莲花梁,直往陈海的住处走去。陈毅同志当时的考虑是,先找到陈海查清虚实,然后才去见那个姓张的负责人。黄占龙把陈毅同志领到了陈海家,只见一个女人正在洗衣服。黄占龙就问:“陈先生在家吗?”她由于不认识陈毅、黄占龙同志,就答道:“到团部去了。”她大概说的是陈海到国民党军队的团部去了。可是,黄占龙同志却误听为是到“糖铺”去了.因为那时我们在大庾城西水门外的梅风桥头开了一家名叫广启安的糖铺,是个秘密交通站。于是,陈毅、黄占龙同志就向糖铺走去。

    他们刚拐过弯,就看见国民党军队直向那个糖铺跑去。陈毅、黄占龙同志一看情势不对,便急忙转身,拐进小巷,绕到临街的一个茶馆里坐了下来。他们亲眼看着国民党军队封闭了我们开设的那个糖铺,还抓走了一个人。真是好险啊!就在这时,糖铺的一个老工人从茶馆后面走了进来,贴着陈毅同志的耳朵说:“陈海叛变了,你们快走!”

    陈毅同志沉着地又向老工人问了问情况,这才起身,绕过小巷,急急忙忙地顺着原路往回走。但也就在陈毅同志下山后的中午时分,由于叛徒告密,敌人派兵进山,把我们住的棚子团团包围住了。

    我们都隐蔽在山谷的草丛里。陈毅同志下午四、五点钟赶到山上时,还不知道“家”里出了事,山上已被敌人包围、搜捕了三、四个小时了。恰巧在陈毅同志赶到山上时,天气骤变,乌云翻滚,狂风大作,打了一阵大雨点,一场暴雨就要降临。敌人害怕暴风雨,即将撤走时,陈毅同志信步走来,撞进了敌人的包围圈内。一个敌人看见了陈毅同志,便问:“你是干什么的?”陈毅同志抬头一看,发现是敌人,却十分镇静,满不在乎地回答:“是我呀!”敌人的态度有点缓和了,又问;“你是不是带路的向导?”陈毅同志机灵地说;“是呀!”敌人又说:“下大雨了,走啊!”陈毅同志连忙说:“你先走吧,我要屙屎!”陈毅同志边说边装作脱裤解便的样子,钻进了树丛里。这时,暴风雨来了。敌人害怕暴风雨,就慌慌张张地走了。陈毅同志躲在树丛中观察着敌人的动静。他又怕敌人耍花招,又追着看了一下,直到看到敌人真的全部撤走了,陈毅同志才回到我们住的那个棚子。只见棚子里已被敌人糟踏得不象样子,值钱的东西都被敌人抢走了。陈毅同志走出棚子,在附近观察了一番,凭着他多年的经验,估计附近一定藏得有我们的同志。于是,陈毅同志自言自语地说:“我是老刘(陈毅同志当时的化名),刚从大庾城回来。敌人已经走了,大家快出来,赶快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不然敌人再返回来,那时再想甩开敌人,就更麻烦了。”陈毅同志重复说了好几遍都没有人答应他。当时,我在草丛中虽然也隐隐约约地听到了,但又怕是敌人假冒陈毅同志的声音在诱骗我们,我们一直没有出来。后来,陈毅同志又一个一个的喊我们的名字:“老周(项英的化名),老宋(宋生发),曾忠山,丁上淮!”并且还说:“我真的是老刘,难道我的口音都听不出来吗?”这会儿,我们相信了,才一个个地走了出来。出来后,看见真的是陈毅同志站在那儿。我们几个人来到陈毅同志身边时,真比阔别了多年的亲人相见还亲热,大家互相问这问那。在那残酷的战争年代,经历了敌人的围困、搜捕之后,战友分别又重逢,该是多么幸福呀!陈毅同志简要地讲了他进城的经过,我们就迅速地离开了棚子,向北面的山上走去。

    到了梅岭北面的山上,已经是半夜了。我们刚休息下来,果然不出陈毅同志所料,敌人的大队人马又开进山里来,把我们原先住过的那个棚子的周围十几里地又重新严严实实地包围起来。这次,敌人把狼犬、探照灯都带来了.因为是山岭起伏,我们虽然已经走出二三十里路,但直径并没有多远。对面山上的敌人大声说话和狼犬狂吠声都能听得见。看到敌人这么疯狂,有的同志在议论说:“要不是老刘(陈毅同志)回来的那样及时,催着我们赶快离开出事地点,那我们真的就被敌人包围在里面,出不来了!”陈毅同志也风趣地说:“那是托马克思在天之灵呀!”这一说,引得同志们都笑了。

    就在这时,曾忠山同志来找到了我们。原来,中午他放哨发现敌人后,大喊了一声并开枪打死了一个敌人,就滚下了山沟。敌人追了几里路,都没有追上他,他跑到另一个山沟里,向一家老乡买了一把砍柴刀作掩护自己的身份用,又买了一升米(一斤多),吃了一餐后,现在还给我们带来了五、六两米。曾忠山同志安全到来,不仅使我们增加了一人一杆枪的力量,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粮食,同志们都感到十分高兴。对于一天一夜都没有吃东西的人来说,这几两米虽然太少太少,但却是多么宝贵呀!可是,当晚是无法煮来吃的,一来我们都没有火柴,二来离敌人太近,也不能烧火。我们只好忍饥受冻,一直蹲到天亮前,才离开了休息地点。

    太阳出山的时候,我们到了一个长满茅竹的山窝里停下来休息、做饭吃。因为我们身边已经只剩下了一只压扁了的茶缸,所以只好谁放哨谁用那只茶缸煮饭吃,这样轮流下来。我们一个个都用那只茶缸装上水,再放一把米,拣点干柴烧着煮稀饭吃。我吃过了就叫你来,你吃过了就叫他来。我们警卫员要让陈毅同志休息,不参加轮班,但他坚决不肯,硬要和战士们一起轮班,自己煮饭吃。

    敌人当晚在棚子周围没有找到我们,仍不甘心,又继续增兵,一直把梅山围困了二十多天。我们昼伏夜行,时而隐藏于丛莽间,时而钻进山沟里,有好几次,敌人就近在咫尺,都没有发现我们。这期间,陈毅同志历尽艰险,伤病复发。但他始终充满共产主义战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以无产阶级优秀革命家、军事家的胆略和意志,机智、勇敢地领导着我们与敌人周旋于梅山,直至敌人一无所获而解围。

    陈毅同志就是战斗在这样艰难的斗争环境里。当他隐藏在茅草丛中,敌人就在附近嚎叫着搜捕时,他视死如归,面对如狼似虎的国民党反动派和叛徒,写下了气壮山河的《梅岭三章》: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寸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这就是陈毅同志写作《梅岭三章》前前后后的经过。斗争识英雄,斗争出诗篇。陈毅同志通过这短短的诗句,抒发了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和对共产主义事业一定会胜利的坚强信心,表现了他对无产阶级革命和对人民的无限忠诚I表达了他为人类彻底解放而英勇献身的大无畏精神。

    我在赣粤边革命游击战争中,跟随陈毅同志将近三年。这是最艰苦,最困难的三年,也是最幸福、最难忘的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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