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 国人民抗日战 争胜利 70 周 年，许多抗战 老兵子女纷纷 来到云南省档 案馆捐赠父辈 关于战争年代 的资料。笔者 在整理一位叫 丁上淮的老红军手稿时心潮澎湃，老人的回忆让 我仿佛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丁上淮，1921 年（农历）正月初六日出生于 江西省兴国县永丰镇壕溪村的一个贫农家庭，十 岁前读过几年私塾后在家务农，1929 年至 1930 年先后加入当地苏维埃农民协会、贫农团，反帝 拥苏大同盟等秘密群众组织和少年先锋队。1931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 年 12 月 参加红军，1934 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 在兴国补充师三团、红三军团军团部的保卫队、 中央通讯社交通大队三中队、中央军委总部特务 队任战士、班长。 与项英、陈毅的三年游击生活 1934 年 10 月，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 线的错误领导，第五次反 “围剿”失败了，中央主 力红军不得不撤离苏区，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 征。当时，留在中央苏区的中央分局由项英任书 记，陈毅任苏维埃政府中央办事处主任。根据当 时时局发生的巨大变化，陈毅提出，要彻底改变 斗争方式，改变领导方法，迅速把干部和红军分 散，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当时丁上淮被留在苏 区，跟随项英、陈毅坚持南方的革命斗争。蒋介石 一方面围追堵截红军主力，另一面又集中力量来 对付留在中央根据地的革命力量。1935 年 3 月 初，形势恶化，留在“苏区”的红军撤离，突围到赣粤边游击区的油山，5 月丁上淮调任项英的随身 特务员，直到 1937 年 9 月项英去了延安。 丁上淮在日记中回忆，在跟随项英、陈毅的 两年零四个月中，除了突围前收到党中央的两份 电报以外，他们的游击区完全与党中央失去了联 系，与南方其它游击区之间的联系也被隔断。 1936 年初冬，更为复杂艰苦的斗争来临了，赣粤 边游击区处在黎明前的最黑暗时刻中，正如陈毅 在 1942 年写给罗生特的信中所述的， “（这）是我 在革命斗争中所经历的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整 年整月的时间，我们和同伴都没有房子住，在野 外露宿。大风大雨大雪的日子，我们都在森林和 石洞里度过。风餐露宿，昼伏夜行，是我们生活的 常规。敌人采取搜山、烧山、移民、封坑、包围、 ‘兜 巢’等等手段。进行最残酷的‘围剿’。”在这期间， 丁上淮经历了极为惊险的“梅岭事件”。那时，丁 上淮跟随项英、陈毅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住在离大 庾城约三十华里的梅岭的一个山沟里。一天下 午，交通站送来陈海转交的一封信。陈海（原名陈 宏），是红六军团长征时掉队的人，由于和组织失 去了联系，流落到大庾城郊修马路，后来，他打听 到山上有红军游击队，便跑来找组织。陈海转来 的这封信，是原湘赣省委的一个姓张（化名）的负 责人，用中央在瑞金时规定的暗号来接头的。在 这之前，部队曾叫陈海去找过这个姓张的，但未 找到。怎么突然冒出来并通过陈海转来这封信进 行接头呢？对此，大家曾有些怀疑，但考虑到“中 央派了人来”，怕错过机会。那时，同志们是多么 需要得到中央的指示啊！所以，陈毅决定亲自去 一趟。第二天，天麻麻亮，陈毅同志由新担任的梅 山区委书记的黄占龙同志带路，一同下了梅山。 他们两人穿过莲花梁，到了大庾城，决定先到陈 海家中探明虚实。来到陈海的家门前，只见一个 妇女正在洗衣服。黄占龙估计她就是陈海的老 婆，便问： “陈海先生在家吗？”她连头也不抬，神气十足地答： “到团部去了。”大庾县广启安糖铺， 是我们设在大庾县城驿使门外梅峰桥头的一个 秘密交通站。陈毅同志把“团部”听成了“糖铺”， 就和黄占龙一起，直往广启安糖铺走去。当他们 转弯走向糖铺时，只见国民党兵正在那里搜查。 于是停住脚步，躲进一家茶馆喝茶。这时，在糖铺 工作的老曾同志走近陈毅同志悄悄地说： “陈海 叛变了！你们快走吧！” 陈毅向老工人问清情况后，绕过小巷，急急 忙忙地顺着原路往回走。就在陈毅下山后中午时 分，由于叛徒告密，敌人派兵进山，把我们住的棚 子团团包围住了。原来，叛徒陈海把信送出后，便 在大庾城等候我们的负责同志下山。他没有等 到，便又迫不及待的带着国民党军队，顺着山路 悄悄地包抄上来，把红军游击队指挥机关的驻 地—— —梅山的斋坑包围起来了。 当时，指挥机关的警卫员曾忠山同志正在斋 坑的棚子外面执勤放哨。他把注意力放在棚子正 面的大道上，没有料到敌人会从后面包抄上来。 因此，当他发现敌人时，已来不及回棚子报告，只 好大吼一声： “反动派来了，快走哇！”边喊边举起 枪来，一枪撩倒迎面而来的一个敌人，就滚下山 逃跑了。这一枪，不仅向棚子里的同志告了警，而 且也使敌人吓了一跳，使他们不敢贸然前进。 丁上淮、宋发生等听到枪声立即拿起枪，掩护 项英、杨尚奎等冲出棚子，转到一个树木不多，但 茅草很茂盛的小山包上隐藏起来。这时三百多个 敌人在这方圆不到几百平方米的小山包上包抄我们，搜了近两个小时都没搜到。敌军官想出一条毒 计，命令士兵在草地上放起一把火，火迎着风势， 燃烧起来。谁料天下真有这种巧事，正当万分危急 的时候，忽然天上乌云翻滚，狂风大作，雷声轰呜， 不一会儿，落下一阵倾盆大雨来，把火苗淋灭了。 火燃不着，敌人可不甘心，命令士兵继续搜索。直 到时近黄昏，这才吹号集合下山。在这 “三年游击 生活”中，丁上淮了历经艰难困苦，遭到过叛徒出 卖和国民党反动派重重围剿，成功掩护了项英、陈 毅等领导同志安全脱险，尽了警卫战士地责任，较 好地完成了党和红军交给的任务。 保卫抗日金融体系 1940 年 10 月皖南事件后，新四军根据党中 央“独立自主，坚持抗战”的指示，在苏北敌后建 立了大片抗日民主根据地，为巩固发展根据地在 经济上粉碎日寇对广大人民的掠夺和封锁，创建 抗日金融体系，发行抗日货币，1941 年新四军代 军长陈毅和政委刘少奇指示朱毅、李人俊负责筹 建江淮银行印钞厂，由于当时战争环境十分险 恶，江淮印钞厂自 1941 年筹建后，经过数次的辗 转搬迁，从陆上到海上，又从海上到陆上的几经 反复，1942 年 7 月，在苏北阜宁县羊寨村“洪庙” 正式开工生产。 丁上淮在同年 8 月从新四军政治部调到了 江淮印刷厂任稽核股副股长，他在日记中写到： 刚到江淮印钞厂后不久，工厂的机器设备、厂房、 生活设施十分简陋，原材料更是紧张，生产工序也是由于材料缺乏而多次更改，工人们也经常因 为擦版子双手烫起泡，在那种战争年代特定环境 中，印钞厂的工人想做的都是支援抗战，从不考 虑个人得失。1942 年 10 月的一天，我因酒精突 然爆炸，火顺势烧到了我全身，厂长赶来用自己 身上的衣服将我的身体裹起来，这才把我身上的 火扑灭，厂长额头上还烧起一个核桃大的泡。在 那缺医少药的年代，伤势可谓非常严重。三天后 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同志专门带着奥地利籍的医 生罗生特大夫来厂里为我治疗。1943 年 2 月，伤 势刚有好转，又遇到了日寇的第一次大“扫荡”， 印钞厂被迫停工、设备拆除、掩埋，人员也转移。 李人俊将一部分档案、印章及票版等交给我和另 外两个同志要我们随身带走并告诫我们，要求 “人在货在，决不可落入敌人手里，及时临死前也 要把东西破坏掉，不然死了也要开除党籍”。我们 遵照命令，圆满完成任务，取道向黄河转移。过完 春节不久，日寇调集了数万日伪军、七艘军舰和 一架水上飞机，向我淮海、盐阜抗日根据地进行 大规模的“扫荡”，印钞厂又一次被迫停工、转移。 由于当时形势十分险恶，再集中人员、车辆转移 印钞物资肯定不及了，我们只能抓紧处理物资器 材。为了使材料、原料、设备不落入敌人手里，我 们先将印刷品烧毁掉，再将难以带走的票版等沉 入大海，最后我们三人化装成老百姓带着重要文 件及物资重转移，后一直与日寇在海边周旋。日 军扫荡结束时，我们碰到了海防大队，就随他们 行动。直到 1943 年 4、5 月间我被调到新四军四 师供给部任出纳科主任。
日寇投降后，丁上淮调任华中银行发行局驻 苏中材料转运站工作，1946 年秋，华中部队在陈 毅、栗裕将军的指挥下，粉碎了国民党军向华中 战场的进犯，取得了“七战七捷”的胜利。为了保 存实力，实行战略转移，华中部队奉命主动北撤， 丁上淮担任运输科副科长，在历时一个多月紧张 而艰险的战斗中，丁上淮和战友们成功地完成了 抢运转移印钞厂、造纸厂和修配厂的数十吨机器 设备和最后撤退的部分人员的任务，顺利的从江 苏省阜宁县到山东省日照县的安东卫港登陆，在 物资转运过程中，因指挥工作出色，分别荣立二 等功、三等功。 随西南服务团南下云南 1949 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受 命解放大西南。出征前，刘伯承、邓小平决定组建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1949 年秋，丁上 淮任北海银行发行局支援新解放区的干部队队 长、支部书记，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 团”随军南下到了云南。1950 年 3 月，丁上淮由 “昆明军管会”派任“三人接管小组”成员，接管云 南省盐务管理局，后又被指派接 管“滇中盐场公署”。4 月 25 日 发生了滇中盐场旧盐警暴乱事 件，丁上淮在暴乱事件中，指挥 果断，及时平息了暴乱，避免了 较大损失，受到了时任省委书记 宋任穷的赞扬。 1952 年，丁上淮调任云南 省工人疗养院任院长、党总支书 记至 1981 年离休，成为云南省 疗养事业创始人之一。
作者单位：云南省档案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