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秋天，我和爱人回了一趟山东老家，期间，专程到大青山突围战旧址，一是凭吊当年的战场，因为父亲曾在那里战斗过；二是了却自己多年来的宿愿。
1941年，父亲杨在浩在山东抗大一分校学习期间，正碰上了大青山突围战，这场战斗对他来说刻骨铭心，但他生前却很少谈起那段经历，留下来的文字记录也不多。父亲去世后，在整理他的资料里，有一份“文革”结束后为他平反的红头文件，正是涉及他当年参加大青山突围的那段历史。多年后，我渐渐地对大青山也有了一种莫名的向往——一定要到实地探寻和体验。
大青山位于沂蒙山的蒙山东麓，地处费县、蒙阴和沂南三县的交界，主峰海拔686.2米，是东蒙山最高山峰之一，1941年11月30日在这里爆发了抗日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突围战役，我抗日武装五六百人以低劣的武器抵御五千多装备精良的敌人，拼死杀出一条血路，掩护了数千名山东抗日党政军机关人员的突围。为纪念这场战役，缅怀牺牲的英烈们，当地政府专门在这里修建了大青山胜利突围纪念馆。
纪念馆坐落在山东费县的北部，距县城有27公里。我们到达费县城后，第二天一早便坐上去纪念馆方向的客车，经薛庄镇继续向北驶去，公路两侧绵延的群山显现在眼前，不用问，这里应该到了蒙山地界了。公路蜿蜒在山脚下，山坡上绿树成林，除了赤松、黑松和刺槐等，还有成片的经济树种——板栗，它已成了当地农民致富的“摇钱树”。忽然一个偌大的水库出现在两侧群山之间，整个库区呈南北走向，宽阔的水面波光粼粼，轻风吹拂，不时泛起微微的波澜。随着公路向前展延，库区渐渐地收窄，最后变成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汊，这就是马莲河，当年，大青山冲出重围的抗大一分校和山东党政军机关就是越过这条河，登上中蒙山的。现在走的这条公路与蒙阴县的垛庄（解放战争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发生地）相连，翻看地图，公路的西面十多公里外也有一条平行的山路，是从费县经上冶镇横穿蒙山直通蒙阴县城。东西走向150华里的莽莽蒙山山脉被这两条公路截成西蒙、中蒙和东蒙山，而大青山突围战就发生在东蒙山。由于路况好，车子很快到达了目的地——马头崖村。
下车后，不远处的山底下一座高高的纪念碑最先跃入视线，向往已久的大青山胜利突围战纪念馆到了，这里也是当年我八路军突围的主通道——李行沟所在地。
整个纪念馆馆址依山而建，在开阔的坡地上，从下到上呈阶梯状布局：先上一个台阶，便是百余亩面积大的纪念广场，穿过广场再迈上一个平台，两座造型庄重、外型相似的纪念馆建筑分建在两侧，中间是通往纪念碑广场的台阶，烈士陵园和抗大碑林则建在高出纪念碑广场的平地上，左右各有两个石亭可供游人休息。
纪念广场上竖立着八座汉白玉石雕像，他们是突围战中八位杰出的英雄人物，每个雕像的基座上分别刻有他们的生平简介，其中有两座烈士的石雕令我俩凝视许久，他们牺牲前都是抗大一分校五大队二中队的（大队相当于团的编制，中队是连的编制），一位是怒目而视、紧握双拳，两臂张开呈搏斗的姿态，他叫邱则民，二中队的队长，为掩护突围与日寇殊死搏杀，最后砸毁机枪、跳崖壮烈捐躯，时年26岁；另一位是双手举起大石块，挺胸怒吼，他就是咬掉鬼子耳朵与敌人同归于尽的程克烈士，二中队的指导员，牺牲时年仅22岁。父亲当年到抗大一分校学习就分配在二中队，三个多月的朝夕相处，对他俩的印象很深，尤其是程克指导员。父亲生前回忆起那段难忘岁月，总要夸赞程指导员为人“谦虚和气”、“没有一点架子”，说到他英勇就义时，父亲的眼里噙满了泪花。
走进纪念馆，通过文字、图片、影像、沙盘和实物以及讲解员的介绍，详尽了解大青山突围战发生的时间背景、突围路线、浴血突围的经过以及胜利突围的历史意义。虽然在整个突围中我八路军损失惨重，但还是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保存了很大一部分有生力量。
从纪念馆出来，又怀着崇敬的心情去瞻仰纪念碑和烈士陵园。沿着三、四十米长的台阶拾级而上，广场正中竖立着用花岗岩砌成的纪念碑，碑高19.41米，寓意突围战发生的年份，碑体正面镌刻着由原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上将题写的“大青山胜利突围纪念碑”十个镏金大字，一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将士群雕围在纪念碑基座上。整个突围战阵亡的烈士究竟有多少，一直存有疑义，官方给出的数字是三百多人，但亲历那场战斗的幸存者在他们后来的回忆中认为牺牲的人数远不止这些，保守估计也有千余人，而葬在这里的烈士陵园中只是一部分。秋日的太阳照在身上多少还是有些灼热，但来这里参观的人却络绎不绝。在纪念广场上，人群中有的面对鲜红党旗集体宣誓，有的在八座石雕塑像前逐一驻足端详，还有的正在聆听纪念馆工作人员的讲解。一群身着统一迷彩服的队伍走进了广场，他们个个脸上稚气未脱，像是正在组织军训的学生。
站在纪念碑前，极目向西眺望，开阔的视野中，层峦叠嶂的中蒙山脉横卧在前方，当年突围出去的部队最后的集结地——塔山就在群山深处。在右前方的山巅上还能清晰看到一座楼宇，那便是闻名遐迩的望海楼，史料记载，大青山突围战前夕，抗大一分校的二大队就在那一带活动，现在已成了旅游胜地。我原以为纪念碑身后陡峭的山峰就是大青山，询问后才知道大青山还在这座叫“大山顶”山的后面，由于地势的关系，还看不到大青山的全貌。据史料记载，大青山突围战打响后，五大队二中队和三中队近300名战士就坚守在纪念碑后面的山头上，他们用生命掩护了山底下李行沟向西突围的我方人员。英雄的大青山，当年在它的周围是沂蒙山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抗大一分校经常在这里流动办学，想必这儿的山山水水、沟沟坎坎也一定留下了父亲的足迹。
站在烈士墓地前，父亲生前讲述的故事情节像过电影似的一幕幕地展开，当年战场上火光冲天，硝烟弥漫，枪炮声、厮杀声、以及撕心裂肺的哀号仿佛又在山谷里回荡……
1941年8月，不满22岁的父亲被派送到抗大一分校学习，成为一分校东迁山东敌后根据地开办的第3期学员。据记载，第3期共招收1299名学员，分别来自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山东各县、区、乡的抗日基层组织。父亲之前在新泰县各救会（即县抗联）任职工会干事，已有两年的党龄，报到后被分配在五大队二中队三区队（三排）。第五大队是军事大队，专门训练军事政治干部，学员中党员占90%以上，平时除了上理论课外，重点放在军事训练上，每天的课程都是排的满满的，尤其是军事训练课要付出极大的体力和汗水，没有一副好的体魄很难坚持下来。父亲凭着一股子钻劲和毅力，终于闯过了文化底子薄和军事技能空白的难关，很快适应了紧张的学习生活节奏，还被选为排里的民运委员。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僵持阶段，日寇集中兵力开始对我抗日武装力量和根据地进行围剿，妄图消灭我有生力量。那时，敌后办学的抗大一分校一直活跃在广袤的沂蒙山区，学校坚持“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中战斗”的办学方针，以教学为主，兼顾军事斗争，为抗战前线和后方培养和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干部。为了避开敌人的突袭和围剿，学校经常要不断变换驻地，有时一天换一个地方，以防不测。一分校下辖第二、第三、第五大队和特科大队（又说特科大队即第三大队，查阅相关资料，大青山突围战期间都没有看到这个大队的踪影）及1个女生队，共有3000多人，平时都分散在各处，有的相距还很远，这也是抗大一分校在敌后办学的常态。这年10月，日军先扫荡了沂蒙山区周围的鲁中泰山区和鲁南部分地区，11月初又调集5万余兵力，以多路多梯队分进合击，形成对沂蒙山区的“铁壁合围”。抗大一分校根据得到的情报，从月初开始，先后离开驻地，二大队进入中蒙山，三大队进入西蒙山，校部和五大队则进入东蒙山。鬼子“扫荡”开始后，校部、五大队又跳出东蒙山南部，活动于蒙山北部一带，日伪军又跟踪而至，校部和五大队随即利用夜间穿过封锁线（临蒙公路），跳到泰莱根据地，一天一个地方，继续一边和鬼子周旋，一边开展教学活动。
11月26日这一天，周旋在泰莱根据地的校部和五大队奉命向沂蒙根据地中心区转移，次日途径蒙阴时与鬼子激战一天，28日返回东蒙山，29日陆续进驻大青山北面的胡家庄、大古台一带十几个村子。据悉，第二大队29日夜里也奉校部命令从中蒙山的驻地向大青山地区移驻，只有第三大队仍留在西蒙山原地未动。一分校的学员大队中，数第五大队的战斗力最强，一直随校部活动，其中还承担着保卫校部的重任。29日那天，父亲所在的二中队是最后一个进入宿营地的，驻守在离校部驻地东边不远的杨家庄，时间是在29日的午夜以后、30日的凌晨三点之前，因为二中队进村刚准备休息，北面就响起了枪声。五大队下属的四个中队又数第二中队战斗力最强，配备的武器装备比其它中队多一些，学员绝大部分来自八路军115师和山东纵队的连排干部，他们训练有素，有实战经验，军事技能突出。当一分校驻扎下来后，命一中队把守在校部驻地的北面和东南面两处的村子，负责外围警戒任务，二中队则与校警卫连、侦察队一起担负保护校部机关和后勤人员以及其他一些手无寸铁、无战斗力的学员队。
11月30日凌晨三点左右，负责外围警戒的一中队先后发现敌情并与之交火。紧接着从北面蒙阴等方向奔袭过来的敌人快速向校部驻地逼近，并开始占据周围的高地。其实27日那天，分校在蒙阴与敌激战后向大青山转移时，日军就有一个联队的兵力悄无声息地尾随其后，看来敌人这一次是早有预谋，但分校并无察觉。当枪声响起后，尚在村外待命的二中队一个班的战士奉命率先快速抢占离村子最近的山头去迎击敌人。此刻，校首长根据刚刚得到的报告，旋即下达战斗命令：五大队和校警卫连、侦察队抢占驻地南面的高地，修筑工事准备阻击敌人的进攻，其余人员全部撤到大青山西北的一个叫枝子沟的地方集合待命。当撤离的人马刚行至还不到枝子沟的一个山口时，意外的情况发生了，从东面又突然冒出来黑压压的人群朝这里涌来。原来在29日傍晚，山东分局、省战工会、八路军115师机关以及医院、姊妹剧团、大众报社、印刷厂、银行等总共有2000多非武装人员，因抗大一分校报告，说29日白天大青山地区没有发现敌情，遂于黄昏后越过临（沂）蒙（阴）公路向大青山以北转移，未曾料到在这支队伍的后面有一股日伪军正悄悄包抄过来，我八路军党政机关的2000多人竟毫不知情地误入敌人已布下的包围圈。时间退回到凌晨时分，当这支队伍刚到达大青山东北面的一个村子还没来得及休整，突然四周响起了急促的枪声，而且枪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密，“不好，遇到鬼子了！”大家不约而同地叫出了声，领队首长立即命令队伍向大青山东麓转移。此时，敌人的火力越来越猛，队伍中伤亡的人数也越来越多，混乱的人群不知所措，开始出现各自为战、相机突围的状况。一部分人员（115师机关的800余人）朝大青山东南方向突围（这是原定的转移路线），剩下的1000多人朝西试图与抗大一分校靠拢。而这支千余人的队伍在转移中又与抗大一分校待集合的队伍突然相遇了，便发生了前面提到的场景。于是，两支数千人的队伍相互裹挟涌入到一个叫南涝坑的狭窄山凹里，此刻敌人集中火力向南涝坑疯狂轰炸扫射，我方人员成片中弹倒下，史上一场最血腥、最惨烈的突围战打响了。一时间，沟里的几千人群龙无首、人喊马嘶、乱作一团，队伍如何尽快突出重围？关键时刻，一分校校长周纯全临危受命，迅速作出突围的方向和分工负责的决策：队伍全力向西突围！根据判断，只有西蒙山方向还没有发现敌情。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周纯全校长不愧是一位骁勇善战的红军指挥员，他沉着镇静，全然不顾个人安危，自始至终一直靠前指挥。校警卫连和山东分局警卫连根据周纯全的命令，在校训练部副部长阎捷三的率领下，一路向西拼杀，终于撕开了敌人已经合拢的包围圈，突围的人群又在其他几位校领导的疏导和带领下，一批一批地紧紧跟上，不顾一切朝西方向冲去。悲壮惨烈的突围战一直持续到下午四点多，当大部队突围出去后，周纯全于落日前才最后一个撤离阵地登上中蒙山。
话又说回来，突围战刚一开始，周纯全命令五大队二中队的邱则民和程克各带40多人以及二大队的一部，火速抢占附近的几个制高点阻击敌人向突围阵地发起的轮番进攻。战斗打得十分残酷和激烈，有的阵地与敌人几经争夺，失而复得，又得而复失，尽管战士们打退了敌人多次组织的进攻，但伤亡情况严重，尤其是二中队指导员程克率领的一个区队，他们在人员大量伤亡的情况下，拼死守在突围的主通道——李行沟和梧桐沟之间的岭上，等大队人马突围出去后，程克他们仅剩下的18位勇士在撤离阵地时不幸被鬼子包围，最后全部以身殉国。
前不久也是在东蒙山北部一带，校部和五大队曾遭遇鬼子围堵，当时领导指派父亲带领一个三人小组，采用袭扰的办法迷惑敌人，去引开敌人的围追，父亲他们后来被打散，他们克服种种困难，翻山越岭，经过许多天的寻找终于归队。在这次大青山突围的紧要关头，领导再次命令父亲带领其他四位同志去引开敌人的火力，给大部队的突围赢得时间。由于有了前一次的战斗经验，加上对这一带的地形相对要熟悉些，所以，父亲他们多少都有了心理准备。出发前，每人手上的武器是：一支老套筒的旧步枪、十多发子弹和两枚土制手榴弹。领导又对父亲嘱咐了几句话，领命后，父亲随即带领小组按照指定的方向，冒着头顶上密集的弹雨，提着枪、猫着腰，快速地消失在深山沟壑里。
父亲生前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没有明确提到当时领命后是朝哪个方向执行任务的，这也一直为我所好奇。因为当事人都作古了，很难再去考证，只能从零碎的史料里去分析和揣测。当时战场上的情势是：敌人从北面、东面和南面三个方向像一把张开大口的钳子朝我方逼进，妄图一举歼灭陷入包围圈的抗大一分校和山东抗日军政机关。而此时，在南涝坑的东边有二大队的一部在阻击从东面方向围堵的敌人；在南面虽然有我地方武装在配合阻击从费县方向的来敌，但强悍的敌人还是凭借优势的兵力已经推进到突围主阵地的南侧一带；而北面从蒙阴方向出动的敌人已陆续占领了胡家庄、大古台村子附近的高地，正在快速向南涝坑一带扑来，企图与东面和南面的敌人形成合围，相比较而言，北面这股敌人来势最凶猛，对突围是最大、最直接的威胁。针对这种情况，父亲这个小组应该试图去引开北边敌人的火力，以减轻我方向西突围的压力比较说得通。而且东蒙山的北部与中蒙山的距离很近，父亲他们在与敌人回旋后也有退路，那里山高沟深，怪石嶙峋，便于出没和藏身。从最后在塔山找到大部队这一情况分析，父亲他们在东蒙山北部一带袭扰敌人，完成任务后便撤离到中蒙山一带的。
父亲他们离开大部队后，像一只只机敏的野兔时而奔跑时而静伏，在深山峡谷里与敌人周旋，时不时地朝敌人阵地放冷枪，敌人一旦发现目标，就调转枪口朝他们扫射，嗖嗖响的子弹压得父亲他们抬不起头来。敌人开始搜山了，父亲他们隐蔽在山洞和岩石缝里，屏住呼吸一动都不敢动。有一次，父亲趴在岩石缝下，搜山的鬼子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在跟前走过，咯吱咯吱作响的皮靴在眼皮底下踱来踱去。那时，他们都抱定必死的决心，一旦被发现，就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决不当俘虏。几天过去了，父亲他们昼伏夜行，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活下来找到大部队！冬天的山里，气温很低，尤其到夜里，大雪飞舞，天寒地冻，他们只有尽量多跑动，来抵御刺骨的寒冷。渴了就捧几口山泉水喝，饿了就采摘野果子果腹，有一次他们饿得实在不行，还打扫了鬼子吃剩下的食物充饥。这里还有一个小的插曲，父亲他们当时在寻找部队途中，做梦都没想到，竟在这人迹罕至的大山里会遇到两个自己人，仔细一瞧是二中队的学员，相互都能叫上名字，彼此非常熟悉，他们被打散后也在寻找部队。虽然父亲在当年的回忆中并没有细说这两名学员的来历，但根据当时的情况分析，很可能二中队派出去吸引敌人火力的不止父亲这一个小组。大家一见面来不及诉说所吃尽的苦头，先抱在一块哇哇地哭了起来。眼下，自己的人多了大家就觉得有了希望和信心，七个人经过讨论一致推举父亲为临时党小组长，带领大家继续寻找部队。经过十多天苦苦找寻，他们终于在中蒙山的洋山（父亲生前回忆中用的是这个山名。经查阅资料，因为当时这里住着洋人传教士，老百姓就把这个地方称作“洋山”，实际就是今天的塔山）一座被遗弃的旧教堂旁，找到了突围出来正在这里集结休整的分校大部队。看到幸存的战友和领导，父亲他们就像走失的孩子历经磨难终于回到了母亲怀抱似的，个个都兴奋地跳起来，完全忘记了十多天来所经受的苦难和艰辛。后来父亲向领导汇报了在山里与敌人周旋和寻找部队的经过，当得知程克指导员和队长以及许多朝夕相处的战友阵亡的消息后，止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在这次突围战中，五大队付出的代价最大，尤其是二中队跟着队长和指导员参加掩护的学员几乎全部战死。据考证，大青山突围一战我方除了阵亡和被俘的外，队伍中也确有贪生怕死临阵逃跑的人，我一直在思考：是什么力量支撑着父亲两次不避艰险，至死要归队呢？答案应该是容易给出的：这是因为穷苦出身的父亲从小是个放牛娃，青年时代起就有了立志报国的决心，尤其是入党和参加革命后，就抱定终生要跟着共产党走的坚定信念；他的双亲不顾家境贫寒，在家中最需要劳力和帮衬的时候，义无反顾地把两个儿子先后送上了抗日前线，成了全村有名的抗属；他的大哥是村里最早入党、又是第一任的村党支部书记；他的大弟13岁就入党参加了八路军部队。从这样的家庭环境中一步步走出来的父亲，难道他还怕死不成吗？我还在想，如果当初领导没有派父亲去执行吸引敌人的任务，而是留下来去掩护突围，父亲也一定会和他的战友们血撒疆场，为多数人活着突围出去流尽最后一滴血的。
1942年4月，分校举行了父亲他们这一学期的毕业典礼，会上宣读了受表彰学员的名单，由于父亲两次出色完成任务，被评为模范党员，周纯全校长还亲自向受表彰的学员颁发证书。父亲的这段历史，“文革”中曾被造反派当作“临阵脱逃”的所谓“证据”揪住不放，后经内查外调，找到了当年与父亲并肩战斗的小组其他成员，战友们提供的证词还了父亲的清白。
经过腥风血雨的考验和洗礼，父亲满怀信心回到了地方根据地，又投入到抗战的火热斗争中，去接受新的、更艰巨的任务。
离开纪念馆前，在停车场候车时和一位附近卖山货的庄户老人闲聊起来，他快有70岁的样子，脸上布满了皱纹，也挺健谈。说明来意后，自然要向他追问当年发生在这块土地上惊心动魄的往事，他也是从上一辈的老人那里知道一些情节：当时山上山下都是八路军的尸体，头颅被打爆的，肠子流出来的，血肉横飞、肢体分离……，什么样子的尸首都有，真是惨不忍睹啊，光尸体就用了几天几宿才掩埋完。后来我又查阅了一些资料，仅在李行沟和梧桐沟两个突围阵地上就有800多人阵亡，其中就有女生队包括队长、指导员在内的27位队员，被鬼子围堵在梧桐沟东崖上三间孤零零的西屋里，她们顽强抵抗，誓不投降，丧心病狂的敌人用机枪扫射，向屋内投掷手榴弹，最后这27位女队员全部牺牲。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当时我方大多数人员从李行沟和梧桐沟突围出去，其后还有来不及跟上的一部分人却被追赶来的鬼子骑兵全部砍死或枪杀。所以，这位老乡的说法与当年战场上的惨烈程度还是相符的。
依依不舍地踏上归途已近黄昏，车子驶出一段路程，自己又下意识地扭头回望，高大雄伟的纪念碑已渐渐地隐没在崇山峻岭之中，连绵起伏的东蒙山脉全景地显现在蔚蓝色的天边，远远望去一览无余，由于视角的转换，躲藏在大山顶后面的大青山也终于露出了峥嵘，在群山中显得更加巍峨、壮丽……
当年那场浴血奋战的硝烟早已散去，那些有名有姓的和没有留下名字的无数先烈坚守他们不变的初心，用身躯铸成了人民共和国擎天大厦的基石。现在，可以告慰牺牲的烈士们：你们当年为之浴血奋战的理想，终于在你们的后代人手中得以实现！今天的大青山已是绿水青山，果树飘香，美丽乡村建设正在全面铺开，到处呈现出祥和、富裕、兴旺的景象。此刻，那首创作于1940年抗大一分校、后来传遍大江南北的《沂蒙山小调》的悠扬旋律又飘荡在耳畔……
今年是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华诞，也是大青山突围战爆发78周年，又恰逢父亲诞辰100周年，谨以此文缅怀无数为新中国创立而献身的革命先烈，并纪念父亲和他所经历的那场难忘的战斗。
2019年8月13日写于上海新江湾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