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随陈毅同志的整个过程
我同陈毅同志认识和熟悉是从一九三五年二、三月间在赣粤边的油山开始的。在这以前偶尔见到过次把也是不熟悉的。据说，陈毅同志是在红军长征前即八月二十八日在江西兴国县高兴墟的老营盘作战时，脚部负了伤而在后方医院治伤。在红军长征后我们突围时,他和项英同志两人是化装成商人模样从原中央根据地的边沿，仁风山区出发由地下工作同志曾纪才引路经过白区到达油山的。我是跟原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突围支队的支队长)和原赣南省委少共书记陈丕显(该支队领导人之一)等同志一道突围来到油山的。到了油山我就被调给项英同志当警卫员，因项英同志和陈毅同志在一起行动( “赣粤边游击司令部"和“赣南特委”一块行动)，因此我也就经常同陈毅同志在一起了，从三五年三月起(大约有半年，先在北山，后在油山)是同吃一锅饭， 同住一个棚子， 同睡个铺的。 到三六年初。陈毅同志到以梅山为中心的(南)雄，(大)庚地区去工作了，项英仍留在以油山为中心的信(丰)、(南)康、赣(县)地区工作。因此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就比较少了，但由于项、陈等经常要商量工作，因此也还经常会见面的，如三六年春，项英同志到北山，后在梅山商量工作;三六年六月(两广事变期间)陈毅同志到信丰县境内的杨柳坑商量工作: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期间)在梅山商量工作和三七年“七.七”事变前后在信丰县境的潭塘坑商量工作等等。这些会面的时间都比较长，每次都在十天左右。到三七年十月新四军成立后，见面的次数就更少了(三七年八月至三八年三月陈毅同志到湘赣各地联络游击部队下山和商讨国共合作事宣等，这时我也离开了项英到部队去工作了)，只在新四军成立不久，在三八年三、四月间在皖南徽州的岩寺、潜口分别(陈毅同志率领新四军一支队到苏南抗日前线去了，我即离开部队到新四军军部教导营去学习了)后，到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在苏北盐城才又重新见面，从这时起到四三年冬又比较经常地见面了。因这段时间陈毅同志是新四军代军长和在华中局工作，我是在抗大五分校(在盐城)学习和在军政治部及江淮印钞厂工作。后又在四三年春夏时，陈毅同志去延安经过淮北(我在淮北工作)，在洪泽湖畔又见了一面，从此时起相隔了十八年，在六一年陈毅同志从访问东南亚国家回到昆明后，他到白鱼口工人疗养院去玩时，我们又见面了。之后又在昆明见过两次面，以后就没有见到过面了。
（一）
我们是在红军长征后，即三五年初由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赣南省委少共书记陈丕显同志等率领从原中央根据地的会昌、雩都之间的仁风山区突围出来，到达赣粤边的油山的。到了油山，就与“赣粤边游击司令部”的司令员李乐天，“赣南特委”书记杨尚奎、特委少共书记刘新朝(刘建华)等同志会面了。同时项英、陈毅同志也来到了油山。这时我被调给项英同志当特务员(警卫员)。会面后，这些领导同志就在油山召开了会议，讨论了行动方针。会议决定蔡会文同志率领原中央根据地出来剩下的一、二百人到上犹、崇义及其以西地区开辟工作去了。原赣粤边的游击部队仍留在油山地区活动。由于蔡、李两部在油山会师引起了附近敌人的注意，使得油山地区的上空又是乌云密布，形势恶转直下，于是项英、陈毅、陈丕显、李乐天、杨尚奎、刘新朝等领导同志即将武装部队分散后，便带着“赣粤边游击司令部”和“赣南特委”机关，向赣粤边的北山地区转移。
在转移中，半夜来到赣粤交界处的“大梅关”。这里，杨尚奎同志所著《红色赣粤边》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大庾岭 是五岭之一，绵延百里，峰峦耸峙。自从唐时宰相张九岭在梅山劈开峻岩，设立关卡以来，这里就成了赣粵交通孔道，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在当时的斗争情况下，是十分重要的。国民党也知道这一点，在大梅关驻扎了一个连。”大梅关的历史典故和景色，杨尚奎同志都有所叙述，我们当时可惜是黑夜无法观赏，在那时和那种情况下不仅不知道欣赏，而且更是无暇和无心来欣赏它。现在引述上面那些话，只是因我对此地不熟悉，故借它来说明这个关隘的险要情况。我们到了关隘北的大道。向南走了百十步，过了关隘就向右岔上“仙人岭”去了。
爬上了仙人岭的山顶时，即看见北面江西方向的大庾和青龙、黄龙一带的万盏灯火。也听见南面广东南雄方向的鸡啼、狗吠。因天就快要亮了，如果继续前进就有暴露目标的可能，于是我们就立即停步躺下，即头朝广东，脚朝江西地睡觉了。大家睡醒起来的时候，陈毅同志便很有趣的说:“我们真伟大呀!一身压着两个省呢!”休息到太阳偏西的时候，我们才取道向北山前进了。
一九三五年四月至同年十一月“赣粤边游击司令部”和“赣南特委”这个首脑机关，是在赣粵边的北山渡过;三五年十一月至三七年八月是在赣粤边，以油山为中心的信(丰)，(南)康，赣(县)地区和在赣粤边以梅山为中心的(南)雄，(大)庾地区渡过(项在油山地区活动，陈多在梅山和北山地区活动)。
北山是一片原始森林，山高树大，林密，在里边走上一、两天也见不到一户人家，我们在那里住了半年多没有见到过老百姓。油山和梅山虽不象北山那样荒凉，但因更加接近敌人，有屋也不敢进住。因此，以项英为主的少数人(包括他的警卫员等)两年零四个月没有住过房子，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吃住问题更大，生病无药医，文化生活就根本谈不上，走路都要十分小心，说话、咳嗽都不能传出声音来等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也还是精神饱满，十分乐观的。
我们到了北山的棚洞，又碰到由王赤，游士雄两同志率领的，从原中央根据地突围出来的一个有百十条枪支的游击队。在会合后我们就停下做饭吃，并决定就在那里落脚下来。一休息下来，我们几个警卫员就去搞东西吃了，就在这时听到村外枪声大作，敌人打来了(这是王赤游击队的事务长在头天出去买菜时被敌探跟踪，回去后开来的敌人)。王赤这支游击队又由于在突围时被敌人打怕了而见到敌人来就毫无抵抗地跑掉了。我们几个警卫员在搞着东西吃，一听见枪响，赶紧背上行李，一出门敌人就离我们很近了，幸好项英、陈毅等领导同志已经冲出去了。但他们由于穿了大衣，敌人知道这是大干部，于是便用密集火力向他们进行袭击，幸好，很快就转到一个土岗后面脱离了危险。但是张德胜、曾忠山和我几个警卫员，因听到枪声后，还去收拾东西，走在最后面，又由于项、陈等转到土岗后面去了,敌人的火力就转向着我们了,因此陈毅同志的警卫员张德胜同志就不幸中弹倒在水田里爬不起来，这时我刚伸手去拉他时，他即举枪将自己打死了。他为什么要把自己打死呢?因为敌人离我们太近(约四五十米远)而且他的右腿已被打断，身上东西背得多，又掉在水田里，自己是知道无法跑得掉了(即便是我们在也无法救他脱险的)。因此，情愿自己打死也不愿活着被敌人捉去。他牺牲时我夺得他的枪赶上项、陈，走到半山腰就赶上了项英同志，但陈毅同志却早已到了安全地点休息下来了。当我向他报告:“张 德胜同志牺牲了”时，陈毅同志先不相信，当我说清楚并且把张德胜同志用的那支二十响驳壳枪交给他看时，他即十分难过的半响才说出一句“这是个好同志!一定要反动派偿还这笔血债!”并且要我们同他一起赶回去把张德胜同志的尸体夺回来掩埋好，等等。他对部下同志们那种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我们是非常感动的。
(二)
据杨尚奎同志《红色赣粤边》一书中说:“过 了不几天(即三七年春初)的一个下午，交通站送来了一封信。拆开一看,是陈海写的(陈海是派去做“兵运”工作的)，说中央有人来了，要负责人出去接头。我们接到这个信后，虽有些怀疑，但怕错过机会，陈毅同志决定亲自去大庾一趟。先查清陈海的虚实，再走第二步。于是陈毅同志把区委书记黄占龙找来，他两人一同下山去了”。
在事后听项英同志说:这封信是“湘赣省委”一“负责”人写来的。据说，信是用原在中央——瑞金时规定的暗号来进行联系的，信是要项英等负责同志去大庾城商讨工作，这个所谓的“湘赣省委”负责人，在这以前曾叫陈海去打听过，但未打听到。事后才知道他早已当了叛徒，这时因陈海这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也叛变了，所以“苍蝇与苍蝇”都粘到一起，来密谋策划破坏革命和想抓到项英、陈毅等领导同志，好去向国民党要赏。我记得项英这时正在生病(拉了几天肚子)，行动不方便，所以才要陈毅同志代表他到大庾城去见这个所谓的省委负责人。这时，我们正住在离大庾城约三十华里的梅山的一个山沟里。于是在第二天陈毅同志就找到黄占龙同志在黎明前同他同到大庾城去了。
杨尚奎同志书中说:“黄占龙本来是个不多 言不多语的人，现在他也激动地讲开了:‘我们下山后， 穿过莲花梁，直往陈海的住处走去。到了陈海家，有个女人正在洗衣服，我问她:陈先生在家吗?她答道:到团部去了"我们误以为是到“糖铺”去了(我们在大庾西水门外的梅风桥头开了一家“广启安”糖铺，是个秘密交通站)，就向糖铺走去。刚拐过弯，就看见国民党反动派直奔这个糖铺子去了，我们急忙转身，拐进小巷，然后绕到临街的一个茶馆里坐下来。眼看到我们那个糖铺子给国民党封闭了，还抓走一个人。忽然糖铺那个老工人从后面走过来贴我们的耳朵说:‘陈海叛变了， 你们快走!’我们恍然大悟，问了问情况，立即起身，转入小巷，急急忙忙顺原路往回走”。
陈毅同志回到山里，又误入了敌人的包围圈。事情是这样的，在陈毅同志下山后(大约近午时分)，我们搭棚子住的地方，也被敌人包围起来了。这是曾忠山同志(项英的警卫员)在放哨，发现敌人来了，刚要回棚子报告，但敌人已逼近了他，来不及报告，只大叫一声:“反动派来了 ,走哇!”同时举起驳壳枪向敌人打了一枪，当场打倒了一个敌人，这样不仅向我们告了急，而且减慢了敌人前进的速度。不然，我们棚子里的人都跑不出去了。曾忠山打了一枪就滚下山沟里跑掉了。
这时，我们都躺在棚子里的地铺上看书，这是由陈海刚从广州弄来一部 《水浒》和一本什么“理论书”。项英是在看那本什么“理论书”，我们几个警卫员(宋生发，我和陈毅同志另一个警卫员)是在看《水浒》。我一听枪响，起身一看，敌人离我们住的棚子只有百十米远了，于是我们连鞋子也没来得及穿就朝敌人来的相反的方向跑去，出去十多步远我们就往左前方的山上攀去，但上山有一个一人高的土坎，项英因拉了几天肚子，身体瘦弱无力，爬不上去，我推了他几下都没把他推上去，于是他就叫我赶紧走，不要管他了，结果他就钻进一个草丛里藏了起来。我看到他钻进草丛，就将痕迹消灭掉离开了他。我刚爬上土坎就看到陈毅同志那个警卫员(可借把他名字忘掉了)手持驳壳枪朝敌人方向，对我说:“丁上准， 打!”我回答:“不要打赶快走! ”(因怕把目标暴露了，项英受危险)等他走开， 我就钻进草丛里藏了起来(因项英还在这里，我不能离开)。这是因为我们这边山上的草很深，人一走动，对面山上的敌人就能看见草动，我即借那个警卫员走动的机会藏起来了，他走不多远也在一矮树丛里藏了起来(因继续走就有更大的危险)。这时宋生发已快到山顶，碰到敌人的便衣，敌人问宋:“你干什么的?”宋即端起驳壳枪，一枪就把那个敌人撩倒了，宋把敌人撩倒后又跑回离我只有十多步远的地方(因他不知我也藏在那里)，钻进草丛里藏了起来。敌人追来找宋，两次来到离我三、四步远的地方，但都没有发现我们。另外还有三个交通员。一个女同志叫彭妹子被敌人捉去了，两个男同志已冲出去了，其中一个的腿肚子还被敌人捅了一刺刀。
敌人把我们包围起来进行种种手段的搜查已经有四、五个小时了，到下午约四点多钟的时候，突然天气大变，天空乌云翻滚，狂风大作，下了一阵大雨点,吓得敌人正要撤走。就在这时陈毅同志从城里回到这个山上来了,正因为天气突变下雨所以没有注意山上已经有敌人，就一头撞进敌人的包围圈内来了。这时有个敌人看见他，便问: “你是干什么的?”陈毅同志即回答: “是我! ”敌人又说: “你是不是带路的向导呀!”陈毅回答:“是啊!”敌人便说:“大雨来了，走哇!”陈毅同志便说: “你走吧! (并装样子脱裤子，边说)我屙屎啊!”陈毅同志这样屙屎屙到树丛里，就把敌人躲过去了。钻到树丛后仔细在观察敌人的行动，看得很清楚，敌人果真是集合了，敌人走时候，陈毅同志还远远地跟在敌人后面继续观察敌人还会要什么花样。看见敌人真的走了之后(因他早晨去城里的路上曾碰到这批敌人,所以他知道敌人真走完了)，他才回到我们住的棚子附近来叫我们赶快出来走。他先到棚子里看了看，看到棚子里凡是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不值钱的东西都弄的一塌胡涂。然后才到附近的地方叫大家。陈毅同志一开头就说:“我是老刘(陈毅的化名)刚从大庾城回来的。敌人已经走了，大家出来，赶快离开这个地方，不然怕敌人返回来，要等敌人返回来了那就麻烦了。”他说了多少遍都没有人理睬他。他看到没有人理他，他又一个一个的叫名字，他即一会叫“老周(项英的化名)老宋(宋生发)”，一会又叫“曾忠山、丁上淮( 均系项英的警卫员)。”但这些人没有一个回答他，他又自言自语地说:“难道这些人 都被敌人搞光了吗?不可能吧!”停一会，他又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喊了一遍，并且还说:“我真是老刘， 你们赶快出来走。敌人是真的走了，我都一个一个的数清楚了，真的走完了，你们快出来走吧!”这时，他的那个警卫员才抬起头来看了看，看清楚了是老刘同志,才下去。接着老宋也下去了，最后是我下去(陈毅同志那些喊话我们都听得很清楚，但就是不理睬他，为什么不理睬他呢?有两个原因，一是天还未黑,怕敌人还埋伏在附近周围,二是怕敌人学我们的人的口音说话，冒充是我们的人，骗我们的人出来好捉拿我们，因这些都是敌人惯用的伎俩，他包围我们后曾假装集合走，集合过三、四次才走完的，这我们是吃过亏的。) 我下去的时候便到那草丛里去把老周同志叫起来，他躲在草丛里什么也没有听见，我去拉他的时候还吓了他一跳,他还说:“天还不黑,不能动! ”我告诉他:“老刘同志回来了。”他说:“老刘真的回来了? ”我说:“真的回来了!”他才大胆地走出来向老刘同志走去。我们几个人走在一起时，好象是见到隔别多少年没有见面的亲人一样亲热，还在问这问那。几个人见面即简单问了一下情况就仓促地离开了出事地点，向北面山上走去。
我们到了北面山上已经半夜了。我们刚休息下来，真不出所料，敌人的大队人马又开进山来,把出事地点周围十几里的地方都严严实实地包围起来,并且把狼犬、探照灯也都带到山里来。我们从出事地点到我们休息的地方因是山地关系，走路虽是走了三十多里，但直线并没有隔多远，对面大声说话和狼犬叫都听得见。于是他们到处都在叫喊:“这里一个!这里一个!你不出来，我就开枪打死你!”等等。弄得探照灯乱射，狼犬乱叫。这些我们都听得清清楚楚。我们听了都在讥笑他们是活见鬼了。同时我们也在议论，有人说:“要不是老刘同志 回来得那样及时，看见敌人走了催着我们赶快离开出事地点，如果我们还是按照往常等到天黑再走，那我们真的要被他们包围在里面。那就真的要出大事情了。”也有人说:“要不是 ‘老天爷’下那阵雨，我们也还要吃大亏哩!”这时陈毅同志便插咀说:“那真是托马克思在天之灵了。 ”这一说，引得大家都笑了。曾忠山同志自中午放哨发现敌人打了一枪，撩倒一个敌人后， 滚到山沟里，下面还有十几个敌人为了想捉活的，追了他几里路没有追到后，他便跑到另一个山沟里的一家老百姓家里买了一升米(十六两为一斤，一斤四两为一升)和一把砍柴的刀(掩护自己身份用)，打算回“信、康、赣”找组织时，也在这当天晚上同我们碰在一块了。他回来不仅增加了一个人，一杆枪的力量，而且还带来三分之一升的米(一升米他自己当时煮来吃了一餐，只剩下三分之一升了)的物质力量。在那种经过天一夜没有吃东西的人来说，米是比什么也还要宝贵的。这点米怎样处理呢?当晚是无法烧火煮来吃，因一方面没有火柴，另一方面是离敌人太近，不能烧火。天亮之前离开了休息地点。第二天早晨又有二个被冲散的交通员(其中一个腿肚子被敌人捅了一刺刀)找到了我们。这时知道我们的人除彭妹子一人被敌人捉去外，全部都已到齐。在九、十点钟，大家都因疲劳加饥饿有些支持不住了。所以到了一个茅竹山窝里休息，“做饭” 吃。“做饭”是一无锅二无盆，只有一个压扁了、瓷都掉光了的茶缸子，怎么办呢?休息是每人轮流“放哨”(听动静)其余的人都睡觉。谁“放哨”谁就兼做自己吃的“饭”。即自己用茶缸子装上水，放一把米，捡点干柴，烧着煮希饭吃，即我煮来吃过就叫你起来，你煮来吃过就叫他起来。项英、陈毅也照这样轮流。我们本来是不让他两个轮的，但他们不让，陈毅同志还亲自给我们排好次序，特别是陈毅同志怕我们不叫他放哨，他就要放第一班。!大家肚子虽然是很饿，但谁也不愿意自己多吃一点。五、六两米，七、八个人都没有把它吃完。最后剩下一把米煮成了稀饭，可难处理了呢!你叫我吃我不吃，我叫你吃你不吃，特别是我们要项、陈两人吃，他们就更不肯吃。最后还是想到一个办法把它处理了，即去水沟边搞了一把野菜(蔻菜)叶放进去煮，边煮边吃，即你一筷子，我一筷子捡来吃，这样稀饭米粒都粘在野菜叶子上带起来吃掉了。
陈海一叛变，他就知道一个“内线”交通员，黄阿光已在特委，于是在交通站送信时，就带了个字条给黄亚光，即要他立即回大庾城。黄接信后，没有经过特委的同意，就擅自地到了大庾城，他一回去就被敌人捉住了，他被敌人一拷问就向敌人投降了，并向敌人告诉了我们棚子里的一切情况和连夜带了敌探到我们棚子周围察看地形和情况。因此在第二天(出事的当天)就开来了一营敌兵把我们住地(左、右、下三方面)先包围起来(因这三面的地势很隐蔽，我们的岗哨不容易发现，然后才从上方开来，因上方有村庄田垅，比较容易被岗哨发现，因此这一路的敌人才最后开来。等我们岗哨发现时，敌人已到了我们跟前。岗哨来不及回棚报告时才叫了一声:“反动派来了!”打了一枪滚下山沟跑掉了。这是发现从左侧方接近的敌人已更近了。他滚下山后有十几个敌人追了几里路，均未被追上。
据说:陈毅同志在红军长征前夕在兴国县的高兴墟战斗中腹部负了伤，不能走动而未参加长征的。他的伤口虽是在我们突围前在“后方医院”治愈了，但到了游击区后，由于生活太艰苦，他的伤口又几次复发。他的伤口复发了在那时，不要说请医生，搞药治，就是想搞点棉花，纱布，红药水也无法搞到，麻醉药就更不用说了。这怎么办呢?陈毅同志即叫他的警卫员把手洗干净，用手把伤口上的脓血挤出来。在挤的时候，由于没有麻醉，挤起来痛得他满脸流汗，手脚发抖。警卫员看到这种情况，不敢用力挤，但陈毅同志却在说:“用力! 为什么不用力啊!”警卫员说:“我用力，你要抖嘛!”陈毅同志说:“那好! 你怕它抖，你就用绷带把它绑在树上就不会抖了。”把脓血挤干净后，没有消毒药品，只好搞点盐水把伤口洗一洗，找块擦枪布包扎伤口。但擦枪布是老粗布又厚又硬，只好用刀子把它刮软，刮薄，用盐水煮一煮，再把“万金油”(清凉油)涂在用盐水煮过的布上，再用竹签子把涂好万金油的布塞进伤口里去，外面再用万金油涂好，用布包扎起来，就算处理好了。此后即转移到信康赣地区去了。
(三)
陈毅同志看到环境越是艰险的时候，他就越是显得镇静，轻松的样子，而且(虽然说笑不敢大声)常常是谈笑风生地稳定大家的情绪。他很喜欢看书、学习、写诗，也喜欢讲故事，说笑话(他常用故事，笑话来增强大家的胜利信心和启发我们求进步的要求)。陈毅同志爱写诗，常常是见景生情地写，他见到一件什么值得记忆的事情，就总爱简单地用几句诗词来描述它。例如他在他的“赣南游击词”中就写了不少很有意义的诗词。现在我还记得几首，即:
其一:天将午，
饥肠响如鼓。
粮食封锁已三月，
囊中存米清可数。
野菜和水煮。
其二:叹缺粮，
三月肉不尝。
夏吃杨梅冬削笋，
猎取野猪遍山忙。
捉蛇二更长。
这就是我们在北山活动期间，当时被敌人封锁了几个月搞不到粮食的时候写的。他的另一首中写的是:
夜难行，
淫雨苦兼旬。
野营已自无蓬帐，
大树遮身待晓明，
几番梦不成。
这就更是写出了南方雨季天气，细雨绵延，夜行军，山高路陡没有房子住，又没有帐蓬的情景。
陈毅同志，经常同我们讲故事，他的故事真多，讲的也特别生动，我们都很喜欢听。他的故事总是古今中外,天南海北，什么都讲，我们听了也受益不浅，因为他选择讲的都很有教育意义的。比如，当环境恶劣，生活艰苦，他看到某个同志情绪不高时，他就讲毛主席开辟井冈山根据地时艰苦奋斗的故事给我们听。他曾说，初在井冈山时，红米都吃不上，就吃南瓜当饱，夜无被盖就盖稻草。他说盖稻草还有个好方法，即把稻草弄乱弄软后撒在地上，人钻进去睡，这样才暖和。他还说象这样睡，换岗的时候可要小心，搞得不好就踩到别人身上去了，有时踩得人家嗷嗷叫。他说，就是这样，大家还是乐呵呵的，战士们还编成逗趣的话来说:比如说:“打倒资本家， 天天吃南瓜，打倒大土豪，夜夜盖稻草”等等。他还说:当时因敌人封锁，战士的衣服破了，补了又补，有时连打补丁的布都无法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曾将自己穿的长衫把下半截剪下来给战士们补衣服。战士们身上生了虱子，有的新战士觉得害羞，不好意思，难为情，当时朱总司令知道了，却说:“好嘛! 这是‘革命虫’呀”。总司令说:“你要是个少爷公子，你就不会来参加革命，那你也就不会生虱子了!”这样一说，大家也就乐呵起来了。有时还会讲些象火车、轮船、电影等类的故事，比如说火车，是象一条长龙似的，一列火车能有里把路长，上面能乘几千个人，还有专供吃饭和单独睡觉的车厢；一艘轮船，不仅能乘几千人(包括睡觉)，还能装多少货物，上面还有餐厅、 俱乐部，还能放电影;电影不仅能够看到各种动作，而且能听到讲话的各种声音，要是打仗的片子，还能看到炮弹的爆炸和听到炮弹爆炸的声音……等。因这些东西，我们都没有看见过，也没有听见过。因此，我们听了不仅很感兴趣，同时又是理解不了，于是他又说，这些很普通的东西都不懂，如果到大城市就要当“阿木林”啊!但是我们听他讲这些东西，听多了也就增长了知识，老练了起来，所以后来在进城的时候，也就少闹了许多笑话。另外我对我国的地理比较地熟悉一点，与陈毅同志讲故事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他在讲故事的时候，常常讲到这也知道，讲到那也熟悉，好象整个地球都装在他的脑子里似的。对这些我是很羡慕的，于是我也就很想学点地理，正好在一本书里有一页中国(轮廓)地图，于是我就拿着他学习起来，即走到那里就在那里地面上照样地划起来，先是划全国轮廓的边界线，后划各省的分界线和省会，并标上各省会的名称和特称，再就划上全国铁路线和主要河流等等。天天都划，划多了,脑子里也就把它“装”进去了。总之，我跟随这些领导同志，我自己虽学习很不够，但由于有陈毅等领导同志的教育帮助，因此也确实多知道了一些东西。
特别是遇到我们无聊、情绪不高的时候，陈毅同志还常常找我们聊天玩、说笑话或做些小动作逗着大家发笑，玩的方法多半是下棋，用自制的象棋，下象棋,打“帅仕相车马炮”等等，但在玩象棋的时候，他总是爱“偷”棋子来逗乐。说笑话，因环境关系，不能笑出声来，他一说，大家就笑得肚子发痛，别得满脸通红，但大家还是要他说。他的小动作也多，我记得， 在我们最艰苦的时候，由于衣服少无法换洗，又无法洗澡，身上生了虱子，但我们看陈毅同志把自己的衣服一会儿脱下来，翻来翻去地翻，翻不到什么的时候又把它穿上去，而且每次都把最下面(贴肉的)一件穿到面上来，有时一天翻上四、五次,我们问他,为什么要这样穿?他说: “同虱子打游击嘛!”听到他这样回答，使得每一个人都笑了起来。总之， 跟着象陈毅同志这样的领导同志在一起，不管在任何环境下，精神都会很饱满，情绪都会是很高昂的。
(四)
特委的同志都很注意学习，但书很少，当时只有从原中央根据地带出来的一本《左派幼稚病》，一本《列宁主义问题》和几张《红色中华报》。对这点书报，特委的几个领导同志是看了又看，翻了又翻。特别是陈毅同志，对它们不知翻了多少遍数。把报纸，书面翻烂了，都还舍不得丢掉，还要背着它。后来才通过一个做“兵运”工作的人先后搞来《水浒》、《红楼梦》(不全)、《西游记》、《三国演义》(不全)和《唐诗三百首》、同时还从外面搞来一些各种报纸,他们对这些书报也是看了又看。项、陈,他们看报纸如看到了重要消息或一些奇谈怪论时，总要同我们说说形势或暗暗发笑，例如“两广事变”、西安事变和卢沟桥事变爆发时，都曾这样对我们说: “你们要多学些东西啊!从目前形势的发展来看，你们很快就要出去做领导工作了”等等。又如有一次项英同志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不觉笑出声来了，我问他笑什么时，他说:“我简直成了孙悟空了”。他说:“你们来看看， 我现在明明在这里看报纸，但国民党的报纸上又登出“项英在兴国县的某山上被抓获了”，而且还说“现在还被关在兴国县的监狱里哩!”我们看到这种消息十分好笑。
陈毅同志看书还喜欢看《红楼梦》，他看《红楼梦》,项英同志还笑他，项说“老刘(陈的化名)!你成天看这种书，不要成书中的贾宝玉，害起相思病来哟!”陈毅同志回答说:“我喜欢看的可不是它的谈情说爱， 而是看它的文章写得好，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写照，是一部值得一看的好作品。”
陈毅同志他的学习精神对我们这些警卫员是很有影响的，那时我虽不识很多字，但也一有空就捧着一本《水浒》看了不放，但《水浒》里的字还有四分之一不认识，但也还要看，为什么呢?是因《水浒》里的情节与我们当时的行动很相似，所以喜欢看。我许多字不认识，陈毅同志还经常主动地帮助我，教我识字。
陈毅同志除了爱看书，爱写诗以外，还经常写宣传材料，和编写“战士读本”。我还记得，他曾写过这样的书，这些书的内容大概是:“什么叫革命”， “为什么要革命”，“为谁革命”，“革谁的命”和“优良传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具体解说等等。他把这些书写好之后，就交给我们看，征求我们的意见。我看到这些标题，就觉得很新鲜。我虽参加革命几年了、“革命”这个名词也天天在喊，但是对这些最基本的名词道理都还说不清楚，这也又引起了我们对学习的重要性的认识。他写好的“战士读本”，要我们反复地看，但他不同我们作讲解，反而要我们讲给他听。他要看我们说不说得清楚，如说不清楚，他就要再进行修改，直修到了我们说得清楚了，他才印发到前方去，给游击队的领导同志，作为给战士们讲课的教材用。
(五)
“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点，陈毅同志是真正做到了。下面我就简单地讲几个事例吧!
( 1 )夜闯大梅关。我还记得，在三五年三月间，我们从油山出发，经过莲山来到大梅关北面边沿。我们在北沿往下一看，关隘的两壁就象刀切似的，笔陡笔陡。向导带领侦察员寻找通往对壁的道路时，只是往西直下才有一条小路通往大梅关大道。别处便无路可通。但是，此小路又是通往敌兵的住地不能前进。于是，只好依着靠近隘口的一个建筑物往下降，但因坎高，身体较弱的同志往下跳比较困难，陈毅同志却与别人不同，他即一脚踏着岭壁，一脚踩着建筑物的墙壁，抓着同志们的手一个一个地往下放。走上大路后就向左走了百十步，过了关隘就向右岔上仙人岭——梅岭。上山的时候，山上是杂木丛生，荆藤密布，怪石林立，实在难攀，特别是东西背得较多的同志，更难攀登。但陈毅同志却步步关心照顾这些同志，即时时说: “这里藤藤多，不好走，走那边好走一点。”“这块石头不稳，要小心，不要踩滑了。”“这里是个高坎，你把手伸上来，我拉你一把”，等等。就这样，一路招呼着大家，使同行的人们无一掉队， 在天亮前胜利地通过了大梅关，登上了“仙人岭”。在当时，我们许多人还不知道陈毅同志不久前负了伤，伤口虽已愈合，但还不巩固，在我们知道了时，我们个个都又是感动，又是难过。
( 2 )我真不知说些什么好。在一九三五年夏天，有一件事， 我还记忆犹新。有一天吃过中午饭，我去放了望哨(放一下午)，结果我在哨位上睡着了，我醒来时看见陈毅同志坐在我身旁。当时我吓了一跳，因我怕受批评。出我的意料之外，陈毅同志不仅没有批评我，而且还很亲切地说:“你睡吧! 我在这里看着，不会有什么问题”。我说:“老刘同志，我错了，我失职了，给我处分吧!”他说:“不!你因上午去搭棚子，太累了，这本来就不应该叫你来换班，应该好好叫你休息一下，但又没有人来换班。在吃饭的时候，我就看你太累，怕你下午放哨打瞌睡，所以在你走后，我也就上来了。我一上来就看见你睡着了，因此我就坐在这里。”他又说:“现在有我在这里，你就再睡一会吧!”我听到他这样亲切的对我说，我真不知说些什么好。
( 3 )“丁上淮，你怎么啦!”陈毅同志这样问我。我记得，在一九三六年底，我生了病，但我没有同谁说，但有一天吃中午饭的时候，陈毅同志突然地问:“丁上淮!你怎么啦!是不是有病?”我很勉强地回答说“没有”。他说:“没有!你怎么脸色不对呀!”他又向在一块吃饭的项英同志说:“你们看，他的脸都发青了，一定有什么病在瞒着我们。”他又向项英的另一个警卫员说:“曾忠山，你先弄点什么药给他吃吃和叫他好好休息两天。”我说:“不要紧! 我已经吃了两瓶济众水，过一会就好了，不需要休息。”陈毅同志说:“不行! 你的病不轻，必须休息。”他又分咐胡大炳(我们的班长)，他说:“这两天不准叫他做什么，要强迫他休息两天。“……
( 4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间在华东的时候，那时我在华东局的江淮银行印钞厂工作，因提炼酒精，酒精爆炸着火，一箱酒精全炸在我身上着火，因此我的手、脚和头部都烧成了重伤(幸亏穿着棉衣，棉裤身上未被烧伤)。这时陈毅同志在华东局工作，他听到后(在我被烧到的第三天)就带着一个奥地利大夫来看我，看到我的伤势很重，睡在床上动弹不得，他就非常难过地问那个奥地利大夫，问有不有问题，那个奥地利大夫只摇头说:“不大要紧!”同时他又向站在他面前的印钞厂副厂长胡金魁同志(现湖北省委统战部长)说:“要派专 人服侍他!”胡金魁同志说: “已经派了!”陈毅同志说:“那就好!”然后便十分关心地安慰我，要我安心休息，好好治疗，不要着急，不要考虑工作……等。他还给了我二十五块钱作零用，我知道，当时我们整个解放区的经济还是很困难的，一下给我二十五块钱我是不应该要，因此我就说:“我没有 困难，不需要这么多钱用!”我不肯要。他说:“你的伤势太重，身体受损太大，需要加强营养，这点钱拿去买点较有营养的东西吃，弥补一下身体受的损失，身体恢复了，好早日为党工作。”他临走的时候还说:“过几天我再来看你!”我记得后来确实还来看过我两次。陈毅同志这种对下级的无微不至关怀对我的鼓励确实是大的，当时我好象伤痛都好了一半似的，所以在负伤后虽未住医院，就在厂内治疗了一两月后，伤口稍好一些但床都还不能下的时候，就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仓库的材料收发保管等(因我一直都是住在仓库里治疗、养伤的)。
( 5 )自洪泽湖畔别后十八年又在云南昆明白鱼口重逢。事情是这样的，一九六一年陈毅同志等一行，从访问了印度尼西亚回到昆明后，有公安厅的同志陪同另几个同志来白鱼口玩。这时我问:“陈总怎么没有来?他会不会来?”“他们问你认识陈总吗?”我说:“他是我的老首长。”在说了些情况后，公安同志就说:“你今天同我们去看看他嘛!”我说:“恐怕他工作忙， 我不好意思去打扰他。”他们说： “那你就写 封信我们帮你交给他嘛!”于是我就简单地写了几行字(意思是想探听一下我可否去看他和看他有不有空来白鱼口玩)请公安同志带给他。交信的时候，我还说，不知他会不会来，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公安同志说:“那不要紧。 会来，我们会先打电话通知你。”于是交了信我就没有过多地考虑它了。在第二天晚上接到省总工会的电话，要我一早去开会，于是我一早就去昆明开会了。我的车子开到离省工会还好远就看见省工会的几个副主任和一些人很着急地站在门口桥头上等着我。我刚到跟前，他们就说:“ 陈毅同志到白鱼口去了，已走了有十多分钟(他们给我换了一个司机掉转车头)，赶快回去!”我们即拚命的追到观音山，只见龙云大老婆坟地道路上摆着几辆小包车，还看到石门跟前站着几个人。我估计是陈毅同志他们在那里休息。我就叫我的司机不要停车，想办法从旁边擦过去，先回到家好安排一下(因家里毫无准备)。不料我的车子刚到石门跟前，就被陈毅同志看见了我，就问:“你不是丁 上淮吗?”我说:“是呀!老刘同志，您好!”听到我这一回答，陈毅同志可特别高兴哩!但别的同志却莫明其妙，还以为我认错了人呢?他们不知道这是我们在赣粤边打游击时这样称呼他的。陈毅同志又问:“你不是在白鱼口工作吗?”我说:“是! ”“你怎么从昆明方向来呢?”我说:“是上昆明开会，听到你来了，我从昆明赶回来的。”这时我们互相十分亲热，但站在旁边的阎红彦却一句话也插不进来。陈毅同志看到我没有向阎红彦打招呼，便向着我说:“你们不认识吗?这是你们的阎政委、阎红彦嘛!”我说:“只听到过，没有见过面。”这时我才去同阎红彦握手问好。陈毅同志还向阎红彦介绍了一下我们过去是怎样认识的等等。这时我真没有想到陈毅同志见信后，知道了我在疗养院工作，就立即来到了疗养院;我更没有想到我们别后已十八年没有见面也没有通过信，会在这样的地方(我还坐在车上走着)就会认识我，就叫起我的名字来了。这是多么感人的事啊!陈毅同志还叫我同坐他的车子走，我说:“不!挤着你不好坐，我有车子!”他说: “我们坐在一起好谈谈嘛! “于是我就同他乘坐一辆车子来到白鱼口我们花园的“磊楼”休息下来。当时我要去准备他们吃饭问题时，他们都说:“不在这里吃饭，因中午有约会。他还叫我同他一块上昆明玩， 我说: “今天不去了，我家里还有事，失陪了”陪他来的同志说:“今天本来是要到别处去的，只因看了你的信，知道了你在这里才临时决定到这里来，不然是不到这里来的。”因此，只在磊楼休息了个把小时，在休息中，我们除谈了许多往事外，他还问了我在分别后十八年的工作、生活情况，并问我是怎样来云南的;也问了疗养院的情况和我的家庭生活等情况，真是关心备致，这些我都一一作了问答，然后我们就到室外花园里面转了一圈后，他们就回昆明去了。
在这时以后，还在昆明见过他两次，每一次见面都是十分亲切。这使我永远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