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南京解放，两个月后，西南服务团成立，我当时是南京市立第六中学高三年级学生，六中学生自治会主席。响应南京军管会和市学联的号召，放弃了向往多年的大学梦，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可以断言，当时此举是进步的、革命的行动。但，是什么力量支持着我采取了这样果敢的行动，动力何在？则必须追溯到解放前后的一段经历和思想演变过程，才能说得清楚。
黎明前的黑暗
解放战争进入1947年夏季，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上开始由防御转入进攻，国民党军队已由内战之初的军事优势转为相对的劣势。蒋介石为了加强军事实力，不惜将财政预算的80%投入军费开支。47年财政赤字几达全年财政收入的两倍。国统区经济日趋恶化，人民生活每况愈下，群情激愤，民怨沸腾，老百姓对国民党反动政权已不抱任何幻想。
从47年开始，我目睹了南京这座国民党的心脏城市，经济凋蔽、政治黑暗、社会腐败，广大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方方面面。
震惊全国的“五·二O”学生运动，遭到反动政府的残酷镇压后，八月份，南京大、中学校在暑假期间又发起了助学运动，揭露国民党政府摧残教育事业的罪行，把“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进一步引向深入。在学运中，我们高二班是社教附中（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附属中学是南京市立六中的前身）最活跃的一个群体，置身其中，深受感染，在进步同学的带动下，我加入了助学运动的行列。当时，我尚未取得公费，开学后，同学们把劝募活动中得来的捐款，全部资助我解决了三个月的学杂、伙食费用。不久，我参加了班上的进步组织“歌咏队”和“小小读书会”，学会了《山那边呀，好地方》、《助学歌》、《垦春泥》、《团结就是力量》等进步歌曲，阅读了《小二黑结婚》、《被开垦的处女地》、《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还几次被王品珩约着去南京基督教青年会与总干事钱大卫接触（钱在50年代初期任全国青联副主席）。48年2月，寒假中，我参加了全市大、中学校再次发起的助学运动，与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搞劝募活动。不料开学后，我们手拉手、肩并肩一起参加学运的同班同学（地下党员）叶绪泰、沈庆林、王品珩、李华仁被学校开除学籍，离开了六中（此时社教附中已改为市立六中）。48年秋季，在国民党反动政府蕴酿对大、中学校进步学生进行大逮捕的紧急关头，班上的另几名地下党员王葆权、蔡大搏、沈元辰、毛荣、杨适五同学又秘密转移，先后离开了学校。
在班上，朝夕相处，志同道合，指点江山，纵谈国事的同学先后离我而去，使我倍感孤独、苦闷，加之，班上的两名特务学生龙明钊、程国顺颐指气使，盛气凌人，更加让我难以忍受。在这黎明前的黑夜里，真有度日如年之感。记得王葆权离校前和我促膝谈心，让我留在学校，团结同学，安心学习，以不变应万变。当时，他很有信心地说：时间不会太久，南京一解放我们就会回来。走前，他把一本崭新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留给我，让我看后替他保存。去到上海的沈元辰还把他们南洋模范中学地下组织秘密油印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从信中邮寄给我。这些在市面上禁止出售的著作，作为精神食粮，无疑的都对我的思想进步起到催化作用。我还记得48年深秋，杨适还没离开学校的那段日子里，他联系的六、七个进步同学，曾不定期地在清凉山幽静的山坳里集会过三次，讨论时事，重点是全国军事进展情况和政治动态。讨论前，由杨适指定某同学作军事方面、某同学作政治方面的中心发言人，被指定的同学要事先参阅报章、杂志，搜集一段时间的军事、政治发展变化情况，开会时，首先作中心发言，然后大家根据个人见解、听闻发言讨论。我曾作过一次军事方面的中心发言。
入冬，淮海战役紧张阶段，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坦克兵进驻我们学校，操场被压毁，宿舍被强占，坦克开进开出的轰鸣声打破了校园的宁静，学习、生活受到极大影响，同学们恨在心里，敢怒而不敢言。时间没多久，坦克从校园中消失，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乘胜前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进抵长江北岸。
此时，南京反动当局又演出了一场“迁校”丑剧。他们施展阴谋，巧言欺骗，妄图迫使南京的大、中学校南迁。我们六中，指定要迁往湖南郴州，同学们得知这一消息后，互相串联，统一思想，坚决反对迁校，并在中大（国立中央大学）的影响下，组织“应变会”团结同学，开展护校运动，坚决抵制迁校阴谋。二月份的一天，新上任的校长何龙西装革履，神气十足地乘坐黄包车来到学校，集中学生宣布迁校方案，强制我们必须执行。他的骄横态度激发了学生们压抑在心头的愤怒，大家群起而攻之，将反动分子何龙打得抱头鼠窜，逃之天天，从此再没敢涉足校门，迁校阴谋在六中宣告破产。
1949年1月1日，毛泽东发表新年献辞《将革命进行到底》，蒋介石同时发表元旦文告，重谈“和平”老调，没几天，在四面楚歌声中，他无可奈何地于1月21日宣布引退，总统一职由李宗仁代理。4月1日，当南京政府派出的和谈代表团登机北上的同时，南京大专学生发起的“争生存、争民主、争真和平”的“四·一”学生运动，遭到反动派的疯狂镇压，南京反动政府再一次制造了比“五·二〇”更大的惨案。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接受中共方面提出的修正案，和谈破裂。21日，毛泽东、朱德向人民解放军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以排山倒海之势，发起了渡江战役。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政要们，惶惶如丧家之犬，慑于人民解放军渡江的凌厉攻势，仓惶中作鸟兽散！南京城内一片混乱。在撤退逃亡中，反动军警溃不成军，一路上抢掳百姓财物，坏事作绝，人心丧尽。但，南京的人民懂得：苦尽甘来，黑夜就要过去，天快亮了。
解放区的天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一举解放了南京——这座被蒋家王朝作为反动统治中心、盘踞了22年之久的历史名城。南京百万市民（除了一小撮潜伏下来的反动残余势力外）沉浸在获得解放的喜悦和兴奋之中，而其中最活跃、最受鼓舞、最易于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愿为党的主张而献身的，则是从黑夜盼到天明的全市大、中学校的学生。
23日，下关方面炮声隆隆，当晚，我们几个同学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跑到学校后面的清凉山上听着炮声，看着炮声过后的冲天火光，此时此刻，我的心早已飘向硝烟弥漫的战场，我是多么向往着能够投入这场神圣的战斗，为古城金陵的新生贡献出一点力量啊！入夜，当炮声沉寂下来后，我们估计解放军已突破防线攻入南京，才迟迟地返回学校，但仍兴奋地难以入睡。天刚放亮，我约了几个同学匆匆地赶往新街口、鼓楼等处，当途经国府路看到鲜艳的红旗飘扬在伪总统府上空时，我高兴地跳了起来：但，当我的目光投向睡卧在街头的子弟兵身上时，这动人情景，瞬间使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多么好的战士呀！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就是靠这些全副武装、双手紧抱着枪支鼾睡在街道两旁的青年战士的血肉之躯英勇杀敌换来的呀！南京解放了，他们不以胜利者自居，却露宿街头，这与全身美式装备、横行霸道的“国军”，形成一善一恶的鲜明对比。
解放前夕，先后离我而去的同学王葆权、杨适、蔡大搏等也随同金陵支队返回南京，他们进城后紧张地参加着各条战线上的接管工作，有时会面，也是互相问个好就匆匆分手，我忙，他们更忙，只能把“畅谈别后”寄希望于今后了。对他们不顾一切，忘我工作的革命精神，我从内心里敬慕。
南京市军管会成立后，4月底，军代表进校，在军代表万放的主持下，六中成立学生自治会。我被同学们推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并参加校务委员会。我们学生自治会创办了《六中学生报》，为小报设计版面、画刊头的是酷爱木刻的学生会文艺股长晁楣同学（他早已是全国知名度很高的版画家，任中国版画家协会副主席）。小报办得很有特色，可只出了两期，晁楣和我就先后离开了六中，他进了军大，我参加了西南服务团。这段时间，在市学联的统一部署下，六中学生自治会组织同学们在街头宣传党的政策（宣传材料由市学联统一印发），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六中还和明德女中一起排练活报剧在街头演出。通过宣传活动，加深了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教育了群众，也教育了我们自己。在这段美好的日子里，我们尽情地工作，尽情地欢乐，尽情地歌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到处是嘹亮的歌声，响彻南京上空。解放了的南京人民，陶醉在欢乐、幸福的海洋里，人们由衷地感到换了人间。
6月初，召开了隆重而又热烈的庆祝京、沪、杭解放大会，主会场设在南京市中心的新街口，我以六中学生代表的身份登上了检阅台，有幸看到站在检阅台高处的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将军，看到了人民解放军的强大阵容。接受检阅的步兵、装甲部队、坦克部队，全副武装，神采奕奕，队列整齐的穿越检阅台前。那天是阴雨天气，阅兵式进行中忽然下起雨来，街道两旁参观的群众都撑起雨伞，我们在主席台上的各界代表都随身携带着雨具，但当我们看到刘伯承将军拒绝警卫员为他提供的雨具时，我们羞愧地收起了已经撑起的雨伞。多么高尚的品质，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一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事家，一个驰骋疆场，身经百战，威震敌胆的常胜将军，胜利后不以功臣自居，仍保持着与部队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这一高大的共产党人形象，深深地感染教育了我。
五月份，二野军政大学在南京招收学员时，我们六中一批倾向革命的进步同学，纷纷报名应召，我也加入了报名的行列，当新华日报刊登录取名单，校长万放看到我的名字后，立即找我恳谈。他说：学校就要开展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建团工作，准备让你留在学校搞青年团工作，这同样是革命工作。他还郑重地表示：一、两年后，你要升学读书，学校自当全力推荐。就这样，我被校长说服，放弃了进军大的机会。在送走被军大录取的同学后，我继续留在学校，准备迎接新的任务。
七千万人民的召唤
6月下旬，南京筹组西南服务团。25日，南京市军管会发出通告，成立西南服务团，公开招收学员，新华日报刊登文章，号召广大青年学生投身到解放大西南的斗争行列中来。26日，我参加了南京市学联召开的37所大专院校和中学的学生代表会，大会阐明了西南服务团的性质和任务。大会发表了《迎接光荣任务，向大西南进军》的号召书。30日，我又参加了在原国民大会堂召开的，有3000多人参加的动员大会，西南服务团总团长宋任穷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把动员参加西南服务团，解放大西南七千万人民的活动推向高潮。长期不满国民党反动统治，参加过多次爱国民主运动的广大青年学生最听党的话，他们奔走相告，互劝互勉，踊跃报名，几天内自愿报告的大、中学生和青年教师达3000多人。经南京市学联的审查，最后通知录取1400余人。我是学生会主席，参加了军管会、市学联动员参加西南服务团的每一次会议，深深地被解放大西南，拯救七千万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庄严号召所感动，心潮澎湃，不能自己。我想到杨适、王葆权、蔡大搏他们的家庭条件都比我好，他们能放弃读书的理想，舒适的学校生活，投身到为人民服务的洪流中去，而我却仍留在学校，享受着人民助学金。他们在为人民作奉献，我仍在让人民供养，想到这里，感到无地自容，我决心排除一切私心杂念，投笔从戎，加入进军大西南的行列中去，为大西南七千万人民的翻身解放贡献自己的一切。为了避开校长的劝阻，我直接找市学联秘书长李飞说明情况，由市学联直接保送录取加入西南服务团。
西南服务团审查合格的录取人员名单于7月14日见报后，万放校长知我去意已决，他还是高兴地通知在校师生召开了欢送会，送我参军入团。校长、老师和不少同学在赠送的纪念册上提辞、留言，对我备加勖勉，给予我很大的鼓励。我把这本纪念册一直保存下来，直到今天，也等于保存了我50年前矢志为大西南七千万人民的解放事业，甘愿奉献毕生的一颗赤子之心。
1999年9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