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南服务团成立6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云南支队一大队在玉溪的老战友们，情不自禁地都在怀念着原二中队老指导员刘子钧同志，子钧同志于1998年12月14日因病医治无效逝世，到现在整整9年了。可他对同志和蔼可亲、热情待人的豁达风度和办事认真、执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工作作风，依然在同志们中间广为传颂。
1950年3月，刘子钧同志到达玉溪的头三年，是艰苦卓绝、险象环生的三年。特别是1950年的征粮、清匪、反霸工作中，在玉溪地区有41位西南服务团的战友，在反革命暴乱中惨遭杀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一阶段，子钧同志是一个县的领导，冲锋陷阵，事事在前，可谓九死一生。在1958年的反右运动中，身为玉溪县委第一书记的子钧同志被地委领导以莫须有的罪名划为右派，受到错处，下放农场监督劳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21年的冤案终于平反、改正、恢复了工作。1980年9月被调入行署任副秘书长，直到离休。这段时期，子钧同志兼管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他呕心沥血、不怕困难、勇挑重担，协助党组织做了大量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解决了不少受错处同志落实政策的遗留问题。1985年烈士王建勋同志的女儿，从安徽临泉县远道来到玉溪，探询他父亲的情况。让人震惊地发现，王建勋同志虽然早在1950年5月28日就被反革命杀害，成为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可在文化大革命中，烈士家乡的造反派，却颠倒黑白，硬说王建勋在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追随国民党反动派一起跑到台湾去当了反革命。将王的老母亲和女儿逐出家门，流浪街头，乞讨为生。
鉴于王建勋烈士及其家属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子钧同志忧心忡忡，十分担心其他烈士们在原籍也遭遇类似情况。于是他向地委反映并经领导同意，于1986年夏去省外了解烈士家属在原籍的待遇情况。辗转一个多月的时间，先后到江苏、上海、山东、河北等地调查了王启勋、张逸民、宋传宝，李鸿昌、张盾、刘鸿鼎、蒋克诚、蔡光祖、蔡陛寰、朱锡侯、潘光熙、崔庆山等十多位烈士在原籍的待遇情况。通过调查访问，发现问题，及时与当地政府民政部门联系，予以解决。有部分未办烈士证明的，他返回玉溪后，由政府出面与当地政府联系，补办了烈士证明材料，认真落实了烈士的待遇问题。
值得提到的是在落实王秀成同志的党籍问题上，子钧同志锲而不舍的执着精神，令人感佩。王秀成被错划为右派于1979年改正时，党籍未予恢复。王多次向组织反映，说明历史真象，请求组织上到他家乡去调查落实。多少年过去了，一直没有答复。子钧同志义无反顾地根据王反映的情况，整理成文字材料，直接送给当时的地委书记，提请组织派人到王的家乡调查核实，可一拖又是两、三年，仍未获答复。直到1989年底，子钧同志已离休三年了，新任地委书记上任后，子钧同志重整材料，再次送到新任书记处，请求领导批示处理。在子钧同志的坚持下，组织部门终于派人到王的家乡江西遂川县，认真查阅历史档案资料，弄清了历史真象，还了王的清白，恢复了王秀成同志十年没有解决的党籍问题，解除了他沉重的精神负担。秀成同志动情地对同志们说：是老指导员给了我第二次政治生命。
子钧同志对许多同志的落实政策问题，主动承担责任，倾注了大量心血。在他的干预下，有不少同志多年来没有落实的问题有了结果。如凤庆茶厂的钮清松向刘子钧同志反映了他恢复工作后没有落实的工资、住房问题，虽然跨地区不属玉溪管辖，但在子钧同志的努力下，也得到妥善处理。此外，据我所知，在谢槐、李昭仁，特别是伍德承的政策落实、善后安置方面也都得到过子钧同志的热情关怀，鼎力帮助。为伍德承的问题，子钧同志跑了新平县法院，地区中级法院，地委组织部，省委组织部等处，最后还自费去到四川成都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落实伍的安置工作。
子钧同志过早地离开了大家，让我们失去了一位值得信赖的老领导。在我写这篇怀念他的文章时，他生前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又浮现在我的眼前，今天恰恰是指导员逝世九周年的忌辰，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写出指导员生前对同志们付出的爱心，对革命的无私奉献，借以表达我的怀念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