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大地，蒙山以南，沂河以东，有两个比邻的村庄：东南庄和房家庄。一条青沂公路从这里穿过，栓连起这两个村庄，也栓连起我和修贤的漫长人生。
修贤山东省沂南县辛集东南庄人，出生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我是房家庄人，出生于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看历史，这两年正值北伐战争，军阀混战，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我们出生在这样一个动荡战乱的年代，也注定了我们走向革命的一生！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家乡是宁静而美丽的。宽阔的沂河水从我们村西边缓缓流过，河水清澈见底，河的两岸绿树成荫，绿树丛中掩隐着一个个村庄。平原上，一望无际的高粱地，夏天就像绿色的海洋，风一吹，一波接…波，真像海浪一样：到了秋天，高粱红了，就是一片红色的海洋，和电影《红高粱》里的镜头完全一样，壮观极了！那时的房家庄，整个村庄都足用高而宽的土墙围起来的，东南西北有四个大门，每个门边都有…个炮楼。因为西门紧靠着青沂公路，所以西门已经封闭了。东门上架着一门土炮，远远望去非常威武！小时候，我常常爬上围墙，透过墙眼望外看，青沂公路上来往的行人，匆匆而过，在扬起的尘土中，我好奇地想象着外面的世界。我们庄里的房子，大多和我家一样，是泥墙草屋，只有几家富人住青砖瓦房。不过庄里最漂亮的房子还要数谢家祠堂。它是我们谢家的家庙，青砖瓦房，高大气派！里面成列着许多石碑和牌位，记载着谢家历史上有成就的老祖宗的姓名和事迹。如今，那高大的围墙，那庄严的祠堂，那代代相传的石碑已荡然无存！历史的变迁真是沧海桑田！后人也只能从我们残留的记忆里，知道一些家乡的历史旧貌。
【一】
旧社会的土地是私有制，在农村，少部分富人占有了绝大部分土地，称之为地主，富农。而人部分没有土地的农民，只能租种他们的土地，称之为佃户。我和修贤两家都是没有土地的佃户贫农。修贤家三兄弟，二姐妹，加上父母共七口人，居住在地主家的两间半草屋里，租种了地主．家二十几亩土地。为了种好这些庄稼，他们兄弟姐妹起早摸黑，天不亮就要起床，背着粪筐子，村前村后，大路小路上去拾牛、羊、狗的粪便，给庄稼上肥。接着便是放牛喂草，料理庄稼。这样辛勤劳作，一年到头，收获的粮食百分之八十归地主，百分之二十就是他们一家七口一年的口粮。这点粮食肯定不够吃，只能用糠和野菜来补充粮食，过着所谓：“糠菜半年粮”的日子。粮食不够吃只能向地主借，借一斤还三斤，就像现在的高利贷。所以穷者恒穷，富者恒富！我们小时候每年到开春粮食就接不上了，常常忍饥挨饿。听修贤说，有一年他实在忍不住饥饿，就在自己租种的快要成熟的小麦地里，摘了几把小麦，想拿回家充饥。但不幸被地主家“看青”的（帮地主家监督看守庄稼的人）发现了，用木棍爆打了一顿。家乡解放后，修贤当上了民兵团长，那个地主家“看青，，的，跪在路上向修贤求饶，修贤宽容地说：“起来吧，别担心，我不会报复你的”，那人再三拜谢。修贤宽容大度的人品由此可见一斑。
我家和修贤家一样贫穷，家里只有两亩多杂乱的土地。每年开春就要向别人借牛耕地，借不到耕牛就没有收成了。从我记事起，一直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吃糠咽菜是常事。冬天还能吃上地瓜等杂粮，一开春，青黄不接，就要挨饿了。记得小时候，过年是我们最期盼的日子。因为在农村过年是件大事，家里再穷，也要想方设法吃上一顿饺子。就是为了这一顿饺子，我母亲要提前很久做准备，积攒一些小麦和黄豆，其实就是平时从我们口里一点一点抠出来的。尽管饺子馅也是蔬菜和豆腐等素馅，但在我们嘴里就是最好的美味了。每年春天因为粮食接不上，是我们这些贫穷人家最难熬的日子，我常常看到母亲长吁短叹，偷偷落泪。幼年时的印象至今历历在目。还好，母亲有一个姨妈，稍有几亩土地，能过上温饱的日子，每当青黄不接时，母亲都要向她借几升粮食来渡难关。
我们一家共七口，奶奶在我出生前已经去世了。爷爷，父亲，母亲和我们兄妹四人，一家七口居住在两间草房里。屋里只能按一张大床和一个小炕。从我记事起，我爷爷就借宿在邻居家，在我的记忆里，爷爷先后换了四户人家借宿，直到一九四六年秋天，他还是在借宿的人家屋子里去世的。爷爷学过木匠活，有时出去做一些零活，但主要还是耕种自己家里的那几亩薄地，维持全家生活。小时候，爷爷很疼我，每次赶集，他都会挑着自己种的蔬菜去卖，再买一些油盐等日用生活品回来。他每次赶集都会买一块大饼带回来给我吃，现在的人根本无法体会，在哪个受饥挨饿的年代，又是我长身体的年龄，那一块大饼是怎样的奢侈品啊！我那时常想，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好好孝顺爷爷，可等我有能力孝顺他时，他早已离开了人世。那份永远不能忘怀的恩情，至今仍萦挂在我的心里！
我母亲出生在清朝末年，那时的女人以小脚为美，所以我母亲的脚从小就被裹成“三寸金莲”，除了大脚趾，其余四个脚趾全部被裹得残废了，这是对身体的一种摧残，现在人已看不到那种模样了。我小时候也曾经被裹过小脚，还好没多久，解放了，废除了裹小脚，我的脚也得到了解放。我母亲操持着全家的生活，小脚走路摇摇摆摆很不方便，也不能下地干活，所以外面的体力活全压在我父亲肩上。我是家里的老大，弟弟妹妹都年幼，我就成了父亲唯一的帮手。我家有几分地种蔬菜，每天打水浇菜的活基本上由我来做。那时年纪小，打水挑水的时间长了，腰疼的直不起来，有时痛的通宵难眠。我父亲由于承担了一家的重体力活，又常常吃不饱，穿不暖，终于积劳成疾，于一九五一年去世。那一年，我己南下在浙江省新登县工作，那时通讯不方便，不知道家里的情况。后来才听说，我父亲的腿上长了一个疖子，没钱去看医生，烂的很厉害，我的一个伯父实在没办法，就用割麦子的镰刀，在没用麻药的状况下，生生的把我父亲腿上的烂肉给剜了下来，没过多久，我父亲因伤口感染而去世了。实行工资制的那一年，我把第一次发的工资给家里寄去一部分，母亲拿到钱时哭着说：“这钱要是早一点寄到，你爸就不会死了，你爸是连病带饿走的……”这也是我做女儿的终身遗憾和心痛！
【二】
我和修贤相遇、相爱是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时期。那时，整个华东平原，都被日本鬼子占领，日寇常常挨个村庄进行扫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百姓东躲西藏，我那时年纪虽小，但个子长得较高，跑的也快，每次都能从鬼子的扫荡中逃脱。大约一九四一年，共产党在沂蒙山区组织 抗日活动，建立抗日组织，如民兵团，农会，识字班等。我和修贤就在那时参加了共产党组织的抗日活动。我们表现很积极，修贤很快就被提为民兵团长，我也被选为识字班团长。修贤还参加了区里的联防队和游击队，经常在沂蒙山区和青沂公路一带打游击，消灭日本鬼子。我们识字班的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防止鬼子进村扫荡。我们两人都成了抗日骨干和村干部，所以我们会常常在一起活动。记得我们第一次相识，是在东南庄的一次会议上，会场上，有人告诉我，他是东南庄的民兵团长，我好奇地瞅了他一眼，他发现我在看他，也转身瞅了我一眼，就是这相互的一个对视，我们相识了。以后的每一次会议，我们都会主动在会场上用目光寻找对方。现在回忆，我觉得我们的相爱是从一见钟情开始的，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虽然他已不能说话，但我们的目光依然久久地对视着，用目光表达着我们两人至死不渝的爱！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此时我和修贤都调到了区里工作。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发动群众，带领游击队，与国民党军队打游击战。那段时期战斗非常残酷和艰险，我们也随时处于危险之中。记得一九四七年冬天，修贤来我们房家庄参加党支部活动，当时的党支部书记已暗中通敌，我们却都蒙在鼓里。他事先已与国民党设计好，通过这次会议抓捕修贤。长期的对敌斗争，练就了修贤很高的警惕性。他从那个支部书记的谈吐和眼神中就产生了怀疑，找了个借口，悄悄躲进了家庙。果然不到半小时，国民党小分队就从苗曲赶来了，结果扑了个空，修贤躲过了一难。可见，当时的工作非常危险，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间，我和修贤相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我们在工作中积极忘我的表现，受到了组织上的表扬和肯定。自一九四六年元月起，我和修贤同时被调到永泰区委工作，修贤任区委组织委员，我任宣传委员。从那时起，我们常常在一起工作，进一步 增加了对彼此的了解。在战争年代，在哪种艰苦 的环境下，每天紧张地工作，形势不允许我们谈情说爱，但这不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一天天的加深。不久修贤被提拔为区委副书记，我也被提拔为区妇女主任，区委委员。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大举进攻临沂地区，我们区委转入地下工作，修贤带领各个村的民兵与国民党军队开展游击战争。这一年的十二月，修贤带领民兵在青沂公路上打
伏击，一举打败了一支国民党后勤运输队，缴获了三部牛车和一批军用物资。为此，修贤获得了一次三等功，但不幸的是，在这次战斗中，修贤的腰折伤了，留下了终身的后遗症，每逢天阴下雨，都会腿脚麻木。那段时间，我们女同志转移到沂东县北三区，搞反霸斗争和支前工作。这段时间我们聚少离多，大家都置生死于度外，我只能在心里格外担心着修贤的安危。后来，战争越打越大，修贤带领全区的民兵和支前民夫紧跟着大部队，先后参加了孟良崮战役、莱芜战役、淮海战役。而我在后方不断组织民夫支援前线和送给养，还组织妇女做军鞋支援前方。
一九四七年的元宵节前夕，永泰区和寨西区的两个区领导机关从前线转移到寨西区的土山东坡，分别驻扎在大于家庄和赵家庄。由于春节也是在战斗中度过的，考虑到这两个村子距敌人据点较远，所以准备在这里休整一下，过一个晚春节，前段时间沂东县委机关也在这里休整过。敌人得到情报认为消灭县机关的机会来了，就抽调了约一个团的兵力，再加上还乡团，对大于家庄和赵家庄进行偷袭。当时我们两个区的领导放松了警惕，对敌人的偷袭没有准备。敌人首先占领了制高点，包围了我们住的村庄，接着又偷偷包围了我们住的院子，架起机枪封锁了大门后的一个小胡同，企图一举消灭我们。而我们却闷在鼓里，情况十分危急！大于庄的民兵流动哨先发现了敌人并鸣枪报警，听到枪声后我们永泰区的同志马上集合起来准备战斗，大家勇敢镇定，不怕牺牲用几十个手榴弹开路进行突围。占领制高点的敌人用小炮机枪向我们扫射，冒着敌人的炮火
我们向东南方向边打边撤，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但也有几位同志不敢突围，心存侥幸，躲藏在农民家里结果被敌人搜出后全部杀害了，还有一位同志被抓到临城后受进酷刑后也被杀害了。残酷的对敌斗争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对敌人不能报任何幻想，否则就会付出血的代价！
【三】
一九四九年二月，随着解放区的扩大，中央组织了南下干部工作队，随大军南下，接管新解放的地区，建立新的人民政府。修贤第一批被选拔参加了南下纵队到浙江省。当时，我们永泰区委委员只留下我一个人，其它同志全部参加了南下纵队。由于前方部队推进很快，南下纵队的组建也特别紧迫。修贤头一天上午接到通知，第二天上午就要到县委集中，根本没时间回家看望父母，和家人告别。县委召开紧急区委负责人会议，我们永泰区由我代表参加。借此机会，那天晚我就去集合点看望了修贤，修贤看到我非常高兴我们谈了很多，对家里的事都作了交代和安排在哪个战争年代，一路南下，枪林弹雨，随时有牺牲的可能，我们在思想上都做了充分的准备。第二天，修贤他们就步行到地委集中，没多久随部队南下了。后来听修贤说，他们是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号到达杭州的，他们南下纵队一分队由陈侠同志带领，从杭州去了新登县，修贤等六位同志被分配到湘洋区，修贤任区委书记，贺方隆任区长。我是第二批南下的，时间大约在一九四九年八月间，我们一批被选拔南下的女同志集中，然后步行了几天，在一个火车站上了火车，也不知在路上颠簸了几天，终于到了浙江杭州，我被分配到新登县，和修贤一起工作。组织上考虑到我们两人的感情，由县委书记出面向我们宣布，我们两人正式结为夫妻。因为当时还没有新的婚姻法，所以也不用办结婚证，只要组织上批准就合法了。新婚夜，机关食堂专门为我们烧了几个菜，邀请了几个同志一起庆祝，这就是我们的结婚喜酒，和现在的结婚排场不可同日而语了。更有意思的是，结婚了却没有新房。当时修贤在湘洋区工作，而我是和县委书记的保姆合住一个房间，最后领导出面协调，让县委秘书老朱同志把他的一间单人房间一张单人床让我们做了一夜新房，第二天一早，修贤就匆匆赶回湘洋区工作了。
我们刚到新登时的工作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建立新的政权，组织农会，征粮支援前线，为土地改革打下基础。当时，国民党部队伍虽然被消灭了，但土匪还存在，活动也很猖獗。所以我们一边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民主反霸，土地改革，建立农委；一边还要进行剿匪战斗。修贤一开始主要在基层工作，他曾先后在湘洋区和龙洋区任区委书记，经常在山区走街串巷，开展群众工作。记得一九四九年七月，修贤他们在湘主殿的一座两层木板楼里开会，开完碰头会，准备分别到各村了解情况。修贤等三位同志先行离开，一股约几十人的土匪由头目叶锡附带领，包围了开会的小楼，并疯狂射击，妄图一举消灭小楼里的同志。刚离开不久的修贤听到枪声，认定情况紧急，立刻返回，在土匪后面发起进攻。被包围的同志趁机向外突击，两面夹击，形成对土匪的反包围，土匪顿时惊慌失措，夺路逃窜。在此时区委领导马上写信报告县委。这时土匪已逃到土山岭去，县委书记陈侠接到信后，立即亲自带领县大队战士很快来到湘主殿，全部消灭了这股土匪，取得了剿匪反霸的胜利，保卫了新政权使一切工作顺利进行。
这段时我主要在县里做妇女工作。1950年2月修贤任县农委主任，我们才真正生活在一起，并且才有了一间房子，属于我们自己的小房子，也算有了一个家。这年秋天我们大儿子出生了。1953年修贤任新登县委副书记、书记。我先后任新登县妇联主任、县委委员、法院副院长等职。新登县是农业合作化发展较快的县。1954年1月份，毛主席听了省委汇报后，亲自到新登县考察了解全省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情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主席向农民调查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情况。毛主席到农民家仔细考察了农民入社是不是自愿入社，耕牛、大型农具如何抵价、土地如何评产入社，如何参加分红，如何记工算帐等问题。农民对毛主席说：农民入社都是自愿的，一年终分配都是按政策办的。（当时农民不知是毛主席，以为是上级领导），农民并汇报说，原来几户中农担心入社吃亏，不想入社，看到秋收时粮食增产了，都要求入社。毛主席高兴地说：“还是组织起来好。”合作化增产，增收了，从过去水稻亩产只有200斤，到合作后亩产可达400斤，主席还了解连作稻可增产达到600斤，毛主席说好！这要好好地推广。这样新登县农业合作社的经验在全省全国进行推广。
我们在新登一共工作了七年多，四个儿子都是在这里出生的可以说新登县是我们的第二个故乡。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