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在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供给部的缝衣工厂担任女工排排长，全排一共三十六个女同志，年龄都差不多，最小的十五六岁，最大的不过二十二三，同志们有的来自川北，有的来自川西，但大家相处得都很好，白天缝衣服，有说有笑；夜晚行军，山歌不断，就像一家子亲姊妹，亲亲热热，男同志们开玩笑，说我们是“娘子军”。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不久的一天，我忽然接到通知，要我到部里接受任务去。到那里一看，直属队的干部、运输连、男工排的排长们都已经来了，静静地坐着，听林政委讲话。任务是这样的：部队很快要翻过夹金山，但前方刚缴到了很多枪，没有办法运输，因此要求每个人带上几支，运过山去。
讲完了，林政委问我们：“能不能完成任务?”“能!”我们一齐回答。谁都知道夹金山的厉害，山高，终年积雪，空着手翻山都很吃力，现在要带上枪支走，自然更困难；但谁也明白，枪是革命的武器，是前方同志们用血换来的……
当时我略微想了想，脑门子一热，就站起来说：“我代表女工排表示，向男工排比赛!”接着讲了比赛条件：第一，给多少，运过山多少，保证不丢一支；第二，不叫苦，不讲怪话；第三，不掉队。所以这样做，一来是因为习惯了——那时不管执行什么任务，都是兴提出比赛的；二来，也真想和男同志比一比，让他们认识认识“娘子军”。说真的，我们还真有点不服气呢!散了会，再三争执，才给了我们排一百四十支枪。回来，我和三个班长谈了谈，四班长黄玉莲第一个拥护，她跳起来说：“行，我要七支。我们一定能把男同志比下去!”
接着我们又把数量配备了一下，每人背四支到五支，让一些年龄小的同志背水袋、饭盆和零碎缝衣用具。分配完了，遇到了一个困难：这些枪七长八短的，怎么背法!大家商量了半天，还是一个年龄最小的于秀英同志想出了办法，我们的粮食早已吃完了，空粮袋子刚好可以用来捆枪。一切都准备好了，下午四点钟，我们开始向夹金山前进。我背着五支枪，走在头里；四班长黄玉莲背着七支枪紧跟着我，后面是全排的同志们。
越往前走，山的模样看得越清楚，越看这山，越觉得任务的艰巨。那山，下半截黑糊糊的，上半截满盖着白茫茫的雪；山顶被云彩遮住了，再往上究竟有多高?望不到，也想不出。
山上没有路，全靠踩着前面部队的脚印走，两旁是笔陡的大山沟，要是一失脚摔下去，别说活，恐怕连成块的骨头也难剩下。当时的确有点害怕，担心上了山要是谁不小心摔下去，那就糟了，但怕也没用，反正上级说得明白，从下午四点钟爬到明天上午十一点就可以翻过去了，天一黑，我就把手伸给四班长，传下了口令：“一个拉一个，把手连起来!”很快，手都拉起来了。在黑暗里，我仿佛看见三十多个人拧成一根绳子在前进。
半夜时分，约摸来到半山腰，就觉得累了。这五支枪加在一起，差不多有四十斤重，平地上背它都够呛，现在还要爬山，只觉得皮带直往肉里压。山上特别冷，不知是衣服上有了霜还是结了冰，硬邦邦冷飕飕的，贴到身上实在难受。
这时我想起黄玉莲比我多背两支枪，一定更够呛了。我回头望望她，天黑看不清，只听得她呼呼直喘，拉着我的那只手也是冷冰冰的。
忽然，后面传过来：“告诉排长，唐宗蕙的鞋坏了，不能走啦。”我急忙从腰里摘下用布条打的草鞋，随手递给四班长传下去。东方慢慢放亮，我们快接近山顶。这里空气非常稀薄，呼吸十分困难，再加上肚子饿得直叫，我们的两腿像面条似的，迈一步晃三晃。“告诉排长，小陈肚子疼，走不动了!”后面又传来令人头疼的消息。
长征以来，日子艰苦，女同志特有的生理条件，更给我们增加许多困难，但大家都咬牙坚持。今天是太冷、太累、太饿了，要不，小陈这刚强的孩子，不会让别人看出她有病的。怎么办呢，目前能办到的只有减轻一些她的负担。
我随口传下去问道：“她背几支枪?”“五支!”不久，传回话来了。这时，黑暗中谁塞我手里一小袋炒面，我把它和命令一齐往下传；
“把炒面吃了，五支枪全传上来!”枪传上来了，黄玉莲又背了一支，其他的我们分了。这就更加受不住了，我们咬住牙，相互鼓励着往山上爬。爬上山顶，天已大亮。东边，太阳像个大火球，红彤彤地滚上来。山顶上的白雪和一道道的冰川，被太阳一照，光亮得刺眼。
队伍像一条细细的黑线，挂在雪山上，后尾隐没在云彩下面。我正看着这幅奇景呢，忽听身后刷的一声，许多同志惊叫起来，原来谢荪元摔倒了，大半个身子闪到崖下，我们赶紧拉住她背着的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她拖上来。她脸吓得像张白纸，我们也出了一身冷汗，要是再晚两秒钟，那就……
我们这一排女战士，就这样翻过这座险峻的大雪山，人枪无损地到达了目的地。总结行军时，我们还受到了林政委的表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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