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永井是原盐兴县的一个区，为元井与永井的合称，过去又名猴井。它是滇中盐的主产地之一，著名的一平浪盐矿的盐水即来源于此。解放前，滇中盐场公署设在麦地冲，所属税警队主要驻于场署对面的鸡鸣山。
1950年3月，我受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盐务接管小组(朱靖宇为组长)的委派，同10多位西南服务团的南下战友，去元永井接管场署。其实，云南和平解放后，我地下党组织已派人接管了那里的伪政权及所属工矿单位。我们到达后，和地下党同志亲密合作，一道开展了对伪政权的改造、整顿工作，恢复生产。然而，在开始工作中，却遇到了旧势力的顽固反抗。
由于盐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当时的滇中盐场公署还保留着一支原来的税警大队，又称盐警队或缉私队，其一中队驻防元永井，二中队驻黑井(盐兴县政府所在地)，还有直属于大队的阿陋井队，总人数达400余人。这是一支国民党留下来的，由特务严密控制的反动武装，成份复杂，兵痞不少，以致后来成为“四·二五”叛乱事件的主要骨干力量。
我们去接管场署之前，场署派人来昆明汇报情况时，曾经提到税警队第六队是最好的一个队，说这个队学生出身的人较多，抽大烟的很少，官兵关系也好，还说六队队长汤固，曾经是普坪村“税警训练班”教官。我们去接管时，同汤固接触过两三次，没有看出什么破绽，只是觉得这个人有点会逢迎人。“四·二五”事件发生后，才逐步弄清了他的真面目，知道他就是那次事件的罪魁祸首，是叛乱的指挥头目。汤固的确来历不凡他参加过国民党贵州息烽特务训练班，任过伪军中校副团长。他同税警丁国林、反动分子柯达忠组织了叛乱指挥部，自命为楚雄地区“反共救国军”副司令。
这支由特务、叛匪、地霸等反革命分子组成的叛乱队伍，曾密谋制定了一个血腥的反革命行动计划。他们预谋先在元永井进行叛乱，以元永井为据点，再向外扩张;如果站不住脚，就破坏掉所有盐矿设备，杀人毁井，把元永井镇抢光，然后拉上队伍去雕翎山打游击，以图后举。在叛乱指挥机构中，汤固负责军事指挥，丁国林搞反动宣传，柯达忠去煽动工人。他们预谋在4月25日黎明行动。但是后来由于我们已经有所觉察，作了必要的应变准备，从而打乱了敌人的计划，没有造成严重损失。
我们到达元永井后，从许多极不正常的社会动向中，意识到一场生死的阶级斗争随时可能发生。如曾发生多起造谣事件，市面上抢购风不止，人心动荡。但是，将要发生叛乱的直接信息，则来自于一位被害者的家属。这人名叫武惠仙，她丈夫姓江。解放前夕，江某有革命热情，与我地下党有联系，做过一些工作，结果被匪特杀害，整死在矿洞里。我们接管时，武惠仙曾几次向我反映过这一情况，并表示要为丈夫报仇。4月23日晚10时许，黑井(永井)有两位工人带来了武惠仙的口信，说最近几天土匪要进攻元永井，当地有坏家伙要组织暴动，要军代表最好到外地去躲几晚，不要睡在家里。我听说后，就通知有关人员来我的住处开会，分析情报，研究对策。
一起开会的有盐兴县副县长保冠文、元永井区委书记畅达、到税警大队担任教导员的张光裕、北洞的陈顺仁、原场署场长崔建彬(口信是他转告我们的)。大家推我主持会议。会上有人认为，因近来谣传太多，叛乱消息不大可靠。我则表示要有所准备，不然一旦发生情况就要吃大亏，消息的真实性如何，由我承担责任。这样一说，大家就放心了，于是开始讨论怎样对付突发事件。当时，最大的难题是我们的武装力量薄弱。为解决这个问题，商讨了几条调兵求援的紧急措施。一是派畅达同志火速送信(由我写)去楚，向地委书记郝化村同志(原五大队政委)汇报情况，要求派一连主力部队在24日晚以前赶到元永井，同时，由张光裕以我的名义给一平浪的人企公司军代表贾宝仁写信，请他在畅达到后，派车送畅达去楚雄，以争取时间。畅达于凌晨2时出发，我们还约定了联系方法和暗语。二是由保冠文写信给盐兴县委书记王鲁玉同志，汇报情况，以作准备。三是留在元永井的人，分头行动，组织力量，对敌进行摸底，以牵制事件发生，赢得时间，稳定局势，等待部队的到来。
4月24日，形势十分紧张。一早，我们便派出专人到街上观察动静。保冠文同志在有关区镇干部中作了应变的动员与部署。上午，从黑井传来了盐兴县委的复电，说“信已收到”，并告知正在盐兴检查帮助工作的楚雄地区副专员何以中、组织部副部长赵加明，何、赵决定带两个武装班，天黑后赶到元永井。这天，又得知昆明某部炮兵团骡马队来黑井拉盐巴，我们急派军大的徐彬(现名徐平)去联系求援，并取得了积极的支持和配合。直到晚上，还没接到楚雄的信息。我们守候在电话机旁，等到10点多钟，决定采取一项临时策略:召开税警有关人员会议，目的是观察一下动静，并以此拖延敌人举事时间。这样做虽有风险，但仍不失为一着好棋。结果，只把大队长刘瑞溪，六队队长汤固、八队队长王鸿玉、大队军需熊震找来，其他人都没找到。会上，我先是追问为什么人都找不到，又批评他们:“军官不在家，弟兄们谁来管?”我沉着地告诉他们:“傍晚可能有土匪要进攻元永井，我们内部有些败类要组织叛乱。”我指着坐在我左右的骡马队队长、指导员说:“恐怕敌人来的多，税警力量弱，因此已经把炮兵团请来了。他俩是炮兵团的两位参谋。”我还指出:部队由炮兵团统一指挥，不许自由行动，要协同作战，不听从指挥的要受到制裁。我们的这一招果然灵验。汤固看到两位佩带驳壳枪的军人，门口还有背卡宾枪的警卫站岗，竟信以为真。他心慌意乱地说声“要先回去同弟兄们打个招呼”，不等回答，就下楼去了。张光裕同志随后跟着下去，准备看个究竟。不料，张一下去就被准备叛变的匪徒抓了起来，下了枪。张光裕还看到十几个人握着手榴弹，扬言要炸楼，就假意对汤说:“还不快通知队伍走，否则就来不及了，人家的大部队马上就要到了!”汤固一听，也来不及思考，就撤走了。他们刚走到利民井，就遇到了骡马队的6个战士，开枪打了起来。听到枪响，我宣布散会，并说:“我们的队伍到了，大家招呼自己的人不要乱!”。
在我们开会的同时，保冠文也在区政府开会，集中了50多人，包括县上来的两个武装班，准备还击进攻区政府的匪徒，并制定出守、退两个作战方案。
半小时后，杂乱的枪声逐渐平息了。税务所一个姓高的所长中弹牺牲，枪支和税款被抢，还有一盐商的汽车驾驶员在麦地冲场坪上被乱枪打死。
叛匪酝酿已久的暴乱为什么虎头蛇尾，改变了计划呢?主要是我们的一系列行动使他们一时手忙脚乱而提前了。
当叛乱开始时，我们在楼上的人越窗而出。我和通信员刘玉清到了后山税警六队驻守的一个碉堡，因为当时还不知道汤固是这次叛乱的头目。小刘警觉性高，提出先上去弄清情况。不料，一上去就被叛警抓住了，小刘忙向我发出信号，叛警向我扑来时，我已迅速滚下山去了。当我回到场署时，职工群众都为我的安全担心，把我转移到离元永井3公里处的骡马队队部，后又转移到山上一个安全的地方。
在山上，骡马队队长告诉我一平浪来了几个带枪的人，其中一个负责的叫赵刚。我知道赵是一平浪特派员，就接见了他。接着楚雄的部队也到了，就在这里把驻守的一个税警队缴了械。去楚雄报信求援的畅达同志先后找到了地委书记陈家震同志、军分区司令员杨守笃同志、地委书记郝化村同志。这时，省委书记宋任穷同志刚好从昆明到楚雄检查工作。听到元永井的情况后，宋任穷同志十分重视，一因元永井是我省产盐重要原料基地之一，二因我曾经向宋任穷同志两次汇报过这里的情况。为此，宋政委坚决而果断地提出:不管问题如何，都必须派部队去，最好分几路去，越快越好。宋任穷同志还指示说，要把税警队的武器先卸掉。经地委、军分区认真研究，决定派出主力团一个营，由团政委徐彬、营长刘名芳带领迅速驰援元永井。部队在天将黑的时候就乘车出发了，晚上11点多到达一平浪，就听到了元永井方向的枪声。电话打不通:徐彬、畅达、贾宝仁等商量后，决定部队弃车步行，抄小路，兵分两路，由营长刘名芳、教导员金强率两个连，加上重机枪排，以及贾宝仁派出的一厂警队武装班，由特派员赵刚负责带路，走小路插向元永井;由团政委徐彬、畅达率郭仁的一个连去阿陋井。徐彬率领的一个连到达后，得知叛乱税警刚溜走，随即出发追击。这次战斗共俘获叛警30余人，缴获轻机枪1挺，其它枪支30余支，但没有抓到汤固。
两路部队在元永井会合了。在严密的警戒下，召集场署、税警队没有走的人员开会，将税警队全部武器缴掉。经过清查，有三分之一的税警共130余人跑掉了，场署出走的人不多。
随后，在元永井召开了主要领导干部会议，讨论研究安定局面、部队布防问题。大家认为，汤固一伙叛警外逃，因雕翎山距元永井较近，汤去那里与土匪勾结，对我仍是较大威胁;其他地方还有小股土匪在进行骚扰破坏;在没有走掉的人员中，也还有没暴露其真实面目的。因此，必须分别采取对策。另外，县政府所在地黑井情况还不清楚，那里驻有两个大队的税警，有百十号人枪，也有危险;还有各种物资、税款，关押着几十名罪犯，必须弄清情况。为此，决定派金强教导员率一个连和一个加强排去黑井，由熟悉情况的区干部李玉生带路。要求行动要秘密，夜晚出发，黎明前到达预定地点。部队到达黑井后，以传达元永井场署和税警大队通知的名义，集合起驻黑井的税警和场署黑井分场人员开会，一举收缴了税警队的全部武器。
我们在元永井分别召集员工开会，通报了以汤固为首的部分税警发动叛乱的情况，开展政策宣传，指出与人民为敌是没有好下场的，跑出去也是没有出路的，从而为稳定局面，减少生产损失，进一步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
随后，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政府和军队配合，开展了剿匪行动，并制止和破获了一起预谋的叛乱活动。随后，楚雄地区“反共救国军”司令杨永寿(又名杨守恒)在阿陋井一个小山沟里被捉。汤固在元永井叛乱失败后，于4月27日集匪众500余人，攻打广通云龙乡政府。5月1日，又与杨永寿策划分三路围攻广通县城。后来，罪恶累累的汤固终于在昆明被抓获。参加过“四·二五”叛乱的其他大小头目也纷纷落网。
“四·二五”税警叛乱之所以能及时发觉，采取对策，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首先是地委、专署、军分区决心大、行动快，从而转危为安，稳定了局势;其次是党政军干部、战士团结一心，行动一致，形成拳头，从而狠狠地打击了敌人；再次，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也是这次斗争胜利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