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沂蒙那个山上哎，好风光！青山那个绿水哎，多好那个看！”一曲驰名中外的《沂蒙山小调》世代传承，而歌曲诞生的地方就在世人熟知的沂蒙山区。每当听到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我的家乡。
一、秀美的家乡小山村
我的家乡位于山东沂南县双侯镇东梭庄，这个沂蒙山区的小村庄，是一个风景秀美的地方。我的童少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我儿时记忆中的东梭庄，那是上世纪20年代的事情。东梭庄有两座大小相仿挨得很近的石头砌的围子，围墙有三四个人高。两个围子内各有一座砖石结构，相当于现在四五层楼高的楼房，那时候土匪猖獗，经常来打劫，这围子是专门防土匪用的，人称东西围子或东楼。在这两个围子内，住着东梭庄大约八九十户人家，我家住西围子。我们村大都是刘姓家族，家族的辈分排序，我还记得，是遵、玉、家、举、曰、厚、乃、长、元、本、敬、幕，按排辈，我是刘家第七代人。村里还有黄、梁、苏等几户人家，是从外村迁过来的。村里人不分姓氏，相处得都不错。
村子北边约有六七百米处的地方有一座小山，人称小北山，山高约有一百多米，漫山遍野都长着茂密的松柏树，松柏树长得绿油油的，像一幅美丽的山景画，看上去很舒服。小北山上，时常鹊鸟聚鸣，风动树摇，松香漂浮，颇有生趣，这里是我经常玩耍的地方。
一年之计在于春，每年一到春天，人们告别寒冷的冬天，开始劳作了。春天来了，我和大人一样，忙活起来。迎着和煦的春风，我去小北山上，拾一些松球、松叶，母亲喜欢用它来烙煎饼。夏秋之际，我经常和小伙伴去小北山松柏树下乘凉，玩耍，捉个蚂蚱什么的，和小伙伴天真地在一起游玩，充满乐趣。林子里的一些松柏树有年数了，有的粗得要好几个人才能抱过来，雀鸟在树上筑巢繁育后代，生生不息。这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它能印证我们刘家和全村的历史。
小北山和村庄之间，有一片土质较好的黄土地，这是村里人生存的宝地，这块地靠近村边，种地方便，粮食产量还算可以，那个年代，种一亩地，收获粮食也就百把多斤，这就不算少了。地的中间有一片坟地，周边围着一片小树林，这是我们刘家的祖林，每年到上坟的季节，如清明、十月，父亲都要带我去上坟，烧冥纸，磕头，给坟头添土，这个古老的传统永远改变不了。林中的大多数坟墓，坟前都有石碑、供桌。曾祖父刘儒举葬在石鼓庄南，我们刘家的一处坟地，小时候我去上过几次坟。
村的南边有少量沙土地，因为土地贫薄，人们只能在那里种些花生、地瓜之类作物。再往南就是丘陵山区，我们村附近处的最高点就是大雾山。山上石头多，树木稀少，多是稀疏的酸枣树。我和小伙伴经常去捉蝎子、蚂蚱，摘个酸枣解解馋。
出了围子南门，村前边就是一片菜地，其中有我家一分地左右。父亲经常带我去菜地劳作，如拔草、翻地、除虫害、浇水等，我十岁多就学会种菜。我想读书，但没有钱去读书，只能在家里当作半个劳力，学做各种农活，包括种菜。我家菜地虽然不多，但种的菜足够我们一家人吃的了，收成好了还可以卖一些赚点钱。菜地南边是石砌的挡土墙，约有两三人高。
墙下边有一条自西向东的小沙河，河水清澈见底，时不时有小鱼在游动，那时候生态环境好。到了夏天，我和小伙伴经常来到河里泡澡纳凉，捞鱼摸虾，好不痛快。这条河非常干净，全村人饮用水就靠这条河，是全村人饮水的水源。南门外菜地里有两眼水井，只供浇菜地用，村里人从不饮用井水。这条河虽然不是大河，但是每逢天气干旱，河水从来不断流。人们喝这条河里的生水也不闹肚子，说明水质很好，很干净，没有任何污染。正月十五时，我还去河里放过胡萝卜灯。
河的南岸，沿河有一片几十米宽黄澄澄的清洁的沙滩，宛如镶嵌在河水边的一条金丝带。沙滩南边是沿河的杨柳树林，树上鹊鸟歌舞，林内牧童笛声悠扬，美妙的音乐声直飞林外。沙滩上躺着睡懒觉的黄牛，母犊哞哞地在呼唤。北岸河边村姑们的捣衣声、说笑声此起彼伏。生生不息的小河里，游鸭呱呱鸣叫，田地里劳作的人在小桥上来来往往，时不时地议论着什么，令人兴奋不已。这个小山村里，自然环境条件优越，人们在享受大自然的反馈，安然自在。
酷暑季节，在火一般太阳的照射下，在田地里劳累了一天的农家人，吃过晚饭，太阳落山后，带上蓑衣等物件，和孩子们一起去河的南岸上休息。坐在清洁如洗金灿灿的沙滩上，享受着顺着河飘来的凉风的清凉，人们三五成群或躺着或坐着，话桑论田。有的期盼丰收，期待粮食打下来吃饱饭。人群中自然也有频频的叹息声，生怕今年粮食不够吃。不谙世事的孩童们岂知父辈的愁楚，只是尽情地嬉戏玩耍。
每到冬季，只要不刮大风、下雪，南门外墙根下总会有几位老人坐在马扎、小板凳上，边聊天边晒太阳，很是悠闲，自得其乐。
村的西边六七百米处，是我们一个镇子的西梭庄，比我们村略大一点，住着刘姓家族。时过境迁，几十年过来，东西梭庄已经相连，宛如一个村庄。再往西去，就是山区了。村东边五六百米处是一条沙河，人们叫它“大河”。过去这条河，就是临蒙公路南侧的汪家庄。
我4岁那年，我的祖母去世。现在只模模糊糊记得，当时院子里有很多人在吊唁，屋门口放着一口棺材，有人叫我磕个头。其他的就不记得了，连奶奶的模样我也毫无印象了，如果能留下个相片就好了。
二、在闯关东的日子里
1931年，由于生活所迫，加上当地闹土匪，祖父刘曰尧、父亲刘惠厚带我们全家背井离乡闯关东，去了东北。
闯关东的人以山东人和河北人居多，从清初到民国年间，内地闯关东的人数达到了3000万人次，多数是因自然灾害和战乱而迫于生计的人们。
我们一家人飘洋过海，经过跋山涉水，来到吉林省花甸县山区的一个地方。
当时，这个地方只是散乱地住着四五户人家，都是关内去的，同是天涯沦落人，大家相处和谐，团结互助。我们住的房子是之前闯关东的人回老家时留下来的。一栋房子外间是灶房，里边两间是卧室，有一个大炕，我们全家人都睡在这个大炕上。我们刚到东北时，吃的粮食是邻居家凑给的。如果没有这些热心人的帮助，我们初到东北，这日子怎么过下去还真不好说。
我们耕种的土地，就在住户周围，这里的土地比较多，和山东地少人多不一样。土地除了种熟地，还可以开垦新地。东北土质肥沃，只要下上种子就有收获。只要种地，就有饭吃。当时种地农作物比较单调，除了种玉米、大豆以外，再是种少量的土豆。
我们周围除了可耕种的土地以外，还有一大片树林。夏季能在房前房后种一点菜，还可以到树林中去采一些蘑菇，挖到少量的山菜。在吉林花甸县这个地方，我们常年吃的饭，就是吃玉米饼子，喝玉米粥，再是吃土豆，和山东临沂的饭不太一样。
到了秋季，粮食收成以后，多余的粮食和采摘的山货，可以到城镇去出售，换点钱，置办衣物和生活零用。
我们家种地、开荒都是手工劳动。只有在那里住的时间比较久、比较富有的人家才能用马耕种。每年一到秋季，是最繁忙的时候，有时候庄稼还不成熟就收了，怕下雪、上冻，什么也收不成。收好的粮食，堆放在用木棒、木板搭的有一层楼高的棚子里储存，主要防止被野兽主要是野猪、狗熊糟蹋。我们驻地经常有狍子群、鹿群、狼群活动，偶尔也能见到野猪和狗熊。我们家养了一条大黄狗，有时夜里狗叫得激烈异常时，便可猜到可能是狗熊或野猪来了，就赶紧点燃几只鞭炮扔到院子里，将野兽吓跑。
总之，当时在东北，只要肯出力，靠劳动就会饿不死，尽管东北的农村生活十分单调。
入冬之前的秋季，各家院子里都备下几大垛木柴，供一个冬天取暖用。当地树木很多，可以随便砍树，那一棵树直，也好砍就砍那一棵。冬天取暖靠烧木头，把屋里烧得暖暖的，把坑也烧热乎，一个冬天没有什么事就不出门了，外边太冷。
冬季十分漫长，大雪封山，积雪不化，大雪很厚实，大人一脚迈出去，大雪淹过膝盖深，天气比山东冷得多，冻得许多人不敢出门。
一个大冬天，整天呆在屋子里，对我一个六七岁的孩子，自然是向往外边的世界，想到冬天不做农活了，能读书学点什么就好了。
我们一家人来到吉林后，虽然生活有所改善，但我的叔叔和我二弟弟，永远留在吉林了，埋在那里的黑土地上。他们得病了，家里却没有钱，无医无药给他们治病，先后病死了。
我非常喜欢我的二弟弟。他英俊、聪明、勤快、听话。许多事一说，他就明白，一教就会。他五六岁时，就是我的好帮手。我七八岁就在地里干零活，去附近树林里采摘山货，如木耳、蘑菇、松子、榛子等。我每次出去采摘山货，父亲就再三叮嘱，只能在附近树林边上采东西，不能去树林深处，那里不安全，并且一定要带上一根结实的木棍，作防身用，并交代我要早一点回来。我每次外出，二弟弟都送出我很远。只要我拿起背袋，他就急忙拿过棍子递给我说：“哥，要小心点，早点回来”。我走了以后，他一直目送我，直到在视野里消失。
山里不仅有野兽，还有许多蛇，几乎每次出去都见到，有时候能见到很大的蛇。我最不愿意看到蛇，我每次出去大黄狗总是跟着我，发现有野兽它就“汪汪叫”，给我报信，我就做好准备。每次从山里回来，我尽量给二弟弟带一些野果和山货，如野葡萄、酸枣、榛子等。二弟弟很懂事，总是先让老人吃，然后分给姑姑和叔叔吃，只要他没有活干，我从山里回来，老远就看见他在户外翘盼我。我不知道他什么时间出来的，只要见到我的身影，他就急忙跑着过来迎接我，拿过棍子，抱着我说：“哥，你怎么才回来。”然后，高高兴兴地同我一起回家。
1936年，二弟弟因病死了，当时我12岁，我对他的死，心里非常难过。当时的场景，我记得很清楚，二弟弟葬在了我们住的不远处西北山坡下，紧挨着叔叔的坟墓。弟弟下葬那一天，我们全家人都去了，邻居家也去了一些人，我们一家人哭了很长时间，十分悲痛，尤其是我母亲和我，我们不愿离开坟地，是邻居家把我母亲拖回家的，我祖父把我拖回家的。后来，我想二弟弟了，就上他的坟地去看看，在东北期间，我多次去他的坟上看过。
结束了在吉林的生活，回山东老家之前，我们全家专门去叔叔和二弟弟的坟上告别。后来，我经常想，若二弟弟活在世上，一定会有出息的。相反，我并不怎么喜欢我的叔叔，他大概比我大一两岁，性格内向固执，发起脾气来，谁的话他都不听，他也很可怜，他因病双目失明，什么都不能做，我父母照顾他吃喝，我照顾他上厕所。
1931年日军侵占我国东北以后，逐渐由城镇向农村山区开始入侵。1936年，我12岁那一年，我们住地时常有战事发生。日军开始对农村、山区进行“扫荡”，抗战游击队，也有人称他们是“胡子”的，同日军进行战斗，有时候游击队从我们住地去城镇袭击日军，他们夜间去，天亮时返回，经常在我们这几户人家吃饭和休息，给他们吃玉米饼子和玉米粥，给什么，吃什么，他们从来不计较。游击队经常在我们住地附近活动，有些人我们都认识了，他们从不欺负老百姓，而且，他们义无反顾，奋起抗日，让我敬佩，这种奋起抵抗侵略、不畏生死的精神，深深地感化了我，我于1940年参加八路军，不满16岁敢于拿起枪打日本鬼子，与这种感化不无关系。当时在东北，日军疯狂“扫荡”，除了要消灭抗日游击队以外，还捕捉杀害老百姓，烧房子抢东西，还要并屯，把山区、农村距城镇较远的老百姓并到城镇、大村中去，以便于日军进行长期统治。
三、被迫从东北回到山东老家
每一次，一听说日本鬼子要来，我们就赶紧去深山里躲藏，但还是有的中国人被日本鬼子搜出来杀害了。我们周围的人们不停地议论，日本人占领东北以来，人们的生命安全没有保障了，连这个偏远的小地方也不安全了，到处充满危险，得想办法离开这里，不能在这里等死。
祖父和我父亲说，日本鬼子占领了这里，这个地方没法过了，可又无处去，只能回山东老家了。
到了1937年，我们把能卖的东西都卖了，把家具送给邻居，我们就要离开这里了。我最难舍得是那条听话的大黄狗，当我们全家坐上邻居家送我们的马车时，那条大黄狗也跟着上车，赶下去后它又上来，这样反复过好几次，不让它上车，它就跟着车走。后来没有办法，只好把它拴在邻居家的树上，它可怜巴巴地看着我们渐渐远去，我也不舍得这条大黄狗，但没有办法带它和我们一起回山东。
到了火车站，我们下了马车，坐上火车。在大连下的火车，再坐船到石臼照，即现在的日照市。下船以后，老家来人来接我们，他们带来手推车，我和母亲、姑姑、妹妹坐在手推车上，父亲和祖父随着车一起走。一路奔波，好不容易回到了久违的老家山东沂南县东梭庄。
我们老家的房舍是由二祖父家照管的，我们回去以后，他们就让出来了。
我们家有7亩地，3间土坯草房，1间灶房，住房分两个单元，一间由我父母、我和妹妹住，另一间由祖父和姑姑住。里间住人，外间是我们全家人吃饭的地方。家具只有简单破旧的床铺和橱柜、板凳等。灶房有一口大锅，另有一个泥制的小炉子，是烧开水炒菜用的。我们回到老家没有粮食，口粮是本族人这家一碗那家一瓢凑起来送给我们的。
安顿下来以后，祖父和父亲商量明年怎么种地。从此，我们开始了食难果腹、衣难遮体的日子。日子虽然难过，但冬天比东北温和，小伙伴多。有几次，我因为在街上贪玩，耽误干活，为此受过为一家人生计而烦恼的父亲严厉训斥。
四、贫困交加的苦日子
按理说我们村自然环境非常好，但经济十分落后，导致老百姓生活非常贫困，管理十分落后。
村子里街道高低不平，坑坑洼洼，到处都是垃圾，不宽裕的街面上，经常有人在大街上晒大粪，味道很大。还有，由于地面是泥土路，风一刮满街就尘土飞扬。这些不干净不卫生的现象比比皆是，没有人去管。
土地是老百姓唯一的生活来源，大多数老百姓人均只有两亩地左右，地主的土地数例外，生产方式十分落后，上一辈人怎么种地，下一辈人还怎么种地。从来不知道对土地进行改良，也不懂、不会改良，土地好年成好，粮食产量有望超过百斤，否则过不了百斤，交上赋税，所剩无几。人们常年劳累，却衣难遮体，吃不饱饭。土地就那么多，人口却不断地增长，日子过得艰难困苦。
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日子很不好过。国民党政府不管不闻老百姓死活，只管收取苛捐杂税。收成好与不好，政府不管，老百姓只能按照他们规定的钱数、时间、地点去送钱，否则就被抓去坐牢。
自从日本侵略我们国家，开始打入关内以后，国民党政府更是增加了名目繁多的税目，真是雪上加霜。一些抗日武装力量在我们当地活动不断增多，国民党军队和名目繁多的游击队，吃穿用都取自当地老百姓，弄得民不聊生。
父亲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为了明年多收点粮食，父亲天不亮就起床去村外拾粪，我十多岁时，也天不亮就起床去村外拾粪。刚开始，天不亮黑糊糊的有些胆怯，可我鼓鼓劲就坚持挺过去了。大冬天的，衣被也单薄，家里很冷，想出去活动一下，有时候父亲对我说：“天还早，你再睡一会儿。”遇到刮风下雨，就不让我去了。
母亲为了一家人吃穿操心劳累，还要照顾我妹妹，后来有了小弟弟。在我们家，我母亲是最辛苦的，我们一家人在北屋吃饭，高粱粥煮熟以后，先将锅底锅边厚一点的盛出来给弟弟妹妹吃，然后饭菜再送到北屋来，祖父、父亲、姑姑和我一起吃，其实我不想和父亲一起吃，饭桌上碗筷的放法，他都有严格的要求，放不好就要受责备。母亲从来不同时和我们一起上桌，我们吃完后剩下什么母亲就吃什么，没有剩的，只喝点稀粥。有时候我们劝她吃点煎饼，她说：“你们下地干活的吃点干的，我在家喝点稀的就行。”常年如此，造成母亲体弱多病，还经常犯胃病。1964年我在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期间，从北京同仁堂，经导医指点买了“平安丸”寄回老家，弟弟妹妹来信告诉我，母亲用了“平安丸”药以后，胃病好了，再没有犯过。
国民党政府根本不管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加上地主的压迫，老百姓住着破旧低矮的土坯房，而地主则是高大的砖墙瓦舍，老百姓衣着破旧不堪，常年吃糠咽菜。许多人面黄肌瘦，疾病丛生，无医无药。
我十多岁时，有一年的春天，因去年无秋种，夏季无收获，日子很难过，春天主要靠吃野菜。吃得最多的是苦菜，苦菜很苦，但经开水焯一下，再用温水泡一下就不苦了，软软得比较好吃，我们院子里的那棵榆树的叶子也被我们吃光了。遮衣蔽体、食不果腹的日子也难以为继了，父亲夜里很晚也睡不着觉。坐在床上一袋接一袋地吸烟，唉声叹气，母亲不断地重复说：“这日子怎么过？”父辈们为吃饭穿衣犯愁的事情，给我这个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为了一家人活命，祖父和父亲只得找亲朋好友登门借贷，好不容易熬到秋天。不料天降灾害，连降大雨，庄稼泡在水里，风一刮就倒伏了。地里一片汪洋，减产是肯定无疑了，劳累了大半年，收获恐怕难以糊口。面对如此残况，“这个冬天怎么过？一家人吃什么？”祖父、父亲不断重复这样的话。
冬天快要来了，我向母亲提出要求：“我的棉袄又小又破，不能穿了，给我做一件吧。”“孩子，你都这么大了，该懂点事了，你看咱家这样，能给你做棉袄吗？等我给你接接补补，凑合再过一冬吧。”听了母亲的话，我很后悔提出的要求。到了夏天，父亲对我说：“天不冷了，不用穿上衣，省下来秋天再穿吧。”一个夏天，我基本上没有穿上衣。到了秋天，有一次去赶大集，过河时不小心我把上衣弄丢了，父亲心疼地说了我几句，整个一个夏天我都没舍得穿的上衣，却把它丢失了，我心里很难过，为此我流下了眼泪。
为了过冬备荒，打场时，父亲把邻居家遗弃在场里能吃的糠都收集起来，拿回家备用，父亲让我把邻居遗弃在菜地的菜叶子、菜缨、菜帮子都收集起来，切碎晒干冬天吃。并再三叮嘱我：“人家还要的咱不能拿，为人要厚道，不能干让人说闲话的事。”我从记事时起，就经常听祖父、父亲说：“为人要勤俭、厚道，爱护国家，孝敬父母，这是祖上传下来的要记住。”
按照父亲的嘱咐，我把地里的地瓜秧包括邻居家遗弃在地里的运回家，母亲切碎，我挑到山坡石板上，晒干后收回来，储存起来。为此母亲的手都磨破了，她用布包一包手，缠一缠刀把，继续切，每天都切到深夜。忙碌了一阵子，祖父指着储存的干菜有点放心地说，这也能顶上几百斤粮食，今年冬天我们家饿不死人了。
秋天地里的活干完以后，我家每天都是以菜代粮。说是吃小豆腐，实际上看不到豆子，一锅菜只抓上几把豆面，哪能看出豆面，祖父和姑姑、妹妹吃点掺了糠的煎饼，其他人全是吃菜，省下点粮食下地干活时再吃。挨饿吃不饱饭的日子真难熬啊。
五、难忘的祖辈老人
多少年了，我一直想着我们家那几位慈爱的祖辈老人，他们对我十分关心和爱护，让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每一次我上山打柴，打完柴下午回家，又累又饿，母亲就让我吃一个高粱煎饼。高粱煎饼因为掺了很多糠，一折就碎了，卷不上菜，吃在嘴里沙沙地作响，很难咽下去。我打完柴，想找个人玩一玩，经常是拿起煎饼就去亲戚家里找小叔叔玩，来到小叔叔家里，老奶奶只要看见我，就把我叫到她跟前问长问短的。有一次我走进她家的院子，她指着跟前的小板凳说“小孙孙，过来坐下。”接着问我：“你怎么好几天不来了？”我说：“这几天上山打柴回来得晚。”她接着说：“我看看你的煎饼？这糠煎饼怎么让孩子吃啊，把它扔进猪食缸里。让你姑姑给你卷一个。”她大声说：“卷个煎饼放点咸菜，可别放多了咸着他。”我接过姑姑递给我的煎饼，老奶奶说：“坐这里吃，吃完了再走。”她家的高粱煎饼是不掺糠的，吃起来又香又甜，我几口就吃完了。我家前院有位老爷爷，有时候在街上遇见我，就约我去他家里，他有时候给我一个馒头，有时给一个烧饼，等等，他家里有好吃的就拿来让我吃。西院我四祖母也很关爱我，有时候我去她家里找我三叔玩，见到我她就问我：“你饿不饿，盆里有刚出锅的地瓜，还热，快去拿个吃。”那时候人饿急了热地瓜也是美食，我也不客气，拿起一个热地瓜，吃得十分香甜。还有几位很感人的老人，我就不一一细说了。那个年代，我们村里有时候有卖烧饼、油条的，不同季节还有卖粽子、米粉、麦芽糖的。这些寒食，我们村里只有极少数人买得起，大多数人买不起，但围观的孩子有很多，其中就有我，我见到有的孩子在吃零食，馋得我只有咽口水。有一次，有人在卖粽子，我在边上看，我远房的四叔看见了，他赶紧买了一个粽子递给我，让我慢慢吃，吃完了再回家。这个情形，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晰。旧社会就是这样子，大多数人为穷苦人，饭都吃不上，哪有钱买零食，很多穷人家的孩子只是看看有什么零食，哪有钱买零食吃。我们一家人吃油，就靠秋天收了黄豆，到油坊换回几个豆饼和六七斤豆油，平时吃菜不舍得放油，就用大蒜或豆瓣酱拌着吃，有时候放点豆面算好了，只有大忙时或过节时才用油炒菜。我祖父喜欢喝一点酒，收成好了卖一点粮食，换回来一点钱，父亲用这个钱偶尔买一点酒给祖父喝，并让我去豆腐坊买一块像茶杯口大小的豆腐，在买回来的路上，我闻着豆腐的香味直流口水。回到家，母亲放点豆瓣酱拌一拌给祖父下酒，那点东西本来几口就吃完了，可祖父总是一点一点吃，并留下一小口，招手让我去吃，我闻着祖父呼出来的酒气，一口就吃完了。
六、慈祥的外祖父、外祖母
几十年过去了，我时常怀念我外祖父、外祖母。外祖父和外祖母，本分老实，勤劳善良，家里十分贫困，吃的住的都不如我家，房舍十分简陋。有时候我去看他们，他们家没有地方睡觉，就在屋里地上打个大铺，全家人睡在大铺上，早晨再收拾起来。即使是这样，我也最爱去外祖父家，去了就不想回家了。外祖父、外祖母慈祥善良，对我非常好，有时候在他们家住久了，父亲去找我，我才随父亲回家。外祖父五六十岁时，为赚几个零用钱，农闲季节，挑着油盐酱醋等生活用品走村窜巷叫卖，回到家已经非常疲累，严寒的天气，他的胡须都结了冰霜，十分可怜，见到此景，我心里十分难过，老人家风里来雨里去，不顾年事已高，经常用这样赚的钱买烧饼、馒头等食物给我吃，现在一想起这些，我就十分心酸。外祖父没有儿子，我的几位姨，尤其是当时未出嫁的小姨对我最疼爱，我去他们家，总是单独给我煮个鸡蛋什么的，给我做鞋、袜子、衣服等，多方面照顾我。可自从1940年我当兵离开家乡以后，一直没有尽到孝敬老人的责任，这让我时常感到不安。对这两位老人和亲戚们，我将永远记在心里。
七、瞒着母亲的一件事
我13岁那一年，患上不明原因的脚痛。母亲背着祖父和父亲，给我找了个“神婆子”治脚。“神婆子”对我母亲说：要到庙上给“三官老爷”送三年靴子，才能治好这个病。当时我们没有文化，只能相信“神婆子”说的话。每次去“三官老爷”那里送靴子，还得给和尚送钱。我第一年按照母亲的吩咐，到“三官老爷”那里，其实就是个泥人，烧了靴子，把钱放到了和尚的筐子里。但在返回家的路上，我不断地在想，明明是个泥人，怎么会治病呢？一直到后来我脚不痛了，我仍然疑惑泥人能治病吗？第二年母亲又买了纸靴子，给我几个钱，要我去“三官老爷”那里烧靴子放钱。出了村子，我越想越感到不对劲，泥人能治病吗？根来不可能，我的脚不疼了，不一定是泥人治好的，这几个钱我可舍不得扔到和尚的筐子里，我决定瞒着母亲，把靴子扔了，把钱买烧饼吃了。我当时就想，泥人要是真的显灵就再让我脚再痛，等明年我再去烧靴子。这一年我没有烧靴子也没有放钱，我的脚却没有疼过。到了第三年，我仍然按照第二年的做法，既不烧靴子也不放钱，从此，脚也没有再疼过。我想，迷信的东西不能相信。但对于这件事情，我一直瞒着母亲，怕告诉她，她会不高兴的。旧社会穷人没有文化，遇到事情只能讲迷信了。我虽然没有文化，但我不太相信这些迷信的东西。
八、和地主智斗
我14岁那一年秋天，路过一家地主晒豆子的场边，地主骂骂咧咧地说我踩了他的豆子，我说我在场边走没有踩到豆子，地主蛮横地骂着说：“踩了豆子，还敢犟嘴。”说完就把我按倒在地打了一顿，打得我身上很痛。后来我同几个小伙伴说了这件事件，原来他们当中也有几个人，有过和我一样的遭遇。我们异口同声气愤地说，我们不能白白挨打受骂，得想个办法出一出这口气。后来，比我大几岁的四叔给我们出了个主意。大年初一那一天，天气很好，地主家的大黄牛拴在围墙根底下，卧在地上懒洋洋的晒太阳。我和几个小伙伴，乘大中午头人们休息，街上没有人的机会，我们几个作了分工，他们分头放哨，我把鞭炮拴在牛尾巴上，解开缰绳，将鞭炮点燃，将牛狠狠地打了一下，牛从地上爬起来，在鞭炮的响声中，受了惊的牛马上就跑了，看到牛跑了，我们很快离开了现场。牛只要见到人，就跑得更欢，一气跑到了很远的地方。地主家好几个人，费了大半天的工夫，天快黑了才把牛找回来。我们几个人联合起来，，采用这个办法，对这个地主出了一口恶气，心里十分痛快。我们几个相约谁也不许说出去，打死也不说。这件事件，我一直记在心里，穷人再穷志不短，有压迫就有反抗，绝不能白受地主的气。
九、一场失败的官司
我十多岁时，就跟家里人参加农活，除去菜园除草、灭虫，外出拾粪和上山打柴外，地里的活，除扶犁摇耧外，刨地、锄地、收割和挑东西等活，我都能干。我16岁当兵离家以前，已经是家里的大半个劳动力了。每一次干活时，父亲怕我累着、伤着，总是提示我干活慢一点，挑东西少挑一点。每到农忙，我最不愿意干的活就是推磨、压碾子和看弟弟妹妹。有时候，不得不干也是心不在焉，总想着出去和小伙伴们玩耍。为此，我曾经挨过母亲的打骂。那时候我不理解母亲，她终年为一家人的吃穿操心，为穷困艰难而心烦。有一年春天，我家和地主家连在一块的那块好地，被地主家耕过去一块，可能有几分地，我家几经交涉，地主蛮不讲理，拒不归还。祖父和父亲又急又气，无可奈何，祖父只好去县政府打官司告地主，官司一打一年多，白白花了钱不说，倒还输了这场官司。国民党政府是地主、资本家的政府，国民党是维持地主、资本家利益的政党。穷人和地主打官司，穷人占理，理再多也打不赢，弄不好还可能惹一身祸。抗日战争时期，我的家乡已成为我党我军根据地，我们村于1944年进行土改，我们家被划为下中农，耕者有其田，又分得了两亩地。
十、我没有上过一天学
打我记事起，记得我们村子里只有一处私塾小学，东西围子一百多户人家，只有七八个有钱人家的小孩在那里读书，一个年龄很大的先生在教书。那个时候，只有富有家庭的孩子才能上得起学，穷人家的根本上不起学。因为先生轮流在学生家里吃饭，要吃肉喝酒吃面，还要交学费，这是穷人家根本做不了的事情。每一次，我外出劳动，路过学校门口时，时常听见里边传出来朗朗的读书声，我非常羡慕他们从小就能上学，就驻足向里边观望，可每一次被先生发现，他都大声吼着：“小孩子看什么，滚开。”听到这一句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只好悻悻地走了。由于我们村认字的人少，每年过春节时，我们穷人家请人写一副对联，都是一件大难事。有一年，国民党政府来了几个人，说是要在我们村办一个学堂。由于没有钱盖学堂，就把我们村西北有一座庙的边上，那里有一大片长得又粗又高的松柏树全部砍掉，把木料运走卖了。不久，把木料钱盖了五六间平房作为学堂，门窗上边还涂了国民党的党徽。盖了学堂，村里人们在背后悄悄议论，卖树的钱，盖这样的学堂，能盖十几座，也有人说能盖几十座。学堂一年以后才盖好，第二年开始招生，老百姓心存顾虑，没有人敢去报名。第三年春天，学堂又开始招生，我求父亲我要上学，父亲答应我去报了名。我和报名的同伴们高高兴兴的去学校打扫了六七天卫生，整院子，扫地，擦洗桌凳、门窗。打扫卫生时需要用水，学堂边上庙里，和尚有烧开水的壶，壶拴上有绳子，我借来从水井里取水时，把壶嘴别到石缝里别坏了，我胆怯的对和尚说：“我打水不小心把壶弄坏了。”和尚看了一眼，没有责备我，只说了一句，把壶放在那里吧。回家以后我对父亲说了这件事，受到父亲的训斥，说我做事不小心，这件事一直在我的记忆里。我们打扫完卫生后，主事的人对我们说，过了清明以后可以来上学了。我一直盼望上学，觉着这一次有希望了，可是清明过去了，学堂一直没开学，我着急的四处打听，才听说老师被国民党政府抓起来了。这一年没有开学，后来就有了日本鬼子“扫荡”的事，上学的事就不了了之了，以至于我16岁参加八路军之前，没有上过一天学。
十一、坚决参加八路军
20世纪40年代，日本鬼子侵占临沂地区以后，老百姓对日本鬼子“扫荡”抢东西烧房子，抓人杀人早有所耳闻。人们十分恐惧，一听说鬼子来“扫荡”，就躲到山里藏起来。当时，我们村里有两个年轻人没有躲藏，这两个年轻人说：“日本鬼子也是人，咱不怎么着他，他能怎么着咱。”有一次，日本鬼子又来“扫荡”，村里人都到山里躲藏起来，只有这两个年轻人，人们怎么劝就是不走，等“扫荡”的日本鬼子走了以后，我们回到村子里，那两个不幸的年轻人被日本鬼子杀害了，在我们村西北的路上被砍了头。我去看时，已经有人用席子将他们的尸体盖住，两个人只外露出四只脚，我没有敢靠近看。从此以后，人们议论纷纷，日木鬼子来了，真得去远一点的地方藏好，不然叫鬼子捉住就没有命了。也有人说，如其在家躲藏还不如去当兵抗日，保卫家乡，手上有了枪可以打鬼子，和鬼子拼命。我们村里两个无辜的青年人惨遭日本鬼子杀害后，引起人们的愤怒，对我触动很大，从此萌生了当兵抗日的念头。不久，我就参加了八路军，走上抗日打鬼子的道路。我们村当时80多户人家，360多人，从1940年起，先后有23名热血青年参军，其中有5人牺牲。我们这些幸存者看到了新中国的成立。我于1940年8月参加八路军，从此离开父母，原本想打走日本鬼子以后，回家和父母过一个安稳日子，不料，一直跟随部队南征北战，竟是戎马一生。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一直在部队，工作很忙。只是到了1962年请假，和我爱人赵秀珍和二儿子刘卫民，回到家乡探亲，才见到久别的父母。我一直想把父母接到我的身边，但他们不愿意离开家乡。尽管我每年按月给父母寄钱，但我觉着还是没有尽到孝敬父母的责任，这使我一生愧疚。
我父亲刘乃晏出于上世纪20年代，在沂蒙山区一个小山村一户贫困的家庭长大。
那个年代，挨饿、受冻时时困扰着他，他没有上过一天学的窘况，因为家里贫穷。旧社会苦难日子的印记，让他终生难以忘记，因此，他在晚年留下了《我的童年》，我看过好多次了。最近，我把《我的童年》重新进行整理编辑，边编辑边看着父亲从小经历过的苦难生活，我的心在不停地流泪。
旧社会是一个充满混战、动荡、黑暗的社会。因为憎恨旧社会，憎恨外来侵略，父亲不满16岁，就参加了八路军，跟着共产党，为推翻旧中国“三座大山”出生入死，浴血奋战。
父亲在晚年时，还经常对我们家人说起旧社会的苦难日子，说起吃不饱饭穿不上衣的惨景，说起因为贫穷没有上过一天学的。对父亲不幸的童少年，我十分痛心不已。
今天，我之所以把父亲不幸的童少年生活加以整理，目的是永远不要忘记历史，永远不要忘记过去。
70多年前，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万恶的旧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是因为有了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想，生活在今天的许多人，都明白这个最朴素最伟大的道理。
2022年3月28日根据父亲刘乃晏《我的童年》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