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天，我们运山坝天天过败兵，听说红军要来了，母亲很害怕，带着我跑到山里去。过了几天，父亲来了悄悄地对母亲说，红军已经来了，对人很和气，没有什么关系，叫我们回家。我那时才十三岁，好奇心很重，总想看看红军是什么样子。
刚进村，就看见满街都是红军，他们穿着用稻草灰染成的黑粗布军装，戴着八角帽，帽前缝了一个红布五角星。听口音绝大部分都不是四川人，讲起话来有点卷舌头，以后我才知道他们是鄂、豫、皖一带的人。
我们回到村里来的当天下午，红军就敲锣叫开群众大会，成立“苍溪县运山乡苏维埃”，就在那次大会上，我父亲凤九伍被选为苏维埃政府秘书。我们的大东家、大地主唐杰夫在红军到来的几天前就跑掉了，我家从此过上了好日子，父亲连日来都很高兴，整天在乡苏维埃政府忙个不停，我自然也跟着父亲在乡苏维埃政府里玩，和红军大叔们混得很熟，尤其令我羡慕的是红军里也有小鬼，个头都和我差不多，但那个神气样儿简直就和红军大叔们一样。
过了几天，红军要走了，父亲同母亲商量让我参加红军去，说红军走后日子就不好过了，何必让孩子在家受罪呢。母亲最初哭着不让走，最后经不起父亲再三劝说也就同意了。我的心早就飞到红军那里去了。
那时，也不知道以后还要吃苦，还要长征，只知道红军是唐杰夫的对头，所以就必须参加红军。那一天下午，我到了红九军，也没有军装换，身上还是穿着我那件破烂衣服。第二天早上，部队离开运山坝，向东开去，以后就是天天行军。
最初两天，我还咬住牙走，以后就实在走不动，脚趾都被草鞋磨破了，我就问旁边的红军：“大叔，我们要到哪里去?”“什么大叔?”那人笑了，“这小鬼好乱问，跟着走吧!以后记住，叫同志!”
我点点头，约莫走了四百多里地，我们到了通江县。为了照顾走不动的小同志，四方面军总部就把部队上的小鬼留下来，统统调到少年先锋团里去。少年先锋团是个培养小鬼们的学校，每天要出操上课。
这一天，起床号还没有响，我就爬起来了，拿着《红军读本》悄悄地坐在墙角里读起来，忽听有人问：“谁叫你起得这么早的?”虽然是温和的语气，却透着责备的口吻，我掉过头来，原来是文化教员。
我说：“不是要把它背熟吗?”“光背吗?”我可说不出话来了，老实说，课文的内容我是模模糊糊不大理解的。“小鬼!光背熟有什么用呢?”
文化教员把我手中的书合起来，“学习课本的目的，主要的是使你知道为什么要当红军，红军是干什么的?”我不好意思地笑了，却把埋藏在心里很久的心事提出来问他：“我既然当了红军，为啥子不发给我枪呢?”“什么?”
文化教员惊奇起来。“我爸爸叫我来当红军，不是叫我来练木枪的，我要有个真枪才好。”“哦!”文化教员明白了，他笑着说：“发根步枪给你扛得动吗?再说，红军的武器非常缺少，想要枪，你得自己从敌人那里去缴获啊!”我在当红小鬼的最初几天里，总是提出这类可笑的问题。
一九三三年十月，我们过十月革命节，上级发给我们每人三吊钱，我真是高兴极了。
第三天，我被送到“四川省苏维埃工农银行”去，离开了总部少年先锋团，我也不知道是去干啥，一到银行，看见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小鬼。负责管理我们的是一位老红军，叫李明智，年纪约有二十多岁，四方脸。李明智拿了一张白洋布给我，又递来一把剪刀，说：“你把它剪成四方块，然后一块一块叠好。”“这是干什么?”我很惊奇地问。
“拿去印钱。”“钱?那不是银圆和铜板吗?为什么是布的?”“哎，你快做事吧，刚来就这样哕嗦。”他接回布和剪子去，“嚓嚓”地剪下两张来，拿在我面前摆摆说，“就照这样子陕剪吧!”剪好的布经李明智过数后就送到石印厂里去。
印好以后，再送回来，由李明智亲手盖上萧经理的印章，这样就成了钱。我记得票面是一吊钱和三吊钱的两种，颜色分为黑色和蓝色。图案很粗糙，除了字外几乎就没有什么。以后，我们银行又搬到通江县苦草坝，在这个荒凉的小山村里我们设立了工厂，不但可以印票子，还可以制造银圆和铜板。
我那时是担任洗擦银圆的工作，就是把收进来的银圆用明矾水煮，然后再用烟灰擦，擦得明亮亮的再送出去。我们自己造的银圆，正面写着是钱数的字样，背面是镰刀斧头。
一九三五年，部队从通江走巴中，从巴中走旺仓坝，又从旺仓坝走庙二湾，然后渡过嘉陵江。我们银行也跟着走，李明智带着我们这帮红小鬼，说说唱唱，倒把劳累和想妈妈的念头抛去。国民党的飞机总是跟在我们后面炸，每当飞机轰炸时，李明智总是拉着我们躲进山岩下面去。
他的脸更瘦了，眼角布着血丝。不知怎么的，我有时会突然想起家来，但是，家又在哪里呢?身后那远远的地方，都被刘湘和田颂尧占了，爸爸妈妈在哪里?我不敢想下去，问李明智：“这一走，可不是没有家了?”“不!”李明智说，“我们打出去就是为了家，穷人要打不出天下就保不住家。”那时我还不大明白他讲的意思。
每天都在走，越走越荒凉，过了茂县，便往荒野的黑水进发，这里是藏族地区，四面都是黑压压的高山，有时走一两天也看不见一户人家，四处荒无人烟。萧经理再三嘱咐，叫大家千万不能掉队，不然被少数民族抓住就要挖眼睛割耳朵。连日走了几天到了炉霍。炉霍只有几个有着小土墙的房子。
晚上宿营时，屋里熊熊地燃着一堆篝火，火焰冲开空气腾上去，照得每一个角落都红亮了。我盯着柴火出神，想家，横七竖八地躺在我周围的小鬼们早已睡得呼呼响了。一阵风顺着墙上的通壁洞扫进来，火柴堆的火焰更大了，差点把小鬼们垫着的乱草引燃了。
一直为我们守着火的李明智赶快往柴火上压了一块生柴，于是，火焰小了。我借着火光看见他那深陷的眼里，透着一种善良的光泽，而这光泽仿佛只有在爸爸和妈妈的眼神里才看得到。他轻轻地问我：“你怎么还不睡?明天还要走远路。不久就要过雪山哩。”“过什么?”我从火堆旁坐起来。
“过雪山!”李明智从身上解下那件未硝过的有腥味的羊皮褂子，给我穿上，说：“穿上吧，这样过雪山的时候会暖和些。”“这皮家伙，哪像个红军穿的，像个生意客!”“管它好看不好看!穿上，到了雪山上你就知道它的好处了。”
黑水真荒凉啊，到处都是黑压压的高山，密密的原始森林发出潮湿的霉烂气，茂密的野草死气沉沉地在风里颤抖，草不高，但都很难走。部队拉成直线紧接着过去，像是一串黑珠子掉在草绿色的布面上一样。
云黑沉沉地压下来，和地面的雾接上缝儿，把部队前后遮断。雾雨凄凉地下着，披在我身上的单子，总是湿漉漉的。这样又向西走了几天，到了康猫寺，就看见前面白雪皑皑的大山了。
山上雾气潆潆，发出耀眼的雪光。只听到同志们在喊：“大雪山!大雪山!”“雪山……是什么?”我看见那寒气逼人的大雪山不觉胆寒起来。“没有什么，有路走。”李明智安慰我。前面有人传话来，把李明智喊去了。
约摸有两顿饭的样子，他转来了，传达了上级的指示，说翻过这座大雪山要三天，第一天在半山腰宿，第二天白天过山顶，第三天傍晚才能到达大藏寺，要我们小鬼们特别注意，千万不要掉队。我重新在脚上裹了一层破布，用草绳紧紧地将皮褂子捆在身上，李明智跑过来，帮我把单子齐头齐脑盖住，仅留着一双亮闪闪的黑眸子在外面。
随后，又把那一小捆柴火和干粮袋搭在我肩头，再三叮嘱道：“步予跟紧点啊，一定要翻过这座大雪山!”路渐渐地向雪山深处伸去，天，黑沉沉的像要压到行路人的头上来了，路越深，天越黑，可是地上却闪起一片强烈的光——到了雪的世界了，这里下的雪，既大又密，简直不是一片一片地落，而是密密麻麻地洒着。上下雪光，分不清哪里是天，哪里是地。路其实只是一条雪沟。
最前面的人是寻着先头部队立下的标杆走的，他们像蹬河一样陷在深及小腹的积雪里，半步半步地移过去，后面的相继跟随，雪沟就这样出来了。可是后面的人每下一步，仍然要往积雪里陷一下。后面的抬头看前面的队伍，最多只看见几点黑影子乱动。
越往上爬，鼻子越窒息，五脏在胸腹里乱撞，像要寻路飞出去了。脚腿上和脊背上的雪，有的融化在冰冷的衣服上，像刀一样刺在肉上，时问一久，除了心脏跳动着的那块地方外，觉得什么都不是自己的了。
低着头走，只敢看着自己的脚。通司说，不要东张西望的，不然就要得雪盲。前面茫然一片，前头部队不知到了哪里，后面部队也不知还在哪里。这天夜晚，李明智就带着我们住在雪沟里。
真想烤火啊!但是又不敢，听说要是把冻僵了的手和脚伸到火里，以后非烂掉不行。只有大家偎在一起取暖，待身体暖过来后，再烤火。
在大雪山里走了三天，我看见了不少“瞎子”，他们犯了雪盲症，由同志们扶着走；有的同志极度疲倦地坐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不时可以看到倒在雪地里的尸体。看到这些牺牲了的同志，我的眼泪像泉水一样涌出来，在这座山里，有多少人就这样倒下去了啊。第三天傍晚，我们翻过了大雪山，到了大藏寺，这比什么喜事都高兴。我们银行住在喇嘛庙里。
我生了一堆火，舒舒IIII地烤着，越烤越想瞌睡，连日来太疲倦了，肚子不知道怎么痛起来，我看见大树下还堆着许多豌豆草，好呀，能够美美睡它一觉，于是，我就钻进去，把干豌豆草密密地盖在身上，马上呼呼地睡熟了。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了。
睁开眼一看，四周静悄悄的，哪还有一个红军的影子?只有远远的雪山放出寒冷的光。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我掉队了。
一定是我钻到草堆里睡着了的时候，李明智找不到我，李明智同呀，你现在在哪里呢?少数民族来了怎么办呢?难道就死在这里吗?我想到这里眼泪就涌出来了。但又不敢乱跑，怕被少数民族抓去杀了。
肚子又饿，我跑到部队昨天做饭的地方，看见地上还撒着一些荞子锅巴，拾起来吃了，这时我想起银行的同志，又伤心地哭起来，哭了一会儿，也没有办法，只有手拢在袖里茫然地坐在豌豆草边。傍晚的时候，远远来了几个人，我的心紧张得收缩起来，我躲起来，等到看清楚，原来也是戴八角帽的，我高兴得快要发狂了。他们走到我面前，最前面的是一个高大的红军，他可不像我那样高兴，板起脸孔问我：“你为什么留在这里?”“我肚子痛，走得太累了，今天一醒来，队伍早走了，掉队在这里。”他一听，气得解下身上的皮带，用力打我几下，大声地说：“这是什么地方，你也敢掉队!”那时，在张国焘的部队里，打人是很普遍的，没有什么奇怪。
这时，他身边有个女红军，看见我被打了，赶陕抱着我叫：“小同志!小同志，不要哭!”听她也是四川口音，年纪比我大不了多少，大概有十八九岁的样子。我虽然挨了打，总算很幸运地被他们留下了。他们是个兵站，专门供给部队粮食，刚才打我的那个人是站长。
夜晚又来了，顺着雪山刮过来的风，狂叫长啸着，冰冷刺骨，我打了个寒噤，刚才抱我的那个女红军姓胡，她就像照顾弟弟一样照顾着我，她生了一堆火，叫我来烤。我感到一种温暖，就像跟妈妈在一起一样。“玉奎，快点睡吧。明天我们还要翻过大雪山，返回康猫寺去背粮食。”
胡大姐说。“雪山?”我大叫一声，浑身颤抖着。“是的!要过雪山，不要紧，我会照顾你。”她平静地说。“哇”的一声，我哭了，一头倒在胡大姐的怀里。
她抱着我说：“不要怕，胡大姐和你一道去。因为前面的同志没有粮食吃，影响行军打仗的任务，我们要赶陕给他们搞点粮食，如果我们被雪山吓倒，前面的同志就会饿死!”“胡大姐!”我哭着说，“我死也不死在雪山上!”“不要胡思乱想的了，玉奎，听大姐的话，赶快去睡吧。”
第二天，兵站的红军部队从雪山南麓康猫寺把粮食背到雪山北麓大藏寺。这是我第二次过大雪山。
山里还是下着鹅毛大雪，雪片密密层层地飘着，前几天我们走过的脚印早就没有了。一脚下去，大腿也没有了，艰难地拔出脚来，把吃奶的力气也使出来才能向前移动半步。
裹在脚上的冰雪冻上又融化了，好像无数钢针戳刺着肉。一个小雪凹里，潆濠的一层雪盖着几个尸体。从那衣服来看，是红军战士，我近看他们，看见一个个铁青的像朽木的脸，眼眶深凹着。
“啊……”我惊叫了一声，向前奔去。我怕，因为上级讲过，掉队以后，不是被压在雪里，就是被少数民族杀了，看，同志们的眼睛被挖去了……
好不容易才熬完三天的路程，终于下山了。来到我前几天住过的大藏寺，喇嘛庙里的天井都被大雪填平了。
大家把沉重的粮食袋子解下来，到屋里去，紧紧地裹着毯子，东一个西一个地缩在草堆里，忽然一个人撞进来——那是刘站长，他喊道：“同志们!上级有命令，明天南下打成都去!”“成都!”红军们激动地喊道。大家被这意外的消息弄得吃惊。
我想撑起来，可是，脚手不听使唤，一筋斗栽到草堆里，口里还在喊：“成都!成都!打回成都去!明天回去啦!”雪山的夜来了，带来莫名的恐怖。可是，这一次我并不怎样怕，心早已飞到雪山那边的遥远的成都去了。
清早，我们又翻回大雪山，这是第三次过雪山。突然，天空里一阵翻江倒海似的响，但不是雷。胡大姐喊道：“玉奎，快跑，冰雹来啦!”大家抱着头跑到一片覆盖冰雪的岩石下面，冰雹很快就来了，杯子盖般大小，打得积雪乱飞，雪山像翻倒在怒海里。“胡大……姐……”我被砸得生疼，无力地喊了一声，昏倒在她的怀里。
等我醒来，只见面前一堆大火，自己是睡在一堆热灰里，这地方原来也是雪堆子，这时，积雪被扫开了堆到四面，顶上用灌木丛的枝搭了个帐篷—一这就是红军们在雪山顶上盖的房子。“啊!醒了!”胡大姐揩着额上急冒出的汗珠。
“吃吧!玉奎!”她在一个破洋瓷碗里夹起一片煮熟了的山菌子，撬开我的嘴，塞进来。我无力地嚼着，心里充满甜意，感激地望着胡大姐，我知道，大姐也没有吃的了，她是把她的“口粮”省下来喂我。我们终于翻过这座山了。以后就日夜不停地行军，一九三五年十月间，我们来到西康的芦山、天全之间，在那里过的年。那时，兵站把沿路收留下来的掉队同志补充到连队。我也被调到总部特务连当公务员。当时我心里像填满了石块般的沉重，为什么要把我调离开了胡大姐昵?特务连的红军同志们虽然也很好，可哪有跟胡大姐在一起好呢!从那时候起，我就离开了胡大姐，以后再也没看见她，关于她的身世我知道得很少，只知道她是通南巴一带的人。
现在我只要闭起眼睛，还能想起胡大姐那忠厚、亲切的面孔，要是没有她，我是无法翻过这大雪山的。当了一个多月的公务员，不久我就生病了。
一九三六年三月间，我被送到三十一军休养连去休养。这时，薛岳的部队已经赶到了雅安，我们在雅安几个山头打了一仗，我军失利了，重新回过头来向雪山草地进发，途中要翻过党岭山。红军队伍夜以继日地翻越大雪山，夕阳下去了，圆月升上来，我们宿营在雪山腰里，在军毯搭成的临时帐篷下，在从山下带来的烧燃了的柴火堆边，一个个带着劳累的身子睡了。
第二天一早，红军战士们又一步一步地向山顶爬去。也许是长期的行军打仗，我的体质越来越差，渐渐地，我感觉头脑涨热，四肢酸软，“唉……唉……”
我这样地呻吟着，一头就栽下去。我睁开眼来，面前是一个女红军，她在为我烧火，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她年纪比兵站里的胡大姐要大些，挺瘦，眼窝子深得黑黑的，但那眼神却非常明亮。
我问道：“这是哪里?”“睡吧!小鬼，这里是党岭山上，我们明天下山。”突然，外面传来一片欢乐声，这是几个月以来很少听到过的。夕阳落到远远的山后去了，雪山沐在红光里。
眼前是一碧清水，蒸腾起热气——这是党岭山脚下的温泉。蒙咙中，还看得见一个个脱了赤条条的红军，在池子里打闹着。过完党岭山，我的病渐渐好了，被调到三十一军当司号员。
医院那位好心的女红军送我出院时，还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小鬼，千万别忘记啊!我们这次回成都是路线搞错了，要回家，只有跟着中央红军往北边走，打下天下才能回家啊!走吧，小弟弟，走吧!”我含着无限的怀恋，挥洒着泪珠和她告别了。
走走，又回头来，难合地拉住她说：“大姐!为什么哪一个待我好，我就和她分手得快……”“走吧，小鬼，红军里人人都待你好!”
就这样，我—个十四岁的红小鬼，几次翻过那不知倒下去多少同志的雪山，走过漫无边际的荒凉的草地，要不是这些大哥大姐、这些同志——这个比兄弟还亲切的字眼——的亲切帮助，我怎么能活下来，怎么能到达陕北呢?
浏览：496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