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武工队开展敌后工作
1942年1月初，敌人对沂蒙山区的“扫荡"逐渐减弱，我军反“扫荡"逐步加强。
敌人在重要村镇、路口、山头、都建了据点，筑了岗楼。有的地方还挖了壕沟，妄图以此对我根据地进行严密封锁。
敌人的大规模"扫荡"，加上敌人的破坏、封锁，我们根据地已经缩的很小了。现在我们的地盘是不大，人民、政府和军队，经济已经很困难。而且敌人对我根据地还不断的进行袭击和蚕食。一方面，我们尽力组织反“扫荡"、反蚕食，另一方面，就是组织根据地人民搞好生产建设。同时，到敌占区开展发动群众、打击敌人、搜集情报、保护粮食等工作。
由于工作需要，我们连的干部已经陆续调走几个，只有连长、指导员和两个排长了。
某日，刚吃过早饭，许指导员告诉我，并要我告诉李启常同志，一起跟他去组建武工队，到敌占区开展工作。
下午，我们五连三个人和六连的三个人，六连有王指导员、班长姚现法、战士老马，大家互相介绍认识之后，一起开了会，连领导当场宣布：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四个战士组成一个班，姚现法同志为班长，他比我大四五岁，是老班长，我为副班长。许指导员为指导员，王指导员为队长，就这么简单，武工队就这样组成了。后来我才知道，蒙山支队当时规定：组建武工队，一个指导员只准选两名优秀战士带着，不准多带。当时经过反“扫荡"斗争，我军战斗减员很多，我们连总共才有十三个人。我不太明白，许指导员为什么选我来，我愿意在八路军正规部队打仗，不愿意去八路军武工队打游击。所以知道这件事后，我提议不想去，许指导员不仅没有批评我，而是对我做了耐心地说服工作，并说这是命令，既然是命令我当然得服从了，军人服从命令为天职。
吃过晚饭，我们就出发了。天很冷，我们伴随着灰朦朦的月光，踏着路上的残雪冰碴，吱吱作响。夜很深沉，只有风啸、林吼，一路上没有见到什么人，也没有听见枪声。我边走边想：这敌占区是个什么样子？打游击怎么个打法？
约下半夜两三点钟，我们到了苏子峪。这个村有十几户人家，房子全被烧光，村子里没有一个人，满村都是很浓的焦臭味，我们选择在屋墙的避风处休息。
天亮以后，我们去冰封的河里洗把脸，提提神。回到村里，我们在街巷中行走，这个村和山区的许多村一样，残墙断壁，房子的上盖被烧掉，房墙是黑色的，屋框里边尽是草木灰。满街满巷都是灰尘、鸡毛，猪、牛骨头，在这个村头，还有两个血迹斑斑的牛头。这是日本侵略军实施“三光”政策，"杀光、抢光、烧光"造成的恶果，日本侵略军的罪恶，我们一定不会忘记，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
中午，在村外避难的几个群众，给我们送来了十多斤高粱。王队长对我们说："这是群众珍藏下来的的种子，我们不能吃。”大家只好饿着肚子，眼巴巴看着高粱，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热爱，使我们深受感动，虽然肚子是空的，可谁也没说饿。
下午，我们在响河村找到了汪沟区委。区委只有孔庆福书记和一名工作人员，附近这些村庄都归盆泉区所属。由此向东十里以外的村庄是敌占区，归属 汪沟区营辖，今后，我们主要是在那里开展打游击和各种活动，这里是山区，敌人不常来，所以，我们只能在此落脚。
第二天，区委孔书记介绍了汪沟区的情况。
晚上，我们七个人一起出发了，像个精干地小部队，浩浩荡荡地向东前进。孔书记今天特别高兴，因为自从敌人大"扫荡"汪沟区沦为敌占区以来，这是第一次有这么多八路军战士和他一起到敌占区开展活动。
到了孙家沟西山往东看去，有许多山头和村镇，灯火一闪一闪的，那一带就是敌人的据点。孔书记停下来说：“在这里停一下吧。我把这里的情况向大家介绍一下。他说:“这里是小主山，离这里有二里路，敌人有一个中队，是我们从这里出入汪沟区的主要威胁。东南边是葫子山和杨子山，驻有日军一个小队，伪军一个中队，一门大炮，能打二十几里路。那边是青驼寺，驻有日军一个中队，伪军一个大队。这些敌人驻军据点之间都能通电话。”孔书记停了一下继续说：“这是附近的几个据点，远处的不介绍了。这些敌人主要是白天出来到村子里去要钱、要粮、抓人、要农夫。日伪军夜间有时候也出来活动。有些国民党军队和国民党地方人员和日伪军勾结在一起，经常白天在这一带活动。这一带过去是我们的根据地，敌人占据以后，群众盼望我们的部队来解放他们，但是现在部分群众表面上不大敢接近我们了，他们怕一时解放不了，再受敌人的迫害。”孔书记缓了口气继续说：“村干部表面上是三面应付，日伪军、国民党和我方人员，实际上多数村干部是倾向我们的。少数人的态度是谁来都应付过去就行，谁也不得罪。个别村干部倾向于敌人，但不敢公开反对我们。我们今晚上去的这几个村，村干部都是倾向我们的。我经常来这三个村，从没发生过任何问题。好，我们走吧。”孔书记边说边催促我们快走。
我们下山去，走了不久就到了一个小村，叫贡山前，这里村干部特别是有位叫王湘的干部对我们非常热情。“呦，今天来了这么多人？部队的同志也来了。”我们一见面，他们就又高兴地问。孔书记向他们介绍了王队长和许指导员，并说，今后咱们八路军部队的同志就要常来了。“那太好了”他们好像是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村干部向我们介绍了情况，孔书记给他们布置了工作，王队长、许指导员作了一些宣传教育工作。
我们离开这个村，到了窝庄村，这个村村长是个女的，姓曾，50岁左右。我们在窝庄村，女村长除了向我们介绍敌人在这一带活动的情况外，还逐个问我们几个人的年龄、姓名等，然后她说：“今天葫子山、仰子山的鬼子和汉奸来村里，要我们村明天往山上送一千斤小麦、两百元银洋、一百个农夫，兴许明天还要再来催要。”这个村子靠近我根据地区边缘区，后来我们经常来这里工作和居住。几个月以后，我们在这个村的活动基本是半公开了，女村长说过许多夸奖我的话。武工队老姜曾开玩笑的说过：“村长偏心眼，老向着我们班长。”区委孔书记和这些村干部关系很好，女村长的儿子，比我大两三岁，也被区委发展成为党员，这是当时对敌斗争的需要。
我们最后去的村子是苗家嘴，这个村村长姓刘，很年轻，对我们很热情，很实在，后来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1944年秋任汪沟区区委组织委员。我们在该村吃了夜饭，吃得是高粱煎饼，在那个年代能让我们吃上这种饭，对我们是很优待了。我们在这个村呆的时间最长，吃过饭后，又了解一些情况，时间很晚了才离开村子返回山里驻地。
我们回到驻地很晚了才休息。吃过早饭，有四十多个敌人来到我们驻地，被我们发现，我们和敌人打了一阵子，他们就撤了，这个小仗，我只打了两枪。
我们每到一个村，先听村干部介绍情况，然后我们布置一些工作，进行宣传教育鼓动工作。我观察体会我们今天晚上在这三个村的活动经历，今后是不是每到一个村都是这样开展工作呢？
从此，我们经常是晚出早归，集体去集体回。只是到能去得了回得来的村子去开展工作，大体上是按照第一次去的三个村庄开展活动的模式开展工作。
我反复在想，在敌占区打游击，就是这么个打法？究竟应该怎么打法？就这样打下去吗？这样做效果究竟怎么样？对这些问题，我一直在思索，但仍很茫然。因为武工队在敌占区开展工作，对我们来讲是个全新的工作，过去我们在山东纵队蒙山支队，和日伪军除了打仗就是打仗，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任务，现在武工队，做敌后工作，得边干边学，摸索着做。
自从我们武工队来到这里，在这一带活动的就不仅是穿便衣的区委孔书记一个人了，而是有了八路军，有了穿军衣、拿武器的八路军武工队了。
对此，当地群众受到很大鼓舞，增强了胜利的信心。而敌人却害怕起来了，不敢那么大摇大摆地活动了。1942年秋天的一次战斗中，我们武工队消灭了四个伪军，缴获了几支步枪。逐渐地，敌人对这几个村庄只能是早出晚归，而且是整支队伍过来，一个人绝不敢出来了。
这里，敌人据点和据点之间只有几里路，远的也只有十几里路，伪军大部分是当地人，一部分伪军军官是国民党降日人员，有的是外省人。他们几乎天天去附近村里要粮要钱，要民夫，给他们修据点干零活。他们经常吓唬人，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抓人，村里人不知道何时、何罪名就被敌伪军抓去，不是打死，就得用钱赎。
各个村除了应付日伪军派发的名目繁多的款项外，还要承受日伪军人员的敲诈勒索。例如：跑腿钱、鞋子钱、酒肉招待，等。有的敌伪人员以吃饭为名，向老百姓要钱，一天竟要吃十三顿“饭”的饭钱。敌军队长过生日，结婚，队长太太生孩子，都得送礼。节日送礼物等。
同时，有些坏人活动十分猖狂，他们认为从此天下就是日伪军的了，故此，无所顾忌的敲诈、陷害人民群众。
有些国民党人员一方面与日伪军勾结，一方面打着抗战的旗号，发国难财，搜刮群众财物。他们的部队来了，就在村口放上岗，群众只放进不放出，挨家挨户的翻粮、逼钱。此外，匪祸泛滥，群众的耕牛、粮食、钱财、衣物等，时常被土匪抢走。群众辛苦一年收获的粮食被逼交，被抢走，他们自己只能吃野菜、树叶、树皮、花生皮、草根草种子渡日，有的被活活饿死。人民群众整日担惊受怕，他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敌人的统治下作奴隶的日子太难熬了！
敌占区的人民群众，一方面盼望共产党八路军快去解放他们，另一方面，他们当中有的人小看我们的力量，看我们是否能站住脚，能不能取得最后胜利。虽然他们的心是向着我们的，心里有许多话要对我们说，但都不敢轻易接近我们。他们担心接近我们，一旦被坏人知道，就大祸临头。因此，他们表面上，特别是当另有人在时，不敢主动接近我们。虽然他们很想接近我们，说说心里话，想了解当前形势，但大都不敢。
在敌占区活动，不管我们住在哪村哪家，人民群众都会给我们听风、放哨，从多方关心照顾我们。只要是和我们单独见面，他们什么都和我们说。有时候我住在群众家里，主人就告诉我，他约好一些人家，来找我们问这问那，常常是一间屋子里挤得满满的，有问的有说的。在残酷复杂的敌占区斗争环境下，军民依然一家亲，那么亲近、热闹的场面至今令我难忘。他们有时会说“要是在街上看见你们，我们不说话，你可别怪我们，俺村里有坏人。”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是群众无奈地保护自己的选择。
▉过春节
盼过节，是每个人的美好愿望。但对我们来说已经无所谓了，因为过节和平常日，在生活上没有什么区别。但在武工队打游击时，过春节的一件事，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春节临近，朱家崖子村，有一位叫周福顺的农民，来到了我们驻地凤凰崖。他带来了几斤烧饼，说：“他们几家群众商量，过春节总得让八路军同志吃上点面。”周福顺，四十多岁，黑红的脸庞，中等个，憨厚壮实。孔书记、王队长、许指导员，一方面表示感谢，一方面劝他把东西带回去。因为群众生活也很困难。周福顺说：“俺知道，这点东西，这么多人，一个人摊不了几口，可这是我们老百姓的心意。你叫我带回去，那几家能让吗？"面对这一幕，我们当时无钱无物给群众以报答，只是发自内心地十分感激群众冒着危险，对我们的无私支持。
抗战困难时期，敌占区这些农民群众遭受着地主的压迫剥削，加上日伪军的搜刮，日子是很艰苦很难熬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宁肯自己承受清苦，也要让我们吃上面，这不仅是朱家崖子几家群众的一片心意，而是中国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对共产党领的人民政府、八路军的一片心意。人民群众的深情厚谊感人肺腑，永远难忘。
此举，对他们来说，不仅是很重的经济负担，而且是冒着生命危险。一旦走露风声，被敌人知道，就要倾家荡产 ，坐牢甚至被杀头。他们不顾自己的生死，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过年，把八路军当作自己的亲人，想着自己的亲人，带着这么“贵重”的礼物，代表了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心愿，来看望自己的亲人。沂蒙山区的人民对子弟兵的热爱，是多么地感人啊。
这些烧饼，有的同志是留着眼泪吃的，有的同志拿在手里呆呆的看着，看了很久，然后把它保存起来，保存了很久，并且经常拿出来看看。有的同志把分给自己的那一份送给房东小孩，因为当地群众过年，也是难以吃到面啊。我分的那一份两个烧饼，也是保存了好几天，最后送给了房东的小孩，让他过春节吃上面。
从那以后，多少个春节过去了。但每当过春节，我都翻来覆去的想想那一年，1942年的春节，想想那几个烧饼，想想那位老乡周福顺的深情厚意。
我今后还要想、想、想，永远忘不了。
▉帮助群众春耕
过了春节不久，我们在驻地向河、涝滩、茅草崖、石盆等地，帮助群众开展春耕生产。我们发动群众，宣传春耕春种的意义，还要保卫春耕，防止敌人来捣乱破坏，误了农时。我们一方面宣传组织群众春耕，一方面和群众一起春耕。
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发动起来了，春播进行得很顺利。我们每个人的手，都在春耕农活中磨起了泡，裂了口，但大家心里很舒坦，我们为群众做了点事。有的同志病了也要坚持参加春耕劳动。十几天的劳动，大家虽然都很累，但都很高兴、很快乐。
我们在敌占区打游击四五个月以后，我们武工队定名为汪沟区中队。名曰汪沟区中队，上级指示，这样做是为了缩小目标，不引起敌人注意。实际上青驼、诸满区等三四个区我们都去开展活动，当然，主要是在汪沟这一带活动。
我们在敌占区活动，风险很大。晚出早归，提心吊胆，悄悄地去，悄悄地回。到村子里去，也多半是和村干部接触，而且多半是在靠近我边缘区活动，很少到敌人占领的区域地去。
这样，我们活动的地盘不大，而且很难广泛接触群众，其效果自然可想而知。这怎么能完成发动群众、收集情报、打击敌人、壮大自己的任务呢？
不能这样下去。我们要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广泛发动群众。我们试探着逐步加大活动范围，更多接触群众，逐步地深入到敌占区腹地去开展工作。
我们一般选择敌占区比较安全的村子去开展工作，即使住下来，也多半是深夜，悄悄地直接到群众家里住下，天黑后再悄悄地出来，不暴露住户。
我们发现，敌占区人民群众，心是向着我们的，掩护我们是诚心认真的。
由人民群众作靠山，我们夜进夜出，神不知鬼不觉，逐渐的由短暂的居住到成个月的在敌占区居住。由在敌据点较远的偏僻村庄住，到距敌据点附近的村庄住。由在小村住到大村住，甚至就住在敌人据点附近的村子里。由悄悄的住，到公开住。这样，我们就能更广泛地接触群众，就有了更多的工作收获，有些收获是意想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