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没上过学
童年时，我们村的地主，把我家靠近地主的那块地给强占了一块。我祖父为争回这块地，和地主打了官司，请人给写状子、打官司花了不少钱，结果官司没有打赢。那时候衙门向着地主，穷人有理也打不赢。穷人没有文化，更容易遭受苦难和欺压。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萌生了读书的念头，我很是羡慕读书人。我家隔壁我的一位堂叔，比我小一岁，他经常手拿着书本读出声来，有时候我站在他跟前，只见书本上密密麻麻的字，一个也看不懂，我想，我要是也能念书读该多好啊。我的一位远方叔叔比我大几岁，冬闲时，村里十几个人凑在一起，请他说书，有时我也在旁边听听，经常在想识字的人多好啊。
我们村西门外有个私塾学堂，里边有十几个学生，在大门口就可以听到里边的读书声，我路过那里，常常站在门口听， 向里边瞭望，但那个老师很蛮横，常常厉声喊道：“快滚。”
有一次，我把我想读书的念头和父亲讲了，他为难地说：“咱连饭都吃不饱，哪有钱交学费。”我理解父亲，我家不仅没钱交学费，而且父亲身体不好， 妹妹需要我照看，我还要帮助父亲干点农活。
1938年，我们家乡废除了私塾，在我们村西北一里处，有一座庙宇。庙里有土地，还有一片柏树林。国民党政府派人来把树卖了，盖起了几间房子，成立了“洋学堂”，当时群众都这样称呼。到这里上学花钱要比私塾少，但村里有不少人不敢去读，说是读完书就被抓走去当兵。
1939年春天，学校招生，父亲要我去报名读书，我自然是非常高兴的。
我先是去打扫卫生，刷洗板凳。三天后，学校一位老师宣布放学回家，过了清明节开学。
过了些日子，没有开学的消息，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这位老师，后来听说他被国民党政府抓走了。就这样，我连书本没有见到，学没上成。后来日本鬼子来"扫荡"，学校就闲起来了。
家境的贫困，日寇的入侵，使我没有能实现读书的愿望，从小一天学没有上过。
我七八岁起就参加劳动，到我参军时，我已是大半个劳力了，但我还不认识自己的名字。
▉教导员教我学字
1940年冬天，我们营部驻费县汪家西曹家庄，我在营部是李怀德教导员的公务员。
有一天，营部的人全部都去会操，只留我一个人在家看门。房东邻居家比我大一岁的小伙子来找我玩。他要进营部办公的房子，我不让他进，劝他就在院子里玩玩。他看见屋子里没有其他人，就大起胆子来，非要进去不可，我拉住他不让他进去。他问我你会下棋吗?“会”我说罢，就在院子里划好棋盘，下起棋来。较量的结果证明，我们俩的棋艺相当，可他不服气，非要赢我两盘不可，又下了几盘，他没赢，还要下，正在难解难分的时候，李教导员进了院子，他一喊，我们就住手了。那小伙子跑了，李教导员把我叫进屋，问明了情况，批评我不该和人家下棋，应该利用空闲学点东西。教导员从本子上撕下一小块纸，写了"我是八路军”五个字。我说，我认识这几个字，我们带的符号上就有，教导员又写了“抗战到底"四个字，我觉得学这四个字不难，墙上的标语还有许多地方都有。教导员说明天下午还要教我认字，并要我会写能认。我胆怯的答应下来，但觉得没有把握，但要努力，到明天一定要对这四个字能写会认。
我对李教导员是很敬重的，同时也有几分畏惧感，他交办的事，我都是认真执行的。
我手拿着纸片，看着那上边的字，用一根小木棍，在地上一遍又一遍边看纸片边比划，默默地想，写了，抹平，再写，再抹平再写，反复多次。
第二天饭后，教导员考试我，果然及格了。教导员又写了“驱逐日寇”四个字，让我学。从此，我只要有时间就在地上比划着写。复习过去的，学习当天的，写一遍之后，抹平再写。有时也请路过的人看看写的对不对。李教导员虽然不是整天给我写生字，有时忙起来就顾不上了，但经常写上几个字让我认。通常一次写一天学的生字（3到15个字），有时候按照一句话的字数，一次写两天学的生字，如“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就够我学两天的。
有一次，李教导员对我讲“打走了日本鬼子，还要建设新中国，光会用刀枪勇敢杀敌还不够，还要学习各种知识，懂得道理。要懂这些，必须会认字，还要会写字，能读书看报才行。”我记住教导员的话，鞭策自己努力学习。
▉拜战友为师
学了几天以后，我觉得认字并不难。对学好生字产生了兴趣，增强了信心，学得很积极。但同时也觉着，一天只认几个字，一本书，一张报纸那么多的字，学到什么时候才能读书看报啊。
我向教我识字的同志们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告诉我：书上，报上的字有不少是重复的，认识几千个字以后，就可以读书看报了。一天学几个，认识几个字也用不了几年。他们这么一说，让我看到了希望。从此，我学习的积极性更加自觉了。
有时我看见识字的战友有空，就请战友给写几个生字学学，有的写出之后，其中我认识几个，请人再给另写，有的人就不耐烦地说：“我知道你哪个字不认识啊。”
后来，我就从报纸上、书本上选择笔划比较少的不认识字，比着抄下来，再请教人。但苦于无纸笔，老是借别人的笔很不方便，况且当时有笔的战友是很少的，我就把书报上要学的字比着写在地上，等识字的战友从此路过时，请教人家。
那个时候，我经常想要是有支笔该多好啊。当见到有人用自来水笔写字时，我常常是聚精会神地看人家的笔是什么样的，怎么个写法。
▉在连队学文化
从五期整军开始，连队有了专门学文化的时间，也有专人教学。那时候上文化课是露天的，听课的人每人拿一根小木棍，照着教员写的字在地上划。回到班里主要是在沙盘上写，有的就不用木棍而是用手指头写。这个字写了抹掉，再写那个字。我们就是在这个用不完的“纸上”写了抹，抹了再写。三个月的时间，我学会了五百多个生字，能认会写，我成了我们营唯一的一个获得一支自来水笔的受奖者。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高兴极了。从此我还学会了自己制作墨水，可惜，当时没有纸，那支笔质量很差，不能发挥其作用。
到1941年底，我能认识不少生字了，拿着报纸，翻开一本书，都可以认识一些了。
对文化学习，我认真地坚持，取得了成就，使我不断提高了信心，提高了学习的积极性。
▉背着石头行军
敌人“扫荡"开始以后，部队有组织的文化学习中断了，我们连唯一的一个高小生战士，文化学习中，由他教我们认字，但他面对日军"扫荡"害怕了，乘机逃跑了。
在行军打仗中，只要有空，我的学习仍然继续进行。在频繁地行军、作战间隙，只要有时间我就学习，只要遇着有文化的战友我就请教。
有一次，我们去放哨路过一个坟地，我用小石子把石碑上的不认识的几个字抄在一块小石板上，以便请教人。放哨回来，我们又要行军了，可我抄的字还没来得及请教人，只好塞进背包里。行军时被朱副连长发现了。“小刘，背起石头行军啊”他问，我说：“上边有几个生字还没学。”“我也不识字，不能教你”他遗憾地说。
我们行军走了一会，朱副连长把张连长请过来，把石板上的字给我写在纸上，张连长告诉我那几个字怎么念，说以后再有不认识的字就随时找他，不要再背石头行军了。
▉树立信心 不断学习
因为我学习认字，就喜欢收集纸张，只要见到可以写几个字的纸，就收集起来装进我的挎包里。要是能弄到大一点，没有字的纸，我就把我学过的字写在上边，当作课本经常拿出来看看。
有一次，我路过一个山坡，那里散乱着很多烧纸，有的只写了一面，另一面可以写字，有的字很大，纸上间隙还可以写字，有的是撕烧的书本，但边上还可以写字，我就把它一一收集起来装进我的挎包里，收到这么多零碎的纸，我非常高兴。
下午，被班长闻士清同志发现。“副班长，全班的挎包就你的特殊，人家的挎包里装的是咸菜头、煎饼卷，就你的挎包里装了些没用的烧纸边，鼓鼓囊囊的，挂在这里也不整齐。”他边说边把我的挎包从墙上拿下来扔给我。“清理清理吧。”惹得全班同志哈哈大笑。我作了简单清理后，他举起枪，说：“打鬼子还得靠这个，钢笔尖打不死日本鬼子！”我俩平时关系很好，但这个玩笑的确弄得我很尴尬。我只说了一句："你这家伙。”在我看来，他是一位很好的班长，他作战勇敢，和敌人拼过刺刀，负过几次伤 ，军容风纪是全营的标兵，他为人正直，在连队很受尊敬，但不爱学习文化。后来他也有一支自来水笔，可从不灌水，只是用一根全铝链子一头拴在笔帽上，另一头系在衣服扣眼里，走路来链子在胸前摆来摆去的。
我们班的同志和我一样，出身贫苦，都没读过书，认字也不多，由于我爱学习，所以让我当了班里的学习小组长。我除了自己学习文化外，还要组织班里同志学习文化，主要是督促检查班里文化学习，其次是把我刚学会的生字再教给他们。
经过一段学习，我由请人给我写生字，逐步过渡到从报上、书上比着抄写不认识的生字，再去请教别人，而后照着写，只到能认会写为止。
再经过一段努力，我拿起报纸翻开一页，总能认识其中的一些字，凑巧了还能连着读几句。
于是，我觉得通过一个生字一个生字的学习，只要努力再学几年，是可以达到看书看报的目的了。只要信心足了，学习的劲头就更大了。
▉在军事教导队学习
1942年6月，我奉命去鲁中军区军事教导队学习。主要是学习班排攻防战术、爆破技术和队列动作。政治课的比例很小，学期40天，学员是班、排长。全队200余人，队长胡古月、指导员邓克昌（红军、70年代在云南楚雄军分区任政委）、副指导员袁俊峰（山东济宁军分区副政委）。
教导队生活非常紧张，艰苦，纪律严格。我们始终是早晨5点钟起床，饭后上课，11点半回到宿舍午休。下午2点开始操课，晚上8点半回到宿舍。只要是天气允许，早晚饭都是在操场、 演习场上吃。
教导队伙食以带皮的䅟子煎饼为主食，那东西吃到嘴里刷刷响，很难下咽，而且大便特别困难。但因体力活动多，特别是战术学习，体力消耗很大，肚子饿得很，不管吃什么，只要能填满肚子就行。菜以辣椒、南瓜、白菜为主，而且数量很少，早饭只有一点咸菜。
除严格执行政策纪律外，教导队还有许多具体规定。如每次开饭限在5分钟内，哨子响了才能开始吃，停止的哨音一响，吃不完的煎饼由班里的值日员收起来，下次再吃，哨想后谁要多吃一口，就要受处罚。队前点名、罚站、班务会上作检讨等。经常有人被队前点名批评，我在幸免之内。
艰苦、紧张和严格地教导队生活，对大家也是个很大地锻炼和提高，我就觉得很有收获，特别是攻防战术知识。
有一天，我们正在上课，“报告，首长请刘乃晏同志去司令部。”驻在鲁家庄的鲁中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石萧江（原我们支队司令）的警卫员向正在讲课的邓指导员报告说。“刘乃晏。”我说:“到”邓指导员说:“你去吧。”“是”我答应后即随警卫员去了。
“首长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我首先问。首长警卫员说:“我前天见到你能不跟他说吗？”石司令员在我们家住过。1941年石司令员去二营问起我，我才知道石司令员是我们支队司令。
进院后，我在门外向石司令员报告，他走出屋来让我快进屋，他示意我坐下后，首先问我父亲怎么样？问了村里的情况，继而问了我的情况以及在敌占区活动的有关情况，我一一如实回答之后，他问我在教导队学习和教导队有关的情况，我汇报后，他对我进行鼓励，讲了当前形势，尤其是怎样看待目前的困难，我感到很受教育，我表示了不怕苦、好好学习和工作的决心之后，觉得快到午饭的时候了，于是请求回队，司令员执意要留我吃饭，我只好从命。
“开饭了。“石司令吩咐警卫员多打饭，菜是一荤一素，小米稀饭，十六两一斤，一两重一个的馒头打来二十几个即一斤有余。首长吃了两个馒头，一小碗稀饭，说吃饱了，让我多吃点。并吩咐警卫员再去伙房拿馒头，不一会又拿来几个。我一气吃了二十四个（一斤半）馒头，剩下两个不好意思吃了。首长劝我吃了，我说吃饱了，菜、小米稀饭自然是一扫而光。石司令站起来将两个馒头拿起来：“装上、装上。”边说边装进我的上衣口袋里。我向司令员敬礼告辞了。
这次短暂的见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首长那么平易近人，对人关心备至的形象至今仍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遗憾的是以后我再也没见到他，只是听说他抗战胜利后去了东北，也有人说去了渤海军区，只知道他曾在渤海军区任过分区司令员。
▉在政治轮训队学习
1944年的春节是在公家黄泥埝过的。这里是敌占区的腹地，周围五六个日伪军据点距此仅有十至十五里左右的路程。一个据点驻着日军一个中队、伪军一个大队或日军一个小队、伪军一个中队不等。但我们在此活动，已经不用躲躲藏藏了，可以公开活动了。
记得年三十晚上吃得是馒头、白菜炖猪肉，初一早饭是水饺，晚上是小米饭。这是近几年来过得最丰富的一个年，大家都很高兴。因天下了雨雪，满街都是泥水，出门时我爱惜刚发的新鞋，只好光着脚走去。
中午，牟秀玉队长来到我们班，对我说，组织决定你去军分区政治轮训队学习，晚饭后就走，小李送你去西茅草崖(我们在山里的落脚点)，然后你去独立营拿介绍信，他们告诉你军分区的驻地，带上你的枪，从你们班带上一身大衣，到那里要好好学习。
我非常高兴，表示一定要好好学习。太阳刚落下，队长和全队同志送我出了村，我和小李告辞大家后，兴冲冲地向山里走去，不到半夜我们到达了目的地，炊事员老胡安排我睡了一会。
吃过早饭，和炊事员老胡同志简单交待了下，告别他和房东一家人，特别是房东大娘对我十分关爱，我马上去独立营拿介绍信。
当天，我们就到达了轮训队的驻地下柳庄。我们去轮训队路上，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我们费东的三个学员，一起在岸堤吃中午饭，我们把粮票、菜金交给村长，因为是春节期间，村长特别关照我们，带我们去饭店里吃饭。
店主说给我们烙油饼，她把面称好，水放在盆里，让其儿媳和面。我们三位学员中，有位段同志把自己茶缸里的水倒在和面盆里大半缸。我问:“这是干什么？”“这面不够称，刚才我看见了，缺斤少两，我在家是开店的，她骗不了我。”店主儿媳妇把面和稀了，只得偷偷的再去添面。从和面开始到烙饼，段同志一直守着。“怎么这么多饼，这面多了。”精明的店主看出面多了。“娘不是你称的面吗？”“是啊，我称的面不多，怎么烙这么多饼？”店主不解地嘟囔着。可段同志一直守在那里，她不好把饼拿走一些。
我们吃的饱饱得启程了。“今天我们占了人家多少便宜？”另一个学员问，段同志说:“大半斤面。”我说:“这个不怎么好啊。”“这些做小买卖的，缺斤少两，是常事，还不知坑了多少人哩。”另一个学员问段同志，“你在家里也这样吗？”“哦，不这么干，所以我得治治他。”
轮训队归军分区政治部直接领导 ，这次来参训的有八十多名学员，大部分是排长、文化教员和副指导员，少量的指导员，班长是个别的，我在这个轮训队职务算低的。
轮训队学习的主要内容有：支部 建设、思想政治工作，整风文件和瓦解敌军、除奸保卫和敌占区群众工作等，学期三个月。授课人主要是军分区政治部的科长（当时叫股长），有组织股长王新，宣传股长许延群，保卫股长梁超等。也有个别老干事：如丁立南、丁瑞光、高振期等。支部建设，主要是学习 肖华的“论支部工作。”
战争时期学习时间尤为宝贵，所以学员自然是孜孜不倦的。
进入三月份，军分区组织机关人员在纪王崮开荒， 轮训队学员随军分区机关参加。军分区司令员吴瑞林，政治委员（兼地委书记）王一平，军分区机关从干部到每个战士都要参加，场面是非常动人的。
参加开荒，我遇到了一件趣事。我 参加地段勘探，被雨淋患了感冒发烧。
有一天早晨上工时，轮训队支部书记高振其让我在家休息，班里的同志走得时候把门给我关上了。房东以为都去开荒了，召集全家三个党员在家开起党小组会来，调皮的小姑娘发言时说：“娘组长，我先发言。”我想笑但没笑出声。他们开完会后，我出屋去上厕所，房东发现我没去开荒，立刻不安起来，“同志，你怎么没去开荒？”大娘问我，“我冻着（当时管感冒的称呼）了，没去”我回答。“你在屋里没睡？”大娘继续问。“我难受睡不着。”当时的地下党员是秘密的。一个党小组（一家三口），在我面前一下暴露了，当然，做小组长的母亲自然是很着急的。
晚上，我们支部书记高振期同志向我问起这件事，他告诉房东，不要紧，说我也是我们的同志。高书记又告诉我，这家房东全是党员的事，让我不要暴露。稍等，房东过来，悉心照顾我，要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出去她家是党员的事。战争年代，有许多事情是秘密，有一段时间，我们连队里谁是党员都是不公开的。
1944年3月下旬，我在轮训队参加了三次攻打吴化文战役。我们轮训队负责做战勤工作和新区群众工作。
战斗开始，我参加伤员转运工作，见到了负重伤的曾是我们指导员的刘金星同志（南方人，红军，当时是蒙阴独立营某连的指导员）。我见刘指导员伤得这么重，心里非常难过。
两三天以后，领导分配我去新区做群众工作。新区敌人活动很猖獗，我方必须有武装人员参加，才能开展工作。我们组织十几个人，军队、地方各一半人员，负责五个村的群众工作，每个村我们去三至四个人。
记得有一天，支部书记告诉我，晚上去军分区王一平政委那里汇报工作。弄得我十分紧张，和这么大的首长接触，不知道如何是好。虽然我过去听到过他给我们作报告，开荒时也见过他，对他十分尊敬。但要我直接给王政委汇报工作，还是局促不安。可当我见到了王政委，说了几句话，紧张的心情逐渐消失了，首长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多么可亲可敬的首长啊。我汇报完后，首长冲我点点头，笑了笑。
后来，1947年春天，挑渠阻击战时，我在8纵23师68团炮兵连当指导员，8纵政委王一平一见到我，马上叫出来我的名字，让我十分惊奇，首长的记忆力这么好。
1944年6月，我从轮训队毕业，支部书记高振期同志要我去汪沟区中队任副指导员。我说：这两年我在敌占区打游击，缺乏正规训练，军事、政治知识很差，当不了副指导员。他问我想当什么，我说还是当班长吧。他批评我没出息，我说，我怕我做不好工作误事。他最后说，让你一步，先去当文化教员(正排职)。这样，让我一个认不了几个字的战士，在汪沟区中队当上了文化教员，心里仍觉得不踏实，但觉得有队长作依靠，我可以边工作边学习。可不 天，没几天，我们队牟秀玉队长去军分区参加党风学习三个月。这八十多人的队伍，临时只有我一个人负责。好在正、副班长和大部分战士我都认识，工作的还算顺利。
我1940年入伍后，从跟李教导员学认字开始，经过几年努力学习，到1943年，我由单纯地学生字，过渡到使用文字的阶段。从听课，到记录工作，在武工队工作给村里打收条，我都可以用文字记述了，也可以简单写封家信。
工作的实践，使我学习文化，由单纯的认生字提高到注意字词的讲法、用法。1944年，我就可以独立备课、写简单的工作总结等。1944年冬天，我写给独立营一份关于部队的情况报告，受到营长刘骞希的表扬。
那个时候，我读书、看报时，常常对某个字的用法进行揣摩，有时感到若有所得，非常高兴。同时也促进了我读书、看报的兴趣。
有一次，我看到前卫报（鲁中军区报刊）上，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别钩别钩。”说的是我军在一次战斗中，一个在我军战士枪口下跪着求饶的敌人哀求说，他交枪，不要开枪，所以请求手抠击发器的战士说“别钩别钩”。我看完了这篇文章，反复想着这篇文章的标题，觉得标题立意新。体会到 “钩”和“沟”音同意不同，不能互相代替。
通过学习，为我做好工作提供了帮助。我在工作的实践中，用所学知识去开展工作，提高了工作质量、效率。工作实践要求我，要不断学习，提高学习的质量。学而不用学不好，也不会得到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