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庄突围
1943年秋天，我们三个班四十多人，约十点左右进了桃花庄，住在村东北角。不管睡得早晚，拂晓醒来已成了我的习惯。
这个时候，正是我们班的岗，我听到外边的狗叫的声音有点异常，便径直往东门去。“班长，这狗叫得声音不对啊。”两位放岗的同志说。“是呀，我们去看看。”我约其中的一人向狗叫得方向走去。狗这么狂叫意味着什么，几乎是所有的人都很清楚。
“传一中队堵住西门。”我们正在向前走时，突然听到敌人正在布置包围我们。我们立即返回，跑到队部报告了队长牟秀玉同志。他当即命令我们班，迅速抢占东门外的坟地，掩护部队向东北突围。这里向东、向西都是敌据点，向南是敌占区深部，只有向北才有希望。
我们班十六个人，很快占领了东门外的坟地，部队已陆续出了村，牟队长交待，若敌人追击时阻击一下，迟缓敌人前进的时间，你们要迅速撤退，不要恋战。
我们部队后尾刚走出东门不远，被敌人发现了。敌人大喊:“向北跑了，追。”我们对企图追击的敌人迎头一排手榴弹，打了一排枪，趁敌人混乱之际向东北方向迅速撤退。
敌人不罢甘休，以猛烈的火力追击我们。“班长，我打着脚了”我们刚离阵地开时，姜振孝同志小声的告诉我。我问:“怎么样？”“不碍事，脚没事”他风趣地说。我命令一个战士赶快扶着他向北走。
之后我们得知，敌人虽知道我们在村子里，但不知道住的具体位置。他们是先包围西、南、北三面，最后包围东门，被我们发现了。当时，我们也只有出村向东北转移，北边是丘陵、山地。
三百多个敌人紧追不放，我们也边打边撤退。
中午，我们撤到了猪头山，敌人没有追上，退回去了。我们伤了三个人，好在都是轻伤。
▉帮战友解围
1943年12月某日，我们中队四个班住在闵家岩。不久，被敌人发现，汪沟、古城、诸滿三个据点的敌人，一起包围了闵家岩。
我们班在汪沟去诸满的公路上打伏击时，突然发现敌人包围闵家岩，我们隐蔽地向闵家岩接近，在一个沟里集合起来后，我们从敌人后面给敌人以突然打击。乘敌人混乱闪开一个口子的时候，我们四个班趁机突围出来，我们集合在一起，敌人继续向我们追击，我们只好向闵家岩林地撤去，敌人停止了追击。
这块林地有两公里长，记得当时地里有积雪。我们有两个战士负伤，打坏了两支枪。我们隐藏在林地里，天黑以后，敌人撤走了。
▉教训抢粮的敌人
1944年春天，我主力部队拔除了小主山敌据点。从此蒙山东麓的大片村庄，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了，我们有了真正地安身之地。
1944年7月，我们驻在曾家村。朱家崖子村长来告诉我们：“山上敌人（指胡子山、杨子山）派收俺村的粮食，俺一直未交，听说明早鬼子和汉奸要来抢粮，你们最好是打他一下子。”我对村长说:“你回去赶快把粮食藏起来，人和大牲畜转移出去，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把人抓走。怎么个打法，我们商量后再定。”
当时，我从军分区政治教导队学习刚回来，任八路军汪沟区中队文化教员，牟队长去军分区参加“整风”学习，区委书记、区长都已外出。我们中队有六个班，约八十余人，临时由我负责，大家都很支持我的工作。
经和各个班长研究，决定打击抢粮的敌人。山上日军一个小队三十人左右，除留据点外，能外出的约二十人左右。伪军一个中队约六十人左右，除守据点外，能外出的约四十人左右，且战斗力很差，我们六个班八十余人，有可能守住村庄，阻止敌人抢粮。
夏季天气很热，朱家崖子村已空无一人，我们决定在村西南角林地里休息。“刘教员，敌人好像下山了”放哨的同志向我报告说，敌人来的好早啊。
我按预定的方案，将五个班布置在村南占领有利地形，一个班作为预备队，我命令副班长李玉普带七个人守在东山，没有命令不准撤退，保证我们右翼安全，并监视青驼寺方向的敌人。
作好战前布置后，我带半个班想去敌人来此必经的路上，那有片坟地去阻击敌人。我们刚走到场园南，我和新战士小闵四说打仗的事时，从麦楷垛里突然窜出一名日军“吼”了一声，向我们刺了一刺刀，此时天尚未大亮，这刀正刺在我和小闵四之间，我俩都没受伤，敌人在视线不良的情况下，大概是太慌了。我们没有恋战，急忙撤回阵地，准备敌人攻击。
天亮后，敌人在机枪小炮的掩护下，向我们发起了冲击，我们先是一排枪，接着投出了一排手榴弹，打得敌人撤回去了。从此，我们就对峙起来，但东山的战斗仍在继续。
敌人不断向我方射击，我们因为子弹少，只有射击技术好的同志，向明显的敌人目标打枪杀伤敌人。
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我断定敌人向我们进攻的势头不强，命令三班长李成志带半个班迂回到侧后打击敌人。
此招果然有效，敌人迅速撤退了，我们用火力追击。敌人跑得好狼狈，竟丢弃了一些武器弹药，战场上有血迹，但没见到敌伤者。
我们消耗了子弹九十余发，手榴弹七十余枚。缴获子弹五十九发，刺刀一把，手榴弹十几枚。我们轻伤两人，有一名小战士小闵四第一次打仗，吓出了神经病。
这次战斗，增强了当地群众对我们区中队战斗力的信赖，提高了对敌人斗争的信心。“山上的鬼子让区中队打回去了。”老百姓这样传颂着。
8月份，我们用埋地雷、破坏水源的方法断绝敌人水源。山上敌人用水，主要是靠由伪军押着民工给他们从山下往山上运水。我们和老百姓说好，我们一看见运水的就向天空打枪，他们一听见枪声就跑，阻断敌人水源。
同时，我们把敌人在山下挖的水井破坏。白天，他们来人修，我们就打他一下。敌人来多了我们就转移。敌人白天修好了，夜里我们去破坏。久之，敌人没有水，混不下去了，只好撤掉这个据点。
以后，我们的主力部队打掉了汪沟、诸满等敌据点，汪沟区基本解放。
对我们威胁比较大的只剩下王洪九部和半程、 青驼寺敌据点了。
上以事例，虽然只是我们在汪沟区三年战斗的一部分。但从这些我们有得有失的战斗看，当时的斗争是很激烈很残酷的。虽然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形势对我们来说逐渐好转，但在1944年上半年以后，仍然是敌优我劣的局面。
▉参加了敌后的战斗
1942年春季，鲁中抗日根据地逐步转变对敌斗争方针，开展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游击战，加强小部队、武工队建设，发展民兵和自卫团，逐步扭转了对敌斗争的被动局面。1942年8月1日，部队为适应对敌斗争需要，从各个部队抽调一部分军事政治过硬的干部战士，组建武工队。
从1942年起，我就从八路军正规部队，调到临费边区武工队任副班长，不久又在费东县汪沟区中队任班长，后来任文化教员、副指导员。当时武工队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收集情报，打击汉奸和坏人，扩大抗日武装等。
1942年到1944年，这两年多，我在武工队，主要是在敌占区，发动群众支援抗日，打击日伪军，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在敌占区开展对敌斗争，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人民群众就像我们的父母，支持掩护我们，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故事。
▉人民群众一直在支持我们
几年来，在敌占区开展斗争，我们之所以没有吃过大亏，没有遭受大的损失，是因为我们严格执行了党的政策，执行了人民军队的纪律，获得了敌占区人民群众的支持，群众积极掩护和支援了我们开展对敌斗争。
在敌占区工作，危险性较大，上级不断地强调，要我们提高警惕，增强自我保护能力，保存有生力量，有力打击敌人。上级经常通报情况给我们，让我们不忘危险，随时保持高度戒备。
因为我们许多武工队，都有惨痛的血得教训。记得和我们同时成立，去敌占区活动的另一支武工队，后来也改称区中队。1943年春天，因为麻痺，放松警惕，这个武工队二十几个人被敌人围住，一场战斗，武工队人员全部壮烈牺牲。
我觉着敌后斗争，既要大胆，积极活动，又要警惕谨慎。这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只有积极活动才能开展局面，争取主动，而提高警惕，保持戒备，是保证积极活动不可缺少的措施。
几年来，凡是到有危险性的村庄、路口，我都必须经过侦查，查明情况后方可行动。我们就是通过侦查，及时采取措施，才避免了不应有地损失和牺牲。
我们武工队，对于村长可靠性没有把握的村子，不敢掉以轻信。对于这样的村子，我们一旦要去住宿，一般是不经过村长，不让其他人知道，而是直接插到熟悉的住户去，秘密进去，秘密出来。
我带队在敌占区活动，去村庄住宿，凡是对村长不信任的村子，我从来不找村长，而是直接带队到熟悉的住户家去。我们事先在另外的村子带好够一天吃的粮食，到了住户家后，马上做饭，天亮前吃完饭，让大家体力充沛，已备天亮后发生情况和不测。
在这样的环境里，这样的活动方式，我养成的习惯是，到了住户家后，先让大家睡觉休息，我来做饭，饭好了，让大家吃饭，天亮前必须吃完饭。
如果没有发生什么情况，我才让其他人轮流坐班，我再休息一会。
一般上午十点左右睡醒，没有任务时，我就抽空学习文化，有时候，一天可以学6个小时的文化。若有任务，就不能学习文化，就不能正常休息了。
可惜的是，经常是活动了一夜，刚吃过饭，就发生了情况，白天一天不能睡觉，晚上照样去工作。
经常处于这样的状态，有时候自感体力不支，疲惫不堪，挺吃力的，但我还是支撑下来了。一个是那个时候年轻，我不满20岁，年轻力壮，精力旺盛。还有一个是有信念，始终坚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能打败日本侵略者，我们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由于战争年代战斗、生活没有规律，给我造成了一生入睡困难，有时候通宵不眠。我睡觉很轻，一有响声就醒了。战争年代，有点动静马上就惊醒，形成了习惯，长久以往，以致后来形成了神经衰弱症。
▉群众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
在敌占区这几年的斗争，激烈残酷，生活也是很艰苦的。我们住在山里时，因为那里土地贫瘠，村子很小，又遭敌人“三光”政策的推残。老百姓生活贫穷困难，1942年上半年，老百姓和我们的食物，一半是靠野菜充饥的。
敌占区，由于敌伪军和国民党军队对群众的勒索，抢掠，群众生活极其困难。他们连糠菜都填不满肚子，多数人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生活得十分艰难。
有时候，我们去敌占区活动，群众给我们些好吃的，我们不能吃，也吃不下。为了减轻群众的负担，体现我军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精神和作风，我们规定：凡是到村子里去，严禁接受烟酒鱼肉和大米白面招待。对这些不成文的规定，我们都能自觉遵守，业已成为习惯。
在刚开始执行这些规定时，我们常常因拒绝群众的超规定接待而与村干部、群众发生"争论。”有时候，群众端来馒头、肉菜，我们坚决不吃，“惹得”村干部和群众有些不快，但没有办法，我们必须严格执行政策和纪律，丝毫不敢马虎，既使群众不理解，我们也绝不走样。
我们走到哪里，人民群众都会无私帮助我们，把最好的食物拿来给我们。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一片心意，我们心领了，但群众吃糠莱，让我们吃米面，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后来，日子久了，群众了解我们的规定和纪律，就按照我们的要求做饭。群众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
当时，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我们若能吃上顿高粱煎饼就很不错了。临费边地区吃煎饼，是当地人的饮食习惯。在那个年月，纯高粱煎饼，除地主、富农外，穷苦百姓家几乎没有，都是靠地瓜、地瓜秧和糠菜渡日的。
我们常年在敌占区活动，糠煎饼、咸菜、开水是我们的主食，有时能吃上顿炒白菜、萝卜，那就很丰盛了，我们很满足了，偶尔吃顿小米饭，就是如同过节，改善生活了。
人民群众对子弟兵，时刻予以关爱。有的群众说，不能把好东西都让敌伪军吃了，咱们自己人（八路军）也得吃点好的。也有的群众说，同志们太辛苦了，不能老这样，逢年过节也得填补点，改善一下生活。
当然，对群众超出我们规定的招待，我们都是好意谢绝的。因为口子一开，就不好堵了。吃了这次难以拒绝下次，吃了甲村的，难拒乙村的。时间久了，群众知道了我们的规矩，就按我们的要求做饭，也就形成了不成文的标准，不管到哪里，都是煎饼、咸菜、开水，顶多加个炒白菜萝卜。
我们常常听到群众这样说：八路军同志们认真得很，吃饭就那"老三样"，别的都不能做，把炒白菜萝卜顶多加点油吧。当然在群众还不了解我们的规定、习惯的时候，这样做，我们还是要费些口舌去说服群众的。
1942年春天的一天，我们住在竹园，这是个大村，比较富裕，村里没和我们商量，就给我们送来了馒头，还炒了一只鸡，村长一边摆弄饭菜，一边说：今天是清明节，给同志们改善一下。我们队长严肃地说：“这不行。”村长争辩地说:“今天是过节，就这么一回，别再让了，叫同志们赶紧趁热吃吧。”队长说，我们在你这里吃了，到别的村怎么办？这次吃了，下次怎么办？你这样，他也这样，我们今天吃，明天也吃，那不和敌伪军一样了吗？群众够苦的了，别再给他们增加负担啦。村长说:“不能光给那些该死的伪军吃，你们也得吃点。”端饭的人，站在一边也喃喃地说。
我说:“我们吃了，伪军来村里，你们不还得花钱给他们办吗？”村长咬牙切齿地说:“我的脸还肿着呢，昨天国民党军队对招待不满意，打了我两巴掌。”“我恨不能把他们一个个都杀了，酒肉白面招待，还得挨打。“房东大爷说:"这些害人精不得好死。"我们经过再三动员，才说服他们，把馒头和炒鸡收起来，拿来高粱煎饼，我们安心地吃了午饭，吃得十分高兴。
1942年，我们在杨家庄过八月十五，村里给我们做了油饼，我们反复讲了好多道理，不能吃油饼。早饭，上来油饼，我们没有吃，一直等到快吃午饭时，村里看我们坚决不吃，才换成高粱煎饼，我们不能因为节日破坏了规矩。
在吃饭这件事上，反映了我们八路军和日伪军、国民党反动军队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侵占群众利益，人民群众才真心实意拥护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