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东大娘掩护了我们
1942年4月的某夜，我们住进了西姜庄，这是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穷村子。
天刚亮，我们拿出随身带的煎饼、咸菜准备开饭，通常都是在天亮前吃饭，好随时准备应付情况，因为敌人一般都是出太阳后才出来活动。房东大娘急忙从院外回来，催我们快上掉铺，一般都是灶房或牛棚里，房子的粱都是用木棍、高粱杆搭的，通常是放东西，不住人的，听说敌人快要进村了，我们收拾好东西，上了灶房的掉铺，大娘把梯子搬走了。
说来也是巧，敌人偏要到我们住户的院子里集合吃饭，四十多人在院子里，就像一窝蜂，乱哄哄的，有十个八个人伸头到灶房看看。敌人距离我们只有几步远，我们五个人，当然有些紧张，子弹上了膛，手榴弹拉出了弦，作好准备时刻准备打。我们还分工两个有劲的同志，一旦被敌人发觉，就顶破屋笆，边打边突围。
持续了个把小时，伪军喝了酒吃了饭才离开。
我们多么盼望这个时刻的到来啊。
村长并不知道我们住在这家的掉铺上。“快下来吧，他们滚了”大娘搬来梯子，边树梯子边喊。我们下来，刚出灶房门，站在院子里的村长愕然了，“俺那娘哎？你们什么时候来的？"我说:“昨天晚上，这不还没来得及向你报告敌人就来了。”“快进屋，我烧水，给你们做饭吃”大娘指着北屋催着我们说。
▉和群众同甘苦
我们一进屋，就拿起煎饼、咸菜，利用敌人喝剩下的开水吃起来。“不吃这个，这里有别的”村长夺下我手里的煎饼，指着盛馒头的筐子说。我说:“留着应付情况吧，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来伪军。""你看他们嫌酒不好，一棍子就把我脖子戳破了”村长指着被伪军小队长的棍子戳破了的脖子说。一位战士说:“这些坏蛋，喝酒、吃面、吃肉，不如意就打人。”“村长叫你们吃，你们就吃吧”大娘劝我们说。“大娘我们吃了，敌人来了你们不是还得花钱去买呀”小李插了一句。“我恨不能把他们都饿死”村长愤恨的说。“要不是为了咱这个村，我把他们都药死”村里管账的会计插嘴说。
我们吃着煎饼，咸菜，喝着开水。大娘、村长，屋内的人看着我们吃这些东西，都掉下眼泪，有的人哭起来了，我的鼻子也阵阵的发酸。
我安慰他们说: “别难过，能吃上这个就不错了，村里不是不少人还在挨饿吗？等我们打走了日本鬼子，咱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你看怎么办？”会计把纸条往桌子上一放，就问村长。我问:“什么事？”“东山上鬼子要60斤猪肉，20斤鸡肉，200斤大米，50斤油，限三天内送到”会计边看条边说。
我说:“商量一下怎么应付他们吧。”“老天有眼，早晚得打雷劈了他们”大娘气愤地说。
我们为了减轻所住村、户的麻烦，不让住户遭受损失，采取了严格地保密措施，不仅是行动小心翼翼，住宿也不让无关人员知道，吃饭也保密，常常是从甲村安排上饭，我们带到乙村去吃。
我们的生活和人民群众的生活距离越小，群众的心和我们的距离就越近。在敌占区，为了减轻群众的负担，能省下来的我们就尽量省。
我们是共产党保护人民的军队，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是我们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决定的。
1942年夏季，我们每人只发了一件单衣。我们换洗衣服，采取的办法是，一是向从家里拿来衣服的同志借衣服， 换下脏衣服洗干净穿上，再把借得衣服还上，可惜从家里拿件衣服来的只是个别的同志，我们队伍里的干部战士，大都是穷苦人家出身。另一个办法是，选择个好天气，大晴天的，找个好地方，如河水较深、周边无人的地方，我们洗好衣服后晒在沙滩上，我们在水里等着，待晒得衣服干了，能穿时，我们从水里出来穿上，然后整理队伍回村了。
艰苦的战争环境砥砺了我们，虽然艰苦，但我们每个八路军战士都精神饱满，意志顽强。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我们国家、民族的一切灾难，都是日本侵略者造成的。只有坚持斗争，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彻底赶走日本侵略者，我们的人民，才能有和平的世界，才能过上好日子。
▉筹措五千元伪币
1943年1月，我们为扩大根据地，准备拔掉敌人据点。上级要求我们班在二十天内筹到五千元伪币。
一旅二团叶以挺副团长对我们讲：“我们有了伪币，就可以到敌占区买炸药、医药等物资。有了这些东西，就为我们打胜仗创造了条件。"
我们和一班划分了任务和筹款区域。我们班在草沟头以东村庄催办，我们知道在短时间内筹款五千元伪币，这个任务非常艰巨。
当时这一带敌占区，群众主要是给日伪军交粮、款等物资，其次是给国民党军队交，如果交不上，他们除到村子里抢夺外，还打人抓人。
平时，我们在敌占区活动，考虑到群众的困难，只派收少量的粮款。但我们还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向群众筹措这么多的钱。
我们先是对各村下了通知，反复作好宣传工作，而后反复催交，但筹款进展缓慢，十多天过来，我们只收到不足两千元钱。
我们抓紧又去几个大村、富村催款。跑了好几天，收获仍不大。我们班十几个人，面对筹措五千元的任务，真是一筹莫展了。
正在我们犯愁的时候，有一天，上草沟村长和我们谈起伪政府工作人员也在加紧催款的事情。他无意中透露，敌占区政府来了个催款的，已经在附近村筹款跑了十多天。我们由此得到了启发，决定跟踪这个人员。他白天跑路，我们夜间追赶，第四天追到大柳汪，这里是伪诸满区所辖最东边的村了，我们决定活捉他。
晚上约十点钟，我们赶到该村找到村长，让他告诉我们这个人的住处，开始他含含糊糊的，不想说，后来他看不说不行了，就说，我带你们到他住的那个院子，我就回来，可别让他看见是我领你们去的。
我们答应后，他带我们去了那个小院。原来这个家伙是在这里玩女人。我们将小院包围后，叫开门进屋，屋内只有一张床底下可以藏人。年轻女人在床上吓得发抖，一直说没人，就她一人在这里，我们搜查后发现床底下没有人，他藏到哪里去了呢？我在思索着，我们把那个女人叫下床，把床笆子揭开，原来那家伙藏在床笆里边，我命令他交出装钱的褡子。他吓坏了，只好乖乖交出。我们当场点了点钱数，给他开了收条，他回去好交待钱的去向，我们立即返回驻地。
“已经二十天了，明天赶回去误期一天。不过有这3400元钱，再加上我们催的共6500多元，也算超额完成任务。”战士李启常边走边说，我们高高兴兴地向北急驰。
回到驻地，叶副团长表扬了我们。还奖给我们班一元钱，这一元钱可以买二斤多猪肉。
我们在敌区活动的几年，经常去各村催粮，有时催款，把这些粮、钱作为部队开支，收到款后，我们打个收条。
这么多年来，我们经手了很多钱，谁也没沾过一分钱，那个时候，虽然条件很差，生活很苦，但把沾公家的便宜，别说贪污了，看作是最大的耻辱。
▉巧抓日本特务“小四”
“小四”是一位特务头目的外号。他身为中国人，却为日本侵略军卖命很积极，日本侵略军很信任他，很听他的话，他掌握着这一带敌人的情报人员和情报系统。他说抓谁，日本带上伪军就抓谁，他说向哪里打炮，日本人就向哪里打，到哪里去抓人，到哪里去袭击八路军，日本人都听他的。
我们县公安局、军区便衣队一直想抓他，但多次抓捕没有捉到他。他做了很多坏事，害怕我们惩罚他，所以，他的警惕性很高，一般都是在敌据点附近活动，晚出早归。
为捉住"小四"这个人，我们平时费了些功夫，为了让每个战士见到“小四”，就能一眼认出来，活捉到他，平常我们做游戏，把回答小四的身材、面貌特征列为输赢的项目，答对了即为赢，答不完全即为输。
后来，"小四"被我们捉到，就是平时练就的功夫起了作用。
1943年2月，我们要搞一次夜间大破袭。这件事，既要事先保密好，进行突然行动，又不让敌人事先观察到，又要动员尽可能多的民工参加破袭活动。
我们班的任务是，在指定的几个村庄，天黑时动员五百个民工去破坏公路。要完成这个任务，在敌占区是很艰难的。动员安排五百个民工干活，只能迅速集结完成。一旦行动晚了，缩短了干活的时间，就难以完成任务。但行动过早也不可取，敌人还在村里活动，早了容易暴露意图。所以，活动时机要恰当，一般是太阳将落时，让民工尽可能快的集合起来。为此，我们班一分为二，各负责三个村庄。我带上半个班八个人到离公路比较远，但距离敌据点比较近的三个村庄去。
我们首先到了在敌据点胡子山以南约有一公里的杨家庄。进村的同时，我们派两名战士到村北警戒胡子山方向。
我进村时，遇到本村的两个人迎上来，一个领我们进村里，一个去找村长，带我进村的人把我带到了无人住的小院子里，他既不带我们去村公所，也不带我们去村长家，待了一会村长才来，见了我们神色有些慌张不定。“村里有外来人吗？”我首先带着几分怀疑的口气问村长，村长没有回答我，我把任务说明后，他很痛快地说，马上就集合民工。此时，我不太放心，带一个战士到村北哨位上去看看。
我们几个战士押了一个俘虏过来，“班长，这个人，他说是山上（胡子山）伙夫，你看怎么办？”通常是捉到敌人的伙夫，我们教育一下，当场就释放了。我看这个所谓的伙夫，穿戴像个伙夫，但面容又白又怕，手软软的，不像出力的人，年龄不算大，我觉得他有些面熟。“小四，你是小四”我立刻认出了他，他吓得瘫在地上。他是因为玩女人，所以回去的晚了，他强奸了该村一位十八岁的姑娘，并霸占了她。我让战士赶快把他捆起来，让另一个战士到村里去叫人来放岗。放岗人来了以后，为了安全，我命令两个战士赶快将"小四"押走，并规定他们只走小路，在一个地点集合，再迅速返回山里部队。
我刚布置完，村子里一下子涌出了二十多个老百姓，要求我们把"小四"放了。群众是怕我们带走"小四”，鬼子来报复，并不是对”小四"有什么好感。我知道带走“小四"是件很难得事。此人作恶多端，群众对他恨之入骨，但不愿在本村让我们把“小四”带走，怕日本人来烧房子抓人，全村遭难。
我们两个战士押着“小四"往北走，村里人拦住去路。我一边讲道理，一边严厉拒绝放了“小四"。我把押"小四"的战士和群众隔开，我在中间反复做工作，一直持续了大半个小时。天黑了，村长见没指望我们放了“小四”，这才劝群众回去，并告诉村里人，今晚破坏完公路回来，最好都离开村子。明天山上（指胡子山）的鬼子一定会来，说不准是杀人还是放火。今晚下半夜等参加破袭的民工回来，我就上山去和鬼子说，“小四”被八路军押走了。他鬼子愿杀就杀，愿押就押，看着办吧。
看得出，村长和这个村群众的确为此事惆怅，害怕。我一边讲清把"小四”抓住，带回我们部队的意义，一边和村里人商量如何应付日本侵略军可能进行报复的办法。
我们回到村里时，村里人已乱腾起来，开始向外村转移了。
我们赶到另外两个村，动员召集齐了民工，又回到了杨家庄。这时已深夜十二点左右，村里人一家一户的陆续向外村走吉。
“走了多少户了”我问村长。“一半多了”村长叹了一口气说。我们在村里看了一会，和村长研究了如何向鬼子报告的说法，我嘱咐村长早些返回。
我们赶到规定的集合地点，一起押着特务“小四"回到驻地。
此时天已大亮。捉到了“小四”，大家都非常高兴。队长牟修玉同志命令立刻将俘虏送到鲁中军区敌工部。
牟队长表扬了我们，并让我们马上休息，今晚再返回杨家庄，了解一下情况。
太阳一落山，我们就出发了，很快就赶到了目的地，村里很寂静，我们走进村长家大门，看见窗子里边有灯亮。门没关，只有他一人对灯吸烟。“就你一人在家呀”我问。“你们怎么回来得这么快。”“来看看你，难为你了，村长。”“说真的，抓走这个坏蛋，大伙都很高兴，你们为老百姓除了一害，可村里人就怕在这个村里呆不下去呀。说不定还得赔上几条命。”他停顿了一下又说：“昨天晚上的事，你也别放在心上。”“哪里，我们理解你，也理解群众。”接着村长把上山报告敌人情况和我们说了，他是昨天晚上去的，鬼子说三天把人要回来，要不回来，就把你们村子烧了。鬼子在山上押了我一天，这不，我刚回到家，想到山里部队去找你们。
我告诉村长，一定要注意鬼子的动向，三天放人回来的可能性不大，你们要警惕鬼子的报复。你再上山对鬼子说，已派人去找八路军要人了，就说还没有找到八路军，找到八路军时，请求他们把人放回来，让日本鬼子再宽限几天。你看看日本鬼子的态度，同时继续做好群众的工作。既要做最坏的打算，也不要让鬼子给吓住了。
和村长说完这件事，我们告别村长回到驻地茅草崖。
▉一次互不相让的"争论”
我们在和敌伪军的三角斗争中，最难办的是同国民党顽固派加投降派的斗争问题。我们既要讲团结，又要讲斗争，有时分寸很难掌握好。
国民党军队和政府人员，利用我们讲团结的政策，一方面和我们高喊抗战口号，另一方却和日伪军勾结打击和摧残我们。
1943年春天，一位自称国民党区政府的工作人员，一位自称国民党军队的军需人员，在杨家庄和我们相遇。不一会，我们武工队四个人刚刚离村，十几个伪军就围追而来，因为是白天，我们不宜同敌人交火，只好迅速逃离摆脱。我们经过两个村，和敌人周旋两个多小时，进了张铁峪，在群众的掩护下才脱险。
敌人距离我们只有几百米，我们进了张铁峪一家住宅的后院，一位姑娘正在院子里推磨，我们进院说明来意，她让我们进了北屋，然后她将门锁上，没事似的继续推磨。一会，伪军十来个人进了院子，问：“八路军藏在哪？”姑娘说:“你们没说话了，明明看见我推磨还问我八路军藏在哪？这不是讹人吗，欺负我，也算你们有本事。”“打开门，(指我们藏的北屋）我们进去看看。”伪军指着房门说。“没有钥匙”姑娘没好气的说。“钥匙在哪？”伪军嬉皮笑脸地说。“在我哥那里。”“你哥呢?”“去我姥姥家了。”“我们得进屋去看看。”“要看你砸开门看吧。”“看在你的面子上不看了。”这伙伪军，这个抓姑娘一把，那个推姑娘一下，满嘴胡说八道。伪军只顾着挑逗姑娘，就不再问八路军的事了。姑娘逆来顺受，忍辱受屈，完全是为了掩护我们。
这个村只有十来户人家，我在此住过多次，许多人都认识我。我们从门缝里看得很清楚，姑娘为我们忍气吞声，我们十分仇恨这伙伪军，怀不得立即消灭他们，但我们人少不宜硬拼。我们十分感激这位姑娘不顾个人安危救了我们。
我们悄悄地打开了房子的后门，出村脱险了。
我们回到驻地，带上我们班的十六个人，来到张家庄。发现那几个自称是国民党的人正在和几个伪军喝酒，我们立即抓住这几个人，经审问伪军，才知道就是那几个自称是国民党的人向伪军报告了我们行踪。我们把那几个国民党人捆起来，狠狠揍了他们一顿，算是教训了他们一顿。
后来，我向队长汇报了此事，区长在一旁说我违反了抗战政策，并说我惹了乱子，上级追查下来要我负责。我反批评他是在统一战线政策的右倾，不敢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他当然不接受我的批评，我自然寸步不让。区委书记，队长在一旁一言不发。区长说：“统一战线是团结对外，你打国民党人员不打伪军就是破坏团结。”我说：“你这倒像是国民党人员讲的话。统一战线是有原则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就这样各讲各的，他不让我，我也不让他，说了一阵子，不了了之。
▉为完成任务打了村长
1943年4月，部队要执行作战任务，急需要统筹一部分鞋子。区中队以班为单位分配了数量，限期完成。
我们先到各村下了通知，告诉他们鞋的数量和上交时间。然后，再到各村按数收缴。因为情况不同，各村交鞋有快慢之分，但基本上都按数按时完成。
唯有曾家村，鞋子交了不过半数。我和村长反复讲道理，他一直说收不上来。曾家村是个大村，他欠一半，几个小村也顶不上。所以我也一直坚持，得要他想办法交齐不可。他突然火了，竞说：“我们交不上，你看着办吧。”我一听这话即火了，一怒之下，重重地打了他一巴掌，在场的人把我和他隔开，我命令战士立刻把他关起来。这种举动出乎他的意料，也出乎我们班和在场的其他村村长的意料，连我自己也茫然了，我为什么要打人？打人违反纪律，影响不好，这不和日伪军、国民党一样了吗？我后悔极了。
这位村长，我们区中队很多人都说他，滿嘴甜言蜜语，就是不办事，我也有同感，这也是我打他的原因。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平时区领导都顺着他。不好，我今天捅了马蜂窝。
过了一会，他对看着他的战士说，要和我见个面，他有话要向我说。他向我提出放他回去，明天晚上一定把鞋子交齐。我从看他的小房子里把他带出来，当众向他道歉：“我打你是不对的，违反了八路军的纪律，请你批评。我给你道歉。”说完向他深深鞠了一躬，在一旁的人齐声说：行了，这事不算什么。他也谦虚地说：“这也不能全怪你，你任务在身，我不该呛你。”第二天晚上，他果然交齐了鞋子。
回到区里，我说明了情况，作了检讨。队长批评我说：“据我所知，你这是第一次打人，以后不能再犯。打人影响不好。”对这种批评，我自然是心服口服的。
▉打乱敌人计划
1943年6月，敌人为加强对敌占区的统治，试图将敌汪沟乡划出一些村庄来，成立店子乡，并委任了一名乡长。
某日中午，我们得知这位新任的乡长从汪沟到小主山敌据点去。队长要我带两名战士，在他必经的路上捉住他。一班长姚现法要和我一起去，他说他认识此人，认识他，这一点很重要，我赞成他去，队长同意我们俩人去。
通常情况下，我们俩位班长捉住这么一个人，如囊中取物。
我们轻松地出了村，走了约一公里，选好设伏地点，即隐蔽起来。
我们等了近两个小时，被晒的头昏脑胀，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来啦”姚现法同志和我说了一句。我们临来时，队长告诉我们，此人罪恶不大，只能捉活的，不要打死他。这个乡长走近了，姚现法同志对他喊站住，他立刻掉头向南奔跑。我们拿着枪，身背弹药，他空着手，加上还有几十步的距离，我们怎么跑，何能追得上一个赤手空拳的人，追了一会，让他跑掉了。我说:“我们回去挨批评吧。”“不要紧，这次捉不住，下次再捉”姚现法同志满不在乎地说。
我们俩垂头丧气地回到了部队住地，向队长汇报了情况后，队长说：“死人让你俩抓活了。”这位新委任的乡长，坚决不当这个伪乡长，这个乡也没成立。也许与我们抓了他一次不无关系。
▉两个逃兵的教训
我们二班的刘殿高，一班的姜某，都是1942年夏天入伍来到我们区中队的。
一开始，他们表面上都很积极。后来他们在班内，班与班、班与队长之间，进行挑拨离间，制造混乱，曾一度搞得班内不团结，班与班产生了误解，上下级之间也产生了一些隔阂。
后来，我约一班长姚现法同志谈谈。他说他也正想找机会和我谈谈。我们对某些问题，是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们的关系是很密切，这次共同都感到需要谈谈，自然是会谈好的。经过交流，弄明白了过去我们产生的误解，原来都是刘殿高和姜某搞的。我们两个人谈好，统一了认识，一起向队长作了汇报。
队长在一次全队会议上，批评了挑拨离间，制造混乱的行为。不久，刘、姜乘我们不防，同时带枪逃跑了。
事后查明，刘殿高，曾经任过我军某部副排长，1941年秋天大”扫荡"时回家，被敌人捉住，经敌人训练后派到我部，伺机进行破坏。姜某的政治背景没有摸清楚。
这个事件的教训是，我们麻痹大意了，刘、姜已经暴露了许多问题，我们只是有些不解性的怀疑，没有深思和采取必要措施，要不然，不会让他们跑掉的。
对公开的敌人，我们警惕性比较高，但对打入我们内部的敌人，警惕性不够高，结果吃了个不小的亏，险些造成难以想象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