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壮大的武工队
1944年8月，我们武工队经过两年多的斗争，不断发展壮大，已经发展到一百三十多人。
我们接到上级指示，所有武工队要抽调部分人员去八路军主力部队。我们全队进行了广泛地宣传动员工作，此项工作进行得很顺利。经过动员，全队人员几乎都报了名，大家都愿意到主力部队去。
独立营考虑对敌斗争的需要，只批准我们武工队五十个人去八路军主力部队。
1944年10月，汪沟区一分为二，南部为汪沟区，北部为店子区。据此，汪沟区中队也一分为二，我为八路军武工队店子区中队副指导员，单队长为汪沟区中队副队长。
这段时间，武工队发展较快，不久，我们店子区中队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人，我们一次就为主力部队输送了六十个兵员。
虽然店子区所辖村庄已经解放，但我们武工队的主要任务还是去敌占区活动。我们经常到临沂庄、临沂城西茶山、大枣沟头、半城一带，打击敌人，发动群众。从这里往东是边联县辖区，往西是费县辖区。此地除日伪军外，对我们的主要威胁是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汉奸王洪九部队。
▉不幸染病
一天傍晚，我们中队帮助群众耕地种麦子，忙活完了，我宣布收工回村吃饭。我抗着锄头和村长边走边商量明天给哪一家干活的事。
我们遇见一条流着清水的小河，我想干了一天活，全身泥土的，回到住地在老乡家洗澡不方便，我就告诉村长先走。我在河里洗了澡，冲干净全身的泥土。因为满身是汗，不懂保健常识，身体被河水给激了。
回到住地，第二天我就发起了高烧，因为无药治疗，一烧就是半个月。退烧后，咳嗽不止，又缺药进行对症治疗，逐渐就变成了慢性支气管炎。四十岁以后开始了哮喘，成为影响我一生身体健康最重的一种疾病，这是战争环境缺医少药造成的，也是缺乏健康常识造成的。
▉活捉日军翻译官
1944年秋天，我得知半城日军翻译官，在据点外有一个姘头，有时夜宿在那里，我马上派人详细了解此事。
半城，在临沂城东北角，距临城约30多里地，是临蒙公路上的一个镇子。日军在那里建有据点，住有日军一个中队，伪军一个大队。日军为自身的安全，是不允许翻译官居住在据点里边的，姘头就更不能进据点了。所以，日军翻译，没有把家安在据点附近的，就在据点附近找女人玩。
半城据点，据我们的边缘区比较远，是敌占区腹地，我们到那里活动不容易，所以日军翻译才敢在据点外边住宿，但只要摸清情况，摸准敌人活动的规律，是可以到那里去活动的。
不久，我们得知那个日军翻译经常在据点外的一个地方住宿。
11月初，我带三个班在距离半城不远的桃花店隐蔽。
天黑不久，我们接到情报，说日军翻译官今天黄昏到到常住宿的地方赵家村去了。
我们迅速出发，很快就赶到赵家村。带路的人只指给我们一个院落便离开了，他怕暴露身份。这个院子比较大，院墙很高，大门是关闭的。
我安排一个班设警戒后，即带其他人将院子包围起来。为防止被日军翻译官发现，我们决定不叫门，搭起人梯向上爬。我踏着大个子孟庆玉肩膀登上围墙，不料被里面放哨的人发现。我们佯装回答是王司令（王洪九）的人，来找人的。因为王洪九和日伪军是同伙，这个回答正合适。院墙路边有个梯子，这是他们准备逃跑用的，我们迅速登墙，顺梯而下。我们先将大门叫开，然后进屋，按照事先了解的这位翻译的模样去找，屋内一伙人正在喝酒，人不多，我只端详了六七个人，就把他给认出来。我叫了声某翻译，他答应了，因为我们说是王司令的人，他并不紧张。但我要他把枪交出来时，他紧张了，他好像发现了我们可能是八路军。
这个时候，我也不隐藏什么了，直言相告，我们是八路军，就是来找某翻译的，其他人不要害怕，因为他做的坏事太多，我们只抓他一个人。
我们把翻译官带走，那个女人在里屋始终没有出门。他说他没带枪，我命令战士进里屋搜查，结果从他里屋卧室枕头底下搜出一支法国制造的手枪，有七发子弹。
乘机，我向其他人宣传了我们的抗战政策，告诉大家，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不会太久了，但你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完后，我们迅速离开。
我们走得速度很快，天亮前我们赶到了竹园。接着，对翻译官进行了审问。就我们掌握的情况看，他交待的事，有真的也有假的。
第二天我们带着俘虏回到了住地。
边联县敌工部刘丁浦部长得知此事，派人来交涉，要求把翻译官交给他们，以便开展敌伪军工作。半城属于边联县，应当交给他们，这有利于他们开展敌伪军工作，但枪是要留下来的。
后来听说这个人，在我们开展对敌斗争中，起到了一些好的作用。
▉姜保顺班长牺牲
1945年3月，上级派费东独立营的一位姓杜的排长，任店子区中队副队长，准备将我调到独立营。
他到职不久，带一个班去半城一带活动，不幸，被王洪九部队包围，杜副队长，姜保顺班长和一名战士牺牲，连尸体都未抢回来，其余人突围回队了。
后来由独立营警卫排长闻世清继任副队长。
姜保顺，草沟村人，家里很穷，会点木匠活，其老婆不正经。他参加路军后，曾一度想回家去。后来经过学习教育，觉悟提高了，工作、学习、作战，都很积极、勇敢。
1943年秋天，姜保顺探家，他的老婆瓦解他去汪沟当伪军，他提出和她离婚，要她去我们的县民政局办手续，女方不从，非要去伪政府办手续，并企图用手榴弹杀害他，被姜保顺发现后，一怒之下，将其老婆用石块砸死，然后去投了案。
费东县公安局判处姜保顺三个月劳役。我拿着介绍信，去了县公安局。到了公安局后，看守告诉我，姜保顺不好管理。他总是说：我是自己来的，不会跑的。所以在禁闭室，他愿意出就出来，愿意进去就进去。加之公安局的人都知道，他是我们区中队的班长，拿他没有办法，只好让他回到区中队执行劳役。
姜保顺回到区中队后，在伙房担了一周的水，劳役时间也够了，结束了三个月的劳役。
有些战士半开玩笑地说便宣了姜保顺，他则争辩说自己亏大了，他说：我铲除了坏人不应该受惩罚，应该受到表扬。说的武工队的人都哈哈大笑。
结束劳役，我和他谈话，他说“指导员，我除掉一个坏人，又担了七天的水，光批评，不表扬我一下吗？”在区中队办公室，我和他谈完话后，他诙谐地说。我说:“回去当你的班长吧。”“是”他高高兴兴的回到班里去了。
他为人耿直，脾气倔强，忠厚老实，打仗勇敢，在我们队里很受尊敬，他为人民牺牲了，我们全队干部战士都很难过。
▉结束费东打游击
1945年4月，我被任命为费东独立营宣传干事。从此，离开了武工队，结束了在敌占区两年多打游击的战斗和生活。
当时独立营有三个连队，一个警卫排，还管八个区中队。营部除营首长外，还有参谋陈善南、组织干事孟繁俊、保卫干事韩义忠。他们年纪比我略大点，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年龄小些，文化低。我在营部工作，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我们四个人关系很密切，工作配合也很好。
我的任务，主要是协助政委做好部队的宣传教育工作。根据上级指示，统一制定宣传教育计划，部署宣传教育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对部队尤其是对干部进行时势政策教育。
有的时候，我也要和县委联合行动，共同做好新区的群众工作。
怎样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我有些茫然，只好边学边干，但当时的积极性是很高的，工作开展得也不错，领导很满意。
1945年7月，二连指导员去军分区轮训队学习。连长英风起是旧军人出身，党外人士，营里要我去该连代理指导员，但仍兼做全营的宣传教育工作。
我刚到这个连队七八天，我们营去汪沟东南一带开展对敌斗争。营部带两个连驻曹家屯，我们二连驻庙后，距营部驻地约半里路。
一天早饭后，我们被伪军王洪九部队包围了，我们二连奉命坚守曹家屯西边的高地。
战斗一开始就打得十分激烈。敌人有几千人，不断地向营部驻地和我们的高地发起攻击，曹家屯不断地向外运送我们的伤员，我们连也伤亡十几个人，正当敌人将要发起冲锋时，连长没和我商量，就命令通信员传令各排撤退。我担心他的命令，会造成连队混乱，立刻坚定的说：“不能撤，营部和一、三连还没撤。”英连长说:“我们已被包围了，撤出多少算多少，不能都死在这里。”他边说边走到庙后墙根坐下。我说:“现在从多方面看，还没发现这种情况，你不应该这样悲观。我们快到前边去指挥部队吧。”他说:“你指挥吧，这种仗我打不了。”我说:“老英，这样下去会给部队造成损失的。”此时，作为连预备队的一排就在跟前，一排长王福存同志说：“连长，你这样是会犯错误的。”连长说:“错不错，我负责，管你什么事。”
我们争了几句，我想，指挥百八十人难不住我，情况不允许我们再争论下去。此时，敌人约五六百人从西南方向拼命向我们攻击，我连伤亡人数不断增加，我命令一排长带两个班，从高地西北侧高粱地下去，迂回到敌人后面去打击，牵制敌人，缓解其对我军进攻的力度。同时命令各排坚决阻击敌人的进攻。此招果然有效，敌人明显减缓了对我军进攻的强度。
片刻，刘营长带伤，和李政委撤到我们高地上。“营长，你负伤了吗？”我首先问。“不要紧，轻伤。”他接着问我连伤亡多少人？我回答后，刘营长说，我们就担心你们这里出问题，你们打得不错。
这时候，英连长也走过来，开始指挥连队作战。“你们再坚守一会，一、三连撤出，再掩护你们撤出”李政委对我和连长说。
我们打了一会，一、三连撤出了，撤的很顺利，我们接到撤退命令后，连长主动和我讲了他撤退的方案。我说，你下命令吧。
这次战斗我们连伤亡三十多人，其中有战斗模范、班长张进喜同志，我们连伤亡者全部撤出了战场，一、三连和营部也有些伤亡，有几人伤后被俘，其中有店子区中队的王洪录同志。后来，他们都被敌人活埋了。我们八路军，只要到了敌人的手中，只有死路一条。
战后，连队议论纷纷，要求连长向全连作出检讨。同时营首长也追问情况，英连长着了急，问我怎么办?并要求我帮帮他。我对他说，连队群众的工作我去做，营首长那里得你得自己去说，他希望我替他去说。我说，我去也可以，可同样的话，你说我说效果可能不一样，他同意了自己去说。
营首长找我核实了情况，不久，连长就被调走了。
7月底，我营被编为五团三营，团里要我去团政治处任宣传干事，我找到团政治处主任说，我文化低，不适合做机关工作，我愿意在连队工作，李教导员也希望我留在连队。李教导员找团领导说了话，随后我被任命为三营八连指导员。
我们八连，来了新连长张法安同志。他魁梧健壮，是抗大毕业生，军事知识丰富，作战部署，军事训练，行政管理都有章法。
我们连纳入新的军事编制，连长和我工作密切配合，相处得很好，全连同志士气旺盛，大家都很高兴，因为我们看到了抗战胜利的曙光。
▉参加了围歼王洪九的战斗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但敌人并没有完全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又蠢蠢欲动，妄图消灭我们。面对敌人，我们坚持战斗不止，又开始了围歼王洪九的战役。
1945年8月，我们连改为鲁中军区警备二旅四团二营五连，我任指导员。跟随鲁中军区部队在临沂参加了攻打王洪九战役。
王洪九，长期占据临沂，任专员兼保安司令。王洪九曾指挥还乡团反攻倒算土改果实，屠杀革命干部和群众七千余人，血债累累。王洪九部一万余人，占据了临沂城等周边地区，王洪九长期苦心经营，工事坚固，防守严密。为了歼灭敌人，鲁中军区集中了七个团的兵力，围歼王洪九部。对王洪九的据点，如果强攻伤亡势必很大。于是我军采取了长期围困和逐点攻取的办法，其中之一是在夜间挖交通壕来接近敌人，消灭敌人。
1、包围敌人逐点攻取。经过一段时间的围攻，我军拿下小王庄敌人据点，我们部队集中力量攻击敌人主要据点孟家庄，该据点由王洪九的亲信杜庆九支队把守，鲁中军区组织两个团的兵力攻下孟家庄，全歼守敌。接着，我军又包围李家庄。
由于我军在靠近敌据点很近的地方构筑了比敌人调堡还高的调堡，敌人只好在据点内挖交通壕通行。经过两个多月的围困，敌人的粮草全断，山穷水尽，已成瓮中之鳖了。我们部队经常组织对敌喊话，开展政治攻势，一些敌人纷纷逃出据点来投降。
1945年11月中旬，王洪九派人来同我军谈判投降，交出了两部电台。但敌人只是假谈判，还想伺机逃跑。
2、战士孟庆玉牺牲了。我连战士孟庆玉，21岁，高高的个，白净的面庞，英俊的小伙子。一天夜里，我带领连队在距离敌人五十米处挖交通壕，突然，孟庆玉在我身边哎了一声，只见孟庆玉双手抱腹，我知道他受伤了，立即命令其他战士将孟庆玉抬下去进行抢救。不料孟庆玉在医院六、七天后抢救无效，光荣牺牲了，据说是打断了肠子，当时部队医疗技术条件很差，不敢剖腹抢救，如果现在肯定会抢救过来的。孟庆玉负伤前和我靠得很近，一起在挖交通壕，肩并肩共同战斗的战友受伤倒在我面前并且牺牲了，所以，我一直对孟庆玉印象深刻，记忆犹新。战争是残酷的，人的生命在战争面前相当脆弱，为了新中国，多少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共和国的建立，是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托举起来的。
3、我第一次负伤。在围困王洪九部的战斗中，我军充分发挥政治工作优势，经常组织对敌喊话，开展政治攻政势，在我军政策的感化下，有不少敌人偷偷溜出来缴械投降。但有些顽固不化的敌人，却在继续顽抗。一天晚上，我们连队排以上干部正在连部开会，突然，哨兵来报告，在敌据点外围出来许多敌人。连长说，敌人要跑，赶快报告营部。我对连长说:“我带一排去西南角坟地阻击敌人，你赶快组织部队守住阵地。”
我带领一排来到坟地，发现一些敌人想乘夜色逃跑，我立即带领部队进行阻击。双方用手榴弹来回打击对方，结果我被敌人扔过来的手榴弹炸伤，棉上衣着火了，通讯员和战士们把我身上火扑灭，抬到连部，我当时耳朵嗡嗡直叫，听不见任何声音了。
这个时候营长赶过来，蹲下来和我说着什么，但我一点也听不见了。我的面部被烧伤，下颌骨两处以及左胳膊下端、左腿上端、左手、左胸部均被炸伤，我强忍着伤痛，咬紧牙关闭上眼晴不发出声音，我怕影响连队士气。
卫生员迅速给我包扎伤口，抬上担架送往医院。到达医院后重新包扎伤口，到半夜时，我整个脸部全部肿了，痛疼难忍。
我躺在担架上，虽然难受但咬牙闭眼不出声。我受伤以后，最为严重的是腿部感染化脓，当天夜里引发持续高烧昏迷不醒了。到了白天，伤痛非常难受，吃不下饭，整日里迷迷糊糊的。
4、在老百姓家养伤。攻打王洪九战斗结束，部队转移前，把我安放在一个老百姓家里。我和通讯员刘学友住房东边，房东和女儿住西边，墙用土坯隔开的，说话都能听见，就是声音很小的耳语，也能依稀听见。头几天，这家人看到我伤势严重，以为我活不过来了，已经作了后事准备。房东的女儿问她爸爸，八路军同志死在咱家怎么办?老人坚定地回答:“八路军同志为咱老百姓打仗负伤，就是死在这里，咱也不能撵他走。"可见战争年代，临沂人民群众不惜冒险，对八路军战士的热爱和保护。
当时我主要是皮肉伤，因为没有药物治疗，只要没有破伤风，就可以活过来。我算是个命大的人，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在这家老百姓精心照料下，一个多月后，退烧、消炎，硬是活过来了。
5、我受到师部通令嘉奖。攻打王洪九战役结束后，我们连队伤亡较大，一位排长牺牲，一位排长受伤，战士伤亡三十多人，重新补充三十多名新战士。这一仗，缴获敌人武器较多，整个连队步枪大都换成新的，每人增加不少子弹。给我换了一支很好的驳壳枪，配有五十多发子弹。
1945年11月下旬，鲁中军区警备二旅转移到界湖，改为鲁中军区九师，我所在团改为二十六团。部队在界湖进行了战役总结，我受到了师部通令嘉奖。
此后，部队将我接回师医院继续治疗，在住院期间，鲁中军区警备二旅政委李耀文到医院，代表二旅慰问了我。
我身体养好以后，专门去养伤的房东家，依依不舍地和这家人告别，返回部队。
1946年1月，我出院回到连队，腿部伤口刚结疤，因活动过多，腿部伤口复发，又住进医院，治疗二十多天，用红药水和盐水抹伤口，没有其他药物。
6、军民团结打敌人。抗日战争，我们每一个胜利都与人民群众的支援分不开的。每次打仗，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民群众，给部队送粮送菜送水果，部队的稳蔽部里经常有群众送来的各种水果。虽然他们生活十分困难，但尽全力支援子弟兵。地方党政领导同志经常到部队来，看望战士，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在攻打王洪九战役中，有两件事让我永远不会忘记。
一次，部队正在构筑工事时，一对年轻夫妇用一辆小车，俩人一个人推一个人拉，送来了红彤彤的崭新的橱子和柜子，帮助部队做工事用，我劝他们拉回去，他们说这是消灭王洪九的一点心意，说:"只要能消灭王洪九，我们什么都舍得。"连长张德安说这是陪嫁的嫁妆，我们不能用。我说明天我们派人送回去。一位班长说，这是多么好的群众啊。
另一个动人的事例是，有一天上午十点多，一位鬓发斑白的大爷，挑着担子送来四个篓子，给部队做工事用。排长魏玉才一看篓子是新的，劝大爷拿回去，大爷边擦汗水边说:“听说部队打王洪九用这个东西，我赶紧编了四个先用着，我回去编好再送来。”我连声说谢谢老人家，并让通讯员给大爷端来一碗开水，大爷喝完水，指着远处敌人据点说，你们要赶快把这些坏蛋拾掇了，给咱庄户人家除害。我告诉大爷，这次，部队一定耍消灭王洪九，为老百姓报仇。大爷点了点头笑着说:“我得回去了，还有二十多里地。"
我怀着感激地心情，目送大爷走去，久久没有离开大爷的身影。我想，我们一定要用彻底消灭王洪九的实际行动，来报答人民群众的期望。
（完）
刘卫平根据父亲刘乃晏手稿、口述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