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宿营或小休息，你看吧，同志们不是磨刀，就是跟男同志学劈刀打拳，直练得满身大汗。女人还有不爱美的?我们每到一个地方，不管看见点儿红线头，还是绿布条，都要拾将起来，收集得多了，就结个花穗穗，系在刀把上。
走起路来，花穗穗随风飘动，觉着比戴在头上的鲜花还美哩!特别是在劈刀时，就更好看，只见雪亮的马刀上下翻飞，那朵花穗穗就像火流星似的跟着左右飞舞，真能叫你看花了眼。
一九三六年四月里，我们北上走到了杨家坝，当时，我正在担架连当连长。刚刚住下，陈昌华营长让我连派五个公差，同炊事连的三个同志去青龙坊运粮食。
接受任务后，我带着我连的刘爱喜、陈文斌、杜秀珍和一个叫“小钢炮”的同志，随同炊事连的朱田才排长和另外两个同志，一共八个女；同志，领着六十名运粮的老乡出发了。领粮回来，每逢过山时，我就格外注意，营长早就告诉过我这一带有土匪出没，我们辛辛苦苦背回的粮食，绝不能让土匪抢去啊。
太阳偏西的时候，走进了一条山沟里，离驻地杨家坝只有五里来路了，我想可能不会有什么意外情况了。
我和刘爱喜就插到了队伍里，她在前，我在中，朱排长她们都在后边。路上经过一座少门缺窗的茅草房，旁边的茅厕也倒了，看样子早就没人住了。运粮队前头的人已经走过了小房子，这时房子里突然闯出两个彪形大汉，身穿大袍，头包青布，手执盒子枪，气势汹汹地大喊了一声：“站住!给我留下粮食!”说着“叭叭叭”向我们连打了三枪。
老乡们听到枪声就乱了。我一看情况不好，就厉声喊道：“老乡们趴下不要动，同志们跟我来!”手一抬，头一低，“刷”的一声亮出了马刀，直向前扑去，可是心里也有点嘀咕：“房里是不是还有土匪呢?”我急中生智，连忙又喊：“往下传命令，叫部队跑步赶上来，一个也别叫他们跑了!”“小钢炮”马上应声：“是!连长同志!”随即照样向后喊了起来。
这样一个个传到队伍后面，越传声越大，我们执着八口明晃晃的马刀直向土匪冲去，离有十来步远时，有一个土匪拔腿从田埂上跑了，这时，我立刻断定房里不会再有土匪了。
剩下的这个家伙见我们没有别的武器却一动也不动了，枪口紧对着我们，嘴里直嚷：“再往前走，老子就要开枪了!”我想：“你开枪吧!反正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只要我们有一个人在，粮食你休想抢去!”不管他喊，我们还是往前上。
正在这时，刘爱喜一屁股坐了下去，我看见她裤腿被血染红了，是被土匪刚才那三枪打伤的。她没哼一声，只是喊：“同志们!别管我，把他包围起来，活捉住这个狗东西!”说话间，我们七个人把土匪围在当中，土匪急得团团转，也不开枪，我们的圈越来越缩小。
我瞅了个机会，把刀往地上一插，猛蹿过去，一把抱住了土匪的腰，死也不放。他用枪狠命地往我手上敲打，而我的手像铁钩一般，就是用铁也难分开!同志们趁机一拥而上，拖腿的拖腿，按头的按头，拽脖子，拧胳膊，很快就把土匪按倒在地，和他扭成了一团。
土匪的劲头很大，我们想先把他的枪夺过来，可怎么也夺不下来。陈文斌个头大，又有劲，与他夺来夺去，一不留神，被他一脚踢在小肚子上，好一会儿没爬起来。“小钢炮”咬住他的指头不放，却被他一头撞到田里，她嘴里还咬着半截指头哩!我们和土匪滚来滚去，枪还是夺不下来。我气极了，拿起刀照着他的脖子就劈了下去，他头一闪，砍中了他的臂膀，血水冒得老高。
我趁势把枪夺下来，扔给了杜秀珍，又一只脚踩住他的脊梁，把他弄了个嘴啃泥，然后把他双手反背过来，用裹腿捆了个结实。怕他跑了，又把他两脚也绑起来，像戴脚镣一样，一步只能叫他迈半尺。
我过去看了看刘爱喜，同志们已帮她包扎好了伤口，只是流血很多，脸色都发白了，但她还是那么刚强，毫不在意地说：“没关系，只要同志们能吃上饭，我腿上穿个洞又有什么要紧?”正说着，杜秀珍拿着土匪的手枪对我说：“你看，这弹夹是空的，怪不得他光说开枪，却打不响呢!”土匪鼻青眼肿，满身血迹，再没有刚才那股子凶劲了。
“小钢炮”用手枪点了点他的头，狠狠地说：“也不睁眼看看，红军女战士是好惹的吗?”其实，我们也是筋疲力尽了，浑身沾满了土，活像泥猴子，可是我们这几个女孩子毕竟用马刀制服了这个持枪的强悍的土匪。他没抢到粮食，反倒变成我们的“胜利品”了。
陈文斌背起刘爱喜，朱排长押着土匪，我们带着运粮大队，回到了杨家坝。在那武器极其缺乏的艰难岁月里，我们妇女独立营的同志们就是这样，靠着心爱的马刀来完成战斗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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