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丘文祖战斗
我们部队整编以后，进行了乔岭前、普集战斗，都是我对敌的围歼战，因为我军装备弱于敌军，普集战斗未达目的。
1946年8月中旬，为配合渤海、胶东军区作战，鲁中军区9师主力向文租、石岭子之敌发起进攻。我们26团占领白泉镇以东地区高地，阻击明水方向之敌南援。
1、消灭逃跑之敌
1946年8月，9师和兄弟部队集中兵力攻歼文祖、石岭一带敌人。
战斗打响第一夜，文祖守敌一个营被我大部歼灭。
我们4连为26团2营预备队，2营的主要任务是攻打文组东山上敌人的几座碉堡。
这天夜里下起了小雨，部队冒着雨水和敌人的枪林弹雨，攻打了两个多小时没有攻破敌人工事。因为敌人火力太强，我们很难接近敌调堡。敌人一个加强连守卫，我们一个营攻打，勉强可以。此时，五连、六连正在集中力量攻打敌人。营长冯华德交待我，让我去看看情况，并让我们连注意警戒，防止敌人乘夜黑逃跑。我和连长商量后，决定拿一排到敌人可能逃跑的地方打截击，我们在敌人逃跑的地段预设了埋伏，2营另外两个连队猛攻敌人的碉堡。不久，碉堡被攻破，残敌狼狈逃窜，被我们打了歼灭战，缴获敌人轻机枪2挺，步枪20多支，打死打伤10多人，俘敌30多人。
天亮以后，敌人邱城、洪沟方向来了一个师的兵力，增援埠村一带守敌。我奉命带连队在文组东岭阻击南犯之敌，战斗打了三个多小时，我一人打了60多发子弹，消灭不少敌人。但文祖又被敌人占领，随后，我带领连队转移到文组东南山上待命。
5连在我们连的左前方山头上，文组方向来的敌人拼命进攻5连阵地，战斗非常激烈，5连指导员张益民光牺牲，连长柳跃弟在昨晚攻打调堡时牺牲，5连伤亡很大。
2、战士汤怀礼救了我
天亮以后，敌人在炮火掩护下开始向我们进攻，我们奉命阻击敌人。9师26团迅速占领章丘白泉镇以东地区，阻击敌人，战斗打得的相当激烈。
我带领4连奋力阻击，我一边指挥机枪班向冲向阵地的敌人猛烈开火，一边找了个掩体，准备用一支很新的三八式步枪向敌人射击，我刚想拿起枪射击，却被战士汤怀礼一把从射击位置上推开，连说"这里危险”，话没说完，汤怀礼在我的射击位置上中了一枪，胳膊负伤了。要不是汤怀礼把我推开，我就要受伤或者……。
汤怀礼是我连思想进步，作战经验丰富又很勇敢的一名战士，在敌人集中火力压制我们的时候，他为了救我受了伤，他明知危险，不顾自己的安危救出我，我一直怀着感激的心情想着这件事。
(父亲经常和我讲，他至今没有忘记，章丘文组战斗，是汤怀礼救了他，但以后不知道汤怀礼调到哪里去了，因为部队变化流动太大。战争年代，官兵之间的感情，是用鲜血和生命维系的，患难与共的战友情，父亲永远难忘)。
3、毛主席发来贺电
下午1点，营长命令我们连从敌侧翼向敌人反击。我和连长王林昌商议，我带领一个加强排先出击，连长组织火力掩护，顺利的话，他带另两个排跟上。
在我方火力掩护下，我带领战士们个个勇敢地似猛虎扑羊，冲向敌人纵深，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我们消灭敌人10多人，俘敌30多人。一班长毛挺绪，一个人首先冲进敌群，连续刺倒3名敌人。连长带领另外两个排也赶来支援，继续向敌纵深进攻。
随后，我们26团3个营全线进行反击，敌人全线崩溃，我军丢失的阵地很快被夺回，早晨的敌我态势又重新恢复。
夜间，我们团担任打援，兄弟部队继续攻歼埠村守敌，敌增援部队被我击退，我攻击部队全歼守敌一个团，章丘文祖、石岭子战斗胜利结束。
此次战斗，我连伤亡40余人，消灭敌人上百人，缴获4挺加拿大轻机枪。营首长和我们商量，调出2挺加拿大轻机枪给别的连，我们当然同意，但内心里是有些舍不得，因为第一次缴获这么好的轻机枪。
战斗结束后，我随部队进入莱芜地区休整。此时，9师收到了中央军委、毛主席发来的贺电：“即使是小胜仗，亦足以长人民之志气，灭敌人之威风，故应当奖励”。
▉攻克安丘城
安丘城位于胶济路中段南侧，是鲁中地区东部战略要地，是潍县南大门。
1946年11月，攻克安丘战斗即将打响，我们4师、9师共同开赴安丘，9师攻城，4师打援。
开战前，我们团政治处主任南平波告诉我，调我去团政治处任组织干事，我请求打完这一仗再去报到。他略加思考后说，打完仗一定要来，我答应“是”。
1、带领突击队攻占东关
11月4日，鲁中军区9师在炮火掩护下，3个团由三个方向向安丘城发动进攻。
战斗打响前，晚霞撒满大地，微风习习吹来，战士们红彤彤的脸庞充满喜悦，因为战士们知道，一定能打赢这一仗。
我带领突击队攻打安丘东关守敌。战斗打响，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生龙活虎地扑向敌人。我和文化教员在一个地坎隐蔽，他突然哼了一声，我一看，他身体已经倒在地上，头上流了不少血，我断定伤势不轻，我命令卫生员给他包扎，卫生员边包扎边说，已经不行了，子弹打进眼睛里，穿透了。我怀着为牺牲战友报仇的决心，带领突击队很快拿下东关，歼敌60多人，歼敌逃往城里。
2、第二次负伤住院
约8点钟，我们抵达东门，一边察看地形，一边肃清门外残敌，准备攻击东门。突然，我发现在我们部队机动作战的一条东西街的北边，敌人在院子里不断向我军扔出手榴弹。通讯员小刘上前去打开门想冲进去，我一把把他推开，先向院子里投了2颗手榴弹，才打开门带领部队冲进去。
刚进院，迈进门坎，便发现敌人暗堡，我不幸被敌人暗堡射出的4发子弹分别打在右手、胳膊和右胸上，鲜血立刻像从壶里向外倒水一样流出来了，我用力攥住右胳膊的腕部卧倒在地，继续指挥机枪班用火力封锁敌人暗堡，掩护爆破组炸飞碉堡，全歼守敌。
连队卫生员迅速给我作了止血包扎，边包扎边说，右腕部是贯通伤，子弹炸了，骨头炸碎，伤口很大，从流血和形状看血管被打断了。幸亏打在我胸上的子弹没有穿透身体，只是把血管打断，失血过多，没有危及生命。卫生员包扎完后把我送到团卫生队，卫生队长张以信见到我说，怎么你又受伤了。
他见我伤重，简单进行处理，将大衣盖在我身上，即派人送我去师医院。
到了师医院，我时有清醒，时有昏迷，我想起去年的时候，在这里住过院，和医护人员都熟悉。他们马上对我进行抢救，医生李清选看我伤势不轻，说必须送军区医院。
他们连夜送我到鲁中军区医院，一路上，我昏昏沉沉的，天亮时，朦朦胧胧的感觉是躺在担架上，到了军区医院波泉村时，我本村一位在此工作的族兄，竞认不出我来了，通讯员告诉他，我是刘乃晏，他嚎啕大哭起来。
卫生部长苏书轩看我伤重，对卫生所长刘庆生说：“你们先动员两个人给他输点血，挽救他的生命，抓紧给他做手术。”两位年轻的女卫生员为我输了血，她们是自己献的血，我用微弱的声音说，谢谢你们。
接着，医院准备马上作手术，当时医院有位医生动员我，给我右手作截肢手术，怕感染危及生命。征求我意见时，我坚决不同意，只好从手术室抬回住处。
此刻，我想到的是，没有右手了，不能用枪，今后怎么打敌人？
随后，苏部长来到我的住处，给我看后说：“下午我给你做手术，争取不截肢。”这殷切的话语，给了我很大鼓舞，让我在痛苦中看到了希望。这是我提出希望保留右手，身体好了以后继续回作战部队要求。苏部长考虑再三，尊重了我的意见。苏部长亲自给我做了手术，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还算成功，保留了右手。
把我抬回住处，此时室内已很黑暗，我觉得右胳膊沉重的不能动弹，右手保留了，上了一层厚厚的石膏。房东来看我，点上小油灯，我又困又疼，想睡睡不着，翻身也很困难。
手术第二天一大早，苏部长来看我，他反复看了后，问我想吃点什么？我说想喝点大米稀饭。
下午果然给我给来大米稀饭，医生告诉我，这是苏部长安排警卫员，骑马到15里外买来了5斤大米。没想到我一句话，竞给领导添了那么多麻烦。我有些后悔，不该提这样的要求，我默默地感激苏部长，在当时战争困难的条件下，不应该提出喝大米稀饭的要求。
几天后，我被安排在安丘城南，波泉的一户老百姓家养伤，这家人为我忙里忙外，没白没黑热水热饭，大娘像对待自己家人一样照顾我，我很受感动。
三天后，我被送到沂水城北潘池旺村。
我伤好了以后心存感激，一直想去看看这家房东，可惜忘记了房东姓名和位置，没有看成。我多么想去看看他们呀。
这一次负伤，我躺在床上一个多月不能动弹，很长一段时间昼夜疼痛难忍，经常吃不下饭，排不出大便。大小便都得人工护理，非常难受。给我买来的鸡，吃不下去，一只只掛在那里。
在伤魔面前，我没掉下一滴眼泪，没叫一声苦，只是盼望减少停止疼痛，让我好好睡上一觉；盼望早一点能下床走一走；盼望能早日回到连队；盼望有朝一日，右手还能继续写字。养伤期间，我经常在想，还能回前线，回连队吗？
我经常询问巡诊医生，以后右手还能写字吗？但医生都避而不答。只有一位医科大学毕业入伍的女医生告诉我，一定还能写字，并教给我如何锻练右手功能。我虽然对她的话半信半疑，但愈后锻练是认真的。
一次，我们营副教导员牟清皆来看我，说伤好了，不能回部队，可以去地方工作，他是用这些话来安慰我的。听到这些，我却难过地流泪了，我想得是，部队培养了我，我怎么能离开部队？
一个多月后，部队把我转回到部队医院里，有一天，我父亲来看望我。
当时我身体非常虚弱，我怕父亲难过，一直说，伤很轻，很快就会好的。卫生员来给我换药，因为伤口感染化脓，伤口很大，我怕父亲见到伤口难过，坚持下床去治疗室换药，医生护士有些不解，劝了我一阵，我仍坚持己见，他们只好扶我去换药室。
换完药，我起来想回住处，刚下床，眼前一阵发黑，立刻摔倒在地，护士直作自我批评，我说：“这不能怨你，是我不小心。”
当时父亲看到我受伤后孱弱的样子十分难过。我醒来后安慰我父亲不要紧，劝他赶紧回村里，因为父亲是村长，肩负着发动群众支援解放军打仗的任务。
在医院住院，时间真难熬啊。我在医院里想了很多，右手还能写字吗？伤好后还能回部队吗？我经常看那支德国驳刻枪，还有一个战利品，一个十分精致的小日记本，那上边有我用右手记录的各班排的工作汇报，布置工作的提纲。本的右上角40多页被我受伤的血染红了，我非常珍惜这个小本子，那上边有我流的血，更重要的是有我右手伤残前写得字。医院女医生多次要这个日记本给她作纪念，并说一定保存好，以后我若要再还给我，我没舍得给她。我希望把伤残前的字留在我的身边，我用一块布把本子包好，放在挎包里，经常拿出来看看。
我盼望我的右手能早一点写字，看来恢复到伤前的水平已无望了。只希望能写字，希望女医生说我的右手能写字的话能兑现，不仅仅是对我的安慰和鼓励。
我的右手和左手比，瘦了很多，四指不能伸展，干得像鸡爪子，连知觉都没有。有的医生肯定地说今后不能写字了，也许说得对，但愿不是这样。
我经常想我的部队，想我的战友，想我的驳壳枪。
医院的医护人员待伤员如亲人，我刚住院，他们派人专门昼夜护理，虽然我带了一名通讯员，一连守护我7天后回连队了。当时医疗条件很差，没有监护设备，医护人员交接班时只说一句，还喘气，你听听。医生一天来两三次，查房巡诊，他们把当时最好的食物，一只只鸡批给我，吃不完，请通讯员和护士帮忙吃了，不然就坏了。
当时医院里伤员多医护人员少，但医护人员只要有时间就来陪我说话聊天。
每逢地方上来慰问演出，通讯员想去看，医护人员过来陪我。有一天晚上天将黑，女医生进门就说：“你俩(护士、通讯员)都去看戏吧，我来照顾指导员。”护士问“你有空？”“今晚我没事。”他俩欢欢喜喜出了门，女医生顺手拿过一个小板登坐在我的床边。女医生关切地问：“晩饭吃了多少？”我回答：“半个馒头。”“太少了，要想恢复快些，就得尽量多吃饭。”女医生话音刚落，门缝外传来了锣鼓声。”听见锣鼓声着急吗？”“不，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经常有演出，我只能躺在床上听锣鼓声。”接着，女生医问我：“你看过这戏吗？”我问：“什么戏？”“小二黑结婚，看过吗？”“没看过演出，只看过书本。”女医生问我：“你对这部作品有什么感触？”我说：“我不懂文学，没有发言权。”“你都看过些什么书？”我说：“前几年一直是学认字，这几年忙着打仗，没看过什么书。”女医生说：“你那个小本子上写的东西，我很想看。”“什么本子？”女医生说：“就是被血染的那个小本子。”我说：“你什么时候看到的？”“你的通讯员整理东西时我随手翻了几页。”我说：“那只是工作记录，随手划划就是。”女医生又说：“看看小说对你的文化尤其是语言会有帮助的。你愿意看苏联人写的小说(保尔柯察金)吗？”我点了点头。”我尽量想办法找给你看。”我们的谈话，就这样随意地继续着，直到演出结束。通讯员和护士回来，女医生问：“演完了？”“完了。”女医生对我说：“我回去了，你好好休息。”“这医生长得真漂亮”女医生刚出门通讯员随便说了一句。”以后不许对医护人员评头论足”我严肃地说。
过了一阵子，我们王连长腿上受伤也住院了，“伙计，我也来了”他未进门就说，“怎么，老王，你也负伤了？”王连长说：“你头天晚上，我是第二天晚上。”“伤到哪？”“腿上，贯通枪伤。”“伤着骨头没有？”王连长说：“伤了一点，不要紧。”
他进屋后，我们一直聊着，他问我右手伤情，我告诉他没截肢，右手保留下来，他看到我保住了右手挺高兴的。
接着，他告诉我，我们连攻下安丘东门后，又参加了阻击战，歼敌200余人，但连队伤亡很大，王连长和我负伤，3个排长1个牺牲2个受伤，连队干部只剩下副指导员和司务长，战士仅剩下不足30人。说到这里，我们为连队这么多战友伤亡了，心里十分难过，我俩很久没有说话，屋里沉静了。
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我的体力逐步恢复，我和王连长时常议论起打仗、工作和学习的事，消除了不少寂寞感。
后来，部队安排我在医院工作，因为我右手残废了，我谢绝了，因为我想我的连队，想战友，想首长。
我住院两个多月，胸部伤愈，右手保住了。但从此手上留下了残疾，右手再也张不开了，出院时被评为二等甲级残废军人。我养好伤后，右手功能基本丧失，用绑带吊在脖子上带着右手，手一垂下来就发紫。好几个月后，才去掉绷带。
1960年，我去解放军总院，骨科专家陈敬云主任给我做了手术，取出了一块弹片，陈主任对我讲:正中神经、动脉血管完全断裂，部份肌腱损伤，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改善一下。手术后，夏天疼得轻了，手指可以伸开了，但姆指、食指和中指功能基本丧失，写字很勉强，而且持续时间不长，但有比无好多了，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