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备上海与解放台湾练兵
1、部队任务发生了变化
1949年5月底，我们1营进至上海市区执行警备任务，重点任务是同敌特作斗争，恢复生产，维持社会秩序。
我们组织工作队走上街头，向广大群众阐述我党的城市政策，动员工人上班，学生上课，在很短时间内，城市生产生活秩序井然有序了。实践证明，部队由乡村进入大城市，发生了很大转折，大城市里许多东西，见所未所见，部队的任务由打仗转化为保卫和建设城市，的确对部队带来许多不适。但我军来自人民，服务人民，事实证明，在和平时期，我军很快适应了新的挑战。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这几方面都做得的很好。
2、李政委帮助我们解难题
上海解放以后，部队进入和平时期，我们营在上海遇到了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在我们军李耀文政委的指导和帮助下，比较顺利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1949年7月，我们部队驻防在上海闸北区。有一天，我从连队返回营部，在接近营部驻地时，听到街上行人议论纷纷，说是解放军打伤了人。当时，我立即产生了一种不详的预感，事情很可能就出现在我们营，我怀着惴惴不安的的心情，急匆匆赶回了营部。
我一进营部，高营长就焦急的说，咱们营一位新兵枪支走火，误伤了南洋女子中学的一名女学生。我听到后犹如晴天霹雷，一瞬间有些茫无所从。因为当时部队担负着警备上海和维持社会秩序等任务，部队分布得很广很散，不好管理，就怕出事，结果还是出事了。我经过思考，告诫自己越是遇到困难越要沉着冷静。
我询问高营长得知，这位新兵是过长江前刚入伍的新战士。出事时，他在西藏北路站岗，他非常喜爱他那支崭新的三八大盖枪。这天下小雨，过路的人给他的三八大盖枪溅上些泥土，他拉开枪栓擦枪，不料来了一辆救护车，边走边叫，这位新战士没见过救护车，有些慌张，急忙推上枪栓，把枪往肩上一扛，枪就走火了，打伤了正放学回家的南洋女子中学学生杨瑞华。另外子弹打到地上，溅起的沥清渣擦伤了7个人，虽然他们抹点红药水就走了，可也得算是伤者。
杨瑞华已有副营长和卫生所长送到广慈医院抢救去了，医院诊断为腹部贯通枪伤，我们请求医院想尽一切办法抢救，一切费用由我们负责。院方要50银元的押金，我们立刻派人送到，留给医院50银元押金。
我正和营长交谈中，营部书记急忙赶来，说是军政委李耀文来电话，高营长对我说，他去医院看看受伤的学生，便急匆匆的走了。我怀着畏惧和愧疚的心情，快步走到电话机旁，喘着粗气拿起电话说：“我是刘乃晏，请政委指示。”“你不要太紧张，要冷静考虑如何做好工作"李政委用平和的语气安抚我，我回答"是。”李政委向我问明情况后，对我说：“你们要充分认识这起事故给伤者及其家庭造成的痛苦和损失，认清它给我军带来的不良影响。”我赶紧说：“我们没有做好工作，给一一”，我的话还没说完，李政委接着说：“现在先不要说这些了，你们要知道，上海是大城市，文化发达，信息传播很快，现在有些人还不了解我们，你们要做好工作，防止被动。”我边记在本上边回答"是。”李政委又说：“你们首先要做好伤者及其家庭的工作，诚恳地向人家赔礼道歉，讲明事故的性质和我们的态度，伤者的医疗和生活费用，由我们全部承担。要虚心听取人家的批评意见。要经常去医院看望，安慰伤者，去时要带些礼物。二是做好医院的工作，请他们尽力抢救和治疗伤者，费用由我们全部支付。三是吸取事故教训，切实搞好部队的管理教育，坚决杜绝事故的再次发生。”我边回答边快速记录，生怕漏掉什么。李政委最后略微提高声音说：“刘乃晏同志，你们要以实际行动挽回不良影响。”我回答：“我们一定要按照首长指示，做好工作，挽回影响。”放下话筒，李政委的声音仍然在我耳边回响着。
按照李政委的指示，我组织有关力量，使各项工作进行得都很顺利。伤者及其家人看到解放军这么诚恳热心，把伤者视为亲人抢救治疗，和国民党军队欺压老百姓完全不是一回事，他们感动得说，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解放军是咱老百姓的队伍，打伤了人及时进行抢救慰问。要是国民党军队打伤了人，他们不但不管，还会找你麻烦的。
不久，伤者痊愈出院了。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我深深体会到李政委指示的重要性和时效性，李政委不仅指明了工作要点、方法和步骤，还提升了我们做好工作的信心，给人以力量。要不是李政委的告诫，当时我都不懂得去医院看病人还要带礼物。李政委工作那么忙，全军几十个营级单位，为这一件事，亲自给我一个营教导员打电话作指示，为基层干部排忧解难，出谋划策，体现了李政委对下级的关心爱护。多年来，我一直心存对首长的感激。
3、走火战士牺牲在朝鲜战场上
走火打伤中学生的那位新战士，当场就被抓起来，关进禁闭室。
我和营长写了检讨报告送到团部。这份检讨报告整整用了一个通宵的时间。我文化低，第一次写这样的东西真难啊。
不久，九兵团政治部主办的《长江日报》，用醒目的标题和字体，刊登了我和营长，团政委和团长的书面检讨。我看着这份报纸，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当天这顿饭也吃不下去，我们营的战士枪走火伤人，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不久，从布告上看到九兵团判处走火者死刑。我和营长等人难过极了。由于我们管理工作没跟上，使一个战士就这样丧生了。我们对不起人民，对不起这位战士的亲人。
他才十八岁，入伍一个多月，虽然是在刚解放的大城市犯了错误，但毕竟是过失犯罪。
为此事，团、师、军开会，我们成了挨批评的“典型”。一次，我们从团部刚开会回到营里，营长有些不耐烦地说：“批了快一个月了，还批，还有没有完？”我说：“伙计，别着急，在没有新的事例代替以前，这件事是不会忘记的，我们还得准备再挨一段时间的批评。”
后来，在伤者家长带头请求下，走火的战士由死刑改为十五年有期徒刑。
这位战士被摘掉胸前的解放军标志，在部队伙房挑水劳动。这位来自农村的老实战士，个头不高，但健壮憨厚。后来，在抗美援朝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
4、为解放台湾作准备
1949年8月，我们部队奉命解除上海警备和看管物资的任务后，移驻大场飞机场，即马桥营房。
我们进行了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从1949年9月16日起，26军全军投入了紧张的学习训练，我们进行了海洋知识、水陆作战技战术学习训练，干部战士吃了不少苦，有的还染上血吸虫病。
在14个月的军政训练中，我们部队提高了渡海作战能力，为解放台湾作好了充分地准备。
在上海一年多，这是解放以来，在准备打仗解放台湾的背景下，第一次过上了没有战争硝烟，没有枪声炮声的和平生活。
1950年3月，我们奉命配合兄弟部队做好进攻舟山群岛的准备，当时连每个部队的任务都区分好了，解放舟山是为解放台湾开辟前进道路。5月21日，舟山敌人逃跑了，随之我们部队解除了进攻舟山的作战任务。
5、又到团政治处
1949年12月，我奉命调到26军77师230团任政治处副主任，原副主任去231团任政治处主任，230团政治处领导中没有主任，只有我一个人。
这个任命，不仅使我感到突然，也很茫然。
因为我很留恋1营，觉着在这个营工作刚得心应手的时候，在这个营和战友们结下了生死之交，却又把我调走。同时，我对怎么做好政治处副主任工作心中没有底，况且没有主任。
但军人服从命令为天职，我愉快的服从安排来到团政治处。
政治处有组织、宣传、保卫、秘书股，工作人员有十几个人。机关工作，除了自己干以外，还要如何使机关的人员按照分工自觉地行动起来，做好全团的政治工作，这就是我的难题。所以，工作任务非常繁重紧张，我也格外地忙碌。
在上海期间，我们部队由大场移防吴淞口，我住在盛酱园临街的楼上，后又搬到奉贤县三官塘。
6、第一次见报
从1948年开始，我就开始学写文章。部队进行“三查”、“三整"，我写了一篇以整改为内容的文章，当时八纵《战旗报》给我刊登了。
文章不算长，但对我是个很大的鼓励，第一次写文章投搞竞然发表了。
7、用知识提高自己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和任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处于战争分裂的国家转为和平统一的国家，经济社会建设成为首要任务。
战争年代，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打败了敌人，建立了新中国。和平年代要学习经济和文化，努力建设新中国。
渡江后我们进驻上海一年多的时间里，虽然解放台湾的训练、教育工作任务十分繁重紧张，部队驻地还搬家三次，但和过去相比，我觉着是我自入伍以来，工作生活最稳定最有规律时间最长的一年，因此，我抓住一切机会进行学习，用知识武装头脑，提高自己。
1950年春天，我住在吴淞口“万盛酱园”，第一次从一位学生那里，看到一本关于语法和标点符号的小册子，我如获至宝，可惜人家只准我看两三天，我借来阅读了三天，收获很大，从此，我开始接触语法和标点符号方面的知识。
在上海的一年里，我抓紧时间阅读了《政治经济学》（苏列昂捷夫著）和《中国近代史》，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理论、历史书籍，第一次知道并记住了鸦片战争始于1840年。过去我只是看些工作、教育方面的小册子，从此，我对理论书籍产生了兴趣。
我的警卫员伊培根同志是位中学生。1950年夏天，我们团驻防贤奉具三关塘的一所中学里，我这才知道有算术这门课程，于是我请小伊教我学习算术。可惜好景不长，学习算术时间没有多久，因为随部队参加抗美援朝，学习便中断了。
抗美援朝结束，从朝鲜回国以后，我又开始了语法和数学的自修。看了朱德熙和吕书湘著的《语法修辞讲话》。其实当时我应当从语法的基础知识学起，当时不懂得这一点。数学，我自修到小学算术。
1958年，《解放军报》用了我四篇稿件，其中一篇是头版头条，年终获得26军33师通讯报道二等奖。可惜，以后由于我身体不好，工作紧张，经常住院，写稿子没有坚持下来。
“学而知浅。”我本来是可以学得更好一些的，因为主客观原因学得不够理想，总觉得我掌握的文化知识，可以应付工作了，因为开展工作，讲课稿、讲话稿都是我自己写，加之年龄逐渐大了，记忆力差了，所以，文化学习的意愿，不如过去那么迫切了。
但不管怎么说，渴望学习，特别是正规系统的学习，一直是我的愿望。建国初期，部队组织大批干部轮换学习文化，我要求去，上级领导总是说，你有文化，现在轮不到你。几次学习机会都不让我去。
1963年8月，我来到了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系统学习了一年半，终于满足了求知若渴的愿望。
▉77师是我战斗成长起来的老部队
解放战争初期，根据对敌斗争和部队发展情况，1945年11月，以山东军区警备2旅为基础组建鲁中军区第9师。鲁中军区4师、9师和鲁中警备旅，于1947年1月组编为华东野战军第8纵队。
我生长在沂蒙山区，一参军就在鲁中军区警备2旅部队前身，部队几次改编，先后为鲁中军区9师、8纵23师、26军77师。但无论怎么改编，我一直就在这支英雄的部队成长战斗，跟随这支英雄的部队参加了解放战争全过程。
解放战争中，我先后任指导员、团政治处组织股副股长、教导员、团政治处副主任。
1949年2月，第8纵队编为华东野战军第8兵团第26军。这支部队号称“鲁中雄师”，在解放战争中，在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上海等地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打了不少大仗、硬仗，立下了不少战功，成为华东野战军五大主力之一。
（完）
刘卫平根据父亲刘乃晏手稿、口述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