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离开我们整整六年了。六年里，母亲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母亲一生对我的教诲，言犹在耳。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妇女，又是一个献身革命，有着崇高理想和伟大情操的共产党人。
母亲生于一八九四年枣庄南园一个贫苦菜农的家庭，民国二年，十九岁的母亲与父亲结了婚。父亲叫邱焕文，祖籍胶东。祖父参加过捻军起义，失败后流落到峄西陈家湖。在祖父的教育下，父亲从小就对满清王朝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意识。十六岁那年，为生活所迫，入江苏陆军第二十三协当新军，以后参加了辛亥革命，编入黄兴统帅的第八师， “二次革命”失败后，回到枣庄齐村安了家。
“五四运动”中，在贾汪当矿警的父亲穿着一身警服，持枪上台讲演，被矿警队长责打四十军棍，开除了军籍，在家养了三个月伤。因生活所迫下了关东，在张作霖部从大兵升至少校团长。北伐前夕，率队驻在苏鲁边。由于受到我党的影响，一九二七年，父亲响应北伐革命，和孙伯英叔叔毅然率队起义，将部队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苏鲁游击队，后来被蒋介石缴了械。
一九三一年春，历经坎坷年届四十岁的父亲终于在徐州找到了党，成为光荣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从此，母亲和父亲一起，走向新的革命道路。
一九三一年春，杨树刚鼓芽，父亲从徐州领来两位“客人”，带着尊敬而亲切的口吻介绍给母亲。这使母亲很奇怪，这两个面带雅气比父亲小十几岁的年轻人，怎么受到父亲如此的尊重呢？
两位青年人仪表端庄，热情大方，特别是那个显的小一些的，戴金丝眼镜说满口南方京话的，开口就打趣：“嫂子，我们是来要饭的!”
母亲也被他的风趣所感染，笑着说： “正好，我家刚买了二十亩地，就缺长工，看你敢不敢吃这碗饭。”“长工!嫂子说对了。我俩就是来当长工的，二十亩地太少了，再多我们也能种好。”， “客人”抱着我，教我数数，做饭时还抢着拉风箱，说他从来没拉过这玩艺儿。
母亲边做饭边和他们啦呱；“先生家是——”
“湖北阳新县。在江南，是蛮子。俗话说蛮不讲理，以后嫂子可不要见怪哟。”
“江南是个好地方，我到过苏州，那可是鱼米之乡。’’
“是的，可是穷人却吃不上啊！跟你们这里一样，全靠地瓜，菜帮子过日子。地瓜我们那里叫红苕，庄户人过年时能吃上一碗年饭就不错了。’’
“先生家也种地？”
他摇了摇头说： “不！我家是富户，也不知有多少地，反正三、五里地的都往我家送租子。不怕您见笑，我小时上学，都得让轿夫抬着。”
“你家那么好，怎么舍得让你出来？”
“好个屁，我已经六年没回家了。都是人，有人坐轿，有人抬轿，这太不平等了！”
“说的也是。枣庄中兴公司的大老板，姓黎，是你的老乡，屙完屎还要听差的擦屁股。他请的德国老毛子不吃粮食，雇八个奶妈子喂他，不平等的事多着哪I"年青人告她，跟东北挨着的俄国，过去也是穷富不平等的国家。民国六年，俄国的工人、农民、士兵联合起来，打倒了沙皇和资产阶级政府，成立了“苏维埃”。现在是工人当厂长，农民不交租，干活、种地都是为了自己。“苏维埃……”母亲听得很入神，眉宇间流露出了向往和羡慕的神情。
两个叔叔在我家住下了。大一岁的便是中共枣庄特委书记田位东，戴眼镜的是副书记郑乃序。
一连几天，父亲的好友孙伯英（峄西工委书记）叔叔，王子刚叔叔（党员，在我家宣誓入党）都来我家。。他俩同父亲一样，非常尊重这两位年轻人。每当他们聚集到～块时，母亲就领着我到院子外纳鞋底，让我看小鸡，每当看见闾长或陌生人走过来，我就大声唤鸡。叔叔们和父亲议论说，毛泽东和朱德率领部队上了井岗山，他们的部队叫红军，专门为穷人打仗的。还说，去年蒋介石出动十万大军，分兵八路围攻苏区，第一仗不到三个时辰，总指挥张辉瓒就被活抓了。
母亲渐渐听出了些门道，原来我父亲和这些叔叔们是要和这个黑暗的世道作对，和蒋介石的“中央”作对。
父亲告诉母亲，郑乃序是假名，他叫陈明道，家里是财主，从小由奶妈、丫环伺候，后来到省城武汉大学读书，参加了共产党，家里每月给他十块大洋，他除留下两块搭伙，剩下的全拿出来交给党作为活动经费。民国十六年蒋介石杀共产党那会，要不是未婚妻报信，险一些送了性命。
“他未婚妻呢？”母亲急切地问。‘‘被国民党抓去杀了。”
慈善的母亲顿时眼圈红了， “他来这里——”“来工作的，过几天就下井拉筐。”
“他是大学生，家里又是财主，为什么要自找罪受?"
“他为的是大家求解放，下井拉筐就能认识工人，和工人交朋友，把工人组织起来，跟大老板斗，就能把青天白日旗换成红旗，将来就能把蒋介石打倒。”
“共产党都是这样为穷人的吗？”
“不为穷人为自己，那就不是共产党。”“那你怎么不参加?"
“我在徐州就参加了。”妈妈眼睛闪着亮光，高兴地说： “你是我也是c”
父亲笑了。从此，母亲就以为她是共产党了。她相信自己的丈夫，也相信自己家里这些为穷人翻身进行活动的人们。她也完全知道，革命就意味着坐牢，杀头。从反对满清统治的辛亥革命到北伐后的白色恐怖，有多少革命者身首异处，但她更坚信，老百姓只要在好人——共产党的领导下，就能象俄国那样，象井岗山那样，建立“苏维埃”。
杨树放花，满眼青翠，小鸡撒欢，争饲嬉戏，大地沐浴在春天的阳光里。母亲领着我拿着鞋底到大门口“看鸡”。
“嫂子，你进屋来I"
位东叔叔亲切地招呼着。我可高兴了，郑叔叔口袋上挂着个小黑管管，能写出字来，我老想摸摸、玩玩，可娘总是领着我去“看鸡”。
“您请坐!"郑叔叔把钢笔递给我，又特意将板凳擦了擦递给母亲。
娘笑了。 “啥事劳给你的大驾，这么客气? “
田叔端起一碗水，送到娘手里： “嫂子，这些天来，我们在这里又吃又住，看的出你是不烦的。你也知道，我们这几个人要干什么，担这么大的风险，你心甘情愿，我得谢谢你。”
停了停，田叔叔又说。 “你知道了，我们这几个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只能为老百姓办事，不能顾家，今后——”
母亲误解了，她委屈地说， “你们放心，我向来不管他的事。我十九岁跟他，又一个十九过来了，他在家过了几天？就是因为穷，闯关东，下江南，一辈子就跟枪亲，喜欢闹革命。”娘看了看伯英叔叔，继续说：“喊北伐，盼北伐，拉起队伍迎北伐，到头来倒叫蒋该死给‘伐’了，我这才把他拉回来。如今你们这样为穷人办事，我没说的，你们就先共我的家好了，只要你们能多‘拉’些人，我先卖地，是共产党我都管饭l，，
叔叔们都乐了。郑叔叔告诉他，共产党枣庄特委已经成立，田位东是书记，党委机关就设在我家。党的任务就是要把枣庄建成红色苏区，把抱犊崮山区建成红色根据地。
娘说。 “真有哪一天，死也甘心! ”
“我们才不死呢l”田位东接过话说。 “斗争是不能怕死的，但我们不能做无谓的牺牲。单是我一人，恐怕早就被抓去杀了。依靠你们，我就不怕有人抓我。我们大家都去找穷人，把枣庄的老百姓都联合起来，这里定能建成红色苏区。几千年的皇帝都打倒了，蒋介石照样能打倒！”接着，田叔叔告诉娘，共产党不能公开，要成立互济会，是大伙互相帮助解决困难的组织。我们党用这个组织进行合法斗争。互救会的任务首先是掩护党员进出枣庄，其次是筹集款子，作为党的活动经费，还要负责过往党员的吃、住。田位东叔叔当互济会主任，参加会议的叔叔们都是互济会员。最后，田叔叔说； “嫂子也是，刀他转问父亲； “嫂子叫什么名子。”
“哪有名字，她爹娘没有给她取名。”
“那我们党给她取个名字好了！”乃序叔叔接着说s “枣庄有了党，枣庄要建立苏区，要打起红旗，红旗是我们的希望，嫂子就叫一一当然，不能直接写‘红旗’俩字，就叫‘洪起’吧I"
娘鼻子一酸，泪水涌出眼眶。三十八年风刀霜剑，受尽了磨难，谁拿她当人看，而今党来了，娘可以挺起腰杆做人了，娘激动地说： “好名字，多好的名字！我活了三十八岁没有名，如今我也有名字了！”
从此，娘有了名字，枣庄特委第一次会议为她起的名字——吴洪起l
这次会议以后，田位东和郑乃序叔叔由父亲介绍到枣庄中兴公司齐家柜下井当了工人，孙伯英和王子刚叔叔到峄西一带搞农村工作，党在鲁南的活动开展起来了。矿区工人在田、郑两位叔叔的启发组织下，提高了觉悟，增强了斗志，大家坚信，团结起来，敢于斗争，就能取得胜利。这期间党的组织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二年春天短短一年时间里，枣庄特委在矿区发展的党员就有十三人，团结积极组织二十多人，建立了老枣庄、大洼、南马道等十三处联络站。我家作为特委机关，来往的人比以前更多。除了特委和各联络站的同志，中共山东省委军事委员会的程季平，从济南来枣庄搞学生运动的朱同云，还有姓赵的，姓魏的叔叔都常来我家，后来听父亲说，有一个背有点驼，操四川口音的同志，是上海党中央周恩来同志领导的。这些同志都是来我家找田、郑两位叔叔接头的。每到这时候，娘就特别忙，也特别高兴，她看到党已经在群众中扎下了根，一天到晚总是乐呵呵的，好象也年轻了许多。她既是联络员、炊事员，还是警卫员，安排吃住、洗补衣服，对每一个党派来工作的同志，都象对待亲人一样。她常对这些叔叔说： “我家就是你们自己的家l”田叔和郑叔往往从井下带着浑身劳累和遍体炭污回到家里来，尤其是眼睛近视的郑叔，下井不能戴眼镜，身上到处碰得青一块，紫一块。娘见他俩回来，又高兴又心疼。常听她自言自语： “凭着财主少爷不做，到窑下为咱穷人受苦受累，真难为他了。”
娘常领着我到枣庄去“赶集”，行前总是要在发髻或裹脚布里藏上一张纸条。有时回来也带些小纸条，父亲用早准备好的面汤水一浸，字就显出来了。
枣庄不大，中兴公司却不小。它的董事长是赫赫有名的大总统黎元洪和徐世昌，经理是黎元洪的儿子黎绍基。为了窃夺世界上质量最好的煤，他们豢养了一支近千人的矿警队护矿。特委决定夺取这支矿警队的武装，拉起工人到抱犊崮山区，创立鲁南第一个红色根据地，建立我们党自己的武装。
母亲对进山充满了信心。在未进山以前，她考虑进山以后要吃要住，一切活动都需要经费，到哪里去筹备这些钱呢？便不由地想起了自己不久买的二十亩地。她知道土地是农民的命，但她更清楚，只有推翻这不合理的社会，自己当家作主，才能真正过上好日子。她毅然把我们家的这二十亩地卖了，将所得的二百大洋全部交给了组织，准备进山后用。母亲常教育我： “咱家隔壁崔家地主打骂丫环，逼死长工你都见了，穷人苦啊l都是人，为什么有人享福，有人受罪？为了穷人不受穷，农民佃户就要和地主斗，郑叔叔家里是有钱人家，也不在家享清福，几千里地到咱这里下煤窑，出苦力，不就是要帮助咱穷人闹翻身吗？“
不久发生震憾鲁南的工人运动，进山的事便搁置下来。
在斗争中，田位东和郑乃序叔叔因徒叛佟振江、孟广银的出买，先后被国民党逮捕，押到峄县监狱，我父亲他们正在设法营救，母亲非常着急，收拾了两双鞋，几件衣服和十块银元，要去探监。一位叔伯哥哥说：五婶，你好糊涂，这是共产党大案，田、郑都咬定同任何人没有关系，人家正愁找不着呢，咱一去送钱不就是告诉人家了吗？”母亲急得直掉泪，自从两位叔叔被捕，她日思夜想，常常夜里披衣坐起，独自落泪。没过多久。两位叔叔在济南千佛山下英勇就义了l消息传来，母亲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痛苦，放声大哭起来。
为了处置叛徒，孙伯英叔叔、王子刚叔叔同我父亲决定组成锄奸团。三人只有两把手枪，我父亲擦枪时，我母亲就磨刀，她对两个叔叔说； “碰上那两个贼子，替我多捅几刀！”
田、郑遇难，枣庄特委同上级党委的关系中断了。但是父母都牢记着郑乃序叔叔转移时说的话， “党会回来的，会回来的！”
为了便于接近和寻找党的组织，父母将准备进山用的一笔钱拿出来，到枣庄街里开了药铺。
一九三二年秋天。我们的“同顺兴中药店，，在枣庄南马道一座两层的砖质楼房里开张了。时隔不久，老街鸡市口也有一家挂出了“同春堂药店”的招牌。药店只有～间草棚。货只有几把草药，几只药罐，但是名气却响出来了：管事的庞先生妙手回春，手到病除。
为了看看鹿先生面目，娘装着赶集，到鸡市口侦察了两次，回来对父亲说： “生意倒不错，进出都是穷人，像是满高兴。我见庞先生送病人出来，挺和气。模样比你小几岁，也留着短胡，你自己去啦啦看。反正不是坏人。”
父亲去了几次。有一天，把庞先生领到我家来了，一看父亲那眉开眼笑的高兴劲儿，娘那紧锁的双眉也舒展了，党找到了！
“庞沛霖”是郭子化同志的化名。郭叔叔对我家经营的这个药店非常满意。这幢两层楼房，在当时的枣庄是小有气派的，非常便于同志们来往住宿，是理想的党的地下机关。
一九三三年， “五、--”罢工胜利以后，矿区党委在我家的“同顺兴中药店”楼上正式成立。同时，党委决定将“同顺兴”改名为“中西药品运销合作社”。张毓坤（中兴公司的把头，父亲的仁兄弟）一下子就投资二百大洋。
“合作社”挂招牌那天，我们的小楼热闹极了。父亲和特委的叔叔们，一个个喜气洋洋，长长的嘉祥鞭炮H乎呼啪啪地响着。楼前站满了围观的群众。看着这情形，母亲一把搂住我，满脸泪水，哽咽着说： “你田叔、郭叔要能活到今天……”
‘我常听人们议论；邱家发了，生意真好l
是发了，你看，我家中有“中”有“西”，有“运”有“销”，什么人都可以来往，什么人都可以住宿。一天到晚看“病”的，抓“药”的，送“货”的，川流不息。白天开“洋匣子”听戏文，晚上点“自亮灯”。乡亲们，特别是那些婶子大娘们，见到母亲都说；你们总算熬出来了。
可是外人谁也不知道，这里竟是中国共产党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地下联络站。
丛林大哥首先从沛县调来枣庄，以后郭致远叔叔也来了。他们比我哥哥才大几岁，却都是矿区党委的主要工作人员。
母亲又成了边区党委地下机关的炊事员和通讯员，她天天烧饭、烙饼，夜夜洗补衣服，还要经常外出通讯联络，难得有闲着的时候，活是那样的累，但是，她看到党的事业一天天兴旺，党的队伍一天天发展，打心眼里高兴，一天到晚好象有使不完的劲。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被迫宣布抗战，对共产党的迫害有所收敛。边区特委机关和郭子化叔叔迁往徐州，枣庄成立了鲁南中心县委。何一萍叔叔来到我家，他是特委委员兼中心县委书记，具体领导枣庄和鲁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机关仍在我们家的“中西药品运销合作社”，母亲仍然是炊事员和交通员。
我当时上小学三年级，学校停了课，小学生也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我参加了儿童团，学习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和《长城谣》。有一次，整个枣庄地区的学生、老师集合听演讲，我一看讲话的是何一萍叔叔，高兴地大喊： “何先生，何先生l”何叔叔笑着朝我招招手。这事被母亲知道了，她嘱咐我，今后见了何叔要装作不认识，要是有人打听他，也只说什么都不知道。
一九三八年八月，我们随着抗日义勇队东征，到达四县边联的高桥。不久，父亲到游击队工作，母亲带着哥哥伯达和我来到徐庄。事前父亲和母亲商议，将由枣庄带出的西药和医疗器械献给组织作军用，剩余的中药在徐庄开个小药铺作情报站之用。原来枣庄药品合作社的资金，属于～般社员的，早已退给本人。剩余资金，一小部分属于我们家，大部分属于父亲的友人张毓昆的，张未撤出，父母作主将西药器械献给组织，父亲说； “张的股金待抗战胜利后，用战斗胜利还他的良心帐吧。”我们进了山，日寇也要进山。进不来，就派飞机轰炸。一次，日寇飞机将药铺炸毁，炸起的土、石将我们娘儿三个埋了起来，幸亏邻居赶到将我们救出，又扒出一部分中药，后来转移到费县高桥开了个小药铺，兼做联络点和情报站。一天哥哥正在铺中写情报（哥哥当时是高桥分区委宣传委员）国民党顽军特务人员突然闯进来，将哥哥带走，幸遇东北军万毅（中共党员）团的宣传队，才得脱险。后来，环境恶化，哥哥调别处工作，母亲领着我，背起药箱，踏遍了抱犊崮的山山水水，一边为穷苦乡亲送医送药，一边收集敌伪情报。她是菜农出身，农活很在行，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一边干活，一边谈论抗日时局，揭露鬼子汉奸的罪行，发动组织妇女，建立妇救会。抗战时期，抱犊崮的群众都知道“邱大娘”。
在中华民族艰苦抗战，奋勇杀敌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彻底撕下了抗日的假面具，推行赤裸裸的反共反人民和“曲线救国”的反革命政策。国民党驻鲁南部队不断制造事端，向我挑衅。我们不仅要迎击正面的日伪军，还得应付“友军”从背后射来的冷枪。一九四o九月的一天，母亲捎信把父亲叫回我们临时居住的外峪子村，商量到半夜。早晨，母亲给我梳着头，神情严肃地问我，是到前线抗战，还是和娘在一起。
我虽然从小就受到革命的洗礼，在抗日救亡的风暴中长大，但毕竟天天和娘生活在一起，对自己离开父母到前线去缺乏精神准备，再说我才刚刚十三岁呀，现在看这个不算突然的问题突然提出来，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思想斗争很激烈。
沉默了一会，娘问我， “还记得你郑叔叔吗？”“记得。”
“还记得你田叔叔吗?"“记得。”
“何叔叔呢?”
“也记得。”“你想不想他们？”“想。”“他们是谁害的？”我还要回答什么呢？一滴滴泪水滴到我的脖子上，娘哽咽着说： “他们都不是咱这儿的人，也不沾亲，你怎么想他们呢?”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转身扑在娘怀里，放声哭了起来。
娘慈爱地抹去我脸上的泪水： “娘也不想让你走，可是世上有鬼子，有蒋介石，咱穷人就过不上舒坦日子。咱只有给他们斗，大不了是一死。中国人多，他们杀不完，你田叔、郑叔来咱家的时候只有两棵枪。听说你伯英叔在峄县也被日本人打死了。可现在，我们山东有几万部队。苏维埃（她老记着红军的这个名词）早晚要实现的，你不能老跟着我。要常想想被国民党鬼子汉奸杀害的叔叔们。等把鬼子打倒了，咱再过团圆日子吧。”
我真悔恨，想娘的时候，为什么不想想我那几位叔叔呢？
路上，娘嘱咐我，到部队，要自己料理自己，不要给领导添麻烦，不要想家，咱已经没有家了。娘也没有固定的地方。只有打倒了日本鬼子，我们才能再团圆。离开外峪子有好几里地了，娘停下来，颤抖着手，再次为我理理头发：
“跟着你爹朝前走吧，别回头。”， 眼泪滴在我头上。
我哭了，我多想多亲亲我的好母亲呀，可是，我就要当战士了还能那么孩子气吗？我擦干眼泪，跟上爹朝前走了。走了很远了，回头看看，娘还站在那里，秋风吹着她的头发和衣服，娘一动也不动，就象山顶上的松树。
“一直往前走，别回头。”这是母亲送我走进革命军队的赠言，它刻在我的心上，成为我终身的座右铭。
一九四一年四月下旬，鲁南历史上被称为三大事变之一的“四·二五”事变发生了。当时，我鲁南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鬼子扫荡，国民党进攻，当时又值春荒，群众只靠草根树皮过日子，国民党乘机侵入我根据地，边联县被压缩到一枪能打透的“一线牵，，的狭长地带。当时只有刘清如、葛成俊、荆守胜等人带领部分武装，留在这里坚持斗争。娘也留在抱犊崮山区，坚持党的地下联络。
当部队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娘向组织交出了六块银元，买粮做饭，为斗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当时人们都很感激，也很奇怪。娘哪里来的六块钱呢？
自从父亲因参加“五四运动”被开除以后我家生活陷入困境。一九二三年父亲在东北张作霖部做小军官的朋友杨怀山寄来十块银元，要父亲到东北去。
这一年的初春，一个冷风凄雨的夜里，父、母亲为以后的生计商量了一夜，天明，父亲留下六块银元。洒泪告别了母亲和我在襁褓中的哥哥，踏上了闯关东的路。这是绝路求生，父亲一去谁知在什么时间回来？这六块银元就成了娘和哥哥以后生活的依靠。二十年中。．娘受过多少煎熬，度过多少艰难困苦的岁月，但这六块银元她一文也没动，背着哥哥挖野菜，检煤渣，硬是熬过来了。银元，一直贴身珍藏着。
现在，革命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她把这六块银元献给了党。
参军后，我就在鲁南军区宣传队工作。鲁南事变时，我随军区主力转移到邹县地区十八淌，给养更困难了，我们宣传队摘野菜、喝沟水解饥喝。很快，严重的疾病传染开来，有的“小鬼”躺身山坡，再也起不来了。我也病的很重，但却挺过来了。
在这段时间里，母亲也听不到父亲和哥哥的消息，时刻惦念着，还听人传说，我们军区宣传队的孩子们，在过敌人封锁线时，被机枪扫射，都牺牲了。母亲心如刀绞，经常流泪，盼着能听到准确消息。半年后，我们又随主力部队回到抱犊崮根据地。娘听到消息，高兴极了。早早地等在我们必经的路口，当她从“小鬼，，的队伍认出我时，一把抱住我痛哭起来。
虽然回到老根据地，困难还是很大，经常吃不上饭。就是吃上饭，也是草种、树叶子、黑豆、地瓜、窝窝头，娘便翻山越岭，追赶我们的部队，给我们这些“小鬼”带点煎饼、窝窝头、老咸菜。一段时期，宣传队员们都盼望着“邱大娘”。
抗战后期，我沂蒙山和抱犊崮根据地都得到巩固，各级地方政权都相继建立，地下活动的情报联络工作已不需要，年近半百的母亲调到梁邱鲁南军区后方医院，她挑选了为伤病员洗衣服、洗敷料的工作。酷暑严寒，从不停息，寒冬腊月，手在冰水中冻的象紫萝卜，积劳成疾，娘患了严重关节炎，周身疼痛。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得不把“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把进攻的矛头指向陕北和山东。我山东主力和地方机关都作了战略转移。在黄河北岸乐陵境内，我又见到离别多年的父母。有一天，我见母亲面有愠色，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也不敢问。娘问我入党了吗？我说： “我入党五年了。”“你入党五年了，我还不是呢l我跟着党跑了十六个年头，连名子都是党取的。地下党那么多秘密都不避我，如今有半个天下了，公开了，就不要我了，开党员会，不叫我参加。”
我也不相信，用眼光询问父亲。
父亲笑着说： “你问伯兰，谁入党不得自己申请，党员介绍，还得向党宣誓。这你_样也没办过，非说我是共产党你也是共产党哪有这个道理? ,,
不久，母亲写了入党申请书，由李韶九、孙怡然两同志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五星红旗升起来了，娘万分高兴，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建国后，干部待遇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母亲高兴极了，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还能拿工资。评级会上，母亲要最低的二十六级，同志们都说邱大娘参加革命早，二十六级太低了。她说： “我一辈子没花过多少钱，快六十岁了，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再说，国家建设刚开始，困难很多，省下几个给国家吧。’’在她的一再坚持下，工资定为行政二十六级三十三元。一九五八年退休后，只领百分之七十的退休金，在鸡蛋八角钱一个的年代里，（三年困难时期）住疗养院，虽然我和哥哥伯达经常给她寄点钱，生活也还是够紧张的，但母亲从不向组织开口。直到一九七八年，组织上根据中央规定精神，将母亲的工资提到行政十，匕级。母亲晚年仍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自己开荒种菜，拾柴禾。母亲时刻关心国家和集体，每到麦收，总到地里拾麦穗，。拣满一口袋，就让他的孙女邱梅送到大队交公。母亲文化程度虽低，晚年还坚持识字，读书看报。我们都说她，这么大年纪了，还学习干什么，休息一下脑子吧。她说，了解国家大事，心里亮堂。
一九六九年，我到湖北“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途中在泰安停留，看望母亲时，娘给我讲了一个故事s
前些时候，北京来了两个带红袖章、穿黄制服的人，由管理所的同志领着找到母亲。娘一听北京来的，心想，一定是郭叔叔惦记着她，派人来看她的，很高兴。可这两个家伙说是姓“吴”（无）的司令部派来调查郭子化叛变投敌的材料的，还要母亲和郭叔叔划清界线。娘一昕就火了，她气愤地对那两个人说；“叛徒j你俩见过吗？那时你们还没出生吧？我七十五岁了，我见过，有一个出卖田位东和郑乃序的叛徒孟广银，一九三八年被我们抓住了，是我老伴他们将他枪决的。另一个叛徒佟振江，解放后抓住，也是我老伴写的证明定了死罪。你们说郭子化叛徒有什么证据？他害了谁？”那两个家伙说是调查一九三六年端午节头几天，郭子化被姓朱的特务逮走的事。娘说； “这事我知道，是李韶九和我家老头子几个人商量保出来的，出来后就跑到山里拉起队伍打游击。是叛徒还要我们保?”那两人还没个完，指责母亲不懂共产党员最起码的政治条件是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随时为人民的利益牺牲自己。他们蛮横地说： “郭子化如果做到这一点，国民党能放他出来？谁又有那么大面子保他出来？”
面对无理的纠缠，娘笑了。
娘指着他们胸前问。戴的谁的像章？他们说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去安源的像章。娘说不对，不是毛主席，所里给我送来的毛主席像章都有帽徽、领章。他们都说。“那是什么时期？是军阀时期，还没上井岗山呢。，，娘说；那也应该打着红旗去，为什么穿长衫、打雨伞哪？”那两人说： “那就暴露了，还有活命吗？”这句话可叫娘给抓住了，对他们说。 “你们刚才讲共产党员最起码的条件，你们才不懂呢l共产党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后生，去问问你们的爷爷奶奶吧l”
两个家伙灰溜溜地走了，娘连夜赶到兖州，又转道济宁，找我当时“靠边站”的哥哥邱伯达，对哥哥说。“北京的造反派整你郭叔叔，要是有人问你，就说那时我小，什么也不知道。”
听完这个故事的当夜，我怎么也睡不着，几十年来母亲在革命斗争中的事迹，一幕幕在我脑子里闪现着。三十年代初期，母亲迈着一双小脚，奔波在枣庄与齐村之间，抗战时期，她那双小脚不停地奔波在崎岖的山路上，为了送一个紧急情报，在月黑风高的夜晚，不顾生命危险，只身涉过没胸的河水。
为了传送战斗情报，被日寇追到一个村子里，在群众掩护下逃到村外，在一个老坟里的棺材旁靠了一夜。
在高桥为了发动组织妇女，参加抗日救亡，走家串户做妇女的工作。
战争年代，为了掩护同志们，娘舍生忘死，在今天，为了保护老同志，不顾七十五岁高龄，仍在泰岳泅水间奔波。
一九八O年九月二十日，八十六岁的母亲与世长辞了。临终表示，不举行任何悼念仪式，谢绝亲友的吊唁和花圈。只有一个要求，将骨灰葬入丈夫邱焕文同志的坟墓。
在巍巍泰山南麓，苍翠松柏的掩映下，母亲和父亲，在革命的道路上相濡以沫，奋斗终生的伴侣和战友，永远地安息了。
泰安县老干部工作办公室发出的讣告中写道； “吴洪起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