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秋，日本强盗的飞机轰炸了沂水城，我们的家被炸，全家逃到了乡下，我那年5岁。1941年春，我母亲带我们几个孩子到抗日根据地军工厂，两个姐姐到工厂当工人。
当年11月，日寇集中5万多兵力对沂蒙山区“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抢光、烧光、杀光，到处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母亲抱着五妹，带着我们姐妹便躲到村南小河边一个石坎洞下趴着。鬼子来了把我们全都赶了出来，用刺刀对着母亲的胸膛问：“八路的，在哪里？”母亲摆摆手说：“不知道。”鬼子狠狠地用刺刀顶着母亲和她怀里的小妹妹：“八格牙路！”这下可把我急坏了，我随即偷着狠狠地在四妹妹腿上拧了一把，四妹妹一下大声哭起来，站在旁边的另一个鬼子喊了一声，那个拿刺刀的鬼子便和他一起沿河走了。我们回到村子看到，房子被鬼子烧了，还有一个刚刚结婚的王姓青年被鬼子抓住，先是在场院晒干的满是尖刺的酸枣棵子上滚的遍体鳞伤，然后用刺刀挑开肚子，把肠子和五脏全部挑出来，在惨叫声中死去。全村老少都对日本鬼子充满了刻骨仇恨，这也在我幼小的心灵种下了仇恨的种子，“我也要当八路军打鬼子！”
1942年，日寇对根据地“扫荡”频繁而残酷，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反“扫荡”。这时，我的两个姐姐由上级分配到上高湖抗日中心小学学习，我在这时也离开母亲到上高湖抗小。在学校李冠三老师让我当校内儿童团长，与年龄差不多的同学自编自演小话剧《抓汉奸》等，在上高湖村头演出很受群众欢迎。1943年冬，学校里刘斌老师又为我们排演了《送郎上战场》歌剧，鲁中军区、地区政府组织农村学校剧团参加了在依汶的军民武装文艺竞赛大会，鲁中军区“宣大”上演了《巧计》、《大合唱》、《武老二》等剧目，各农村剧团也都有节目上演。在《送郎上战场》的节目里，一个姓宋的大同学演参军的爸爸，我的二姐演妈妈，我演孩子。在用木棒搭成的大戏台上，汽灯通明，对着一望无际黑压压的群众，我高兴极了，在台上一蹦一跳说着我唯一的一句短台词：“娘！我也要参加八路军去打日本鬼子！”连着几晚上，就在鬼子“扫荡”的空隙里，热火朝天演出的秧歌队、高跷队军民团结大联欢，群情激奋，到处都在宣扬抗日救国、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意志。我们一起演出的《送郎参军》引起了鲁中军区“宣大”领导的注意，这在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回校不久，也就是1944年的春天，校园的桃花正在盛开，学校里来了宣大的几位同志，说是来调在依汶演出《送郎参军》剧目的小演员的。于是一出《送郎参军》的小歌剧把我们姐弟送进了鲁中军区“宣大”的宣传行列。当时，宣大驻扎在田家北村北边的白佛寺内，寺里古柏苍翠，殿里的佛像还都完好。在每间殿房的供台前铺着长长的谷草地铺，这便是宣大全体人员睡觉的地方。他们有的名字在我们来之前就听说了，什么小辛、小金、王飞、巴立华。说“武老二”的杨星华，侯心一等，这次一见到本人，个个都生龙活虎、能说能笑能吃苦，女同志漂亮大方。领导同志亓尧、王林亭对我们特别亲热。我见到了做美术工作的张友栋同志，对我这个刚来的“小八路”特别热情，我就跟他学画宣传画。在这个充满战斗友谊的文艺团体里感到无比幸福和骄傲，我终于加入到抗日行列里来了。这里离上高湖只有几里路，有一次我回去探望老师，路上碰见一位在干农活的老大爷，看看我喜笑着说：“这么小就当八路啦。”我很神气地笑着对大爷说：“我都当八路好几年啦！”大爷大笑起来：“啊！原来是‘老八路’啦。”
但我在宣大没多长的时间，“宣大”接受了新任务，又要反“扫荡”了，我正巧得了“黑热病”，脾脏肿大，住进了鲁中军区第二医院。在沂蒙山区到处转移。病好后，我随校渡过黄河在渤海地区学习。
1947年秋天，鲁中二军分区宣传队到学校调小演员，我和四妹又被调到宣传队工作，队长赵忠、指导员刘枫带领我们排戏，排歌剧《血泪仇》，我主要任务是在美术队跟一个叫李半残的老同志学画宣传画和画布景等。有一次，歌剧中一场戏需要画个蒋介石的像，半残老师起了个草稿让我画好它，我按他的草稿画完后说：“我把蒋介石的脸画得太长了。”半残老师书：“画得很好，很像蒋介石的脸，就该画得长着点，老蒋撕毁和平协议，硬要打内战，就是个长脸嘛！”大家都笑了。
有一次夜行军，我偏要背上支步枪，因为喜欢枪，天黑路难走，突然摔倒了，当时没感到疼痛，右手拇指让步枪砸断了，流血不止，很快我就头晕失去了知觉。当我醒来时，已经躺在老乡家的床上，卫生员给我止住血包扎好，于是，我第二次住进了医院。数月后，我出院回到了宣传队。1948年鲁中军区各宣传队整编，四妹刘醒兰留在了文工团，我和马志祥等十几个同志被调入南下随营干部学校，由山东省聊城出发路经河北省大名、涉县、经山西省长治、晋城到河南省洛阳。白天，为防敌人飞机发现，夜间急行军，行走在大山里，黑夜狼群近在路边，虎视耽耽。下雨天走在泥泞的路上，布鞋底被泥扒掉了，便赤脚行军，蒺藜刺儿扎满了脚底板，也不觉得疼。休息后起来再走时，便疼痛钻心，不久就麻木了。到了河南，我又被调到刚从大别山回来的刘邓大军（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文化部长陈裴琴同志倒挺喜欢我的，见到我说：“小刘，在文工团好好干！”我也愉快地答应着：“陈部长您放心，我会好好干的！”在文工团，我还是干美术工作的。解放郑州、开封后，在美术组炜克同志指导下，我用布画了十五尺长的连环漫画，画面中表现的是我在解放郑州战斗中的故事。《缴枪不杀》挂在郑州市来往行人最多的大街上展出，宣传我军政策，来观看的人很多。
就在1948年初冬，我在文化部驻地碰上了摄影股长袁克忠同志，他见面就问，小同志在哪里工作？我说在文工团，学画画的。我又问他干什么工作，他说：“干摄影的，比画画快的多了。在部队行军作战无论什么场面，使照相机一拍便留下了一幅幅图象，你说好吧！”我一听高兴极了，又看了他拍的那么多很好的照片，我的心动了，说：“我也跟你学摄影行吗？”他说：“行是行，你得找陈部长才行。”看来袁股长又很喜欢我这个天真活泼的小兵。我便找陈部长，但没有找到，我只和文化部的其他同志说了声：我是文工团的小刘，我要到摄影股去学摄影了，请跟陈部长说一声。然后，我就背着背包到摄影股找袁股长报到去了。文工团的人和袁股长都以为我已经向陈部长报告了，其实是我自己给自己调换了工作，从此我便开始了自己的摄影生涯。
1949年春天，大军开始向长江岸进军，在行军途中，我们摄影股的同志一面行军一面拍摄行军时的各种镜头，然后用晒蓝图方法，将底片夹在一个玻璃框内，并及时晒出一期期的蓝图画报，发到连队以鼓舞部队斗志。
南京解放后，在一次大会上，我正在拍照的时候，陈裴琴部长问：“小刘，你不是在文工团吗？怎么搞摄影来了？”我说：“陈部长，那时我去找您，可是您不在家，我就跟您身边的同志说了声，就跟袁股长来学摄影了！”“你这个小鬼！”袁股长也过来说：“小刘学的很快，干的也非常好！”陈部长笑着拍拍我的肩膀说，“摄影也很重要，用照片记录军史，记录历史，这次就好好干吧。”部长股长都笑了，倒笑的我有些不好意思了，说：“部长，您放心，以后我一定好好工作。”
1949年的初秋，第二野战军解放大西南的进军开始。我背着照相机下到五兵团随四十七师拍摄进军作战的照片。从四川到贵州，解放贵阳，强渡岷江解放乐山时，部队以每小时20华里的速度急行军，受到防守乐山岷江敌军炮火的猛烈轰击，有的战士牺牲在敌人的炮火下。我军到达江边以更强大的火力向对面射击，组织了强渡岷江的突击排。这时师文化科长汪德荣同志和我都在前沿阵地，当冲锋号一响，突击排立即冲向江边的木船。汪科长喊了声：“小刘，冲啊！”我们便跟着突击排战士向前奔去。我手里拿着照相机连连拍照冲锋和登船的镜头。由于我军火力凶猛压倒了对方，当我们登上了对岸时，敌人狼狈逃跑了，大批后续部队迅速过江很快解放了乐山县城，与此同时，部队继续向前推进，打晌了成都外围战。对我这个16岁的小兵来说，这简直就是一场生死考验。直到1950年春，云贵川全面解放，我便回到重庆西南军区政治部，那时已改为西南军区，成立西南画报社，我便在画报社担任摄像记者。1950年解放后的重庆人民欢欣鼓舞，沉浸在欢乐和幸福之中。
在这来之不易的和平日子里，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在重庆的军民发起了反对战争的50万人和平大游行。英雄的军队和浩浩荡荡的群众举着和平鸽的巨大画牌和反对战争的标语通过重庆市中心解放碑检阅台。他们高呼着“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口号。站在台上的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还有李达等军政领导频频向游行的队伍招手致意。当时，我们西南画报社的摄影记者全部投入到这次盛大的游行采拍工作当中。我拍的《和平鸽通过解放碑》的照片发表在了当年《人民画报》的封底。1951年，军区首长开会，我和画报社的张戈、何懋均等同志参加了此会，会议上主要研究西南地区部队剿匪、农村土改、加强民族工作采拍任务。那时刘伯承司令员已调中央军事学院工作。贺龙司令员来西南军区接任司令员。会议开始了，我们准备了闪光灯，我拿着相机站在方凳上，他们两位同志拿两个分灯，拍照时我按了两次快门，闪光灯都没亮，在首长召开这么重要会议的大场面竟出毛病，我一下急得满头大汗，不知所措。这时，贺龙司令员察觉到了我这个小摄影记者这么着急的摸样，便笑着给我招招手说：“别着急，别着急，你们先去修一下，修好了再来照吧。”我便从方凳上下，走到了门外，很快修好后，顺利地拍了会议和贺龙发言的镜头完成拍照任务。我们要走了，贺龙司令员对我们说：“你们开会要照，还要更多地下部队去、到农村去多拍些更好的照片，好对全国宣传啊！”我们都说：“一定多下去，请首长放心！”贺司令员那和蔼可亲的面容永远留在了我的心灵深处。
在此期间，我经常下到部队和农村采拍剿匪和土改的工作，以供画报刊用和对外供稿。1952年春，全国十大军区成立，我又被调到昆明军区政治部摄影组工作。同时，被解放军画报社聘为特约记者，经常到边疆、边防部队和少数民族地区拍摄军民团结守边疆，军队帮助少数民族重建家园的动人事迹，也无偿地提供给全国报刊杂志刊用。如《傣族妇女给毛主席的一封信》发表在1952年的《解放军画报》，《一个志愿军的妻子》说的是在大理洱海边，白族村里一个丈夫在朝鲜抗美援朝，妻子在家带领村里的白族妇女积极生产支援前线的故事，在《新观察》杂志发表后，丈夫和战友们来信给这位妻子，表示受到很大鼓舞，一定狠狠打击美帝国主义，保卫祖国的安全。《战斗在怒江两岸》的军队建设者的事迹照片出版收入新中国画库。在边疆拍摄的少数民族和边防战士的照片多次被《新观察》杂志用作封面。《守卫边疆的战士》被《解放军画报》选送参加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军事影展”。在昆明期间，朱德元帅、聂荣臻元帅先后到昆明军区视察，我为元帅们拍下了视察部队的照片。在随聂荣臻元帅从安宁温泉回昆明时，我与军区文化部任大伟部长随聂荣臻元帅同乘一辆伏尔加轿车，一路上有说有笑，任部长对聂元帅指着坐在前面的我说：“小刘同志是我们军区的摄像专家，他拍的照片非常好，常在全国画报杂志上发表。”
聂荣臻元帅笑着说：“小小年纪就成了摄像专家了，好哇！”我忙说：“首长！这是任部长夸奖我哪，我只是到边疆真实拍摄了部队战斗，活动和少数民族的生活场景罢。”聂荣臻元帅高兴地说：“摄影就是要拍生动真实的，重现战斗生活场面的嘛！”小小的轿车里充满了谈笑风生的快乐话语，使人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快。
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我转到地方，调到新华社见到石少华同志，他征求我意见时说：“醒民同志，袁克忠同志说你干摄影工作多年了，先到下边分社工作，一个是云南分社，一个是山东分社，你的意见呢？”我说：“我服从分配，到哪里都行。”他说：“那就到山东分社吧。你老家也是山东的”同年，山东画报社成立，我被调到山东画报社，三年的画报记者工作让我跑遍了山东的山山水水。1961年，画报停刊，我便被分配到沂蒙山区的沂南县文化馆分管宣传工作，一直用照相机在做着摄影报导展览工作，如全国民兵英雄金维三和事迹，摄影照片发表在《解放军画报》和《民族画报》等等。照相机是我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的有力武器，相伴终生。
我出生在沂河岸边，成长在沂蒙山怀抱里。在抗日战争的岁月里，我走进了鲁中军区宣传大队的战斗行列，穿上了八路军的军装，为革命拿起画笔，背起照相机，千里南下渡江战役，解放大西南，山山水水，枪林弹雨，用笔和照相机记录下战士们流血牺牲的战斗画面。这是一部革命的史诗，如今我又回到了沂蒙山，我愿永远和沂蒙人民在一起，这是我最好的归宿，我愿化做一滴沂河水、一颗蒙山石。
2005年6月于沂南
（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