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解放军第31集团军，是1947年在胶东地区组建的。成军后南征北战，出胶东、战鲁南、攻济南、打淮海、过长江、围上海、进福州、剿土匪，鏖战三年一口气打到厦门。自此就再也没离开东海前线，60多年来一直驻守在台湾海峡的西岸，是促进两岸统一，震慑台独势力的威武雄师。当年，我老爸在31军侦察营当兵，是这支光荣部队中的一员。在他的战斗生涯中，有一段在福建剿匪的经历，至今仍记忆不忘。
丛德滋带领着军便装混搭的侦察营
31军的前身是华野十三纵，再往前是胶东军区的五师、六师（抗战胜利后，胶东军区先后四次组建过五师、六师。第一次的五师、六师随罗荣桓进军东北，编成东野四纵，发展为今天的第41集团军：第二次的五师、六师编为许世友为司令员的华野九纵，现为第27集团军：第三次的五师、六师组建后编成十三纵，就是第31集团军：第四次的五师、六师编为32军，建国后军部及直属队和各师部队分别编入27军、空军和铁道兵，军及所属各师的番号撤销——编注）。我老爸叫刘文强，是招远人，今年87岁，垂垂老矣，可思维依旧清晰。1947年他参军就在这个部队，说起31军来，总是一往深情，眼窝闪动着少见的亮光——尽管他已失明36年了……
“基本上都是胶东子弟兵啊！淮海战役前，特别是济南战役前，部队中只有少量的外省人，胶东之外山东其他地区的兵也不多。等到了福建，人马数量只多不少，可差不多有三分之一不是胶东的人了——那些被替掉的，都牺牲或负伤回家了。和他们比，我很幸运，虽然负过几次伤，可毕竟还活着。不是我懂啥技、战术、会打仗——那会儿有谁懂这些哟——纯粹是命好。打济南前，就去了111团的侦察排。打完淮海战役，在淮阴三棵树，部队整编，十三纵改为31军。军部原有的侦察连扩编为侦察营，我又到了军侦察营。要
是还在一线连队，有多少个我也报销了啊。干侦察有时也很危险，但机灵点一般没啥大事。打仗时，团里军里的首长，一般不会使唤这些眼皮子底下的兵，除非万不得已——比如打济南，全都豁上了，连周志坚，那时的纵队司令员，都到了城墙下……。我也就是在那一仗，脑袋上挂了花。侦察营有三个连，400多人。一连都是便衣，不发军装，短枪居多；二连发便衣、军装各一套，装备嘛，啥枪都有，我那时在二连。三连是‘火力连’，不发便衣，只发军装。说是叫火力连，可也就是个只有一门60炮和一挺九二式重机枪的炮排。不过，每个班都有一挺歪把子或捷克式轻机枪，这在那时一般连队不多见。几百号人的侦察营，当中夹杂着许多穿便衣的侦察员，有的还是长衫、马褂，看上去真的不好看。”
在鲁南、苏北一带时，侦察营几乎都是单独活动。从江阴过江后，侦察营也是先于31军主力部队，单独直插宣（城）、郎（溪）、广（德），顺太湖边绕道上海浦东。最后没进上海，转道浙江，过仙霞岭、武夷山，进军福建。向福建进军时的31军侦察营，带着一部电台，跟随走在前面的29军，先于31军主力人闽，到达漳（州）厦（门）一带。带领侦察营单独行动的首长，是军部侦察科科长丛德滋。
丛德滋是文登人（1923年1月出生于文登县口子后村．该村今属威海市文登区大水泊镇——编注），1940年入伍入党，打鬼子的时候在胶东军区的独立营、17团、侦察队当过班长、排长、副队长；解放战争时任胶东军区司令部侦察参谋，师、纵队、军的侦察科长；建国后在31军历任副团长、团长、副师长兼参谋长、师长、军副政委，后任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福建省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大校；是党的九大、十一大、十二大代表和福建省委常委；1987年离休，2008年12月在福州逝世，寿高86岁。
老爸就是跟着他，进福建，炸土楼，打土匪。少了“鱼水情”的新区和穷凶极恶的土匪福建地处东南沿海，山多路险，气候潮湿。31军进军福建时，适逢春夏之交，一路上尽爬山，道很不好走。老爸回忆，沿博平岭南下，一路都是高山，很难走，大家走得很辛苦，部队很疲惫。行军途中遇到小仗不少，敌人多是国民党地方武装。枪一响，部队的精神头就起来了。可刚一接触，人家就跑得无影无踪了。有几次遭遇了百十人、几十人的小股国民党正规部队，那仗也没啥打头，不怎么费事就都解决了，倒是缴获了不少好枪。
迅猛南下的部队，很快就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北方人不适应这里的气候，许多人中暑或感染了
疟疾。粮食只有米，没有面，战士们吃不惯。老爸记得最搞笑的是有一次改善伙食，学着当地人用石臼将米捣成“面粉”，结果费了好大事也没包成饺子；二是民情复杂。这里是新区，老百姓受国民党多年的统治和宣传，不了解共产党解放军，少了过江前根据地群众对子弟兵的那种“鱼水情”，部队行军作战的后勤保障主要靠支前队伍，支前队伍中还是山东人居多。
老爸说，那时候“找老百姓当向导也不好找，都躲起来了。抓了俘虏大多遣散了，少数好的补充到部队，这些南方兵不好带，看不住就开小差了。在南靖北面，排里补充了个刚俘虏没几天的福建本地兵。部队开拔前，他对我跪着，又哭又说地不愿干。我骂了他几句，转身去查看宿营地有无遗失物等，就几分钟时间，他就不见了。我知道这是藏起来了，可部队已经出发，也没再顾上找他。走出没多远，后面有个大爷边喊边追了上来。那个兵还不错，知道携枪开小差是要倒霉的，便求这大爷把身上装有子弹的四个弹夹送来了——他是个轻机枪的副射手。一天夜里部队路过一个小村子，村子有个炮楼，福建一带特有的碉楼，上面有人，对我们开了枪。部队展开后，我带人摸到炮楼下。刚把机枪架上，手榴弹就从上面扔了下来，把正副射手的腿都炸伤了。我就在他俩身边，连个皮也没碰到，命大啊。这次打碉楼让我们知道了它的坚固，就弄了包炸药带着——全营就这一包炸药，八斤重。”
更为严重的是，那时的福建，说起来已是全境解放。在解放大军的进攻之下，成建制的大股敌军基本被歼灭。但是，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的时候留下的散兵游勇，残存的地方武装，小股的正规部队，退走前有准备地组织的“救国军”之类的游击部队，还是很多的，有不少还活动猖獗，气焰嚣张。另外，还有历史原因形成的土匪。老爸说，“说是土匪，不如说是一些老百姓，或者叫‘家丁’。那一带有不少早年下南洋的有钱人，在家乡修了炮楼（碉楼）和寨子（土楼），养了很多家丁家兵。武器嘛，啥都有，差的是鸟枪、铁铳、土炮，好的有重机枪。真正占山为王，打家劫舍的土匪也有，不多。最凶残狠毒的是‘救国军’这一类的反动武装”。那些“家丁”和占山为王的土匪，听了国民党方面的宣传，对新来乍到的共产党不了解，守着碉楼、土楼和山头与解放军作对。国民党残存武装利用他们，勾结在一起，对抗新生的人民政权，成为“政治土匪”，形成建国初期在福建嚣张一时的匪患。
那时，福建所有县、镇都进驻了人民政权的“南下T作队”，一般也都驻有我军的小部队。由于点多面广，自卫能力不强，经常发生部队人员和南下干部被土匪残杀的情况，而且杀人的手段残忍狠毒。
老爸说，“有天傍晚接到情报，说是土匪反动武装偷袭了平和县城。部队马上集合往那里赶，快半夜才到，敌人早就跑了。在一个点着火把的小庙前面，我看到了八口棺材，没盖上，里面是被打死的南下干部，有男有女，样子很惨……当时丛科长很气愤，战士们也都恨得嗷嗷叫。还好，没有犯纪律出乱子。”
这种惨剧发生了不止一次，老爸还记得有个“马子科惨案”。“马子科”三字是发音，具体指哪里不清楚，这里的南下工作队，一个不剩，全被土匪杀害了。这些穷凶极恶的土匪，惹得战士们义愤填膺，复仇的怒火一天比一天炽烈，那种报仇心切的氛围深深地笼罩着部队。
报仇雪恨打土匪轰开龙潭土楼
匪患严重的状态对新区建设极为不利，1949年底漳厦战役结束后不久，部队就转入剿匪作战。剿匪作战不合适大兵团行动，小分队机动灵活，反而更为有利。丛德滋科长和也是胶东人的徐副科长，率领侦察营，远离大部队，遂行剿匪任务。此次剿匪行动路线大致为：由同安出发，先向西北，进至华安一带，再向西过九龙江，抵达博平岭一线，而后一路向南，直捣南靖、平和、云霄。这一带位于福建南部，可称之为31军侦察营的“闽南剿匪”。
剿匪的第一仗是在华安东边的沙建镇附近打的。侦察员们化妆潜入匪窝，切断了山后的栈道和悬桥。数百名土匪或毙伤或被捕，无一漏网，活捉的被押解至沙建镇。随部队一起行动，负责开辟新区建立人民政权的南下T作队，在沙建镇外的一个平坡上召开了公审群众大会，当场判决枪毙了十来个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头。老爸回忆说， “会场的警戒是侦察营负责的，我在现场负责主席台保卫，外围还有其他连在警卫。虽说会场上老百姓不少，但没那么群情激愤，和过江前的那些群众大会相比显得冷清。除了当场毙掉的那十来个头头，其他土匪都被后面上来的部队押到西北的一条山沟里——接下来的事，一直不让说，反正我也没看见——会场上听到了山沟里传来的重机枪的声音”。
打完这一仗，侦察营掉头向南，进到平和。出了平和县城，部队继续向南。平和以南山更多、更高了。这一路上和土匪有几次交火，规模都不大，毙伤土匪不多但缴获不少。比较大的是和黄祥和部土匪打的那一仗。黄祥和正式的身份是国民党的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当地人都叫他“黄国大”。
说起“黄国大”的来历还有个故事：此处地处闽南山区，山高路险加上远离行政管理中心，所以像个独立王国一样，独自生存了很久。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不容许这种“独立王朝”存在，遂派一个营前来清剿。谁知，激战数日，国军这个营竟溃不成军几被全歼。后经知名绅士斡旋，政府方面和黄某言和，答应由政府对其“招安”，让他当了“国大代表”，此地仍由他管辖统治，税赋贡赏政府无涉。
那个“龙潭”土楼，就是黄祥和土匪统治小朝廷的所在。
土楼，是福建特有的乡土建筑，它以生土作为主要建筑材料，掺上细沙、石灰、竹片、木条等，经过反复揉、舂、压建造而成，俗称“生土楼”。这些土楼都具备完善的军事防御功能。其外墙厚一至二米，下面两层没窗，上面的窗就像是枪眼，既能观察也能射击。仅有的一个大门十分坚固，一关上，土楼便成坚不可摧的堡垒。为防火攻，门上设有漏水漏沙装置，紧急时楼内的人还可从地下暗道逃出。老爸说他们剿匪时见过不少这样的土楼，但他不称其为土楼，叫它“寨子”，就如同他把“碉楼”叫做“炮楼”一样。
老爸记忆中最为刻骨铭心的就是打龙潭楼这一仗，“我至今也忘不掉那个叫‘龙潭’的寨子，那一仗，唉……”此时的老爸一声叹息。那是一个很大的寨子，外面是圆形的，下面两层没有窗，上面两、三层也只有一尺见方的‘射孔’，顶上覆盖的是坡状灰瓦。大门高和宽各有三、四米，门由圆木排列而成，门轴是铁制的，门扇下有滚轮，方便开启。门首上横担着- 50公分宽的石匾，上面刻有繁体大字“龙潭楼”。
侦察营进抵龙潭寨子附近，尚未靠前，就被土楼上密集的火力压制在一个土坡后面。部队迅速展开还击，双方在对射中僵持着。过一会，枪声不像一开始那么密集了，有的班排已经接近寨子的土墙，但无法靠近大门。寻摸一番，没找到可以进入寨子的通道，翻墙、挖洞均不可能。
就在这时，侦察营的教导员中弹了。不知是流弹还是土铳的铁砂，击中了教导员的大腿动脉。老爸说，“那血喷得老高，怎么也止不住，没一会就牺牲了。教导员一死，部队火了！在几挺机枪的掩护下，我夹着全营唯一的那包炸药，冲到圆木大门前。一声爆炸，将两扇大门向里炸开了。没等烟气消散，我端着卡宾枪就冲了进去，是全营第一个冲进这个寨子的。炸倒的门后有两具尸体，一个是女的，另一个是男的，大概十六七岁。进了大门，穿过四五米长的拱道，迎面是一个二层小楼，楼上的窗户都是彩色玻璃——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花玻璃’，也不知它后面有啥，就朝那些玻璃窗扫了一梭子——舍不得子弹，没敢多打。刚冲上二楼，身后响起一串枪声，好在没打中我。原来是跟在身后的战士，用冲锋枪砸柜子，他以为里面藏有人，不料那美式冲锋枪没关保险，一撞就响了。”
老爸还说，这寨子里面好大啊，除了大大的一圈土楼外，大院中还有很多建筑，那栋二层小楼边上有许多平房、商铺，还有水塘、小桥，甚至还有一个小操场。后续部队涌人寨子，上上下下彻底搜查，除了老人妇女小孩外，只找到几个青壮年，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其中有一挺重机枪。那几个青壮年说土匪们都从暗道跑了。后来，跑掉的黄祥和等几个头头，还是被抓住了，公审后给镇压了。处理违纪和射向闽南大海的最后枪声打龙潭楼牺牲的教导员叫于宗耀，是文登人。老爸很心疼地说，这位于教导员是个老兵，真是不该这样牺牲的，太可惜了，说到底还是大意了。也许正因为是老兵，对这种小仗没放在心上，也许是觉得打个土匪还要弯腰低身隐蔽接敌似乎有点那个什么，这才阴沟翻船，被土匪打中了。这一仗，就死了他一个，就地掩埋在龙潭土楼大门外不远的土沟里。
教导员身经百战，从胶东打到闽南，在这深山里牺牲在一帮土匪手里，战士们实在是恼怒不已，咽不下这口气。审问土楼里找到的那几个青壮年时，他们怎么也不说出土匪逃跑的暗道口在哪里，有个人不仅不说还大骂不止，可见那时候当地人对解放军的误解有多深。当然，也许他们真的是不知道。战士们本来就因为教导员的牺牲而怒火冲天，这下可找到了撒气的地方——把这个人吊起打了一顿。有的战士们还气不过，就放了把火，可那“生土楼”不好烧，火没能烧起来。
尽管这些都是战士们难耐激愤的一时冲动，上面知道后认为侦察营打龙潭楼“违纪”很严重，军里的陈华堂政委指示说要“严肃处理”。“其实也没有太出格”，老爸说，“没有打死人，火也没有烧起来，部队在那里面住了两三天，还是照样天天给老百姓扫院子、挑水啥的，也没有发生其它侵占群众利益的事。最初的违纪行为也情有可原——教导员人很好，全国解放了却在这个鬼地方牺牲了，大家当然心里不好受。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打了人，放了火，毕竟是违反了群众纪律。”至于“违纪”现象和这支部队的最高首长丛德滋科长有啥关系，是不是他指使的？老爸说，“我看，最多也只是个‘默许’，主要还是下面的同志情绪失控所致”。有意思的是，打下龙潭土楼后，南下工作队进驻，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群众很快有了觉悟，那个大骂解放军被战士吊打的人，居然还成了积极分子。
部队在这住了两三天后，就走了。继续向南，朝着海边的云霄方向。此时，老爸感染了疟疾，整个人像中了邪似的，忽冷忽热，昏昏沉沉，迷迷瞪瞪地被战士们架着行军。几天后，来到了云霄县城，部队住了下来。也就是在这里，一位江西籍的解放战士老曹，用偏方治好了老爸的疟疾，老爸说多亏了他。
这时，大家知道了上级对“违纪事件”的批评，部队情绪不高，战士们心里都沉甸甸的。
一天得到情报，县城东南面的山上有国民党军的一个营。侦察营迅疾向那里扑了过去，“丛科长带着我们二连在前面，三连在我们后面，而一连则朝东南方插过去，准备插到山后，断敌退路。部队沿着一条土路向南快速前进，还没靠近那几座山峰，就遇到了敌人放出的警戒。枪一响，部队就散开成战斗队形。我那会儿病刚好，一听到枪声，还是来了精神。大家憋着的那股劲这回可找到地方发泄了！战士们都红了眼地死命往前冲。敌人也不是吃素的，正规军毕竟不是土匪，几座山头的重机枪一直不停地响着，那子弹嗖嗖地从我们身边飞过。侦察营老兵多，打仗都比较‘精’，没有人伤亡，可冲击的速度也慢了很多。渐渐地，枪声稀疏了，部队冲到山顶。上了山顶一看，堑壕、碉堡等工事修得很好，可没有一个敌人，也没有一支枪。只见山的那一边就是大海，十多条小船已经离岸，正向远处的几艘大船靠近。离我们最近的小船，少说有二三百米远了。敌人跑了，这仗打得窝囊！我们朝着海里的小船猛打了一阵子枪——明知打也是白打，可还是打了不少子弹。唉，那是给人家送行哟……”
这是老爸打仗经历中的最后枪声，也是31军侦察营闽南剿匪的最后枪声。
寻寻觅觅六十年后找到了“龙潭楼”
云霄一仗后，侦察营奉命返厦，就“违纪事件”进行整风，那是1950年的暮春时节。部队从云霄过漳浦，在龙海附近的海澄县住了几天。回到厦门后，侦察营驻在同安的石井镇，随即开始“整风”。这时，31军正在组建为再打金门进攻台湾做准备的“船管队”。没过几天，营里很多人都调进了船管队，老爸也是其中之一。至于“整风”后来怎么样了，他就不知道了。抗美援朝开始后，船管队解散，老爸调到91师272团当侦察排长。不久，又调离31军去步兵学校学习，最初在福州，后来到金华，最后是南京。至此，31军在老爸记忆里，就是个老部队的概念了。而且，自同安石井镇分别后，老爸再也没见过老领导——丛德滋科长。但是龙潭土楼剿匪战斗，一直记忆在他的心里，找到那个龙潭土楼，成了他的心愿。
龙潭楼，不是位于龙潭的土楼，而是名字叫“龙潭”的土楼。老爸说，“那个刻有‘龙潭’字样的石条，没有炸断，只是被炸得移位了——向里移动了有20公分。”很多年里，我寻寻觅觅，可一直没有查到这个叫“龙潭”的土楼在哪。福建对我有很强的吸引力，多次借出差的机会，到过漳州、泉州、厦门一带，就是想找到那个土楼。在网上开了博客之后，我还将老爸他们侦察营闽南剿匪的战斗经历写在博客里。
事情就是这么巧！我在博客中意外地收到一个来自大洋彼岸的纸条，发来纸条的，竟然是丛德滋的长子！他浏览互联网，无意中看到了我写的丛德滋科长率31军侦察营闽南剿匪的文字，便找上门来。又过了几天，我接到一个来自福州的电话——是那位在国外的丛老兄，要他在福州的二弟打来的。他二弟名叫丛培波，曾是海军舟山基地的干部，后转业回闽，现居住在福州市。我俩在电话中聊了很长时间，他很诧异还有远在安徽的老兵记得他父亲，而且居然还能很详细地描述其父当年的作战经历。“我们在家，从没听他说过这些事，即使问他，他也很少会对我们说这些”，培波兄如是说。
不久，他专程从厦门赶来合肥，看望了俺老爸。虽说我俩是第一次见面，可父辈间的战斗友谊，使我们没有一丝的生疏感，加上都是胶东老乡，感觉如同兄弟似的亲切。他说，福建有很多山东老兵，随部队接受新区建立地方政权的南下干部也有7000多人。2009年，在省领导和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在热心企业和相关单位的资助下，南下干部的子女组织了很隆重的纪念南下60周年的纪念活动，并制作了纪念章、立了纪念碑。这次培波兄来，也给老爸带来了这枚很有意义的纪念章和纪念碑的模型。老爸拿着这些浸透着山东儿女热血的礼物，非常激动。他还向老爸详细介绍了丛德滋叔叔的情况，老爸也回忆起当年跟着丛叔叔一起剿匪的经历，爷俩聊得很尽兴。
还有位博名叫“老兵团长”的福建网友，看了龙潭土楼剿匪战斗的博文后，帮我、也帮老爸了却心愿——寻找那个土楼。他去了许多部门，找了许多人，多方打听，几次往返亲去疑似所在地查证。他的一位研究福建民俗的朋友告诉他，福建各地土楼有上千座，但“所有土楼，绝无重名”，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也就是说，“龙潭”土楼只要确实有，那就是唯一的，是可以找到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老兵团长”最终还是把这座俺老爸惦记了几十年的土楼，找到了！它位于闽、粤交界的诏安县的秀篆镇陈龙村，而不是在老爸说的平和、云霄两县。诏安县城在云霄县城南面，而这个镇子在云霄县城北，位于平和、云霄两县的中间偏西。侦察营由平和南出，偏西一点到诏安县的这个镇子打了龙潭土楼，然后继续南下到了云霄，老爸的记忆并不离谱。
“老兵团长”驾车去那个镇子时，同行的有他一位“驴友”——不仅懂得当地方言，而且其父“文革”中还被发配到这个镇好几年，对当地情况极为熟悉。他们拍到了土楼的照片，那门楣上面的“龙潭”字样，圆圆的一圈土楼，大大的院子，和老爸凭记忆说的一模一样。现在这里面居住的，又多是老人和孩子，青壮年都走出了大山。记得当年那次战斗的老人几乎全没了，只有一位老者还记得这个门是被炸开的。借助懂方言的朋友的询问，得到了他很惊诧的回问： “当年炸门的那人还活着？！”
这话传过来，老爸听了之后，沉思良久，叹声问道：“唉……，人家没说，这回可找到凶手了？”像是问我，也像是问福建的朋友，更像是问他自己谁为凶手？当然是那些逼人挡门的土匪，丧命的老百姓是无辜的。历史，就是这样让人感慨唏嘘。
（作者现居安徽合肥，照片为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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