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永典同志是我们队伍到达湖南长沙后才由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六大队调来我一大队任大队长的。房大队长作风正派，说话态度温和，做思想政治工作总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不夸夸其谈。他待人平等、诚恳、热情，任何人向他提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都耐心地、细致地、实事求是地给予答复和作说服教育工作，从不持敷衍了事或模棱两可的态度。在徒步行军三个月的时间中，博得全体同志的好评。
下地方后，在华宁县和公安处工作时，他披星戴月，把自己全部心血呕吐在党的事业上。为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对团结自已的同志，狠狠地打击敌人，做了大量的工作。“十年动乱”时期，他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迫害和打击，身体被摧残，精神受折磨，于一九八一年九月在昆明市人民医院逝世。
房大队长是党的好儿女，人民的好公仆，革命队伍中的好领导。我的脑海里总不知不觉地显现出他那慈祥而又热忱的形象。他虽是个工农出身的干部，但讲起话来，总是有条不紊，层次分明，论据充足，分析问题符合实际，能以理服人，为每个同志所敬佩。如到邵阳时，有同志在大会上讲到“李立三曾犯过错误，不是好的领导者”的论点。房大队长讲话时有针对性的阐述了这个问题。他说：“一个同志犯错误是难免的，问题不在于犯不犯错误，问题是在于犯了错误之后，能不能承认自己的错误，是不是真心实意的去（暂缺待补充）
人知道用硬的一套已经不行了，于是义施展各种卑鄙伎俩：造谣破坏我外来干部与地下党干部的团结；威胁引诱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想从我们革命队伍的内部进行分化、瓦解，由于房大队长坚决执行了“团结第一”的方针，使敌人最后只是白日做梦，一无所得。
房大队长还精于对敌人采取军事突击战术，攻其不备。四月下旬，他在县委内统一了对敌人要打主动战的认识后，当机立断，二十三日在十三军卅八师一一四团一营的配合下，对城内采取了紧急措施：实行戒严。从清查户口入手，当场逮捕了县城潜伏的匪首、恶霸王廷良、魏介山等人；二十五日又歼匪七十余人；并及时枪决了王、魏两霸，确保了城内的安全，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土匪浩劫。
五〇年九月，因工作需要，房大队长被调玉溪专署公安处任处长：我跟随他到公安处继续当他的警卫员。那时，公安处的首要任务是：镇压反革命，惩办、瓦解、改造反革命分子。房大队长亲自领导专区的清案委员会。当时反革命分子有公开暴露的、有暗地串连活动的、有借宗教之名进行反革命破坏的、有造谣惑众的……，情况错综复杂，工作量十分繁重。他始终精神抖擞，不辞辛劳，亲自布置工作，听取、研究和处理案件。罪恶昭著的暴乱匪首和血债累累的地霸头子，如新平的李润芝、江川的金绍云、玉溪的王芳雄和叛匪匪首暂编十三军三十四团团长王跃云等，都是他主持办案，执行枪决的，为被屠杀的大批革命干部、战士和人民讨还了血债。有一次，房大队长到省公安厅开会，乘坐的卡车行至玉溪刺桐关上坡处，土匪在公路上边的山头架起机枪袭击他。他和于庭起同志跳下汽车，拔出自卫手枪和二十响，边朝土匪反击，边主动向昆阳方向前进。敌人是纸老虎，不敢下山来与他们拼搏，因此脱了险。房大队长是一位使敌人怕得要命，而人民衷心爱戴的好处长，是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房大队长在五十年代中期，就调到昆明工作，到八十年代初，重病在身，但对玉溪地区的老同志，西南服务团的老战友，他都念念不忘。我每次上昆明到他家看望他，他总是思念着与他一起进军云南和在工作岗位上并肩战斗过的老同志。
在“文革”十年浩劫中，他受到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尽管如此，但他对敌人恨，对人民爱的革命宗旨始终未变；对党、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始终未变；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艰苦朴素的本色始终未变。值得我们和后一代革命者人人尊敬和学习。
房大队还活在我们面前，他的革命浩气永垂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