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文/隋福军)

19168 发表于2021-02-09 10:05:25

    我们总是说,母亲的爱深到难以诉说,即使那些资深作家,在写自己母亲的时候,也往往词难达意。母亲就像太阳一样,在清晨升起,给予儿女们全天的温暖;母亲就像月亮一样,在夜晚升起,给我们无限的光明,永远照亮儿女的前程。

    我的母亲王朋花,1928年4月5日出生于乳山市诸往镇西诸往村,2010年4月12日病逝,享年82岁。母亲以她的敦厚善良、坚忍与担当和终其一生的无私付出,支撑起家庭温馨平安的天空,也赢得了邻里的良好口碑。

    抗战时期.母亲曾参加担架队

    母亲没念过书,但她性格刚强,通情达理,做事干脆,是个很有主见的人。

    1942年,侵华日军对我胶东抗日根据地实行

拉网式大扫荡,在威海境内制造了惨绝人寰的马石山惨案。正是在这一年,14岁的母亲自报奋勇到区上报名参加了青年担架队,在马石山反扫荡中,为八路军运送物资给养、抢救伤病员。两个人一副担架,从西诸往村到饶涧村、大龙口村、尚山村,再到马石山,往返六七十华里,一天至少要抬俩来回。有时上级来了紧急通知,黑夜也要立马出发。没有任务的时候,母亲她们就协助卫生员给伤病员喂饭、洗衣服、整

理卫生。

    母亲回忆说,白天执行任务时,为了躲避敌人的搜索和敌机轰炸,不得不抬着伤员走山路,要不就走地形相对隐蔽的山沟、河套。伤员大多伤势较重,既要争取抢救时间又不敢走得太快了,怕颠着伤员。有的伤员由于失血过多,常常抬到半路上就牺牲了。再就是,一路上不但要随时护理伤员的大小便,还得一边抬着走,一边不断地小声吆喝着,以安慰伤员,目的就是为了把伤员安全送到急救站。一次,母亲她们抬着一位伤员刚爬上一个陡坡,就听到有人喊:“快躲起来,敌人追上来了!”不一会儿身后就响起了枪声。她们不顾一切地抬着担架往前跑,翻过山岭就是一片茂密的松树林,把伤员安顿在隐密地方藏好。大约半个多钟头后,枪声停了,她们才继续抬着伤员赶路。

    有一天,母亲她们抬着伤员正隐蔽在西诸往村口西河坝上的灌木丛里,眼睁睁看着日本兵把四个牺牲的八路军战士的胸腔用刺刀豁开,剜出他们的心脏……那场景惨不忍睹。那天,她和同伴们把伤员送到急救站后,就急忙往家赶:刚进村,就有人对母亲说:“你还不赶快跑,你叔被鬼子杀了!”母亲跑同家一看,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屋里屋外一片狼藉,拴在门口的骡子、猪圈里的猪也都没了。后来才知道,叔父当天被日本鬼子杀死在村南沙河套里?

    马石山反扫荡结束后,母亲参加了村民兵组织,参与保卫新政权的斗争。

    任劳任怨.母亲独撑一片天

    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我的母亲长我父亲3岁,母亲21岁过门,我父亲才十八岁。母亲说,她跟我父亲结婚是我姥爷和我爷爷串通好的。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

    那些年,我爷爷经常去东诸往村赶集,集市离我村(招民庄)五里地。去东诸往村赶集必经西诸往村,而且必经我姥爷家门口。逢赶集,我爷爷就常见到我姥爷。时间一长,电就熟悉了j那时,我爷爷家孵化雏鸡卖,经常去集上卖小鸡。我姥爷则每年春天必买了雏鸡来养,我爷爷就便宜地卖给他。交往久了,就无话不谈。我姥爷再买雏鸡,我爷爷就不收他钱。姥爷见我爷爷大方、实诚,就知道是个会过日子的厚道人家。后来,了解到我父亲尚未订亲,两人私下一商量,也无须“媒妁之言”,我姥爷就把我母亲许配给了我父亲。

    父母在新中国成立那年结婚。结婚之后,我父亲就考上了海阳师范学校,后来又转到莱阳师范学校继续念书。毕业后分配在莱西县一所小学教书,离家三四百里地,母亲和父亲长时间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母亲除了带孩子和伺候老人,推磨轧碾,一日三餐,喂鸡养猪,还要下地干农活,家里家外全依仗她一人操持。母亲能吃苦、肯下力,无论是上山刨地打垅、施肥播种,还是下地插秧、田间管理,收割搬运、脱粒收藏,她泥水下得去,就跟个壮劳力一样。母亲就像一把磨不断的铁锁,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很少睡个囫囵觉。白天劳累一天,她还在带灯纺线织布,缝补衣物,或是纳袜底、做布鞋……母亲还会织网和绣花,下雨阴天的日子也

有下雨阴天的活儿,总也闲不住。母亲勤劳能干,做事、过日子都讲究体面,是位百里挑一的多面手。直到文革前我父亲才从莱西县调回了本公社饶涧村完小,担任学校教导主任。学校离家八里地,每个周末父亲基本都能回来。如果家里有要紧事,父亲也能请假回来料理一下。母亲原本可以稍稍松口气了。但是,她体谅父亲教务繁忙,家里家外一应事务,依然是自己能顶就顶、能扛就扛,尽量不耽误父亲的工作时间。

    恪尽妇道,母亲凡事想着别人

    母亲虽然没念书,但她却非常懂得人间常理。受长辈勤俭持家的传统影响,始终保持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生活极度贫穷,平时很少能吃上白面馒头或饺子,即使大年三十晚上包顿饺子还是两合面:记得母亲揉面时,一样是麦子白面,一样是地瓜黑面,或把两样面掺和一起。白面饺子多数留给干活出力的长辈,小孩子基本上吃黑面的。长辈看着不忍心,就从碗里挑出几个白面饺子分给我们。反正,也算是吃了饺子,就是过年了。

    那时候一年到头闻不到肉味,我们小孩子最盼过年,巴望着过年能吃上顿好饭。但是,只有大年三十这天家里才能杀一只鸡,还得留出一大半给正月来拜年的亲戚。剩下的小半只鸡,加些白菜、粉条熬在一起,就是一大家子这顿团圆饭的主菜。

    母亲端上一大碗间杂着少量鸡块的白菜粉条,我们都忙着挑鸡肉吃,母亲只拣鸡头、翅尖和爪子啃。日子穷,养的鸡也瘦,这三样东西炖熟了+只是皮包骨头:我们让母亲挑点鸡肉吃,母亲却说自己喜欢这三样。她啃得津津有味,把每小块骨头都翻来覆去地咂了又咂,有些骨头都被她嚼烂了。后来母亲大病一场,重病的母亲脸和全身都蜡黄,站也站不稳,有一次晕倒在炕上,吓的我们兄妹直哭,爷爷和叔父听到哭声赶来把母亲送到医院。远在莱西教书的父亲得知情况后,立马赶回来带母亲去桃村、海阳等地医院看病,母亲患的是急性黄疸型肝炎,还有妇科病:为母亲治病,父亲非常有耐心,他心里清楚母亲一旦病倒,这个家的天就塌了。每逢星期六下午,他必定从几百里外赶回家,带母亲到处求医问药。我小小年纪经常去邻居家借药铫子回来帮母亲煎药:

    母亲病倒之后,我们兄妹几个想着法子让母亲吃上顿好饭。一次炖鸡的时候特意把鸡头、翅尖和爪子留给母亲,她苦笑笑说:“其实我也想吃点鸡肉。平日我爱啃这三样,还不是为了省下鸡肉给你们吃。”同想起来,我们那时真不懂事:

    母亲一生恪守“千金值产,万金值邻”的古训,在与亲、邻的交往中总是以诚相待,宁愿自己吃亏,从不肯得便宜,以自己的敦厚品行诠释“舍得”的真谛。她常说,一个人不能只知道往自己怀里扒拉,凡事将人心比自心,只有体谅别人的不容易,人家才能想着你。母亲去世时,村里有两百多人自发为她送葬。

    灾荒之年.母亲讨饭养活儿女

    1958年村里吃“大锅饭”。一次母亲去食堂领饭,把我一个人锁在家里,我趴在窗台上盼母亲拿吃的回来,结果端回的却是一钵稀汤饭。我哭着嚷着要吃饭,母亲先把汤饭上面的水倒出来,然后用手指贴着钵底将沉淀在下面的一点汤面刮下来喂进我嘴里,母亲只喝了多半碗清汤水!长大后,有一次我问起她老人家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母亲不假思索地说:“谁让我是你妈睐:”说得是那样温馨1

    1960年春,我三弟出生,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母亲分娩的头天晚上,还爬上棚子取地瓜(那时因为没有地瓜井地瓜都搁到棚子上,棚子离地面接近3米):母亲拐着一篓子地瓜,一不小心踩空从梯子上滑落下来:倒地时,她本能地护紧肚子,因为腹中怀着即将临产的孩子。当时,家里连一把小米和鸡蛋都没有,月子里照常吃糠咽菜操劳家务。为了养活儿女,产后不久母亲就支撑着孱弱的身子外出讨饭。一次讨饭途中,看到人家要用鞋换萝卜,母亲毫不犹豫地脱下脚上的鞋(那是她出嫁的绣花鞋)换了20斤萝卜。十几里路,打赤脚背着萝卜走回家,脚底的水泡都磨破了。母亲将换回的萝卜,分几次下锅熬成萝卜汤,暂时缓解了家人的饥馑之苦:为了家人能活命,母亲想方设法弄吃的,没有粮食就上山挖野菜。野菜吃光了,就去挖翻白蒿(土名老窝爪),晒干磨成粉上锅蒸渣吃。吃了老窝爪蒸成的渣之后大便干结,母亲再用小棍子给我们往外抠。再就是去地里捡拾冻坏的地瓜打成地瓜粉吃,做出来的模样就像现在的冻粉:吃了坏地瓜打成的黑粉,拉肚子跑稀拉得人头重脚轻两眼发绿。无奈就去捋榆树叶、扒榆树皮吃:再后来,就撸刺槐芽和刺槐叶子吃,结果凡是吃这东西的人都会中毒,全身浮肿。头天晚上还一起玩的小伙伴,第二天就不会走了,眼睛肿的像灯笼似的,使劲睁也睁不开,走路得摸着墙走,就和瞎子一样。有的孩子还因此丧了命。

    每逢父亲回来,家里再难,母亲也想方设法改善一下生活:做好了饭,总让父亲和我们先吃,她边往桌上端饭边说:“你们使劲吃,锅里还有。”其实锅里已经没饭了。那时,我们正长身体,也能装饭,端上来的饭往往被我们兄弟几个瞬间一扫而光。母亲见饭不够,就不吃了:问母亲吃了没有,母亲总是说她在灶台上吃了。要不,她就趁收拾饭桌子时把我们丢弃在饭桌上的残渣剩皮儿抓起来填进嘴里,嚼巴嚼巴咽下肚充饥。她这样做的时候,总是避开我们,生怕被家人发现。母亲一生,无论走到哪儿,见到地上有一粒粮食,也要弯腰捡起来。她常说:“丰年也要当歉年过,不能浪费粮食。”母亲节俭、惜物的德行,深深烙在我们的记忆里:我们成家后,经常拿这些实例教育子女,要求他们像奶奶一样,保持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火海救子.母亲置生死于度外

    一年夏天,大家都在外面乘凉,已睡下的三弟被蚊子咬醒,爬起来学着大人的动作,用煤油灯烧蚊子。结果,一不小心燃着了蚊帐!刹那间火势就顺着蚊帐窜上棚杆子,紧接着就上了房梁,大火很快蔓延到房顶:此时吓懵了的三弟还困在炕上!母亲奋不顾身冲进浓烟滚滚的房间,我也紧随母亲冲进屋。她一把将三弟塞给我,转身护在我们身后,大喊:“快跑!”话音刚落,棚杆子就哗啦一声塌了下来!要不是母亲舍生忘死救儿一命,三弟非葬身火海不可!

    一起乘凉的邻居敲着锣喊人救火,眨眼功夫全村老老少少都来了,大伙上房的上房,爬墙的爬墙,挑水的挑水,搬东西的搬东西,人人不顾安危,个个奋勇上前,场而惊心动魄:望着焦糊的废墟,一向坚忍刚强的母亲禁不住恸哭起来……:那一夜母亲没合眼,她一直在寻找能用的东西,翻拣那些湿透r的书籍——因为那都是我父亲教学的资料,可惜都变成了残品。

    这场大火,几乎把我们家烧了个精光:村人纷纷伸出援助之手,第二天,邻居们早早送来麦草、木料等建房材料,也有的送粮食、蔬菜:热心的婶子大娘还送来热腾腾的饭菜……瓦匠、木工和小工都来了,大伙齐动手,当天就把房子修缮好了。其中有一个女青年帮我们家搬大柜时,在出门时被挤在了墙上,硬是把一根手指挤掉了半截竞未觉察,直到把大柜搬到外而后她才感觉到疼痛难忍,但她只是找了块布把断指包上,继续帮我们家收拾东西,她的手指从此落下了残疾!第二天大家才知道光是掉进水井里的水桶就有二十几只。这件事令我们一家人刻骨铭心,对众乡邻常怀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感恩之心: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我父亲走的早,年仅63岁就被癌魔夺去了宝贵的生命。父亲去世后,我把很大的心力放在母亲身上,生怕她生病,隔三差五就打电话询问母亲情况:凡是过节或是母亲生日,我无论如何都要同到她身边。搬新家以后,每年春节前,我都早早把老人从乡下接来和我们一起过年。母亲也习惯了,快到过年了,她就准备好大枣饽饽,等候我同去搬她。就这样,母亲在我家连续过了八个春节。

    2010年春节,是母亲最后一年在我家过的:当时她已是肺癌晚期,并且已转移到别的脏器。医院确诊:最多只能活三个月左右。我不甘心!不惜一切代价尽可能延长母亲的生命!在母亲生命的最后时日,我尽量利用更多时间陪伴她,而她却执意要回老家。她说:“我知道自己得的是啥病,我该同去了。”送母亲回家当天,她把我叫到跟前儿,掀开墙角的紫釉坛子说:“这是我腌的鸭蛋,还有十几个,你都带走吧,妈也就能腌这一次了。”

    2010年4月12日,母亲不幸病逝。噩耗传来,我脑袋“嗡”的一声响——妈没了!安葬母亲时,我猛然感到心悸而全身颤抖,我们再也见不到母亲了!从此,我们五兄妹就成了无爹、无娘的孩子。

    每当想起母亲在世的日子,她那慈祥的形象和音容笑貌就浮现在我的眼前:母爱无疆,思念无限。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未校对谢绝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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