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的正式用名是林钧华，这是他解放战争时期在大连公安总局警官学校任总务主任时，根据党组织的要求改的名字，一直使用，直到离休：他的本名叫于文汉，是我爷爷起的，1935年他第一次入党时就用的这个名字，我们兄弟姊妹也按这个姓氏排辈取名。抗战时期，父亲从事锄奸保卫工作，曾化名于良？父母亲在世时，很少提及他们参加革命的事情，只是偶尔听他们回忆往事，议论战争年代各个时期的故事，我才对他们的革命履历有个大致的了解。有些事，还是通过和他一起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口述才获知一二，还有些事则至今也没弄明白。1935年夏．父亲第一次宣誓入党成为共产党员我父亲1917年出生于文登县葛家镇池水头村的贫苦农民家庭。8岁时爷爷去世，10岁时奶奶去世，父亲与姑母一起，寄食于我伯父于文湖，和伯父一家相依为命。伯父在抗战胜利后曾任大连市岔沟区区委副书记、组织部长，小平岛区区委书记；建国后任水电部大连水电建筑公司党委书记等职，1966年去世。当年家里的几亩薄地，不足以养活一家人，父亲自10岁开始，便跟随伯父去给富户家扛活，就是做长工。由于年纪小，不能承担田里的种、收等大活，父亲便给人家放牛、拾粪、拔草、浇同、看场。我的伯母在生下堂哥于占成后不久也去世了，小占成白天由姑母看护，早晚看护的事，只能交给我的父亲。白天父亲出门扛活，晚上回来再帮助伯父看护侄子（于占成上世纪五、六卜年代曾任大连某制造厂科长）。自10岁至18岁，父亲共给富户家扛活8年多。
父亲偶尔说起他给富人扛活的事儿，总是叹气说，那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光：失去父母，得不到父母的呵护，时常处于惊恐不安之中；吃不饱、穿不暖，冬天连棉衣都穿不上，别人家的孩子穿着鞋溜冰，父亲只能赤着脚在冰上玩。最使父亲难过的是，当他有了委屈的时候，或被别人欺负的时候，别人家的孩子能得到母亲的爱抚，他很难过却无法向别人诉说。心中的痛苦难耐，只能跑到后沟小河边，或者是爷爷奶奶的坟前，大哭一场。那条常去的村后小河，至今还在。
父亲说，他当时最难耐的是孤单、恐惧、饥俄。他经常对着蓝天想，老天爷，啥时才能吃顿饱饭，穿上棉衣？啥时也能有一双自己的鞋？啥时才能过上好日子？难道就这样受一辈子苦吗？这一切，都是他遇到共产党，尽管知道很危险，却毫不犹豫地参加进来的直接动力。他想，冻死饿死是死，扛活累死也是死，跟共产党闹革命也许会有一条活路。这是他能很早参加革命的最初起因。
据父亲说，当时组织上发展党员，都是先了解每个村中谁最穷，谁最受苦受难，谁最受富人压迫，就最先找谁做工作。父亲在村中是最穷最受苦受难的，所以共产党的组织就主动找他做工作。父亲自己以后介绍别人加入党组织时，包括父亲介绍伯父入党，也是本着这一精神的。
1935年阴历六月的一天，和父亲一个家族的也很穷的侄子名叫于海亭的，问我父亲想不想过好日子，想过好日子的话，有人能给指路，他可以介绍这个人和我父亲认识，这个人能告诉你怎样才能不受穷。父亲高兴地答应了。
那年阴历六月十六日（1935年7月16日），于海亭约父亲一起到池水头村西一里多路的叫涝麦茬的地里干活，遇到了吕家集村的远房亲戚吕华岫，这就是于海亭所介绍父亲认识的那个人。他们三人是远房亲戚的关系，很早就认识，只是父亲并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原来吕华岫和于海亭在1935年春节期间，由刘振民介绍加入了共产党，刘振民指示他们留意发展党员。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和于海亭在生产队干活时，他告诉我说，当时葛家镇以东党员的发展是刘振民负责，葛家镇以西是由邹青言（邹恒禄）负责。他和吕华岫把父亲的情况，想介绍父亲入党的事向刘振民作了汇报，得到刘振民的同意。于海亭还告诉我说，三十年代党组织经常遭到破坏，到处都是白色恐怖，发展党员都很谨慎，那是要掉脑袋的事，必须得找最信得过的人，发展党员都是“一窝一窝”的，亲戚连着亲戚，家族连着家族。于海亭是我父亲本家族的族侄，当时村中党的召集人于文洪是父亲的堂哥，吕华岫又是他们共同的远房亲戚。村里还有一个党员于文京也是父亲本家族的哥哥。他们认为，本家亲戚是最信得过的人。
这次见面，先由吕华岫了解父亲的想法，接着吕华岫和于海亭把党的有关知识和情况向父亲做了介绍，说共产党就是能叫人们过上好日子的组织，问父亲想不想参加共产党，父亲表达了自己的决心和意志，毫不犹豫地表示要参加。父亲很激动，坚定地对吕华岫说，上刀山下火海也跟共产党干到底。于是，吕华岫和于海亭就做了我父亲的入党介绍人，吕华岫拿出张粗糙有表格的折叠纸“志愿书”，叫父亲填写（父亲9岁前曾在本村东山禅教寺
义学读过两年书），他们两人也写上了自己的名字。那时党员没有候补期，自当天起，父亲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地下党员。父亲说，抗战前经历的好多事，具体时间都不大记得，但入党的这一天他却终身不忘。
父亲还清楚地记得，他们二人发展他人党时，非常严肃地叫父亲随着他们，说一句重复一句，大体内容是：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资本家，反对贪官污吏，反对苛捐杂税，严格保守党的秘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积极斗争，永不叛党。我现在猜想，这就是入党誓言吧。
吕华岫告诉父亲说，父亲平时的联系人只能是吕华岫、于海亭和特委刘振民三人，刘振民和父亲联系的暗号是“卖笔”，平时和其他党员不发生横的来往。当时的党员都是遵循这条规定做的，只能和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和分片的特委委员有联系。胶东特委规定，不论是谁介绍发展的党员，都要由特委或县委的成员亲自找他们谈话。在理琪同志给《给胶东各级同志的一封信》中，对这条规定进行了特别强调，说对新发展的党员，特委、县委“要设法亲自考察，才可无误”。
父亲人党后不到一个月，有天池水头村主街上，有人大声吆喝着“卖笔喽”。父亲正在给东家驴槽里添草料，听到叫声知道是刘振民来了。他很快添好草料向东家请假，好在农闲时节，请个假东家并不在意。刘振民穿着农家常见的土布长衫，汗水湿透湿漉漉的，光着秃头，挑着装有书和笔的一对木箱小货郎担，边走边吆喝。此次见面，刘振民对父亲讲的内容和吕华岫讲的大体差不多，同时告诉父亲，咱们的名单册子不见了，不知是否被敌人摸去了，党员都要提高警惕。接近吃午饭的时分，父亲回家拿了包煮熟的地瓜干给他，他挑着担子向宋村方向急匆匆走去。在“一一·四”暴动之前的半年里，父亲和刘振民总共见了三次面。刘振民是界石人，到文登东南宋村一带从事党的活动，池水头村都是他必经和歇脚之地：
父亲最后一次与刘振民见面，是秋收刚过之时，大约在阴历九月中旬。他告诉父亲，目前对党员来说，任务就是在穷苦人中积极物色发展对象，在群众中积极开展抗捐抗税斗争，要随时准备武装暴动。父亲就把想要介绍我伯父于文湖和另一穷人家的孩子于树坤（父亲“亲妈”的儿子）的事向刘振民汇报，刘振民说他很忙，叫我父亲先找他二人分别谈话了解情况。他简单地交代几句，就急忙向宋村方向走去。此后父亲再也没有听到刘振民的消息。直到八路军打开昆嵛山后，父亲要找自己的入党证明人时，才知道刘振民已经于1938年被国民党顽固派杀害了。
拳打郭秀花．一夜之间成了葛家镇大名鼎鼎的共产党员
就在和刘振民最后一次见面不久，父亲做了一件入党后的影响很大的事，正是因为这件事使父亲一夜之间成了葛家镇一带大名鼎鼎的共产党员。据他说，这件事也成为他在八路军打开昆嵛山后，被党组织免于考察直接认可为党员、并立即委以重任的最重要依据。他晚年对我说这事后，我才理解了为什么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在池水头养病期间，远近那么多的老共产党员对他都那么恭敬和崇拜，大家有心里话和委屈都喜欢告诉他，尽管他并不能给他们解决什么问题。
那是1935年阴历九月底的一天，国民党驻葛家镇的烟酒供点站站长郭秀花穿着灰军装，骑着自行车，带着一个藤子编的小盒，来到池水头村家境并不富裕的于兰亭家门口。他耀武扬威地拍着武装带，气势汹汹地向于兰亭老人索要一块大头洋，理由是老人种的旱烟超出规定要征税。那时，一块大洋对一般人家是多么大的开销，一般的人家啥时见过大头洋？于老汉向郭秀花下跪，磕头求情，求他高抬贵手。父亲看到后就想，这不就是刘振民所说的滥征苛捐杂税吗？父亲叫于兰亭起来，上前大声和郭秀花争辩。郭秀花争不过，便恼羞成怒说找村长。到了村长家门口，郭秀花就从自行车上拿起藤盒对村长于月轩说，他盒子里的100大洋被我父亲家里人，趁他和我父亲争辩时偷走了。我父亲大怒，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将郭秀花打倒在地，将他胸前的三角牌扯了下来，牌上写着“文登县烟酒供点站站长郭秀花”：郭秀花人虽被打趴了，但嘴里却气急败坏地说，要把我父亲带到镇公所法办。我父亲热血上涌，对着郭秀花的头部和胸部一顿拳打脚踢，很快郭秀花便被打“死”，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了。
村里人开始时都高喊着“使劲打”“打死他”，当看到郭秀花真被打死了，就都很快地溜回家关上大门，只有父亲自小的穷朋友于金生和于文京（池水头地下党员）二人在场，他们叫我父亲快跑。父亲急中生智想出了个办法，他和于金生、于文京将郭秀花的“尸体”抬到村长的一间小闲屋里锁起来，对村长于月轩说，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决不连累你们家，叫你的儿子陪着我一起到镇公所自首。在去镇公所的半路上，父亲对村长的儿子于金堂说，到了镇上你就说你家来了绑票的，被我于文汉打昏了，锁在你家的小屋里，千万别说郭秀花被打死了。两人到了镇上，镇长宫毓芝一听抓到绑票的，马上就派镇丁王某（外号孝棒腿）和宫某（外号大痨鬼）随同到池水头去。走到葛家村东头时，父亲对于金堂说你们头里走，我撒泡尿。趁小便之机，父亲一溜小跑到吕华岫家想汇报，可吕华岫已几天没回家了：接着父亲又跑到赤金泊，把经过告诉了我姑父。然后，他飞快地跑到昆嵛山六度寺堂哥于文秀家，他是池水头于家的看山人，躲藏起来。
第二天，于文秀从葛家回来告诉父亲，郭秀花没死，他怕被你打死而故意装死，你去自首走后，他还叫村长于月轩做芋头汤吃，对于月轩说，于文汉这小子肯定是共产党。等镇丁到了，郭秀花叫他们马上去捉拿共产党于文汉。没找到父亲，就把于文京抓走了。镇长宫毓芝了解于文京没参与打人，就把于文京放了。接着宫毓芝电话向县里请示，将郭秀花免了职，同时捉拿共产党于文汉：次日正逢葛家集，整个集上都炸了锅似，纷纷议论说“池水头共产党于文汉把烟酒站长打昏了”，甚至传言“共产党于文汉打死了烟酒站长”。郭秀花平时作威作福，盘剥百姓，作恶多端民愤很大，听说他被打死了都觉得很解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时，几个管理学校的老人曾对我说，三十年代你父亲打死郭秀花，各村的老百姓可高兴了，都传得神乎其神；我们以前只是听说过共产党，没想到共产党就在眼前，并真的为民除害；受你父亲的影响，八路军打开昆嵛山后，我们很多人都参加了民兵，还入了党。
失去组织联系．1941年2月第二次入党
住了一段时间，一天傍晌，于文秀从界石镇赶集回来告诉父亲，集上都在议论说东乡的汪疃有共产党在“闹事”，国民党展书堂的大部队在抓共产党，县长刘崇武也带兵丁兵到处搜捕。父亲一听就急了，知道共产党的大队人马离这不远，马上就向东乡急速赶去。走到崮头集，听到百姓议论说，展书堂抓了好多共产党，都带到县城里去了：他一听觉得情况不妙，连忙又回六度寺山庵躲藏。
第二天晚上，父亲趁黑夜回到葛家，找他所认识的几个共产党员，包括党组织召集人于文洪及于海亭、于文京、吕华岫、王士荣、王国仁等，想得到组织上的指示。一打听，他们有的几天前就走了再没回来，另几个昨天全都离家出走了。家人告诉父亲，他们有的去大连，有的去安东，有的去烟台。这样，父亲就和组织失去联系。
失去和党组织的联系，父亲就像掉了魂似的。他决定先到烟台找于海亭，如找不到就到大连找吕华岫，如还找不到再到安东找于文洪。后来知道，“一一·四暴动”使党组织暴露，遭到空前的大破坏。面对刘崇武们的搜捕，未遭厄运的党员决定先逃出去，然后再找党组织。自1935年底到1941年初的五年中，他们每年都回胶东找组织。但既没找到党组织，互相之间也失去联系。
父亲在昆嵛山六度寺山庵躲藏了一年多，多次寻找组织都没找到。1937年5月便到了丹东，经熟
人谭长轮介绍在元兴顺鱼行当了扛袋（搬运工）：待了不到一年，因为打了欺行霸市的日本人惹了祸，再加上仍没找到党组织，就在同乡的帮助下乘夜返到大连？在大连见到了兄长于文湖，经本家族侄子于宝亭介绍，在日本人开的碧山居（又称东寺沟红房子）码头扛袋：1939年春节刚过的正月十六日，他参与了同乡组织的炸毁日本军火仓库的行动，被日本人逮捕入狱，同时被捕有13人。日本人的水上警察署对他们进行了严刑拷打，使尽了毒刑，也没得到任何消息，于是将他们转入沙河口大狱。由于组织者组织严密，被捕的13人都是爆炸现场干活的，转移了日本人的视线，再加上于文湖组织工人罢工，要求释放被捕者。日方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在关了一个半月后，只好将13人都释放了。后来父亲曾对我说，那次爆炸肯定是共产党组织干的。这也更增强了他寻找党组织的愿望，但在大连的一年多也没找到党组织。所谓找党组织，其实就是找自己入党介绍人以及与自己谈过话的领导，或认识的党员：
听到八路军打开昆嵛山的消息后，父亲便迫不及待地于1940年10月份返回胶东老家。池水头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于文洪，引荐父亲见到了区农救会会长孙兰序，告诉孙兰序说，父亲在1935年6月就人了党。孙兰序说，区里对于文汉“一一·四暴动”前的情况都了解，还特别提到父亲打死郭秀花的事；组织有规定，抗战前失去关系的党员，必须有入党介绍人或谈过话的领导的直接证明，才能恢复组织关系；有其他党员证明而又确实参加了党组织，组织承认党员身份，但必须重新履行入党手续。父亲属于后一种，也就是说要重新履行入党手续，入党日期从重新履行手续之日算起。这样，父亲于1941年2月重新履行了入党手续，介绍人为宫夕岳、宫本福。
第二次入党后，父亲先任村农救会会长，不久又被孙兰序调到区里任区农救会副会长。1942年6月，文登第一区成立“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简称“武委会”），父亲被任命为区武委会副主任，负责锄奸工作。主任为宫梅（后任区委书记），后由张华代理主任。当时要求锄奸方面的人员都要改名字，这是严酷斗争环境下应对敌人的策略和斗争措施，父亲就化名为于良。
但是，直到1946年1月被组织派到大连工作前，父亲一直都在寻找吕华岫和于海亭。期间，由于他在区里工作，几任区委书记，王树林、于仁成、王昆、宫梅等，都关心地问他有无入党介绍人的消息。上世纪八十年代．终于找到了第一次入党的介绍人
解放后，于海亭回到池水头，但他已脱党二十多年，并且还干了些不光彩的事。更重要的是，解放后父亲的心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觉得，很多同志没见到新中国的诞生就牺牲了，觉得自己能活下来就很满足了。于海亭曾多次对我说，“俺小叔（于文汉）还是我介绍他人党的呢！没有我他吃不上党的大馒头。我如果不脱党，也能像他一样吃共产党的大馒头”：哦，他还知道自己是父亲的入党介绍人。
1961年，我和我姐同时考入葛家中学，父亲特地领着我和姐到葛家烈士塔，指着上面烈士的名录，告诉我们准与谁曾和他一起战斗，是在哪年因何事牺牲的，勉励我们要好好读书学本领，这件事给我和姐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后来弟弟妹妹们上中学，他都坚持这样做。
父亲离休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因思念在五一兵工厂和警官学校时期的战友，而到了大连。偶然的机会，别人介绍到吕华岫，双方好久才认出对方。父亲苦苦寻找多年而无任何踪影的吕华岫，
终于在分别五十年后相遇。原来“一一·四暴动”失败后，吕华岫逃到大连，继续开展革命活动。抗战期间，他与张寿山等同志组建大连抗日同盟会，负责抗日同盟会与胶东党组织的联络工作。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大连市委组建甘井子区委，王梦贤任书记，张寿山、吕华岫任委员。“文革”后，吕华岫在东北制药总厂任党委书记。我父亲把战争年代曾多次寻找他和重新履行入党手续的事跟他说了，他当晚回家立即给父亲写了1935年介绍入党的证明。吕华岫的《证明材料》是这样写的：
我叫吕华岫，现住大连市西岗区大胜街83号，系离休干部。关于于文汉同志的入党问题，本人证明如下：我于1935年初，在当时的鲁家埠（旧称文登县二区）参加了党组织。当时可能有五六个人同时入党（即王士荣、王士仁、王国仁、王志礼）。遵照刘振民的指示，派我到葛家开辟工作。1935年我在池水头西泊介绍于文汉同志加入共产党。同年党组织派部分同志缴了当时任伪县长的刘崇武的武器。（刘是从汪村集开会晚返回文登县途中被缴下武器）。刘脑休成怒，下令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在这种形势的逼迫下，我们几人先后离开此地。我在一九三七年来到大连，在纱厂工作。直到一九四二年才在胶东重新找到了组织f一九三七年——一九四二年间，我每年都返回山东，都未找到组织）。由于刘振民犯了某种错误，后被处决，我们才把找到组织的时间推迟了五年之久。关于于文汉同志的入党时间问题．确实是一九三五年．特此证明。
证明人：吕华岫（盖章）1984年12月24日这迟来五十年的证明，对父亲来说已经看得无足轻重了，因为他已经看到了新中国的诞生和发展。但他却非常珍视这封信，一直保存到2002年去世。1985年，我曾拿此信请教文登县委组织部门的张连芳，他是父亲的老朋友，是第三任胶东特委书记张连珠的堂弟，对父亲非常敬重。他说，上面有指示，抗战前的入党证明人必须得是省级以上领导，而吕华岫只是厅级干部。此后，这事便不了了之。
在父亲已经去世近二十年的今天重提这段往事，已经不存在什么利益上的诉求，只是为了还原这段历史的真相，以告慰那些在斗争最残酷的年代加入共产党，在恶劣环境下又找不到党组织，却依然为党默默奉献的那辈人。 （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