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父亲是被国民党杀害的共产党员，父亲死后母亲带着我们姐妹俩只能隐姓埋名地生活在长沙。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了。1938年，长沙有了八路军办事处。身为共产党员家属的母亲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向办事处的工作同志叙说了我父亲的情况，并提出要求。要求八路军办事处接受我们一家三口参加革命。在负责人王银波的介绍下，母亲和我姐妹俩都被接受了。我们参加革命后，八路军办事处就安排我们去延安。因为形势很紧张，所以我们姐妹俩先行，8月份就到了延安。母亲因为收拾家中的物品，把它们移交给八路军办事处，需要一些日子，只好推迟行程。等到母亲走的时候火车已经不通了，去延安要转好几个地方才能到，她到延安的时候已经是11月了。
到延安后，组织上根据我们一是革命烈士的家属，二是读过书，有文化的情况，便把我们都分配去做地下工作。我当时16岁，已经初中毕业了。要做地下工作就先要参加共产党。有同志问我：“你入党了没有？”我说：“我已经入党了。”人家问我：“填表了没有？”我一下子陷入五里雾中，经老同志告诉，才知道入党还要填表，履行过手续以后才能成为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当时年轻，没出过家门，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有点害怕，不敢出头说话。在培训班里，除了我姐姐还有两个跟我姐姐差不多大的同志，我都叫他们姐姐，做什么事我都依靠她们。在经过一段时期的培训后，我们就分别地被派了出去。我姐姐去了北方某地，我和母亲被派到上海。
1940年我和母亲从延安出发，到桂林办事处见到了李克农。李克农安排我们做为周恩来的随从到了重庆办事处。再从重庆坐汽车经过贵阳去香港。汽车到香港外围，路就不通了，车也进不去了。当时香港已经被日本鬼子包围了。我们只好返回桂林，再坐飞机进入香港。到了香港见到了潘汉年，潘汉年具体安排了我们去上海的事宜。我当时穿的是一身兰布衫，看上去像个学生。潘汉年说到上海这样打扮不行，就给我们做了几身花花绿绿的衣裳，这才让我们坐车去了上海。
到上海有人接我们，安排我们住在黄陂南路福熙村48号住宅里。这是一幢老式的弄堂房，现在是黄陂南路710弄叫卫国新村。这里在当时不算热闹，比较适合我们开展工作。住在这里除了我们母女俩外还有一个男同志。我们母女俩住在三楼，男同志住在亭子间。因为晚上电台开机联络，用电量比较大，亭子间的电灯就会由于电压的不够而暗下来，一暗一暗的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所以男同志就一直住在里面，实际工作就是我一个人。二楼住的是一个资本家，他家的两个保姆晚上都睡在过道上。
我负责的电台开始是准备跟延安联络的，可是开机后怎么都联络不上，为此我急得直哭。心想组织上安排我是跟延安联络的，现在一切都安顿好了，电台也架设好了，可就是联系不上，这可怎么办。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能向组织汇报。上级派来了一个叫“小李”的人，以后我知道他的真实名字叫刘人寿，也是在上海搞这项工作的。他来检查试机后得出的结论是功率不够，当时我使用机器的发射功率是40瓦。经过向组织汇报后，最后组织上决定我这部电台改方向跟香港联络。
因为男同志在工作时间就要守在亭子间，过了一个时期组织上就安排这位男同志去学习机务，以后一旦机器出现故障他就能临时处理，这样人员的安排就更加合理了。
于是每天晚上我就收发电报，第二天白天我母亲到复兴公园去接头，送出收到的电报取回要发的电报。
工作是开展了，可是天线的架设比较引人注目。当时是把天线架设在朝北的晒台上，支在晒衣服的柱子上。过了一段时间就发觉有人关心起这里住的是什么人了。有时有陌生人来找人，有时是有人来问这里住的是什么人等等。最后日本鬼子的无线电测向车就停在马路边的弄堂口了。
我估计情况不妙，就把这个情况向组织做了汇报。上级听了我的汇报就立即叫我撤出，把我和我母亲安排到一个倾向共产党的人家暂住，地址是劳勃生路，即现在的长寿路大自鸣钟附近。
在我们搬出后没几天，福熙村48号就被抄了。好在那位男同志警惕性高，早就把机器设备藏在木墙板支柱中挖好的一个洞里。敌人来了翻来翻去，光人一个，其他什么都没有。没有证据拿他没有什么办法，只好派人暗中盯他的梢。
有一天，我想去找那位男同志了解一下情况，走到杜美路，现在叫东湖路，看到他从对面走过来。当他走近我身边的时候，朝我使了个眼色。我看到他使眼色，就估计有问题了。我也没吱声，没跟他打招呼，目光也没有朝他看，而是扫了一下他的身后，看到有人跟着他。于是我就径直走去，跟他擦肩而过，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但是我还是想知道他现在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就站在杜美大戏院即现在的东湖电影院外面看海报。他可能也猜到我想知道情况，就又从我身后走过，轻声地说：“昨天晚上来了，你别说话。”听了他这句话，我就慢慢地离开了那里，以后他的消息我就不知道了。
后来组织上安排我跟国民党的一个组织一同搞一个电台跟重庆联系，但是没搞成。接着我又被安排在一个日本人办的电台里抄收重庆消息，内容都是重庆的资料，抄收下来的资料交给日本人，他们发给我们薪水。这个单位的负责人是一个日本大官的少爷，后来他父亲叫他回日本，他走了，这个单位也就撤销了。
1942年8月，组织上安排我和我母亲坐轮船去新四军根据地。日本鬼子在上海这个大都市还稍微注意一点影响，杀人、放火、抢劫、强奸妇女还不是太嚣张，可是一出了上海就不对了。我们的船一出吴淞口，就有一只日本鬼子驾驶的小轮船靠了上来。船上的鬼子叫大船停下，然后就靠了上来。船一靠上，就上来了好几个鬼子。上来的鬼子先是找人，找到了一个长得好点的年轻姑娘，就被他们拖到小轮船里去了。其他的鬼子就开始抢东西，什么包裹都翻，只要是稍微好一点的东西他们都抢。我母亲新的被单没带，带了一床洗干净的旧被单也被他们抢走了。等到那位被他们拖下船的姑娘被放回来了，鬼子们也就算抢好了，回了小轮船，这才放我们的大轮船走。坐这几个小时的船可真是惊心动魄。船是到江苏的一个码头，靠了岸，我们上了岸还要走许多路。我母亲是个小脚，走路很困难，我们雇了一辆小车，请人推着走。一路上我们脸上抹着灰才能过关。最后我们到了新四军军部，我被分配到胡立教的部门工作，是跟着前指的第六工作科。北撤的时候我们这个部门也是分二批，一批去山东，一批去苏浙，我是去山东的。以后就是跟着第三野战军一路打到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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