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车站已经不通车了，我们就步行走到邢台车站。到了邢台车站一看，里面人山人海，有许多是逃难的，也有一些青年学生，还有一些伤兵。列车都是闷罐子车廂，车廂里面都是人，根本上不去，车顶上也都是伤兵。我们想找一个能上人的车廂，在车站里来回地走，可就是找不到可以上去的车廂。可能我们说话的口音被他听到了，一节车廂顶上有一个伤兵向我们招着手，叫我们。我们见有人呼叫就答应了他。这个伤兵问我们是哪里人？我们说是正定县人。他说他也是正定县人，就叫我们到他所在的这节车廂的车顶上来。两个男同学搭了人梯把我抬了上去，这个伤兵就伸手把我拉上了车顶，然后三个男同学也搭了人梯上了车顶。这样我们就坐着火车南下了。
在火车上一路也不太平，日本鬼子的飞机不停地来轰炸、扫射。飞机一来，大家都要下火车，找地方躲起来。飞机走了再上火车，继续南下。就这样上上下下，反复了好多次。因为我们是初次上路，这个伤兵一路上还是很照顾我们。车到了郑州，那个伤兵就到站下车了。我们想去延安，就要在陇海路转车向西去，可是去延安方向的铁路已经被炸坏了，只好上了向东去的列车。那位伤兵在那列火车上找到了一个装药的车廂，把我们四个塞了进去，关照三位男同学说：她一个女学生出门不容易，你们三个要一路上照顾好她。关在这个药廂里没有吃的，好在路不远，时间不长，车就到了开封。我们在开封站下车，一看车站里也是成千上万的人，许多都是北京来的大学生。有的要抗战，有的要找出路。开封市教育厅就出面把我们这些学生收了下来，对我们说南京要办一个青年战地服务团，对大家进行训练，训练好了以后就分配出去搞战地服务。这样我们就坐车到了南京，进了训练团。这个训练团的负责人是陈立夫。我们每天参加训练，走步，跑步，操枪，枪上肩，累得腰酸背痛，学生们每天晚上休息的时候就相互捶背、捏腿，解除疲劳。因为鬼子一直向南进攻，我们也就一直向南撤退，在途中大家都参加了“民先队”，就这样训练了三个月后就分配了去向。
分配的去向有两个：一个是去后方，也就是去重庆，说是为以后重建国家而储备的力量；一个是去前方，上前线搞战地服务。我们这些热血青年抗战的热情很高，就要求去前线。在车站上我们等待着命令，大冷的天，天上下着雪，地上都是积水，我们扛着枪，站在积水里，冷得要命。可是看到国民党的官员们坐在卧铺里，烤着火，平时还贪污腐化，我们很有意见，就要造反了。看到我们情绪激动，负责人就想把我们早点把我们送走。这时有一个姓许的地下党员，他叫我们到武汉去找冼星海。这样我们就到了武汉，到了黄安七里坪，进了新四军的抗大。在抗大，方毅是教统一战线的、彭康是教苏维埃政权的，裴先白那个时候也在这里。在抗大学习了三个月的政治和军事，在二个月的时候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五个月后就转为正式党员，学习结束后，由湖北建设厅的一个党员把我们分配到了汤池。这里的区党委书记是郑位三、宣传部长是张劲夫、组织部长是彭康，我被任命为政治教导队的指导员。以后我们出山东进跟上了五支队。国共已经合作了，但我们在路上还是戴着红五星的红军帽，不肯换国民党的帽徽，最后到了淮南根据地所在地，安徽省来安县半塔镇。我被分配到民运组，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具体地址就在离半塔二十里地的桥王集。上级一共派下去四个人，王禹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们两个是党员。我们到了桥王集就不断地招兵买马，组织了二三十人的队伍。有人没枪不行，因为战乱年代，散兵游勇会把枪丢了，河溏里，庄稼地里，老百姓家里都可能藏枪。我们只要听说哪里有枪，就到哪里去找、去挖，前后一共收集到十来条枪，组织了一支抗日游击队。李世农是我们的地委书记，张明秀是我们党支部的支部书记，王禹是组织委员，我是宣传委员。党支部设在半塔，每个月都要开一、二次会。后来王禹身体不好被调回司令部，桥王集的党政军工作就我一个党员负责了，到党支部开会也就是我自己单独行动，从桥王集到半塔集，约有二十里地，那时就觉得一抬腿就到了。
1941年蒋介石命令广西军李品仙部和江苏省韩德勤部，从东西两面夹击中共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广西军从西向东进攻我路西根据地所在地定远县藕塘镇的情况下，我集中主力部队予以反击。3月21日拂晓，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乘我路东空虚，调动一万多人，向我路东根据地所在地来安县半塔集发起了进攻。桥王集处于路西地委外围，我们游击队只有我一个是共产党员，也只有我一个是女同志，既是游击队长又是指导员，负责全部工作。为对付敌人的进攻，我写信给司令部，请求指示。五支队政委郭述申给我回了信。主要内容是：敌人这次来主要是攻打半塔，你处对敌人的进攻有牵制作用，一旦你们那里枪声打响，我们的部队立刻就能赶到。所以我和我们的部队必须坚守在桥王集。
战斗一开始敌人就有一个团、一个守备队约二千人向我们桥王集包围过来。我站在高处向外看过去，眼前就是黑压压的一片。接着敌人就挖工事，不久人都进了工事，看不见了。我们受到了敌人的重兵包围，半塔的部队也在激战中，根本没有力量来支援我们。我们二十人坚守阵地，牵制了敌人二天一夜，不让敌人向半塔支援，一直坚持到敌人撤兵。在坚守的过程中敌人还用喇叭喊话，点着名叫乡长出去。我们不让乡长出去，乡长也不参加战斗，躲在那里睡觉，闹情绪。敌人撤退后，我们到外面去看了看，我们坚守的土围子已经都被打得千疮百孔。根据上级指示我们立即组织转移，在我们转移的途中地主武装追着我们打，我们抬着两个牺牲的战友，还背着行李，因为行动不便就把牺牲的战友和行李都安置了再走。后来我还派侦察员回原地去看看情况，去了就没回来。后来知道，他在路上遇到了一支部队，这支部队喊话说他是新四军，我们的侦察员以为是真的，也说我是新四军，结果被敌人一枪给打死了。过一会我再派一个侦察员去，跟他说不要轻敌。他侦察回来我们才知道，原驻地已经被敌人占领了。我们找到自己部队，站岗的不认识这个女游击队长，不让我们进去。最后搞清楚了才让我们归了队。半塔这一战是以我方只有五百多战斗人员，加上大部没有枪的两个学生队、一个女生队和一个少年队，连外围、机关等只有三千人的根据地，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采取固守待援，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攻为守等机动灵活的战术，阻止了敌人的强攻。在我主力西路得手后，张云逸、罗炳辉挥戈东向，叶飞、陶勇东路西援，一举粉碎了韩德勤的进攻，歼敌三千余人，夺回了大批失地。
以后我们这支队伍被整编到李世农的部队里。我被安排到六合县，在七、八区当书记。北撤时就跟着部队到渤海军区，以后到临沂时就在军部《人民画报》社当记者。南下时跟着华东野战军到了上海。在上海，组织上要办华东革命大学，集中了一些有文化的干部。当时社会上正好有许多学生没有出路，就参加了革命大学。那以后我和一些同志就接手大学的工作，所以每个大学里都有一些老同志担任领导职务。1952年我到复旦大学工作，到1980年离开，干了二十八年。其中1953年到北京人民大学学习了二年，1955年回到复旦大学。文革时期受到冲击，我和在同济大学工作的爱人，被下放劳动改造。那年农村发大水，我爱人会游泳，在大水中救了二、三个被大水淹没的小孩，就被造反派认为不是坏人，被解放了。重新分配工作时，因为在原校受到冲击，就不愿意回原学校工作，要求换环境，就被分配到了华东纺织工学院，现在叫东华大学。
这一生，在应该工作的四十年里，只干了三十年，五十岁正是能干事的时候就被打倒了，六十岁重新工作就当了个顾问，浪费了。
浏览：1039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