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队伍的全称是“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据说，这支队伍原先是属于张学良的东北军。张学良根据蒋介石不抵抗的政策把部队撤到了关内，这支队伍在上海的昆山参加了抗击日本鬼子的战斗，战斗失败了，部队也被打散了。被打散的部队里有二名共产党员，他们带了一批人到武汉找到周恩来同志，寻求参加抗日救亡的办法。周恩来同志叫他们带着剩余的人员去大别山寻找新四军四支队，并给他们的队伍起了“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这个名字。他们找到大别山的部队时，正好新四军的部队根据党中央指示要向东发展，就被派到全椒县小集镇。这个部队人不多，只有二三十人。到了小集镇，司令部就设在我家，司令员姓董，政治部主任是个共产党员。几天后他们将司令部移到离镇子二里外的农村去了。
共产党新四军的部队来了以后，我们这些学生们发现几个教师经常跟部队的同志联系，关系好像关系很密切也很神秘。于是我们就去找老师，要求参加抗日队伍。原来这些老师都是有组织的共产党员，为首的是何若人，他在当时统一战线时期国民党县政府里负责抗日动员委员会的工作。他以后在《全椒文史资料》中写了一篇关于小集小学的文章。
1938年4月，经何若人和其他老师的介绍，我们学校六年级的同学有十六名参加了抗日工作。我们这十六名学生以后分成了三种人，第一种有五、六个，吃不了苦回家了；第二种去了国民党那里，那里有制服、有薪金、吃得开；第三种就是我们四个，坚信共产党中抗日救国的党，始终留在新四军，现在两个在蚌埠，一个在屯溪，我在上海。
参加部队时我只有十五岁，当年的小学毕业也算是一个知识分子，所以被编进了宣传队，主要任务就是写标语，做宣传工作等。我哥哥是我们当时十六人的头头，是我们宣传队的队长，为防止敌人对我们家庭搞迫害他改名叫黄生。
宣传工作开始是在古河，后来国民党看到共产党在这里的势力大了，也就派部队驻扎进来，古河就成了他们的中心区。为避开摩擦和矛盾，共产党就把中心区设到了定远县的藕塘镇。我们宣传队的工作基地也就转移到了藕塘。
新四军副军长兼二师师长张云逸带人来了，带着部队继续向东，向天长、来安、六合等地发展，成立了路西、路东二个地委。路西地委设在定远县藕塘镇、路东地委设在来安县半塔集，总部设在路东，全称是新四军淮南抗日根据地。
最初新四军经费少，零星开支就放在政治部主任的口袋里，用就拿，用完再向上级要，没有计什么账。随着革命工作的发展，经费逐渐多了一点，部队建设也正规了一点，根据地的发展也扩大了一点，上级就要求要建立必要的财务制度，各个单位也都要配备财务人员，执行用财务制度管理款项。
1940年春，我被送到半塔集学习会计。三个月后，也就是六月，我被分到江北指挥部政治部做会计。政治部主任是邓子恢，机关驻地在离半塔集三里远的大田营。我还保存着当时张云逸、徐海东签署任命我当会计的委任状。委任状上写着：“委令廿九年六月廿六日于田营本部兹委殷山为本部江北政治部会计！此令 指挥 张云逸 副指挥 徐海东”【见附件（1）】。
一年不到，部队从当时挺进队的二三十人，加上四支队来了一个老八团，发展到了二千多人，我们这里就改编成了新四军五支队。
1940年的下半年，刘少奇同志到路东，也住在半塔集外的大田营，跟我们一起吃大锅饭，一同出操。日本鬼子知道我们这里有一个共产党的大人物，就派了四、五万部队来扫荡。我们机关全体人员都分散撤退，在外面转移了一个多月。一个月后回到大田营一看，这里已经被日本鬼子烧光了，剩下是一片焦土，于是机关就搬到了汊涧。
罗炳辉是五支队司令，后来是五旅旅长，成立二师任副师长，五旅许多干部都随同调到二师师部。我一直在机关做会计，跟许多领导都一起生活，驻地也随着机关的变迁而搬迁。
罗司令对我们一家还是比较熟悉的。
我和哥哥、嫂嫂都参加了新四军，当时在小集镇还是有点名气的。后来国民党搞分裂，叫嚣要抓共产党员，抓不到共产党员本人就抓他的家属。有那投靠国民党的同学就把我家的情况告诉了反动派，想以此邀功请赏。我哥哥这时已经是我党在全椒县党、政、军的负责人，手里有部队，是带兵打仗的。告发人的家属生怕以后有不测，就将消息告诉了我的父母。1942年我的父母带着我的弟妹，全家都逃到了我们的根据地藕塘，直到解放后才回家。这件事罗司令知道。以后我的弟弟在困难时期饿死了，现在只有一个妹妹在老家，已经退休了。
为了扩军，地委和部队经常要开大会进行宣传，动员青壮年参加新四军。我父母到了藕塘，罗司令曾两次请我母亲在藕塘的扩军大会上上台讲话，动员青壮年参军。我母亲是当地人，我们一家有三个人参加了新四军，是一个很好的现身说法的例子。我母亲在动员大会上讲过话以后就有许多青年报名参了军，所以罗司令对我母亲是很称赞的。
我工作在路东机关，罗司令平时就住在路东。没事的时候经常带两个警卫员提着气枪出去打鸟，有时碰到我就对我说：“小殷山，你想不想你妈妈，想的话我带你去看看。你妈妈可想你来啦。”他经常跟我开玩笑。
我哥哥黄生从宣传队出来后就当了乡指导员，一直带地方武装打仗，后来当了县武装部队的领导，经常参加罗司令组织的战斗，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曾得到罗司令两次授奖。第一次是在1942年到1943年那个时期，罗司令带部队到路东打仗。国民党李本一知道我藕塘根据地没什么战斗部队了，就突然倾古河之兵袭击藕塘。这时的藕塘十分危急，一旦敌人得手，后果将十分严重，部队和机关损失就非常大。我哥哥知道这个情况后就进行了分析：如果我们带县武装去跟敌人对打，兵力和武器都不行，解决不了问题还会把自己也搭进去，损失会更大。而国民党的老巢古河，目前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了。不如带县武装去打一下，来个围魏救赵比较可行。于是他就带领县武装到古河去搞了一下。古河的守敌派快马奔藕塘找到李本一，告知了古河被围的消息。李本一一听老巢被围，心想偷袭藕塘本无大利，失去老巢可失了老本，亏大了。急忙赶紧撤兵，急速赶回古河。等李本一带部队返回古河时，黄生已经带我们的县武装部队撤走了。罗司令在庆功会上讲：“我原以为藕塘这一仗，我们吃大亏了，可是怎么也想不到敌人会突然撤兵。战后才知道是黄生在古河搞了那么一下。不是黄生搞这么一下，我们根据地的损失可就大了。”于是给我哥哥授了奖。
刘少奇回军部后邓子恢就去四师，张劲夫来当政治部主任，方毅是财政厅长，是我的领导。
日本鬼子投降前，我们根据地有八个分区：我们路西是七分区，负责人是黄岩；路东是八分区，负责人是方毅和汪道涵。日本鬼子投降后国民党要对我们进行限制，我随机关到了淮阴。淮阴是苏皖边区政府所在地，边区政府主席是李一氓，副主席是方毅，其他机关人员都是各分区调去的。方毅还是财政厅厅长，我是随方毅同志一同调去财政厅的，我们同去的一共有三、四个人。
这个时候我们部队和机关都撤退了，路西的干部家属也都跟着撤退。有一天，有一个叫童苏群的人到我们财政厅来见一位同事，同事把我介绍给了他。他原来是赤镇小学的教师，共产党员，后来是接替我哥哥在全椒担任县委书记，我们家里的情况他都知道。他见到我就告诉我一个我们家的消息。他说：“你家里的人现在都在半塔集，那里集中了许多从路西撤过来的家属，他们在找自己的家里人。如果找不到可能就要回路西，回去后处境将会非常困难。”我得到了这个消息，就想：我哥哥在日本鬼子投降后就到华中建设大学去学习，不久就跟张劲夫去了山东。张劲夫在鲁南地委，我哥哥在山东最北边的芜隶县当县委书记，他是没有办法到半塔去找家人，这件事只有我来做了。于是我向方毅和汪道涵请了假，下午三点就出发步行去半塔。从淮阴到半塔大约有二百里地，找父母的心急，我一夜未停，走到早晨七点才到半塔。我先到专员公署的所在地去找，姓周的专员接待了我，他说：“地方很大，人很多，你走着找是很困难的，我借一匹马给你，你好找得快一点。”我骑着马转了好几个钟头，最后在一个破落的村子外的田头，看到有几个老太在拾烧火的柴。当时专员公署给撤出来的新四军家属还提供一点粮食，但柴火要自己解决。我看到其中一个有点像是我娘，只能说有点像。我叫了娘，可是我娘不认我，说：“你不是我儿子。”我是十五岁那年出去的，以后八年，我们娘儿俩就没见过面。这八年的变化是很大的，我娘变了，但架子模样还在，可我的变化已经使我娘一下子认不出来了。直到她看到我小时候砍玉米砍坏的食指才确认了我是他儿子。我扶我娘骑上马，找到我父亲和弟妹，在专员公署住了一宿，第二天坐船去了淮阴。
国共谈判破裂，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就发动了向解放区的进攻，我们部队打过几仗后就撤退到了山东，我们机关随着也撤到山东，跟山东省政府一同办公。我们苏皖边区的地盘没有了，钱也没有了。这么多部队、人员，要打仗没钱不行，就向华中局申请经费。当时曾山是华中局财政部负责人，他就去找山东省政府主席黎玉，请求支援。黎玉说：“你们华中是新四军，我们山东是八路军。你们没有钱，我们管不着。”不肯支援。为此曾山找方毅说了这个情况，邓子恢是华中局书记处书记，知道了这个情况就组织领导进行了研究，最后决定全党动员开展“献金运动”支援前线。方毅在会上第一个掏光了腰包，我当时是财政厅的机关党支部书记，跟着也掏光了我的腰包，把我的物品和现金全部献了出来，价值三万多元。为此政府还发给了我一张“献金荣誉证”【见附件（2）】。在全党、全民的支援下华中的经费问题总算是解决了。
1947年，我们已经退到了山东，可是国民党的进攻还是非常凶猛，我们机关一直后退到了山东半岛，再往后退就要退进大海里去了。国民党在宣传中也叫嚣：解放军已经全部被国军赶进了大海。就在这个时候，苏联政府派了几艘大船来把我们撤退的机关和部队运到海对面的大连去，曾山一家就是坐船去了大连。因为船少人多，船上挤得满满的，有的同志都挤得掉到海里去了，所以只能有一部分同志坐船走，还有一部分同志必须另找出路突围。参加突围就面临着两种可能：一是突出去了；二是牺牲了。领导上动员年青一点的、体力好一点的同志报名参加突围，我报名参加突围。我们参加突围的人，一个跟着一个，在胶东半岛跑了一个多月，终于从敌人封锁线的薄弱处突了出去。等敌人知道我们突围的方位时已经找不到我们了。
不久我们又回到山东来了。上级为了解决山东省政府问题，成立了以曾山和华中来的干部为主组成的新政府，对原政府人员开展了“三查三整”运动。批判了“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就这样搞了几外月，地方财政总算搞统一了。“三查三整”后选出了新的机关，这个机关负责华中局、苏皖政府还代理着山东省政府的工作。机关由新选出来的五个人负责：一个是曾山、一个是华中财政厅的干部、一个是原山东省委的干部、一个是山东的一个地委书记、还有一个就是我，曾山是我们的领导。在这以后我一直在这个地处山东省诸城边的机关里工作。
上级指示在战略反攻前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就要实行土地改革。怎么改上级没有具体的指示，还得要自己摸索。曾山同志为此成立了土改试点小组，我是小组成员之一，搞了一个土改样板。这个样板可以说是成功的，以后华中土改都是按此样板实施的。
再以后就是解放军的第三野战军，在山东打了几个胜仗。主要有二个：第一个是孟良崮战役，打掉了国民党五大主力中的王牌整编74师，击毙了师长张灵甫；第二个是莱芜战役。两个战役大大的削弱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为南下作战打下了基础。
后来华东财政厅在诸城办了一个财会学校，调我去当队长，学校离机关三、四里地。接着为打通铁路线，就是打济南。在打济南时，上级安排我带领全体学员都参加了战斗。战斗结束后我就被安排在济南市财政局当会计科长。
再以后就是淮海战役，大军渡江，打进上海。上海解放前我进了“进沪干部大队”，经过学习，1949年5月跟部队进入上海，跟同志们一起接管了上海市财政局。再以后是那里需要就到那里工作，最后在科学院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离休，该所合并到了文化局的上海市图书馆，所以我离休关系就在上海市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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