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我告别父老乡亲，告别养育我的家乡，由博山踏上南下之路。 火车开动时，战友中有人忍不住感叹说：“博山，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我于1930年7月出生在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太河乡北下册村（原属博山县）的一个贫农家庭，1946年参加革命，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山东时参加过莱芜战役和解放区土改运动。南下前担任过村武装委员、博山县淄河区分区委青年委员。
1949年2月，为响应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的号召，根据山东省委的指示，我们博山县委共抽调38位县区级干部，由县委书记段克杰带队随军南下，我是其中之一。出发前，我回家说了要南下的事情，母亲当场就哭了，她是怕我牺牲在外地。我耐心做通了父母的思想工作，告别父老乡亲，告别养育我的故乡，从此踏上了南下的道路。
告别博山，不知何时才能回来
临行时，博山县委为我们举行了简单的欢送会。淄博市委组织我们学习形势和任务，市委组织部长作了报告，并公布任职名单，淄河区调出的6个人的任命分别是：李昌福任县委秘书，杨廷杰任县政府文书，任正玉任区长，尹长效任分区委组织委员，房希贤任民运委员，我任宣传委员。
之后的一天傍晚，我们在博山火车站上了火车。火车开动时，战友中有人忍不住感叹说：“博山，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那一夜，火车开到明水车站就不再走了，因当时青岛尚未解放，为了防止敌人飞机空袭，我们疏散在铁路附近的村庄休息。下午4时重新上火车。第二天上午火车停在临城（现薛城）火车站，我们下车后往北走了约5里路，这才在农村住下，正式编入华东党校。
当时，三大战役结束不久，毛主席、党中央指示要派5.3万名干部随军南下到新解放区工作。华东局根据中央的指示分批抽调干部进入华东党校学习，我是第二批进入党校的。
华东党校的学习方法是边行军、边学习、边上课。3月下旬的一天傍晚，我们奉命在临城火车站登上火车，经徐州走陇海铁路向东，天亮到达新安（现新沂）车站，从此开始了步行军，一天要走七八十里，有时甚至是一百多里。
一路急行军，奉命赶赴浙江湖州
1949年4月21日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迅速解放，我们奉命加快了行军步伐。5月1日我们在扬州上船渡过了长江，到达镇江，队伍稍加整顿后便立即上路，沿长江南岸向东南方向走。上级命令我们一路急行军。傍晚下起了毛毛细雨，道路泥泞，脚上穿的布鞋经常陷在泥里，稍不小心就会滑倒，行军速度大受影响，等我们艰难地到达宿营地时天已经黑了。
在附近农村稍做休整后，我们在丹阳火车站坐上火车继续向南，在望亭火车站下车，因铁路被敌人飞机炸毁，火车不能再向前开了。我们的队伍穿过苏州城，在苏州南门外宿营一天，次日傍晚在苏州人民桥附近码头登上拖船，历时两夜（为防空袭，白天停航）航程后，才知道我们奉命赶赴浙江。在此之前，我只知道是到新解放的地区，但具体地点并不知晓。到达浙江湖州时天刚亮，我们住在南门外一字桥附近居民家中等待分配。加善、平湖解放后，湖加专员公署宣告成立。我们又坐轮船到达菱湖，新的更艰巨的任务正等着我们去完成。
接管善琏，土匪头子密谋要杀害我
浙江湖州于1949年4月27日解放。“枪杆子里出政权”，新解放的地区应迅速建立人民的政权，以维护社会秩序、安定人心。为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政治部电令成立了浙江省第一专员公署（嘉兴专员公署），5月17日成立了吴兴县人民政府和中共吴兴县委员会，我被派往吴兴县下设的善琏分区，任中共善琏分区委宣传委员。
善琏镇盛产湖笔，在国内外颇有名声。据湖州府志记载：善琏“居民制笔最精业”。善琏镇北靠菱湖、南近新市，水陆交通方便。
当时的善琏区土匪活动很猖獗，他们抢劫人民群众的财产，杀害人民政府干部，练市区干部张月成（山东省淄川区南牟庄村人）就惨死在土匪的枪口之下。土匪还放暗哨监视区人民政府干部的活动，指使土匪小喽啰在善琏区政府的水缸中投放老鼠药，幸亏毒药失效，未造成人员伤亡。在石淙镇活动的土匪头子蒋天顺曾密谋要杀害我，夺我的枪支。当时我用的是三八式步枪，配有100发子弹、4枚手榴弹，算是全副武装了。我多次因公出差到石淙，当时从善琏区人民政府驻地善琏镇到石淙镇有两条路——东路和西路，有时我东路去西路回，有时却是西路去东路回，也有时原路去原路回，经常变换路线，让土匪摸不准我的行踪，使他们的阴谋最终未能得逞。
惊险多多，与惯匪短兵相接
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后，我在千金乡第四村参加了“土改”。一天晚上，我同吴锦培（金城乡人民政府副乡长）在该乡东马干村召开村民大会，但到会者寥寥无几。群众为什么不来开会？我们到村里转了一圈，想去看看村民们在做什么。走到村西头，听到屋里有说话的声音，原来是一位盲人在说书，屋里挤满了听书的人，我们进去询问了几句便离开了。后来才得知，那天晚上我们在说书场同群众说话时，惯匪沈阿四欲杀害我们，夺我们的枪支，但他的同伙怕伤着旁人，牵连自己，反对他动手。后来，吴兴县公安局发出了逮捕令。沈阿四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最终被我们公安人员侦破了。
还有一次虚惊一场的经历：一天，东马干村沈阿毛送来陈蓉的一封信，约我去他家叙谈。陈蓉是金城乡东马干村人，反动“三青团”中队长，有收发报机直接同敌特指挥机关联系。他是当地一霸，作恶多端，群众对其恨之入骨。据说新四军北上路过该地时，农民组织起来半夜放火烧了他家的房子，他死里逃生没有被烧死。事后他进行了疯狂的阶级报复，亲手枪杀了8个农民，血债累累，1949年冬投降后被收容。接到信后，我反复考虑：如果不去显得我胆小，有失人民政府干部的身份，被他讥笑；如果去，是凶是吉很难预料。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最后我决定去见他，同时也做好了牺牲的思想准备。我暗地把一枚手榴弹装在裤袋里，导火线挂在手指上，万一陈蓉对我下毒手，我就拉响手榴弹抱住陈蓉与他同归于尽。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我就从容不迫地跟着沈阿毛走进陈家，并趁沈阿毛去叫陈蓉的空隙暗自观察了地形和房里的陈设。这时陈蓉从后门进来，他上身穿一件汗衫，下着一条中式短裤，手中没有武器，不像马上要行凶的样子，我就礼节性地同他握了握手，交谈了几句后便告辞回到乡政府。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次其实很危险，但当时根本就没有考虑那么多，因为我朴素地认为，革命就是要流血牺牲的，如果都前怕狼后怕虎的，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好。
此后，我先后在税务、地质勘探、农村、交通部门工作，历任吴兴县税务局局长、千金乡党委书记、浙江省地质局物探大队金华中队党总支书记、湖州市郊区交通局局长等职务。1991年1月从湖州市交通局离休后安享晚年。
自1949年南下到了浙江后，我也曾多次回山东老家探亲，每次回家都能深深地感受到家乡的巨大变化，感受到家乡人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看到这些我从心底里感到高兴和欣慰，因为我们以前的出生入死就是为了能够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过上好日子。和我一同南下的战友，现在大部分都已经不在人世了，如果他们看到今天人们的幸福生活，我想他们也会无怨无悔、含笑九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