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本人文化程度不高也写不好，也就只能记个大概。要说写好真不易，下面就把我从记事起，一件一件的写下来让您对我的一生和那时社会情况有个大概的了解。下面书归正传。
（一）家庭情况
我从小没见过老爷，只有奶奶，她娘家是姚家庄姓尹的。据说我老爷在53岁那年因为有病吃错了中药，中毒去世的。他老人家在世时人缘很好，忠厚老实，有文化，毛笔字写的很好，有心计，在村里很受人们的尊敬。不管什么事情只要不好解决时都来找他商议、出主意，并且帮忙把事情处理好。
我奶奶也是好人，在村里最受人尊敬。她说话是有分寸的，很有心计，很稳重，因此不光本村人尊重她，连中武家汇的人找她商议事，托她办事，她也是有求必应。可是她也挺苦的，从我老爷去世她就是一家之主。她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都还不大，怎么办？几乎每天都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天天忙忙活活，指挥着孩子们种地，又得管理一家人的吃饭、穿衣，哪一样想不到也不行，为一家老少真是操碎了心。
这还不算，后来还有更难的问题。我老奶奶活到九十多，最后老的不能动，还瘫痪了。在床上躺了三年天天得人侍候，吃饭都得喂。我记得我老奶奶是个大高个，很慈祥，从面貌上看她真是个有福气的人。可是我奶奶在她老人家的身上也是尽最大的孝心，一年365天天天得喂，得给她翻身、洗脸，真不容易。我们一般人是办不到的，如果没有耐心能行吗？
我老奶奶去世后，在成殓的时候，办公的对她娘家的她兄弟说：老孙你过来看看吧？她兄弟说：“不用看，这三年俺外甥都侍候的很好，我还看什么。”因此我奶奶的名声也传出去了，外人都知道我奶奶是个孝人。姚家庄表大爷，表叔家里有事的时候，我们去时表婶子都是提起来说：“谁不知道您是圣人家。”我说：“不敢当，那是俺奶奶的名誉。俺对俺奶奶都没侍候好，甚是抱歉。”我奶奶非常疼爱我，每逢姚家庄有什么大事都会有人来叫她去，只要去就带上我一块去，一块回，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很清楚，这些都使我终生难忘。
1966年时她有病在床，也不吃不喝不动弹，也不说哪里难受，我大姑、二姑都围在床前看着她，大姑问她：“娘，您哪里难受？”她说：“哪里都不难受，你们要好好吃饭，不要掉眼泪，人有不死的吗？你要是掉眼泪，我看着好受吗？”确实旁人没看出她什么病来，她还和平常一样。
那天正逢薛庄大集，我和父亲出门赶集，从心底没想到她死，可是到集上不一会儿，家里就来人叫我们赶回去，我们到家几个小时她就不行了，太易了，始终没看出她有病来。我大爷是个懂理的人，性格直爽，人缘不错，大是大非面前敢说，办事公道，在村里人人都尊重他。不管谁家有什么不好解决的事都来找他，他只要去了就能解决。如果当时没有办法解决，也要想一切办法去解决，不光本村人有事找他，三个村凡有大事都来找他，他真是一辈找苦吃，好打抱不平。他是种地的好手，农活样样都会，家里的一切事务都由他管，里里外外没有不行的事。
我大娘真是个活菩萨，为人心善，天天就知道干活，忙完了家里忙外头，儿女虽多从来不见她说一声大话，不管谁，只要跟她共事没有不说好的。给人家当儿媳妇要叫婆婆说好的真不多，可我奶奶常常夸我大娘好，这是什么道理值得大家深思。
我大爷对我家的事管的也很好，因为我父亲在部队回来后就在外教学，1955年盖屋他也没能回来，把所有盖屋的事都交给我大爷管，一直到盖完为止。
我大爷性格耿直，一辈子讲真理，但是什么是真理，真理是什么，不但他不明白，世上每个人可能也不明白，也可以说人间根本就没有真理，真理是世人创造的一个名词，真理也确实误导了不少人，害死了不少人，我大爷也是被这个观念害死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全国都一样，林彪四人帮兴风作浪，闹的全国人民不得安宁，把全国的老干部全部打倒，刘少奇、陈毅、彭德怀、贺龙等等，上至中央下至农村、厂矿，凡是干部不管大小，一夜之间都成了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反革命。
长行管理区九个大队的红卫兵都来东武家汇开大会批斗我父亲，我大爷来看开会的，一看我父亲正在台上站着挨批斗，他当时就生气的说：“干革命的成了反革命的，这是人讲的理吗？”从此他就天天闷闷不乐生闷气，不久就因为烦恼得病去世了。
父亲是一个识文解字的人，那时家里虽然穷，我大爷也千方百计叫他上学。我大爷认识到在社会上一个家庭没有一个有文化的人是吃不开的，因此他就不怕苦、不怕累地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忙到头，想一切办法把地种好，叫全家吃上饭，又叫我父亲上好学。
据说我父亲上几年学后，就到费县一家酒厂去当会计，当了几年会计，学了不少知识，算盘打得很好，账目也管的很好，条条有序，因此很受老板和同行们的尊重。可惜好景不长，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鬼子进中国。中国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因此酒厂关门，人心惶惶，从此全国人民的苦难也就开始了。
日本人1938年占领了费县城，随后又占据了各大乡镇，到处安据点、盖炮楼子。无奈我父亲只有回家种地，别无选择。世道再乱老百姓也还得种地，鬼子汉奸也得吃饭，因为费县以北是沙土地，老百姓种花生是老传统，一些油坊年年打油也是老传统，因为父亲会打、会算，光闲着也不行，所以每到秋天拾捌完，就出去帮助油坊收花生，多少挣几块钱，反正比闲着强。
收花生能有多少花生收，收完了又没事干了。他也想干点别的买卖，因为自己没有本钱也干不成，就想办法拾行利钱，那时叫行利钱，这叫高利贷。高利贷是地主家放的，还得找保人才能拾出来。我不知道他的具体情况，只知道他后来拾了不少行利钱。有钱就跟别人上济南贩洋货、洋布、洋火，凡是从国外来的东西都叫洋货。世道很乱，大小买卖都不好干，干了一年多也没挣着钱，反倒赔了不少。赔了还不甘心，后来又到苍山贩猪，贩猪也没挣钱，这才算了完。后来他说，幸亏来了共产党，要不然他拾的高利贷，就是倾家荡产也还不清。母亲也是个大好人，我姥娘家是花坡姓李的，也是穷人家。母亲为人不错，性子直，见不得难人，谁家的情况都记心里，看在眼里，因为自己不富裕，也帮不了谁家的大忙。一辈子可怜穷人，可怜孤寡，特别疼爱小孩，常给邻居的小孩送点吃的，给人家几件能穿的衣服，冬天冷的时候找点口袋什么的压脚头。
我父亲从军队回来，在外边教学，政府发给小米当工资，也发不多少，每月也就五六十斤，特别是1947年、1948年因为兵慌马乱，人都没种好地，从1948年春开始挨饿，糠菜都吃不上，一些人家吃了上顿没下顿，穷的揭不开锅。还没等父亲领小米来，一些人就来打听，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怎么办？
人心都是肉长的，咱总不能光顾自己，看着大家挨饿吧？因此，只要是我父亲把小米领来，我母亲就到各家去叫人家来拿。当时什么也不要他的，只要临时大家先吃上，饿不着就行。这有个例子，后边有个刘文，是老复员军人，家里孩子多，穷得一贫如洗，拿去不少小米吃了以后，他想想实在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把他从部队带回来的一个1日皮包拿来，非给俺不行，那能要他的，不要还不行，你真不要的话，他心里也不安，觉得对不起咱，心里很难过，不管值钱不值钱，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收下，也算了了这个事。
（二）苦难的童年
从我七、八岁记事起就是兵荒马乱的年代，老百姓的生活非常苦，那时穷人多富人少，百分之九十九的都是穷苦人。一般能吃上饭的就是很好的人家，没有地的、有能耐的，下东北或是外出找点活干，或在当地给富裕户干长、短工，小孩给人家放牛、打杂，混口饭吃。不然，小青年厌世的懒汉整天胡混当兵，三教九流不管怎样只要能吃上饭算事，土匪、马子不都是人干的吗？这是社会逼的。『日社会穷富不均匀，现在也是如此，人类社会就是这样。这是历史规律，也是上帝安排的，你不信吗？我信。
下面说说我自己的家庭情况，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没分家，我奶奶身体很好，她是一家之主，里里外外的一切大小事情都由我大爷管，虽然地不多也饿不着，全家十几口人生活还可以。因为日本人进中国以后社会更乱，我大爷一看十几口人也不好管理，他和我奶奶一商议就分家了。俺分了十二亩地，住西院，我奶奶轮着吃饭，这家吃几天那家吃几天，这到好，分家以后我父亲不大会种，耕种都得找人，这下子我来苦了，八九岁时，春天青草刚长不大，就得天天上岭下湖去砍草，把每天砍的青草送给有牛的户喂牛。到该耕地的时候把这牛牵来耕地，后来因为磨大，我们推不动，又买个黑驴好推磨。这有我的活了，人不大天天不得闲，又得砍草，又得放驴，天天忙的得团团转，放下耙子拾扫帚，另外还得干一些零活，我不干谁替我干？
这还不算，人一天天长大了，活也越来越多，下湖上岭砍草，有双新鞋都舍不得穿，上岭因为有棘藜扎脚就穿上鞋，摊上雨天或下湖，就赤脚把鞋放粪机子里背着。那时候都靠纺线织布穿，土布也叫本地布。因为当地不光种棉花，就算种棉花没有好品种产量也不高，所以那时候本地布也很缺，很贵。那时候有一句顺口溜“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褂子改成袄，新三年『日三年，缝缝补补还三年。”冬天都穿着空心袄，身上褂子都没有。我从小没穿过棉鞋，都是到冬天快下雪的时候，父亲赶集给我买双蒲草窝子穿。此一时彼一时，那时候穷人家的孩子哪有穿棉鞋的。记得有一年春天，因为穿的单裤子补丁摞补丁，裤子又裂开一个窟窿直透风，光穿着又怪丢人，早上都吃完饭啦，我躺西屋里不起，也不去吃饭，心里也很苦恼。
有十点多啦，母亲不知道我上哪去了，就挨屋里找，一看我在屋里躺着还直哭，她说“你哭什么？谁打你来？”我说：“谁也没打我，你看我的裤子怎穿着出门。”她又说：“快起吃饭，吃完饭脱下来我给你补上，还用哭吗？”再说说吃的方面，民以食为天，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那时世道混乱，又没有化肥，虽有几亩薄地也种不好，今天这里来要人挖沟修路，明儿那里又来要人盖炮楼，杀树，插木寨，垒墙，天天要人的不断。平心而论要是叫好好的种地，就算地少，打点粮食光自己吃也挨不多大饿。
但是今天这里要，明天那里来要，真不给他送就来抢，因此实在没法，就给他送是了。人民一年到头瞎忙活，算起来百分之／＼十的粮食都给人家了，真苦死了。拿我家来说，虽然找人耕种，如果打粮食光自己吃也饿不多厉害，可是人家来要，你不给他行吗？一送给人家就毁了，所剩的寥寥无几了，自己就算是吃糠菜咽菜也得给人家，当时的才人编了个顺口流言“半年糠菜半年粮，青黄不接饿断肠，吃的煎饼两手捧，喝的糊涂照人影。”父亲知道家里没有多少粮食，就叫我母亲多添水，到吃饭时桌子上放一盆子清糊涂，喝吧，人人都喝的饱饱的，肚子撑的活急，光喝水管用吗？当然不管了，那也是万般无奈，自己糊弄自己，这清糊涂喝太多还醋心，吐酸水，撑的胃难受，当时喝就是了，也没有多少煎饼吃。我大妹妹小我五岁，每到吃饭时，她就犯愁，嫌没有好吃的，就出事，挑筷子，挑碗，掉眼泪光想哭，确实真没有让她能吃的东西，父亲也感到很难为情，我母亲一看到妹妹这样出事就不耐烦，抓住妹妹的小手就拉到大门外去，关上门叫她哭个够，你说苦吧，这就是当时情况。
（三）动乱的年代可怜的中国人
孙中山推倒了清朝，1912年成立中华民国，因为孙中山没有钱，无法维持政府和军队的存活就把总统让给了袁世凯。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自封当上了皇帝，这下子激怒了各大军阀，各路人马都为了各自的权位，你想打倒我，我就打倒你。这样全国的各大军阀就进行了拉锯式的争夺战，出现了张宗昌、段祺瑞、孙传芳、吴佩孚、冯玉祥、阎锡山、张作霖、蒋介石、白崇禧等人物。
不仅如此，全国各地的小军阀纷纷组织起来也各据一方，占山为王，光咱山东也不落后，胶东七个县就有48个大大小小的司令。费县地方不大，小军阀不少，帮派不少，本来费县就很乱，日本鬼子进费县以前就有土匪刘黑七，陆士营，把全县闹的乱烘烘的。
1937年鬼子从东北进入关内，1938年占了费县，这下子更是雪上加霜、火上浇油，蒋介石又叫他的一部分军队投靠日本鬼当汉奸，也叫伪军。这些伪军比日本人还坏，丧尽天良，这些家伙帮着鬼子到处杀人放火无恶无作，真是卖国贼，民族的败类，这就是毛主席说的那样，牛鬼蛇神纷纷的出笼。
那时蒙山前，本来就有刘黑七的人和一些大大小小的各式各样的小帮派、小地头蛇、黑恶势力欺压人民，这下子更是乱上加乱，又有什么李堂刚，诸满的邵子厚，三二旅、布尔情室、大褂队、伪十军，北石沟的刘洪盘有三十来个人就住在东武家汇跟老百姓要吃要喝，南石沟大地主李三猴是伪乡长，他家住着汉奸，费县的鬼子有时也来帮着汉奸下乡扫荡，杀人，放火抢东西，另外还有别动队。
日本鬼子在费县各乡镇安据点，光说蒙山前就安了不少，有汪沟、薛庄、诸满、方城、上冶、阳田、聂家庄、店子、石岚、猪尾巴沟。敌人住据以后，经常出来扫荡，因为共产党的游击队从山后也来到了蒙山，黑夜下山活动，组织老百姓反抗敌人的压迫，暗地里发展党的组织，吸收党员建立秘密政府，同时发展民兵，后来又给民兵发了枪、手榴弹，这样共产党的威信和影响一天天大起来。
北山跟里一些村庄成了根据地，武家汇往南成了游击区，八路的人黑天下来活动。这样，鬼子汉奸和一些杂牌军仍然依靠鬼子的势力为非作恶，日本鬼子也在作最后的挣扎，所以老百姓就苦了，成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要说人民大众都处在黑暗的水火之中一点也不假。虽然种不好地，打不着粮食，敌人还天天来要东西，同时各个据点还天天叫去扒壕沟、插木寨、盖炮楼子、垒墙，每村要多少人就得去多少人，少一个也不行，如果去少了就挨打。武家汇到薛庄八里路，我们吃早饭后就得赶快去，每天早上汉奸就在薛庄西边等着。
到了后就在他们的跟前站好队，带队的汉奸报人数，如果去少了人，就该倒霉，汉奸怒气冲冲拿着大把棍子，先每人打几棍子再说，都打得呲牙咧嘴，哎哟哎哟的，也不敢哭，你哭他还揍你。去的时候有煎饼的拿煎饼，拿点熟地瓜，晌午时找点凉水喝，天黑了收工后，再按指定的地方站好队，等着汉奸来点名训话，讲完话再点名，查各村来的人数。如果一看一问没有按要求的人来齐，汉奸又找来大把棍子，一举多高，非常凶狠地说中国人不打不识相，真是凶相十足，不管三七二十一每人又四五棍子。
各村来的人都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说一句话，敢怒不敢言，忍气吞声受折磨，你给他干活的时候，他都手拿大把棍子跟身后看着，如果他看你干的少，当时举手就打。
可怜中武家汇刘早的大孩子去薛庄给汉奸干活，小孩十来岁，个子也不高，可是这个孩子怪能，心眼不少，敌人手里举着大把棍子问，你是个小孩来能干活吗？
他说，我爷死啦，我不来谁来？好了，这次不打你，以后别来了。其实刘早才三十来岁哪死，小孩为了不挨打才编的瞎话。
（四）我家来了两个陌生人
1943年的秋天，山东鲁中军区派来两个武工队员，一个王道龙，中等个，团脸，看上去很机灵也很严肃，戴着礼帽，穿着大褂，腰里藏着一把德国造手枪，肩上扛着一枝捷克式步枪；一个叫李连新，一米七的个，长脸，也戴着大礼帽，穿着大褂，腰里掖着德造二把盒子，肩上扛着一枝捷克式步枪，看脸比较和气，长脸，都是百发百中的好枪手。
他们胆大心细，表面看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都是夜间出去活动，神出鬼没，对谁也是半信半疑，警惕性很高，一般对任何人也不大热情，很少见他们跟别人说话，只有我父亲了解他两个人的情况。白天不大出去，要么是有什么事才出去，有时化装成老百姓，扛着土洋
炮上巨庄、长行庄一带去打兔子，步枪放在家里。他们有时白天化装老百姓，混在民夫里到薛庄、阳田、聂家庄的敌人的据点，去了解对他们有用的情况。
老李有时到我们的屋来说话，他说，他们主要是侦察掌握整个费县鬼子汉奸的具体情况，好除奸。譬如费县有多少鬼子，有多少汉奸，每天上哪扫荡，什么时候换防，各个乡镇里有多少人，住在哪里，这些当头的谁最坏，叫什么名，住在哪里，经常上哪去活动，把这情况了解以后随时向军区汇报，想法消灭这些人。
每到逢北石沟集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到我家来向他们两人汇报费县鬼子汉奸的活动情况，这个人个子中等，三十多岁。我父亲说这个人老家是巨庄翟家的，是打到敌人内部的地下党，他是在鬼子红部里干地下工作的。他来的时候总是挎个长提篮，穿着大褂，戴着大礼帽，很和气的样子。只要他来了，老李老王就管饭喝酒，那时到处是敌人，老李对父亲说：“不管什么时候敌人进了庄，你拿捷克式要沉着大胆，不用怕，不管来多少敌人我们也能打出去，怕没用，我们要机智勇敢。
老李的家就是蒙阴，他不到四十岁，他说他家不穷，九岁就结婚，出来多年了，家里孙子都有了，就算复员也不想回家了。1945年鬼子投降了，他复员后又来我家一次，据说他真没回家，在东北山上又安了个新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