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了反攻阶段。这年秋天，胶东区党委调我接替李研吾的工作。当时，李研吾在区党委组织部分管青岛工作，他要去参加分局召开的城市工作会议。我到组织部不几天，李研吾与于克（当时在分局党校学习，就地参加了城工会议）一起回来。山东分局决定胶东区党委城工部长由于克担任，他回来后便筹备并主持召开了城市工作会议，参加会议人员，我现在能记得起有：李研吾、滕景禄、耿桥和我，以及各海区、各县的有关负责同志。这次会议主要学习贯彻1944年6月5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指示”和分局城工会议精神，重点讨论了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在抗日战争进入反攻的形势下，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应与根据地工作并重。
第二，为了便于掌握市内情况，及时领导斗争，领导机关应尽量设在靠近城市的边沿地区，多头领导，分散隐蔽，建立健全交通联系。
第三，不单纯举行城市内的武装起义，而是配合我军进攻，搞里应外合，最后夺取城市。
第四，城市内的地下工作人员要职业化，要深入敌人的机关、工厂、学校和各种群众团体，广泛开展交朋友活动。
第五，各海区、各县要有计划地物色有条件的党员、群众向敌占城市派遣。
这次会议决定：成立区党委城市工作部，成立烟台市委和青岛工委。
1945年初，青岛工委正式成立，我任书记，委员只有耿桥；另有几名具体工作干部和随我行动的一个武工队（加强连）。工委开会一般都请李研吾参加。
1945年初，我带领武工队到了海阳县邢村东面的南丁村（工委机关以后就设在这里）。海阳县委为我们调配了几名基层干部，并介绍了几个联络点的情况，工作开始有所发展。当时工委主要工作是：第一，整顿市内党组织。我接手青岛工作后，市内仍然是3个支部，书记分别是张辽、杨真、莫易，由于党员之间横的关系太多，不符合地下工作的原则，因此着手整顿，力求切断横的关系。但是，当时机关在市外，情况掌握的少，只靠政治交通转达，再加上市内的一些同志互相熟悉，一下很难割断。结果在日本投降后不久，颐中烟草公司党组织遭到破坏，不少同志被捕或撤出。第二，建立政治交通线。由于领导机关在市外，市内各方面的情况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只有靠政治交通传达，所以建立交通线是开展工作的重要一环。当时耿桥负责西面的工作，已建立了一条交通线；我在东面由海阳县委协助抽调了3只渔船，在邢村南面的海头建立了一个秘密交通小组，由水路经王村岛（敌占区）到即墨、青岛；随后又建立了一条陆路交通线，经店集到即墨城再到青岛；还建立了几个联络站。市内地下党员张辽、杨真、于山、刘琦、宋海、左毅、梅山等，都通过这两条交通线来工委汇报过工作。第三，派遣打入。当时区党委要求各个海区、各个县都要物色人员，向敌占区打入，向青岛打入。我记得工委派出的有邢树桂（现名邢振风）、毕相臣（已牺牲）、于文卿等，他们都在市内开展了一些工作；特别是邢树桂，在青岛学生、教员反“甄审”运动中表现很突出。
在我们的工作刚刚打开了一些局面的这年春天，日寇害怕美军在青岛登陆和飞机轰炸，到处捉人挖防空洞，加紧蚕食我根据地；邢村地区也遭到了日寇的疯狂进攻。这时我们是集中力量对付敌人的进攻，采取的是罗荣桓提出的“反边战术”、“敌进我进”；同时也加强了敌占区的工作。
1945年8月，我参加了城工部召集的各海区及青岛、烟台工委负责同志会议。这次会议进一步研究了如何加强敌占区的工作问题，但会议没开完，上级传达：日寇无条件投降了，要求同志们立即赶回去，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在我动身前，区党委书记林浩向我部署了青岛的工作及任务，并指示我立即赶回前线。我记得在日寇投降后的第二天，我便和耿桥一起动身到达崂山，住在傅家埠东面的小山村；随即见到五师政委刘仲华，他告诉我已接到区党委的指示，决定成立行动委员会，他任主任，我任副主任，负责做准备解放青岛的工作。不久，刘仲华率领部队到后方休整，便把前线的工作全部交待给我。以后，我们的工作重点就是准备里应外合，解放青岛。
为了把青岛市内各方面的地下力量统一起来，我建议区党委派李研吾进入市内，统一指挥。在市外，我们主要是完成包围和监视青岛外围敌人以及和市内党组织取得联系。当时，五师留下的一个团主要监视即墨城内敌人和保护后方联系的交通线；我带着4个武工队布防在白沙河一线，监视河南的敌人。河南有李先良、赵保原的游击队，经常过河来抢粮；我们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敌人过河，我们就打，经常一天有好几次小规模的战斗。晚上我们就派出武工队，渡过白沙河，逐村逐村的把情况摸清、查实，在每个村庄建立一个或两个联络站，以便和市内同志联系，运送手榴弹和手枪。同时，还利用解放烟台时缴获的敌人的“准备票”，支援市内党组织就地购买武器。当时日本人正疯狂地抛售物资，回拢准备票子，并加以销毁。因为留下准备票子，国民党来了后，要按照准备票子的准备金如数偿还；留下物资，就要被国民党全部没收，所以，对日本人来说，用物资换取准备票子丝毫不损害自己的利益。我们就是利用这个机会，把准备票子大量运入市内，通过关系从日本人和汉奸手里购买枪支弹药和“洋布”、白布等军需品。这项经济工作，主要是青岛办事处搞的。这个机构是日寇投降后，胶东行署在崂山惜福镇设立的，派李润生任主任。他是当地人，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通过上述工作，市内和市外不仅保持了经常的联系，而且市内地下党还组织了一部分地下武装，为里应外合解放青岛做了一定的准备。
为了准备接管青岛，中共山东分局决定：将原属胶东区党委和滨海区党委分别领导的两个工委合并，组成了青岛市委和市一级行政机构，由林一山任书记（兼市长），委员有史甄（兼市府秘书长）、刘特夫、宋子成（兼公安局长）和我。市委驻在即墨灵山以北的一个村内。市委成立后，要求各工委向市委集中，以便统一领导。记得大约是8月底9月初，我从前线回去参加了市委第一次会议。会议由林一山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宋子成和我（其它委员没到会），王建功也参加了会议，会上，林一山传达了山东分局关于青岛市委成立的决定，讨论了青岛工作的有关问题。
会后不久，形势便发生了变化，中央确定先抢占东北，山东的主力部队都到东北去了；青岛暂不用武力解放，仍要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搞好秘密工作。1945年底，区党委调我去华东局党校学习，我的工作交待给了王台和耿桥。
这就是我主持青岛工委工作的一些情况，希望有关老同志提出补充和修正。
（原件存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