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夏，我在日照老回区(安岚区)任分区宣传委员时，县委组织部长孙汉卿调我去抗大山东分校(岸提干校)学习，因当时日照党组织未公开，假称去青岛找表兄沈光先(沈原生)谋生，绕道青岛沈处，同他说明来意。这是我去抗大前第一次去青岛。
沈光先自幼失去父亲，同母亲、几个姊妹过着贫困的生活，在日照地下党员、其表兄徐子良的帮助下，上了3年小学。七七事变后失学，他去敌占青岛找其姐夫徐仲义谋生，在一家日本人开的洗衣店(吉林路23号)当店员。他吃透了贫困的亡国奴生活的困苦，因此，当他听说我要到中共的抗日大学去学习作抗日救国的工作时，他表示愿到解放区工作。我离开青岛返回日照后，向孙汉卿汇报了在青他的情况。县委组织部开了组织介绍信，经五地委、鲁中党委和当时驻在沂南青驼寺的山东分局，介绍我去岸堤干校学习。我学习时，由于日军在沂蒙进行大扫荡，干校随山东分局备战反扫荡，3个月的学习半年才结业回到日照。
之后，经已任五地委组织部部长孙汉卿决定，我回日照，任新开辟的碑廓区分区委书记，开辟新区的党政、抗日救国工作。工作期间，我因患重病大吐血，县委决定我回安东卫家中治病，待病治愈，县委决定成立安东卫直属县领导的特别镇委会，任镇委书记，我以安东卫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秘密开展安东卫的工作。
不久，孙汉卿亲笔介绍信介绍八路军一一五师的敌工参谋秘密与我联系，叫我以镇政府名义出面，通过安东卫邮政所，检查往返青岛的邮包、信件，在边沿地区开展对青岛市的工作。
为了进一步开展青岛市的工作，一一五师参谋要我去青岛，打入敌伪军内部，搜集情报，作伪军工作。因无此关系，孙汉卿让我进青岛后，先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这样，我第二次进入青岛，在沈光先处落脚。
据《中共青岛党史大事记》记载：1940年夏，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五地委组织部派王刚进入市内，首先在吉林路23号日本洗衣局发展了工人沈原生为地下关系，并带回鲁中根据地培训。经培训，沈原生被发展为党员。后鲁中区党委五地委将他2人派回青岛，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团结教育群众，进行抗日活动。
当时，我同沈原生离青到五地委组织部，首先决定我同孙汉卿作他的入党介绍人，并举行了入党仪式。秘密培训时，除组织部的李克锐负责学习、照料生活外，不与任何人接触。我们学习苏共党史，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教育，并交待深入敌占区工作，要身在曹营心在汉，要隐蔽住，工作不要急于求成，要七分职业三分工作，要自己取得合法身份，站稳脚跟。以后领导机关才提出了地下工作的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
我和沈原生回到青岛后，沈仍以原职业作掩护。我一时找不到职业，就在洗衣店中国工人食堂给他们做饭以作掩护，利用工人休息吃饭之余，向他们讲述八路军的抗日救国的故事，启发他们的民族觉悟，从中选择有阶级觉悟、民族感情的工人，重点接触，发展为地下关系。
在未进青岛时，组织向我交待，地下党的工作要自谋生活，既不发生活费，也不发活动经费。而我在洗衣店既不是正式职业，也不挣工资，只是跟着工人们吃，不算有什么职业掩护。这样，沈原生便叫我到其姐夫徐仲义大港大车把头处帮助工作，给拉大车的临时工开工资。因他们的流动性较大，不便于交朋友。1940年冬，组织来信叫我回解放区的指定地点与徐坦接头。我回解放区时，因穿着异样，当地民兵就把我给绑了起来，押至民兵队部。徐坦看见我，便向我使了眼色，我即明白了。当民兵把我移交给他时，民兵走后就把我松绑了。我向他汇报了青岛的工作情况，他代表孙汉卿向我布置了新的工作，交给我一床新棉被，藏有缩小的新党员名单和学习材料。
两天后，我先返回石臼所，不料大风五六天不止，船不能开，待走时，我回青岛的敌方通行证已过期，我就将过期的通行证改为有效期以内。因怕出事，我就对我所住的店老板说出实情。他说我胡闹。我离开店，买了船票，要到码头检查通行证上船，伪警察查出我的通行证是改了的，就把我扣押了。这时，我想抓起来只要不把我被子里藏的东西搜出来就是一般的问题，反之就是政治问题。这时，我看见已检查过的与我邻近的一个农民，带有一床旧被子，我对他说，我是青岛回家结婚的，带了新被子回青岛，因为改了通行证而被抓，看样子是要坐牢，所带新被子不会给我盖，这冬天是受不了的，你做个好事，把你的旧被给我，新被给你，破旧被他们不会要，我就可以盖旧被子了。农民就与我换了被子，巧的是店老板去派出所检查站送店符走到检查队前，我看见刘老板说：“出事了，怎么办?”
他说：“年轻人不守规矩，有什么办法。”
我说：“老板，我住在你店不是一次两次了，我是好人坏人，你是知道的，如果说我是坏人，那你不就是窝藏坏人吗?”我又说：“我住在你店就到了家，你是会长(商会副会长)，我住在你店出了事你能袖手旁观不管吗？”
他说“怎么管?”
我说：“总得想个办法。”
他伸出一个大指一个小指，大指含在口里说：“办什么事没有这行吗?”
我会意是吸大烟，就问：“要多少?”
他又把5个指头同时伸出，一反一正重复了一次。
我又会意一反5两，一正又是5两，重复了一遍是4个5两，共计20两。我说少些行吗?我现在没有，不过我爸爸在青岛是买办，我回青岛向他要10两20两烟土没有问题，放心去办吧。
他去检查室，不多会伪警察将我放行了。我到了船上，那个农民见我没事上船了，就主动把新被调换了给我，顺利回到青岛。
这时，我还没找到职业。为扩大工作范围，我到同乡邻居关系张守一，他在大港搞搬运工作，我又住在他那，开始在搬运工人中交朋友。在这些工人中，我的同乡很多，所以能说上话，更好交朋友。过了一个阶段，我因无户口，无身份证，在他们之中不便久住，改住在海关日照岚山人，沈的同村胡乃修处。这里相对比较安全，晚上住在海关宿舍，白天就在西镇、大小港口一带找熟人或老乡交朋友。通过交朋友，党员也发展了一些，如老乡苏启通、王宝来。苏启通的舅父是日照邻县的江苏赣榆石桥子庄人，原在安东就掌握了他的外甥苏启通是青岛沧口一个橡胶厂的工人，苏的爱人要去青岛找丈夫，经徐坦介绍给我，在青岛找苏拉关系作工作。我到沧口后，在沧口沧台下路找到了苏的家，经过初步与苏接触，了解到苏的爱国热情很高，有抗日救国的要求，经我进一步进行教育启发，苏提出在沧口有很要好的几个人，可以组织秘密抗日救国的团体，他们的活动通过苏的舅父以跑行商为名往返解放区同徐坦联系，并接受根据地的领导。
他们有的互相之间原来就有一定的人际关系，可以编成党小组。根据秘密工作单线领导的原则，我发展的归我领导，沈发展的归他领导。他们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这时，就以我和沈为主成立了这一时期五地委在青岛成立的第一个党支部，并报徐坦转报五地委组织部孙汉卿。
据《中共青岛党史大事记》记载：“1940年冬，苏启通等爱国青年秘密成立抗日救国小组。为探求真理，寻找抗日救国的道路，住沧口区苏启通等4名青年，秘密成立了抗日救国小组。后与中共鲁中区委五地委组织部取得联系，接受党的领导和教育。”
据《中共青岛党史大事记》记载：“1941年4月，中共鲁中区委五地委领导的青岛党支都建立，经沈原生培养教育，发展在海关工作的李怀远为中共党员，成立了青岛党支部，王刚任书记，沈原生任组织委员，李怀远任宣传委员。”支部决定：一要广泛地团结教育群众，扩大骨干队伍；二制订规划面向全市，重点做好产业工人的工作。
职业问题一直是我在做地下工作最难解决的问题。因为那是工作、生活的基本问题，没有正式的职业不仅给开展工作增加难度，而且还有生命危险，以至破坏整个的地下组织。所以找到了固定的职业，就找到了在青岛的立足点。因此，1941年春，青岛成立党支部时，孙汉卿又一次指示要最快地觅到固定的职业，取得合法身份。我又走向新的征途。
1941年春，根据孙部长的指示，我和沈原生商量，由沈重点抓党支部的工作，我的首要任务是尽快觅到合法的职业。
沈了解到汇泉东方市场附近(记不清是龙江路还是龙口路)一家日本职员宿舍需要一保役(家庭雇工)，就介绍我去看看，经过一番面试，就留用了，留用后日人职员们为考验我是否忠于他们，有意识将纸币丢在地上，我识破其用心所在，就拣起来放在他们的桌上；第二次，他们又将贵重物品象金戒指等物丢到地上，我都一一地拣起放在他们的桌上。此后，他们对我就不再作戒备了，我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在他们上班了，室内只剩我一人，有时口中哼哼几声抗日歌曲解闷，一次一日人职员问我，唱的什么，我在纸上写出答复他：我唱的中国歌曲《苏武牧羊》，并写明歌曲的内容和大意，把他们应付了过去。在这里干了一段时间，虽然掩护安全，但只能利用星期天和假日同沈原生碰个头，并和我单线领导的产业工人党员苏启通、何玉福联系工作，但无法接近群众，开展交朋友发展党的工作。不觉到了1941年的冬季。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珍珠港。这天一早日宪兵队就把汇泉一带的美侨公寓看管起来了，美国成年人在家，外出都戴有白袖章。我所在的日人职员宿舍也忙乱起来了，他们打破了上下班的常规，不几天这些日人职员迁走不见了，据说被抽去当兵了。我也就离开了该日人职员宿舍，回到沈原生的住处登州路2号。
沈原住在吉林路洗衣店内，成立支部后，工作活动很不方便，为便于工作和联系，经研究决定，将沈的妻子接到青岛安家。经与徐坦联系，叫沈的岳父将沈妻送来，在东镇的登州路2号(青岛啤酒厂附近)的一处房子里安了家。从那以后，沈单线领导的地下党员或我同沈碰头时，大多在沈家，同时发展沈的岳父为其单线交通员，往返沈与徐坦之间的联系，工作很顺利。
珍珠港事件不几天，伪警校招生，我考入警校，学习3个月后，分配当了伪警，这一职业使我取得了合法身份，在工作上更加方便。在警校学习时，我就开始了交朋友，发展党员的工作。警校以中队为单位操练、学习，我在学员中利用一切时间和有利条件广交朋友，其中交往较深的有李思温、孙清奎、王昌运等，我同他们为了进一步联络感情，就无话不说。其中的李思温是一产业工人。七七事变前他在上海，后因工厂被炸而失业来到青岛，他们一家都住在沧口宝来纱厂(现国棉九厂附近)宿舍。工厂开工，他们有权力回厂就业，他的家族的人、亲友多是上海、青岛纱厂的工人，他的阶级感情、民族感情都很强，不愿当亡国奴，更不愿当汉奸，此次参加伪警完全是同乡帮助解决吃饭问题。经我进一步的培养教育和学习上的帮助，说明我们要身在曹营心在汉，进一步地加强其阶级、民族意识，就在警校学习期间，李被发展为中共党员。李入党后感到无限光荣，认识到这才是自己要走的道路，我告之这是绝对秘密，他由我单线领导。
伪警校学习3个月毕业后，除个别的“皇亲国戚”分配到青岛市区(市外工作有危险)外，绝大多数学员分配到青岛周围任治安警或交通警。王治才分配到盐滩警察所，孙清奎分配到李村，李思温分配到娄山后，我和王昌运分配到沧口。王昌运因沧口分局特高股副股长是他表姐夫，所以他留在分局，我被分配到沧口沧台路警察分驻所。在警校时我们几人拜了把兄弟，这样都分散了，为了做到相互沟通，我们决定每星期天放假都到沧口李思温家或沧口其他地方聚会一次。
自从入伪警校和分配到沧口伪警察局，与沈原生接触很不方便，为了安全起见，也不与沈多见面。我在沧口与苏启通联系很方便，后来经上级同意，我就脱离了青岛市区支部，成立了沧口党支部，我任支部书记，苏启通任组织宣传委员，党员有王宝来、王伦甫等。这个支部成立后，我再不同市区支部发生横的联系，伪警局的李思温仍由我单线领导(其他人员外围关系，另写)。两个支部分别通过交通员(市区支部是沈原生的岳父，沧口支部是苏启通的岳父)往返根据地与徐坦联系，分别接受地委领导。
随着我在沧口工作的逐步发展，我工作的地区扩大了，工作面随之也扩大了，广交了朋友，群众力量也壮大了，我本身的工作再领导沧口支部既不方便也不安全，因之通过徐坦向孙汉卿部长汇报请示，决定沧口支部书记由苏启通担任，支部工作直接接受根据地的领导。我同苏切断横的联系，只单线领导李思温，同时在伪警局及管辖地广交朋友，发展外围关系。
从警校拜的把兄弟逐渐明确到不做亡国奴，不当走狗，要利用合法身份给中国人多做好事，要在自己工作中所接触的中国人中交朋友。我是发起人，要他人做到首先要自己做到。我一开始分配为交通警，交通岗位就在沧台路、沧台下路和沧口南北大道(四流路干道)的交叉口，我利用这一阵地，首先同大道旁居住的修表工人和在沧台下路头上住的理发工人交上了朋友。
当时我不论在警校还是在警察局都注意搞好同上级的关系，取得他们的信任，方便自己。不久所长调我搞内勤，办户口移动，办理良民证，这就给我开展地下工作创造了更加合法更加便利的条件。我有选择的接近产业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任何能够接触的机会都不放过。例如沧台下路一家劳动人民因办不到良民证买不到配给粮(就是计划供给粮)，在市场上买黑面粉吃，一次他们买的黑面粉掺有大量的观音土，吃的全家肚子痛，但他们没有别的吃，接连吃了两餐，结果全家都拉不出屎来，全家5口人两个最小的孩子死了一个，另一个奄奄待毙，3个大人也都病倒了。事情惊动了左右邻居，报告了分驻所，所长叫我去处理此事。我接近群众的工作机会来了。我去后，首先发动群众掩埋了死去的孩子，请医生抢救，治愈了小孩和3个大人，不到3天，全家恢复了健康。从此我可以以公开合法的身份接近他家开展工作，对他家进行阶级和民族教育。问题虽然暂时解决了，但他家仍无粮可吃，家中3口大人没有良民证，买不到计划粮。我就公开的发给他家3人良民证。就这3个良民证1个月也买不到1袋面粉，买1袋面粉要5个良民证。为此我就把死去的孩子和活着的孩子改为成人年龄，又秘密的发给两个良民证，他家就有了5个良民证，每月可买到1袋面粉。这件事受到他家和他家亲友的好评。这一带的群众关系密切了，也和该地某些人建立了坚固的朋友关系。一家居民（姓名已记不清了），他的妻子和大女儿都是纱厂产业工人，后来他家为了答谢我把他女儿唯一的一块手表送给我，我死活不要，他全家跑在我面前非叫我接纳不可，无奈我收下了。这块表后来交给了组织。
另一件是沧口火车站“红帽子”的事(当时车站搬运工人戴的帽子是红的)。我查户口时发现沧口车站搬运站有一个一二十人的“红帽子”搬运班，他们的家乡是离我家仅有十几余里路的稍坡村。查户口时我主动向他们认了老乡，从一接触他们就很亲近我，愿和我交朋友，他们无非是利用我给他们一些方便。我有意识的公开或非公开的多接近他们，对他们进行阶级和民族教育。在他们之中也有非正式搬运工，我给他上了户口，发了良民证，使他成了青岛的长住市民。在他们之中我开展政治工作，直至把其中一人发展为政治交通员，在我单线领导下往根据地与徐坦接头。从此青岛的工作在伪警局成立特别支部后就形成了三条线，互相不发生横的联系，各自接受根据地的领导。
我的身份和新担负的工作大有可为。我依靠在警校形成的5兄弟组成一个爱国救国小团体，除李思温发展成党员，其他三兄弟都是在正统的抗日救国，不作亡国奴不甘当汉奸走狗，给自己留条后路。王治才是老大，兄弟们都尊崇他，听他的，我们就推他牵头。我和李思温党员的身份并不公开，各自争取为国家为人民多做好事。后来由四弟兄发展到五弟兄，确实为国为民作了不少好事，不能一一叙述。
李思温、王治才两人有家眷，兄弟们碰头活动多在他俩家。李思温有个伯父60多岁，原也是产业工人，因年老失业，住在沧口飞机场附近一个道观(他并未出家做道人)，给道观管理财务。这位老人阶级仇民族恨较深，他同意他的侄儿李思温作救国救民的抗日救国活动。就在1941年冬、1942年春，青岛日伪军不断地乘军用汽车去胶东扫荡，早出晚归，进出都要经过沧口四流干道大路，道观靠大路东边在沧口街外，地处较偏僻。此处有个上坡，日、伪军扫荡汽车走到此都要减速。日军扫荡回来的汽车，装满了被抓的解放区人民。天已黑了，车上被俘的解放区人民在车减速的霎那间，有的便跳车逃跑，日军在车上开枪射击，有的被当场打死躺在路上，有的未被打死或跳车时摔伤，也躺在路上，待车开走后他们带伤爬到暗处道观附近，李伯将他们藏起来，包扎伤口，半夜将他们送出沧口叫他们逃走。在这种情况下，李思温告诉了他伯父，说我是解放区来青岛的八路军。
王昌运是五兄弟中的老五，很年轻，不过20岁，与李思温是同乡，都是山东金乡县人，王昌运有个姐夫在沧口伪警察分局特高股当副股长(姓李，名字忘了)，正股长是日本人。王昌运去伪警校学习是其姐夫保送的，所以学习结束后留在沧口分局。李知王昌运等5人是金兰之交(把兄弟)，因此对我的工作多给予方便。王昌运原吃住在表姐家(李处)，到分局工作后住在分局集体宿舍，但在假日仍到其表姐家吃玩。假日李也多时在家，有时在特高股有什么公务，李在家中常常谈出。王昌运听到后便对我说。有一次特高股股长(日本人)指示特警逮捕日照在沧口火车站干活的搬运工(红帽子)。日本特高股股长得到的情报，说这搬运工团体是共产党组织，至于哪天行动连李副股长也不知。李向妻说日本人对他也不是完全信任。王昌运听说是日照人，就着急的告诉我。我在当日的下午抱上户口册到车站一带以查户口为名，叫他们当晚就要逃出火车站。其实他们并不是什么共产党组织，因为他们家乡是在抗日解放区的接近敌占区的边沿区，家乡常有人来往，他们毫不避嫌经常谈论共产党八路军抗日的一些故事。不知什么人到警察分局密报，因而引起这一横祸。因为他们行动快，伪特警并未捉到一个人。我的交通员也逃回了日照，并把此事向徐坦作了汇报。我估计根据地机关可能开始怀疑我出事了。
正在这个时候，李思温的弟弟 (我叫他小李，名字记不清了)因无法糊口，去当了伪军，吃不了苦不几天就跑回来了，藏在道观他大伯那里。他大伯同李思温和我商量，将他送到解放区参军，加入我军抗日或者到解放区学习。因为交通员回日照再未来沧口，这一事在没有事先同徐坦、地委联系的情况下，我就给小李写了一个密条叫他直接到我家找徐坦，徐坦将小李转送到李仲林处。小李到李仲林处，更证明我出事了，因之经徐坦以我家名义给我发了一份加级(甲级)电报，电报中言到我父亲病故，叫我回家为父安葬。我心中明白是组织来的电报，父亲病故不会是真的。但我仍作悲痛表现，写了葬假报告，有的同事给我送葬品，我都一一收下，准备返回日照。我找沈原生说明石臼还欠刘老板大烟一事，沈又找到伪警局的一位警官，叫他想个办法，这位警官说石臼港归青岛管，石臼警察所长是我天津老乡，给你一张名片找这位所长，刘老板他不敢要什么烟土。
我拿着他的名片，到石臼直接到了伪警所，我见到那位所长，把名片交给他，没有提刘家店那件事。我说某某你的老乡叫我路过此拜望你，所长并不热情，我有意识的看时间，看了手表又看衣袋里的怀表。该所长开口了：你还带了两块表。我问所长有表吗？他说穷的很，哪来的表。我说啊呀，你要哪一块，他说那怎么好意思呢，我说我们是一家，我的也就是你的，手表怀表随你要，我又说手表好些，把手表送你吧。所长拿了表后90度的特大转弯，态度骤然好起来。我说我去旅店住吧!所长说，现在形势很紧张，你身着警服怎么能住旅店，就住在所里的碉堡上是安全的，先住下有什么事再说。我说你看不是着孝吗?(带有黑纱袖章)我父亲病故，我是请假回家给我父亲安葬的。他问你家是什么地方的，我说是涛洛南的一个小村庄，在安东卫附近。他说那一带是八路军管治区，你怎么去的了，先吃饭休息，走时再说吧!吃中午饭休息了一会，我说要到我经常住的刘老板处看看，不去住了同他说声。所长说我同你一起，我来说那件烟土的事情。到了刘家后，刘见我身着警服又是同所长一起，不等我说话，刘说不提那些了。这件事就如此了结了。
第二天我要走，该所长说好，把警服脱下穿我的便衣，（实际我手提包里有便衣）我给找一辆车派几个弟兄送你上路，送到涛洛岭(凤凰山有敌炮台) 附近再往南你自己走，叫弟兄们回来。途中带队的伪小队长(副所长)别兴泉说，我家是别家村的，我到村里找保长(走的早未吃早饭)派饭吃。饭后别兴泉要回自己家看看，我买了两包点心去看他的父母，我称他父母伯父母，他父母弄不清我是谁，热情的接待我，我认识了他全家的人。他家开弹棉房，在村中是势力人家。就这次同伪小队长别兴泉交上了朋友，事后叫我二哥和姓张的交通员以贩棉布往返石臼所，他家成了我的秘密交通站，往返石臼所的必经之路。后来介绍给徐坦，我离开青岛徐坦牺牲后再无人去。
到了涛洛岭，他们荷枪骑车转身往北走，我骑上邮车往南走，很象个邮差(解放后叫邮递员)，为了晚些时进村，多走些路到安东卫家，在家晚间说话被后院邻居听见，报告了村长童明斋，童当晚转报了住在小王坊村的区政府。拂晓区中队包围了我家，说王老三(我父亲)的儿子当小汉奸回来了，便把我捆绑起来连我骑的绿色车子带到区公所，捆在院子的树上，不多会区公所开饭，与我接头的徐坦也来吃早饭，徐看见向我会意。饭后徐向区长张静震说：将王某交我送县吧。（徐坦、张静震和我都是安东卫人，都是同一个时期入党的）张说王某叛党当了汉奸，这不能说我们无情，你带到县处理吧!途中徐坦将我放开，一直带到李仲林住处。(当时李仲林并不领导青岛地下工作，李是什么机关以什么身份接待的我，至今还是个谜!）
见到李仲林之后，未到任何地方，未接触任何人，住在一间屋子里。李安排时间要我向李汇报青岛的工作，根据李的提示整整汇报了3天(这时我并未意识到这是对我进行审查)。
在第三天安排我与在解放区的小李(李思温的弟弟)见了面。这时李仲林说在你介绍李来时，他是干伪军的，组织怀疑你在青出事了，所以把他关起来了，现调你回来，问题搞清了，就可以放他了。李见了我冤屈地哭了一通，我劝他，为了组织的安全，个人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李执意要到青岛。经研究李抱有成见，回青岛不利，决定留根据地青岛办事处在徐坦的领导下工作。我也再未进青岛。青岛党的工作交组织科，我到青岛工委社会科工作。不久徐坦派交通员将小李派回青岛。后来据其哥李思温说，小李在某地被害。
（原件存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
【作者简介】王刚（1921—）原名王原生，又名王泽勋。山东省日照县（今日照市）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日照县委第八区委书记，中共青岛支部书记，襄城县城关区区长，武汉市公安局七分局侦保股股长，武汉市公安局户口科科长、交通大队政委、副处长，武汉市检察院副处长、处长、办公室主任，武汉市江岸区法院院长。1984年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