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山东人，而山东人并不了解他，因为他长期在省外工作。所谓“落叶归根”，七年前，他终于落户于济南，我有幸与之为邻，朝夕相处，对其战斗经历略知一二。
郑老原名郑廷德，是聊城东昌区老柳头村人，生于1919年11月18日。7岁开始念私塾，13岁上高小，16岁考入中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为了抗日救国，参加中共鲁西北党委组织领导的抗日挺进大队，翌年秋，党组织选派他到延安受训，结业后渡过黄河，被分配到以贺龙为师长的一二0师部情报部门。他从校门到情报部门，此后门槛跨来跨去，再未离开情报公安部门，在这条战线上，他留下了深深的脚印。
1942年延安军政学院结业后，被分配到一二○师锄奸部；
1942年冬，任一二○师太原阳曲情报站长，并兼任阳曲对敌斗争统一工作团政委；
1946年任晋绥区晋中情报总站长；
1948年1月任西北情报工作站长；
1948年6月，任绥蒙公安局情报处长；
1949年2月，任绥远省公安厅秘书室主任，主管情报工作；
1949年“9·19”“绥远起义”后，任中共包头市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兼公安局长；
1953年3月，任绥远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
1954年绥远与内蒙合并，任内蒙公安部副部长，后部改厅，任第一副厅长；
1962年，任青海省公安厅长，省政法领导小组组长，省武警总队第一政委，直到“文革”。
几十年来，郑老与情报公安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离不开这条战线，而这条战线也似乎离不开他。他与这条战线有机地融合为一体了。
勿庸赘言，在那个时期，情报公安工作是艰苦的，斗争是激烈的，甚至是你死我活的，因此需要有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否则很难逾越重重困难和障碍而挺立起来。在那残酷时空的严格考验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呕心沥血、刻骨铭心的坚强战士的伟大身影！
与校先同志相从、相识、相知的原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梁步庭同志有一段评语：“……校先同志是聊城地区入党较早的一位老同志，战争年代和解放后一段时期，曾在内蒙工作过，特别在情报和公安工作方面，有过突出贡献。”这正是对郑校先同志的真实评价。
心灵上的净化和升华
不久前，郑老迁往十亩园，我们虽然分居两处，但仍然经常见面。他思想开阔，步履稳健，满腔热情，一脸祥和，令人可亲可敬，具有典型老革命的风范，与其交往，深受其感染于无形之中。年幼时，他老家比较富裕，本人是青年学生出身。走上革命道路，与一般学生有共同规律，也有其独特之处。
抗日救国，是他参加革命的思想基础。16岁他考入泰安的育英中学。学校是英国教会开办的，但是教师大部分是具有民族意识的，自然受到启迪，特别是讲授国文的班主任夏振秋老师（后来得悉是中共党员，抗日战争初期担任过解放区县委书记、专区专员）是学校爱国领袖，他组织时事研究会、读书会，进行爱国教育。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为抗议日本侵略军入侵华北和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的反动政策，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运动，并组织“请愿团”南下，经过泰安时，夏老师带领40多位同学到车站迎送。有一天夏老师对他说：“国民党不抗日，有坚决抗日的，谁抗日，我拥护谁，我就跟他走！”
不久，夏老师因躲避国民党政府逮捕，而匿藏起来，他觉得失去了依靠。此时英国教会趁机以每学期20元大洋为引诱，动员他入教会，他予以拒绝，并慷慨以对：“我不入你们的教会！也不需要你们的钱！”因该校受国民党和教会双层控制，后来他转学去聊城省立二中。
“七七”事变后，他参加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挺进大队。坡赵村战斗，抗日挺进大队初试锋芒，在日寇猛烈的炮火下，时年18岁的郑校先，奉命带领第一小队冲锋在前，终于冲出敌人包围，而大队长范树民（范筑先将军之二子），大队参谋长、副大队长李钟伶，原第一区队长苗玉池，第三小队长卓自诚还有他姐夫焦锡海等23位战友不幸壮烈牺牲。面对这惨烈景象，他悲愤不已。在极度的悲痛中，他擦干眼泪，昂起头颅，向党指引的方向大踏步走去。从此，他的心灵得到净化和升华。
坡赵村战斗之后，鲁西北党委从抗日挺进大队中选拔6人送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受训，其中就有郑校先同志。入校后不久，他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经过三年半系统的理论学习，他的思想政治水平不断提高，心灵得到进一步净化和升华，而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一把锐利尖刀
山西省西北部与绥远省东南部相毗连，以贺龙为师长的一二0师主要在这里活动，不久组成了晋绥大战略区。
1942年3月，在延安军政大学学习结业的郑校先同志，分配到一二0师做情报工作。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在敌占区的阳曲建立情报站，他被任命为站长。5年来，他团结同志，埋头苦干，深人群众，机动灵活地开展工作，做出了巨大成绩。
在站长的率领下，首先在离太原30公里的山庄上——马铺、凌井、西坪、扫峪一带扎下根，建立起“小根据地”，退可上山，进可直插平川。扎根之同时，即开始建立情报网络，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在各行各业由点到面建立不同类型的线索，除在基本群众中建立许多可靠的基点外，在教育界、商界、知识青年中，以及在敌伪组织中建立可靠的内线“特情”，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为了打一儆百，扩大影响，提高民族观念，鼓舞群众抗日斗志，情报站紧紧抓住除奸这一环。归朝村有一个日本宪兵队的便衣，民愤极大，郑站长带领两名队员，夜间将其堵在屋内，带到离太原很近的敌人据点附近，将其镇压，并将预先写的布告、标语放在尸体上，或张贴于树上，以扩大效果。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在敌伪人员中间也引起极大恐慌，有的有所收敛，有的托人与我拉关系，有的主动送情报，做“好事”，留下后路。情报站也趁机从中选重点，作为争取利用对象，建立敌伪内线。
“枪打出头鸟”。汉奸恶霸依仗敌人势力作恶者，只要“一出头”，立即千方百计将其敲掉，因此“八路工作站”的名声大振！
搜集敌方战略情报，是情报站的一项重要任务。特别是1944年，国际和国内抗战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党中央急需日伪报刊以及日本出版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年鉴之类印刷品，而这样一些东西只有在北平、天津等地才有可能搜罗到，任务十分艰巨，但必须及时完成。他除由地下关系在太原订购日文《每日新闻》、《读卖新闻》等报刊外，先后又通过教育情报网搜罗到大汉奸周佛海的《往矣集》、大汉奸陈公博的《我与共产党》等一批政治、军事、经济年鉴，迅速转送延安党中央。
一般的地下关系，要购置大量日文图书，易为敌人发觉，他于是想方设法找个“掩护”。偶而发现太原郊外的黄寨，住有一个在太原某株式会社干事的日本人。此人常去北平。郑站长请黄寨一教师有意接近，并通过送礼交上朋友。经过安排，这位身为教师的地下关系，与其相约同去北平观光，以学校名义置办了大批图书资料，很快邮运来黄寨。但是，把这批图书运到我“根据地”，却颇费周折。因为这些东西足有两大麻袋，体积又大又重，难于通过敌人哨卡。郑站长亲自安排地下交通，备好牲口驮上，然后加以巧妙伪装，假冒赴镇赶集归来，站长打扮成教师与地下关系在后掩护，遇险而不惊，胜利归来。两年多来，通过情报站搜罗到有价值的日伪资料以万件计，陆续转送延安党中央，受到党中央的表扬。
营救被捕同志，是情报站的一项特殊任务。其中，令人惊心动魄、提心吊胆的一次，是营救交通科副科长冯晋臣同志。一二0师某旅参谋长的爱人是天津伪警察署署长的女儿，组织上派她潜回天津，对其父做教育争取工作，于是特派冯护送。不幸，在路经太原时被伪警察二分署拘捕。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找到曾经有联系的一个伪巡官，郑站长让其从中疏通，说明家中愿意化钱取保，如不成则予以警告：“这人是八路工作站郑站长的亲戚，放行可记一大功，否则决不会善罢甘休，任其选择……”郑站长又亲笔书信送交汉奸，说：“……时下，打日本鬼子解放太原，我办不到，但是要整治你们这几个小汉奸则易如反掌，请署长先生要三思而后行……”后来得悉，这位伪署长看信后头皮发麻，急忙与手下人商量一下，将冯放行。为了保留这个关系，我情报站也作了相应表示。郑为此立一大功，并获奖。
总之，在郑校先站长领导下，情报站还进行了许多短兵相接的激烈战斗，例如“严惩叛徒”、“巧夺敌枪”、“勇探据点”、“爆炸弹药”、“打入敌人内”、“攻打兰村”等等，终于将太原以北、汾河以东和同蒲以西的近百个村庄，由敌占区变成游击区，由游击区变成我解放区。
情报站犹如一把锐利尖刀，直插太原敌人的心脏。在他上任前，一二0师锄奸部李剑珠部长交待工作任务后，询问他有何困难，他立即表示：“没有困难，坚决完成任务！”在旁的一二0师政治部甘泗琪主任亲切赞扬：“好哇！校先同志，你表示的态度很好嘛！”他勇敢机智，敢挑重担，所以取得领导信任，而领导的信任，又是他勇敢机智、敢挑重担、取得胜利、完成任务的力量源泉！
对敌斗争的猛将
解放战争时期任绥蒙行署公安局长、建国后任六十九军政委，后为新疆军区副政委并兼任生产建设兵团政委的裴周玉同志，为绥蒙地区情报公安战线上工作过的校先同志题词是“对敌斗争的猛将，隐蔽斗争的尖兵。”可以说，在那“9·19”前后的情报侦察斗争中，郑校先同志的确已成为一员猛将。
所谓“9·19”，即1949年9月19日，那是绥远国民党驻军起义和平解放的日子。在前后两年时间里，为保证“绥远方式”战略决策的顺利实施，情报侦察工作的方针、任务以及工作方式方法，需要作重大调整改变，以与革命形势发展要求相适应。所以，斗争更加复杂尖锐，任务更加艰巨紧迫，而郑校先同志的作用也更加显著。
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的大好形势下，遵照党中央部署，傅作义将军对其老部下董其武将军等人进行动员说服工作，在绥远地区统领10万军队的董将军，终于接受“绥远方式”进行和平起义。但是，在这期间，蒋介石反动集团千方百计进行破坏，派人前去威胁利诱，分化瓦解，特务组织阴谋杀害，内部少数反动军官对董和进步人士攻击谩骂，暗中串联，另有图谋，使董和进步人士处于困难境地。在这种起义反起义、和平反和平的错综复杂斗争中，郑校先同志开展情报侦察工作。他们的指导思想是：一、坚持“打进去，拉出来”的方针，跟追敌特潜伏踪迹，狠打敌特破坏活动。二、掌握上层动态，为上级决策提供依据。
这里只能略述一二：
一、控制特务组织，追踪潜特。1949年初，东北、北平、天津、张家口和太原等地相继解放，国民党的中统、军统及山西体系特务大量麇集于绥远，与此地特务结为一体，相互利用，大肆破坏绥远和平解放。组织以赵孚民同志为首的情报内线，牢牢掌握和控制敌特活动情况，为一网打尽做出重大贡献。
二、以谭觉民同志为首的内线力量，跟追潜入敌特内，控制敌台，为全歼潜伏特务做出了重要贡献。他韬略有术，隐蔽极深，作为暂时失掉联系的共产党员，能独立自主地进行隐蔽斗争，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他极力取得敌人“信任”，竟成了敌特调统室主任的“保险柜”，直到包头1948年第一次解放，才与情报站接上关系。他与联系人前来汇报工作时，携带所有积累资料，郑校先同志风趣地说：“听说你还有雅号，调统室主任的‘保险柜’，看来这‘保险柜’并不保险，偏偏向共产党敞开了。”谭不无感慨地说：“向党敞开这‘保险柜’好不容易，等了整整七年！”
三、控制可与国民党中央直接联系的六号敌台，获得了不少敌人内部机密情报，极有利于绥远和平解放
四、利用情报关系，内外配合，协同作战，为全歼军统、中统立了大功，为“缓远方式”顺利实施起了一定保障作用。在组织安排下，郑贵同志由大同赴归绥，通过其结拜兄弟邢绐闻打入敌特“绥远站”。邢调任集宁组少校组长，郑随同前往，最后策反成功。后与校先见面，成了朋友。他对邢说：“如果你不反对，那今后我们就是同志了。”邢半惊半喜，问道：“像我这样的人，也可以称同志？”“当然可以，革命不分先后，我们共产党人坚信，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们认为你是误入迷途的青年人。”校先诚恳地说。后来，郑贵与邢绐闻潜回敌区，根据校先同志“从军统内部拉出一核心人物”的指示要求，邢向郑推荐武毓美。这人掌握军统内部人事档案，经报上级同意，校先同志出面设宴请武，策反最后成功。后来不久，武将敌国防部保密局华北副区长田唆布置潜伏组织情况，保密局绥远站所属组织人员名册等等极为重要资料，统统交出，使敌特成为我网中之鱼、瓮中之鳖。……
此外，在“9·19”起义前后，在校先等领导同志率领之下，还发展了华北剿总归绥指挥所中校参谋、中统绥远区主任李守巍等等为我工作，都起到了很好作用。……凡此种种，不难看出，郑校先同志和他们为代表的党的情报公安战线，在党史的锦绣上编织出许多绚丽多彩的花朵！□作者：周坚夫
